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日安！暴力—香港四年來的暴力政治--上報】

羅冠聰在香港和台灣受襲。暴力進入政治，在台灣歷史悠久，但在香港還是最近四年的事情。

親毛派在香港發起的六七暴動平息之後，香港進入暴力和政治的雙重冰封期。一般香港人的經驗是，只要不理會政治（不論是共產中國左派或者親國民黨右派），安份渡日、努力發奮，生活就會好，不知為何香港就會燈紅酒綠，不知為何自己明明不是做甚麼高尚職業，但每個月都有用不完的錢。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經驗。在這種經濟發達、士紳化的繁榮之中，「暴力」也被封印。由於鎮壓了六七暴動，香港的軍警治安力量，開始被信任，自然地成為了「暴力」的守門人。

香港人普遍信奉「和平」。每有爭執，香港人都會說：「不要先動手﹗動手就會吃虧。」的確，以前動了手，報了警，動手的通常都會吃虧。但最近四年，這個約定俗成已經瓦解。很多人出了手打人，但只要打著愛國旗號，不論是黑道中人、或者警察自己，打了人，都可以逍遙法外。梁振英在競選特首的時候，曾經與一班新界鄉紳和個別「江湖人士」，於流浮山的小桃園飯店食飯。而事實上不少新界鄉紳也與各路幫會糾纏不清。梁振英勝選之後，拿著一本拍紙薄、一張摺凳，要落區視察民情、聽取意見。很多人去示威，但同樣有大量的疑似江湖人士到場護駕，並且有毆打示威者的情況。

在2014年的佔領運動期間，一般與傳統泛民主派不咬弦（不對盤）的市民，在金鐘佔領點以外，打出了分庭抗禮的旺角佔領區。有一晚，一架房車撞入人群，無人受傷，房車絕塵而去。又有一天的下午，大量黑社會成員洶群而出，拆掉旺角的帳篷、講台，飛沙走石，然後到了下班時間，大量市民迫回旺角，重奪旺角據點。佔領失敗之後，又有幾場針對中國走私客的示威，作為對抗方，每一次都不乏江湖人士的身影。到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個別候選人的選舉街站也受到威嚇，而幫會也被確切動員起來針對某些候選人—例如鋪天蓋地張貼負面文宣。

梁振英在位的4年間，香港政治的暴力場面激增；政府屢次動員江湖人士助戰，有時是拋開了傳統的親北京陣營。在1997年至2012年，香港的二元對抗是虛擬的。一邊是親北京派，一邊是民主派，他們只是靠過一個殘廢的議會演戲，爭取選票，並不是真的深仇大恨。一些親北京派議員私下其實也跟民主派議員有私交。但梁振英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平衡。在上一次特首選舉，梁振英本來陷於劣勢，全世界都不看好他。即使後來北京的形勢改變，梁振英也是險勝，同時種下李嘉誠等財閥與北京的隔閡（他們支持的是來自財閥世家的唐英年）。因此，梁振英的人馬，動用傳統政商菁英的能力不高，於是扶植了大量屬於自己的私人、組織和打手。

羅冠聰受襲，「被港獨」，乃至被示威者打到焦頭爛額、被剝奪參選資格的梁天琦，還被《大公報》記者騷擾和毆打…不只是幫會被動員起來，連親中的喉舌傳媒，行事也越來越暴力化。而可笑的是，親中派和泛民主派這舊日的二元結構，也總是在呼天搶地，說香港人越來越暴力。通常民主派則會指控「本土派」很「暴力」。但他們不去了解，本土派或者其他人的反抗，只是一剎那反應的血氣；但親北京派的暴力，已經成為「一種經濟行為」。由於是經濟，就涉及了很多人的生計，他們會持續舉辦集會，以出席人頭向北京拿錢；敢打的，會襲擊知名人士的，就能謀取重賞。沒有事情也要搞出事情。

梁振英的4年即將結束，這個愛國暴力經濟將會持續下去，找新的主人，就要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所以針對政治人物的暴力事件，可能急增，將來也不會消失。一個社會長期絕緣於暴力，是不健康的；因為他們將會分不清力量和暴力、自衛和侵略，會極為犬儒地拒絕一切，最後成為厭惡自衛和反抗的弱民族。

暴力政治對香港人來說，是天外來客，因為過去30年，他們在英國人的保護當中，一切dirty jobs都有英國的政治特務和指揮官代為處理。但暴力久了，就會像生水痘一樣，之後會有了抗體，成為我們邏輯的一部份，那是積極的。如果一直在無菌環境，不要說爭取自治甚至獨立，連一點血氣和即時的尊嚴都維持不了。帝國邊陲的人未必可以影響中心的決策，但他們可以令政策的執行成本盡量提高。暴力的確會引來暴力，但如果我們一概厭惡它，會連「使用力量」的意識都放棄，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盧斯達：日安！暴力—香港四年來的暴力政治--上報】

羅冠聰在香港和台灣受襲。暴力進入政治，在台灣歷史悠久，但在香港還是最近四年的事情。

親毛派在香港發起的六七暴動平息之後，香港進入暴力和政治的雙重冰封期。一般香港人的經驗是，只要不理會政治（不論是共產中國左派或者親國民黨右派），安份渡日、努力發奮，生活就會好，不知為何香港就會燈紅酒綠，不知為何自己明明不是做甚麼高尚職業，但每個月都有用不完的錢。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經驗。在這種經濟發達、士紳化的繁榮之中，「暴力」也被封印。由於鎮壓了六七暴動，香港的軍警治安力量，開始被信任，自然地成為了「暴力」的守門人。

香港人普遍信奉「和平」。每有爭執，香港人都會說：「不要先動手﹗動手就會吃虧。」的確，以前動了手，報了警，動手的通常都會吃虧。但最近四年，這個約定俗成已經瓦解。很多人出了手打人，但只要打著愛國旗號，不論是黑道中人、或者警察自己，打了人，都可以逍遙法外。梁振英在競選特首的時候，曾經與一班新界鄉紳和個別「江湖人士」，於流浮山的小桃園飯店食飯。而事實上不少新界鄉紳也與各路幫會糾纏不清。梁振英勝選之後，拿著一本拍紙薄、一張摺凳，要落區視察民情、聽取意見。很多人去示威，但同樣有大量的疑似江湖人士到場護駕，並且有毆打示威者的情況。

在2014年的佔領運動期間，一般與傳統泛民主派不咬弦（不對盤）的市民，在金鐘佔領點以外，打出了分庭抗禮的旺角佔領區。有一晚，一架房車撞入人群，無人受傷，房車絕塵而去。又有一天的下午，大量黑社會成員洶群而出，拆掉旺角的帳篷、講台，飛沙走石，然後到了下班時間，大量市民迫回旺角，重奪旺角據點。佔領失敗之後，又有幾場針對中國走私客的示威，作為對抗方，每一次都不乏江湖人士的身影。到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個別候選人的選舉街站也受到威嚇，而幫會也被確切動員起來針對某些候選人—例如鋪天蓋地張貼負面文宣。

梁振英在位的4年間，香港政治的暴力場面激增；政府屢次動員江湖人士助戰，有時是拋開了傳統的親北京陣營。在1997年至2012年，香港的二元對抗是虛擬的。一邊是親北京派，一邊是民主派，他們只是靠過一個殘廢的議會演戲，爭取選票，並不是真的深仇大恨。一些親北京派議員私下其實也跟民主派議員有私交。但梁振英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平衡。在上一次特首選舉，梁振英本來陷於劣勢，全世界都不看好他。即使後來北京的形勢改變，梁振英也是險勝，同時種下李嘉誠等財閥與北京的隔閡（他們支持的是來自財閥世家的唐英年）。因此，梁振英的人馬，動用傳統政商菁英的能力不高，於是扶植了大量屬於自己的私人、組織和打手。

羅冠聰受襲，「被港獨」，乃至被示威者打到焦頭爛額、被剝奪參選資格的梁天琦，還被《大公報》記者騷擾和毆打…不只是幫會被動員起來，連親中的喉舌傳媒，行事也越來越暴力化。而可笑的是，親中派和泛民主派這舊日的二元結構，也總是在呼天搶地，說香港人越來越暴力。通常民主派則會指控「本土派」很「暴力」。但他們不去了解，本土派或者其他人的反抗，只是一剎那反應的血氣；但親北京派的暴力，已經成為「一種經濟行為」。由於是經濟，就涉及了很多人的生計，他們會持續舉辦集會，以出席人頭向北京拿錢；敢打的，會襲擊知名人士的，就能謀取重賞。沒有事情也要搞出事情。

梁振英的4年即將結束，這個愛國暴力經濟將會持續下去，找新的主人，就要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所以針對政治人物的暴力事件，可能急增，將來也不會消失。一個社會長期絕緣於暴力，是不健康的；因為他們將會分不清力量和暴力、自衛和侵略，會極為犬儒地拒絕一切，最後成為厭惡自衛和反抗的弱民族。

暴力政治對香港人來說，是天外來客，因為過去30年，他們在英國人的保護當中，一切dirty jobs都有英國的政治特務和指揮官代為處理。但暴力久了，就會像生水痘一樣，之後會有了抗體，成為我們邏輯的一部份，那是積極的。如果一直在無菌環境，不要說爭取自治甚至獨立，連一點血氣和即時的尊嚴都維持不了。帝國邊陲的人未必可以影響中心的決策，但他們可以令政策的執行成本盡量提高。暴力的確會引來暴力，但如果我們一概厭惡它，會連「使用力量」的意識都放棄，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