桃園市府採取精準、有序、友善方式，持續推動桃園疫苗施打計畫。根據統計，桃園75歲以上長者共10萬1,914人，目前累計接種7萬2,026人，另加上不在籍長者接種2,954人，合計 #75歲以上長者的疫苗覆蓋率達到71.5%。我想，這也顯示民眾的防疫意識增加，對疫苗安全性的信心也大幅提升。

桃園明天起一連三天（7月6日至7月8日），接續開放 #70歲至72歲長者（60歲至62歲原住民族長者）接種疫苗，同時，社區接種站增加八德永豐高中、平鎮東安國中2站，總計共31站。我們1天施打1個年齡層，服務時間為上午7點30分至上午11點30分；也開放73歲以上尚未接種疫苗的在籍長者，持疫苗接種單、身分證及健保卡至社區接種站補接種。

桃園在上週進行 #73歲至78歲長者疫苗接種，7月2日至7月4日已完成接種4萬3,995劑，#整體施打率為69.1%；另完成984位不在籍長者接種、425位79歲以上長者補接種，代表許多長者還是踴躍地施打疫苗。

我們也將在7月9日、下週7月13日，以孕婦專案方式在桃園巨蛋體育館站開設 #孕婦疫苗施打時段，感謝桃園榮民總醫院團隊協助執行施打莫德納疫苗，每天開放800人，兩天總計1,600人。桃園共有18家合作醫院及婦產科開設孕婦疫苗門診，孕媽們也可以透過診所系統掛號，自行前往施打疫苗。

施打COVID-19疫苗，有助於減少重症，我們也會全力爭取第一線高風險人員擴大接種疫苗，並持續進行疫苗專案施打計畫，包括幼教人員、市場攤商、貨運司機、市區公車司機等，希望努力提高疫苗覆蓋率，有效截斷病毒在社區的傳播鏈。

#今日疫情重點【部桃院內感染發展：再增一名確診，為第一波染疫女護理師祖母，累積達10例；醫院清空進度：427名醫護須隔離，高風險院內病患不轉院、一人一室隔離】

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在衛生福利部部立桃園醫院 （以下簡稱「部桃」）院內群聚感染事件，今日再新增1名本土確診病例，為第一波染疫醫師的護理師女友（案839）同住的60多歲祖母（案870），該名新增病例已於1月11日進行居家隔離，擴散風險較小，該院群聚確診數累計達10例。

此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持續對部桃進行感染管控，前進指揮所採取三大配套措施，包括轉院、出院跟留院三種方式，昨（19日）原本預計將轉院220位病患，但其中50多位病人已達出院標準，今天轉院人數下修到169人，因須等待採檢、安排醫院等原因，目前已轉出20位病患。部桃隔離的醫護與員工則增加到427人，已有163人在集中檢疫所，其他人則採取居家檢疫。
　
■新增一例本土個案，為第一波受感染護理師同住家人
　
今天新增確診的個案870，是案839護理師的同住祖母，在1月11日時被匡列接觸者進行居家隔離，12日採檢為陰性，18日開始出現發燒症狀，今日確診。由於發病前兩天到確診期間都在居家隔離，未接觸任何人，因為沒有多匡列接觸者。

至於昨（19日）確診的越南籍看護（案869）原本感染來源不明，今天經陳時中說明疫調結果，研判是遭首名染疫的住院醫師（案838）在1月7日經過9B病房時，協助處理病患胸部積水的狀況，疑似在該醫師為雇主治療時被感染。

經過進一步疫調，該名外籍看護在雇主住院期間，都待在醫院，並非流動性的臨時看護，僅照顧一位雇主。1月13日出院後，確診看護仍持續在家中照顧雇主，沒有外出、沒有客人來訪，直到16日看護出現酸痛、全身倦怠、咳嗽，18日採檢確診。目前匡列8名接觸者，包含雇主、雇主同住與非同住家人，其中5人已居家隔離中。
　
■部桃清空計畫：427位醫護須隔離、163位集中檢疫
　
陳時中表示，目前部桃正在進行「清空計畫」，分成將院內較低風險的病人轉院，以及回溯已出院的病人追蹤。

他表示，病人在轉院前需要採檢，並且轉院後必須住在專責隔離病房，等14天檢疫期滿再採檢一次。至於已經出院的病人，也需要居家隔離14天，期滿後採檢。留在部桃的病人須安排一人一室，落實分艙分流。

自1月6日到1月19日已經出院、轉院的患者及陪病者，指揮中心將啟動健康關懷回溯機制，評估是否為高風險接觸者，若是，則列為居家隔離，也須在期滿時採檢。

針對醫護人員，陳時中表示，目前有427位醫護需要隔離，其中已有163人安排在集中檢疫所，其他則會一一探詢居家環境是否合適。

曾協助SARS期間和平醫院封院的前衛生署長葉金川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醫護人員隔離要做到確實，盡量在集中檢疫所，或消毒過的醫院隔離，不要待在有家人的家中隔離，避免再傳染給家人。

不過，陳時中表示，一人一戶是最理想的原則，目前會針對居家隔離的醫護逐一詢問居家狀況，至少會做到一人一室，並且隔離14天。
　
■醫院現場氣氛緊張，化學兵協助轉院、消毒進行中
　
部桃的前進指揮所則氣氛緊張，不斷響起救護車警鈴，一早救護車與小型巴士不斷進出，準備將病患轉往其他醫院隔離，記者在現場直擊，上午約11點半左右，第一輛小型巴士將4名病患陪病家屬一起上車轉院，國軍33化學兵群則在旁就定位，從病患移出到上車過程，身體、所有攜帶物品與經路線都全面消毒；下午2點多，第二輛小型巴士也運送4名病患轉院，其餘時段則是由救護車將無法行走的病患，用擔架送上救護車，包括駕駛、護理師、醫師等全都穿戴防護裝備。

一名每半年要回部桃醫院抽血追蹤的紅斑性狼瘡患者陳太太表示，今天僅開放少數門診，看診的人很少，抽血檢查維持正常，只是無法前往其他樓層，檢查完走出醫院立刻用酒精噴灑身體與手部徹底消毒，她說自己的命是部桃救回來的，對這家醫院有信心，所以還是照原定時間回診。醫院周邊居民則表示，最近幾天人潮減少很多，希望部桃能早日渡過這波疫情難關。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指出，為減輕部桃的醫療壓力，已經轉出20人。他進一步說明，原訂計畫要轉出220名病患，經過康復者出院後，轉院人數改為169人，並將病患分成三個等級，目前轉出的是第二等級，為短暫與確診人員接觸的病患，共計79人；以及第三等級沒有與確診人員接觸的病患共90人，已陸續協調轉院中。

羅一鈞也於記者會後補充，轉院事宜需要能於近兩天才能全數轉出；而目前留在院內的病患，都是與確診者有較多接觸的第一等級高風險個案，一共約5、60人。
　
■桃園啟動院區轉介機制，相關大型活動皆取消
　
桃園市長鄭文燦在今日上午的市政會議上表示，桃園醫院有上百名醫護人員或工作人員須進行隔離，針對四大類急重症患者，啟動院區轉介機制，將優先以林口長庚醫院為主，其餘將依照類別轉介到別的醫院，另外因應社區防疫等級升高，相關大型群聚活動皆需延期或取消，衛生局也會進行公告，在宣導期後，民眾進入傳統市場未戴口罩，勸告不聽者可處以3000元到1萬5000元不等罰款。

由於部桃清空影響桃園市的急救醫療能量，桃園市衛生局長王文彥表示，未來的急診將針對急性冠心症、腦中風、主動脈剝離、重大外傷等四大急重症，透過院際間轉院機制協助急重症病患醫療處置，除林口長庚之外，也協調聯新國際醫院、敏盛綜合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天晟醫院、聖保祿醫院、天成醫院及怡仁綜合醫院等8家醫院，24小時待命彌補缺口，也與雙北地區醫院聯繫，如桃園境內醫院量能超出負荷，將轉至雙北醫院。

■確診者完整足跡公布：護理師家人曾前往市場、餐廳、摩斯漢堡、麥當勞等地

指揮中心今天也公佈更完整的疫調足跡結果：讓人較擔心的護理師與其兩名家人足跡，皆在桃園地區，呼籲曾到過相關場所民眾，若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需趕緊通報與採檢。

◎案863、案864公共場所活動足跡
1月12日 1200～1700，廣德海鮮餐廳（桃園市桃園區中埔二街36號）
1月13日 1130～1215，桃園南門市場（桃園市桃園區文化街52號）
1月16日
0900～0920，台北大腸蚵仔麵線（桃園市桃園區建國路28號）
1140～1235，桃園南門市場
1900～1920，福隆粩（桃園市桃園區潮州街74號）
1月17日 0700～1000，一品金湯豆漿王（桃園市桃園區宏昌六街210號）
　
◎案865公共場所活動足跡
1月16～18日0930～2100，摩斯漢堡（桃捷A7店，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688號）
1月16日2110～2130，麥當勞（桃園三民店，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313號）

指揮中心發言人、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表示，傳統市場是開放式的空間，不像密閉式空間要強制戴口罩，他呼籲，只要認為會接觸到非特定民眾，最好都把口罩戴起來。陳時中也補充，當在外遇到人潮擁擠、自覺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時，建議帶上口罩。

因這次在部桃醫師休息室中，驗出4處環境有病毒反應，陳時中今天在記者會中提及，希望民眾可以盡量隨身攜帶口罩、酒精，避免摸到環境中附著在物體上的病毒，進而觸摸口鼻黏膜而感染。

陳時中最後表示，這次院內感染的管控，雖然整體目標明確，但清空管制範圍仍是疫情以來最大的挑戰，盡量把有風險的接觸者都隔離開，只要出現相關症狀就即時通報，指揮中心就能馬上溯源、找出可能的感染者。 他表示，過去半年幾乎沒有太多確診個案，個人的防疫較去年年初鬆懈，也呼籲民眾重新提高警覺，避免前往人潮擁擠的地方，隨時戴好口罩、勤洗手。
　
■外交部長吳釗燮前往帛琉採「5+9天」健康管理專案，陳宗彥：將評估未來與帛琉往來都適用
　
此外，外交部發布新聞稿宣布，外交部長吳釗燮於1月20日至22日，以蔡英文總統特使身分，前往帛琉共和國出席新任正、副總統與國會議員就職典禮。

對此，指揮中心副指揮官、內政部次長陳宗彥表示，帛琉這次只有邀請台灣出席典禮，指揮中心在日前已派出5人先遣團，包含防疫醫師同行，去當地了解狀況，最後提出「5天＋9天」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模式。

意即此次吳釗燮前往帛琉，返台後須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5天，不得到公眾場所、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等，5天後採檢陰性，再進行9天自主健康管理。未來也不排除與帛琉任何的商務往來，都採取此模式。（文 / 陳潔、嚴文廷；攝影 /楊子磊、余志偉）

#延伸閱讀
【院內感染怎麼預防、挑戰在哪裡？】https://bit.ly/3oXRnqb
【重返和平──SARS隔離黑洞中難以告別的記憶】http://bit.ly/3aMLzrK

★記錄關鍵時刻，看見事實重要，#贊助報導者：http://bit.ly/2Ef3Xfh

　
#疫情 #報導者 #COVID19 #本土病例 #北部醫院 #群聚感染 #院內感染 #帛琉

高雄人或多或少都聽過龍發堂，
到底這個宗教機構怎麼來的？
　　
看完之後，才驚覺背後勢力還蠻龐大的呀

#打狗故事第二集
#超長文慎入
　　
【把你送去龍發堂】😱
　　-台灣精神醫療史上一個難以分類的篇章
文/ 陳信諭 醫師
　
　　從去年底龍發堂爆發結核病等群聚感染開始，龍發堂的存廢再度被提上檯面討論。在堂眾被陸續移出，以及司法單位陸續展開調查堂眾「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際，龍發堂突然於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暫停精障照顧，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眾(雖然3天後堂方就反悔改口)。這樣的「反撲」，也讓衛生主管機關戒慎恐懼，地方中央已展開緊急應變。
　
　　「把你送去龍發堂」是筆者年幼時，有些長輩恐嚇不聽教訓小孩的話語。而「龍發堂跑出來的」，則是國小學童用來「互相霸凌」之語。
　
　　到底這個充滿著神秘色彩、令人畏懼的地方，到底為什麼成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機構的代名詞？
　
■ 從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間精神病患安置處
　
　　龍發堂官方版本的創立史，帶著點鄉野傳奇的色彩。創堂住持釋開豐俗名李焜泰，僅國小畢業，原在祖先留下路竹農地上務農養豬。
　
　　但1971年，李焜泰40歲時，不知為何佛性頓開，便在農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為師，但這個案連大小便都無法自理，這時，已是釋開豐的住持，用草繩將兩人綁在一起，「為他講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並領他從事些簡單的勞動工作。」根據官方說法，僅僅幾天，這位弟子就變得非常配合，脫胎換骨。口耳相傳後，他所創的小佛堂龍發堂不斷有病人家屬將病人帶來託付，堂史記載「出於同情和憐憫，大師又只好把他們收容下來照顧。」
　
　　不久之後，龍發堂就發展成數百多人規模的病患收容所，還有養殖場、製衣場等，雖然堂方強調「自由活動、不強調藥物、重視社會功能訓練」。但最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還是釋開豐發明的「感情鍊」。堂方讓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顧能力差的病人腰際繫在一起，互相照顧，但不僅引起爭議，還曾經發生過暴力攻擊事件，讓堂眾暴露在風險中。
　
　　1982年，大學畢業的釋心賢拜釋開豐為師出家，並主管龍發堂行政事務和對外發言，讓龍發堂逐漸朝組織化發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維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間普遍傳聞，不堪長期照顧患者負荷的家屬，只要付出1~200萬「功德金」，龍發堂就會照顧患者終生，但家屬若中途要帶走患者，堂方卻以這是捐獻為由拒絕返還。雖然堂方多次公開否認「買斷」等說法，表示是採「隨喜捐獻」，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開的「居住區」、獨特的照顧模式、龐大的堂眾群體，加上宗教色彩，也讓龍發堂爭議越來越多。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龍發堂出現時，台灣精神醫療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1970當時，省立高雄療養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築，主治醫師編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療養院才成立一年，剛開辦60床的住院病床。台灣兩大城市都如此，可見精神醫療設施仍相當貧乏。
　
　　和歐美相比，台灣精神醫療的起步相當慢，再加上社會的恐懼與污名化，對精神醫學知識與制度的引進，也遠遜於其他醫學學科。
　
　　現在西方醫學的引進始於傳教士時代，但精神醫學的引進則要回溯到日治時代，1918年台灣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濟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養神院在松山成立（後來的錫口療養院，1970年代遷移到桃園成為桃園療養院），當時尚無抗精神病藥物，也沒有足夠接受精神醫學乃至各類心理治療訓練之醫事人員，這些醫院較多以「人道安置」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佈「精神病監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會管束的意義都比較大。
　
　　這或許會讓人想到法國哲學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時代瘋狂史》中的大禁錮時代；傅柯在書中提到，關禁閉是十七世紀才全新創造的制度，是作為一種經濟和防範措施，將「貧困」、「沒有工作能力」、「無法融入群體的人」隔離。
　　
　　古典時代的人們從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選擇了放逐，理智獲得了勝利。
　
　　相對於傅柯筆下的法國，國家主導的衛生服務在台灣要等日本殖民時期才出現。而從前現代時期一直到現代化開始，台灣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釋瘋癲之原因，現代國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會互助和宗教團體所取代。許多患者被家屬禁錮，或由廟宇等組織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現代化治理機器，戰後，由中國殖民政權完成。在日治時期之末，臺北帝大已經成立神經精神科，開始引進「理性的力量」，嘗試將精神病「醫學化」。然而，戰後初期整體的公衛政策，「社會角度」仍重於「醫學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榮民醫院成立，而後西部許多找不到去處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確的反動者」在內，人數多達5000人以上。這些病患除了不用繳納費用，更可領有少許零用金，會由工作人員帶領「購物大隊」到鎮上消費，接觸社會。
　
　　當然，除了購物大隊外，投票也是集體出動。據媒體報導，玉里醫院中為了訓練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內貼出選舉公報，並反覆使用「行為制約」、「社會模擬」等模式訓練患者。玉里榮民醫院院內過去甚至曾經成立中國國民黨黃復興黨部支部，因而特定政黨得票率，居然比眷村還要高。
　
　　二戰後數十年間，在中央政府的衛生主管單位，竟也沒有心理健康專責部門或預算。公衛學者陳瑞容和八里療養院的彭英傑便提到：

「1980年以前，精神醫療是完全歸屬於社會救助，其實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補助病患生活照顧，解決社會的問題而已，負責的單位是內政部、社會處、社會局等，在1980年以後才由衛生署主導，將精神醫療當作醫療來看。」
　
　　這樣的情況，當時的精神醫療從業人員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療養院的葉英堃院長和陳永興醫師申請研考會經費進行了全國八十間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結果讓陳永興永難忘懷，他寫道：
　　
「這個研究做完後，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市療簡直像天堂一樣，沒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間和地獄的長相，我們在教學醫院內每天穿得整潔亮麗，早上看門診，中午就是讀書會、討論會，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著準備寫報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過著這種生活。幾乎每家醫學院的學生都走同樣的路，根本不知道我們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灣運氣最好的病人，當時會將病患送到醫學中心住院、看門診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經濟很好的，那時候還沒有健保，能送來這裡的都是家庭經濟能負擔得起的人。我們繞了台灣一圈才知道，全台灣的天堂真的沒幾間，八十間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間，剩下的都是長期收容的院所，不見天日、黑暗淒慘的地方很多。沒實地見識過的人，完全不會知道世間有多黑暗。 」
　
　　當我們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處境和家屬的負擔可想而知。在龍發堂病人家屬的訪談紀錄中，便可以見到，許多家屬並非否認現代精神醫學，也並不相信龍發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長期求醫與進出各類機構的過程中，弄得精疲力盡，最後才找上龍發堂。
　
　　甚至連經過台灣一流精神醫學訓練的醫師，也認為：對於無法取得現代醫療資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龍發堂提供一個比起醫療機構更容易負擔、更妥適的居住空間。寫下這樣話語的，正是第一位進入龍發堂調查的精神科醫師。
　
■ 現代社會與精神醫學視角下的龍發堂
　
　　1982年，台大訓練出身，剛到高醫不久的文榮光醫師，獲得堂方同意帶隊進入龍發堂調查，並在國科會的支持下展開這個台灣特有的醫療行為與民間信仰，以及精神醫療體制的研究。文醫師雖以現代醫學的角度切入，但對於龍發堂的存在的社會功能，仍抱持開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認為，雖然龍發堂所採用的民俗療法，療效上當然比不上現代化的精神醫療院所。不過：
　　
「該堂卻遠勝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機構。因為龍發堂不會把病人當作呆人擺在像倉庫一樣狹小的空間內置之不理，或以類似人間地獄、惡魔島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聯合報，1984.05.01） 」
　
　　此外，龍發堂採用的民俗療法也並非完全無效：
　　
　　「在龍發堂，鐘聲就等於住持開豐，鐘聲的權威已凌駕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約』行為。…在現代精神醫療中有職能治療，即教一些手藝，讓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寧及訓練專心......養豬、養雞、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職能治療的原則(聯合報，1984.04.09)」
　
　　雖然龍發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榮光醫師也同時指出，有6成堂眾皮膚有異狀、4成內科理學檢查異常、3成神經學檢查異常，另有相當高比例堂眾死於感染，這些都是在醫學協助下可以避免的。換言之，堂方若沒有讓堂眾接觸到充分的醫療資源，當然有其責任。
　
　　文榮光醫師的研究引起了社會注意，而其他專業人員，例如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趙庸生也曾帶領學生前往參觀。龍發堂利用禁錮方式的管理也隨著曝光率爭加引發爭議。尤其在1984年更發生一起備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銬逃出，周邊居民以為是逃犯報警，警方出動霹靂小組圍捕，引起廣泛關注和再次的輿論抨擊。
　
　　龍發堂爭議，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會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擬「精神衛生法」。同時，也加速發展精神醫療體系以及擴建精神醫療設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動精神醫療網、隔年精神醫學會與神經科分割、1989年開始精神專科醫師考試認證制度化。硬體方面，推動大型療養院新設和擴建，例如省立桃療八里分院（現八里療養院）、設立500床的嘉南療養院、玉里榮民醫院整建、省立玉里醫院設精神科1200床（現衛福部玉里醫院溪口復健園區）、北市療（現北市聯醫松德院區）復健醫療大樓、凱旋醫院綜合大樓等，合計總經費達32億元，並陸續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啟用。

■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當然，對於精神衛生法的立法，龍發堂大力反對。1989年時，支持精神衛生法立法的高縣立委黃河清，因反對龍發堂合法化，釋開豐便率領病患組成的樂隊，前往黃河清服務處吹奏「西所米」等出殯音樂。不料黃河清數週後居然後在沐浴時死亡，不但民間繪聲繪影，釋開豐還公開表示，黃河清的過世，是因為「連神明都看不過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衛生法的醫師立委洪奇昌，也曾被兩百多名龍發堂家屬包圍服務處抗議。
　
　　相形之下，當時自封「民主戰艦」，作風爭議的朱高正，卻在立法院發言相挺龍發堂。由於精神衛生法草案29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朱高正就表示：
「是否於本條定一些客觀標準，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在我們尚未有足夠的精神病院、精神醫師之前，對這些機構是否做一妥善處理，以免造成社會問題。」
　
　　而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 #王金平 則表示：

「有許多龍發堂病患家屬曾來本院請願，.......大家聽了家屬的陳述後，認為很有道理，同時希望能再了解，類似龍發堂等精神收容機構後，再審本法。因為大家認為，龍發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沒有能力照顧這些病人之前，對類似龍發堂的機構亦必需慎重妥善處理。」
　
　　但不論是龍發堂家屬團體，或是反對立委，均未能影響立法內容，另一方面，康復之友協會等對立法持正面態度的團體和其他病友、家屬，其意見以及復健需求等面向，也沒有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凸顯。因此亦有學者批評為「國家官僚獨大，缺乏市民參與」的精神衛生法。而從配套建設脈絡來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衛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視社會安全，而較少社區化復健醫療的投資。因而在歐美以去機構化與社區醫療為主流已積極發展多年時，台灣則仍持續進行醫院急慢性床數擴增。
　
　　而對現代精神醫學持懷疑態度者，更援引龍發堂為例。如中時記者劉揮斌於1990年一篇名為<回首來時路，龍發堂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寫道：
　　
「現實上，藥物治療對嚴重精神病患完全無效，這也是龍發堂能夠受到病患家屬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醫界卻拒絕省思，以事實成就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反而要借助賦予本身的權源，透過刑法的力量來肯定自我，這種勝利未必光榮。」
　
　　不過，朱高正協助龍發堂「走向國際」，幫助龍發堂大樂隊、宋江陣到東南亞、中國等國演出，以及牽線讓釋開豐到中國推廣龍發堂療法等服務。也讓龍發堂倍感窩心，甚至成為朱高正的超級助選員。而堂眾與家屬的票源，也成為各級選舉的一大票倉。
　
　　而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精神衛生法」後，龍發堂存廢引發各界激烈爭論，在家屬說明會中，釋心賢便指出：
　　
「精神衛生法草案經總統公佈實施後，不但是龍發堂，連所有病患家屬，一個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醫治療，都要罰款；因而致死，還要判徒刑，對家屬而言，可說是沒完沒了。」
　　
　　釋開豐為抗議這項政策，竟使出「解散龍發堂」絕招，龐大堂眾安置問題果然引發軒然大波，最後不了了之。而龍發堂也因此一直被衛生單位視為燙手山芋。
　
■ 進入21世紀的龍發堂
　
　　之後，處於違法身份的龍發堂，爭議絲毫未減。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屬向立委余政道陳情，指控釋開豐自稱是元光神佛下凡，製造合成分身照片誇顯神力，還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屬膜拜，並強迫信徒購買30-50萬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時病患指控釋開豐和釋心賢收容病患每人索價250萬元，並長期凌虐病患，從事無償勞役。余政道當時曾招開記者會批評龍發堂斂財及凌虐病患，但釋開豐對指控一概否認。
　
　　2000年6月，監察委員至龍發堂視察，發現該堂確實有結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縣府輔導合法化，讓病患獲得更好的照顧。衛生署及高縣衛生局介入後，對龍發堂「堂眾」完成身心評估，後續有部分病情嚴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顧。而政府也規劃將該堂改設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輔導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釋開豐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併發症、中風等原因，堂務早已委由釋心賢與第二代住持釋心善處理，營運並不受影響
　
　　然而，雖然衛生署核准龍發堂籌設康復之家，高縣府社會局也核准籌設康復之家附設身心障礙教養院，但因土地變更等問題，遲遲未合法立案。而雖嘉南療養院的精神科醫師每周三會到龍發堂進行巡迴醫療，堂眾也服用精神藥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龍發堂內給藥完全不經管理，堂眾難稱有接受治療。而龍發堂內大量病患，也沒有像是合法的康復之家和精神護理之家有足夠的專業人力、復健活動。
　
　　縣市合併後，高市府也曾有意輔導龍發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復之家」提出申請，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辦非都市計畫土地變更作為宗教使用專案輔導合作案，但因「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原則不得變更使用」而被駁回。在龍發堂並未積極配合解決合法化相關作業下，衛生福利部已於2016年3月31日廢止其康復之家150床許可。
　
　　而到了2017年，龍發堂更爆發嚴重疫情。從7月開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結核發生群聚感染，累計確診阿米巴痢疾個案32例，肺結核6例，在衛生局屢次稽查後，衛生與防疫措施並無顯著改善。而衛生局預估龍發堂之潛伏結核感染陽性率(IGRA陽性率)將達40%，也就是多達200人必須移出。因而衛生局於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龍發堂為傳染病疫情流行地點後，並要求堂方確實落實「移動管制 只出不進」措施，逐漸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龍發堂仍有503名堂眾，在持續移出下，至1月已經降低到332人。而衛生局介入查核後，赫然發現近8年共死亡97人，對部分死因與病歷記載有落差，移送檢調調查。
　
　　然而，龍發堂移出的病人還是一大問題，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屬於第五第六類病人，卻有許多安置在綜合醫院或療養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佔用急性醫療容量，也會對需要病床病人產生排擠效應。就算之後逐步安置，也仍需要龐大經費。經衛生局調查後，龍發堂收容許多患者領有補助，但這些補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傳家屬支付堂方的安置費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進一步釐清。
　
　　此外，在衛生局移出行動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衛生法定義之嚴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沒有「自傷傷人之虞」，無法啟動緊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處理？社政與其他資源如何轉介連結？突然被改變安置地點的老病患，會不會出現遷移壓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這些都是大問題。
　
　　儘管龍發堂爆發疫情後，的確需要即時的動員處理，但龍發堂在台灣精神醫學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蓋棺論定」，尚難定論。
　
　　以龍發堂在精神衛生治理下形象作為碩論主題的湯家碩便指出：
　　　
「從龍發堂案例來反思今日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與想像，可以發現精神疾病不僅僅是醫療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社會問題，因此也自然無法化約為一種從個人生理跳躍到社會的解決模式。」
　
　　當然，當今的精神醫療強調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單一的向度詮釋疾病，而社會精神醫學也更強調康復（Recovery）的概念，協助病人重建功能與積極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與職業選擇，並以個案管理和團隊服務概念，提供重返社會之協助資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脫過去精神醫學-龍發堂的對立或背後政治勢力衝突的「二元對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為本，並喚起大眾對精神醫療社區照護資源的重視，才會是龍發堂半世紀紛擾下一個理想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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