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夜語🔅

主講人 : 台大社工系教授 古允文

講題 : 團結當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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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1991年8月到英國攻讀博士時，正值英國社會政治動盪的氛圍，柴契爾夫人十一年執政結束，她當政間推動"人頭稅"，第三任期間改掉過去人民需要依照居住的大小和所有權來繳納地方稅，是某整程度得財富重分配，因此引發許多人民的不滿。同黨保守黨議員要求她下台，否則將來大選將難以取得國會席次，屈服於同黨壓力，她不得已下台，由梅傑接任她擔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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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萬軍公教人員，代表60萬個家庭，是非常大的力量，團結當自強！毋妄自菲薄！

證所稅紛爭帶來的深痛省思
2015年11月19日 04:10
黃春生會計師
民國104年11月17日上午，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證券交易所得稅。擾嚷三年的證券交易所得稅紛爭，終於落幕。在此曲終人散時刻，無辜蒼生莫不感嘆，租稅改革的大道，不在那虛幻的「公平正義」，而應是務實的「簡政便民」。

一、失民心的政策將失天下

1990年，英國史上受人尊敬的首相之一，柴契爾夫人堅持開徵「社區稅」（community tax),實際上，就是社區人頭稅。實施結果，民怨沸騰，排山倒海的反對聲浪，洶湧而來。執政的保守黨議員，為了確保政權，只好跟她劃清界限。已失民心的柴契爾夫人，最後還是被同黨議員強逼下台。在她晚年回憶錄中，也坦然承認：「社區稅」的開徵，是她長達11年的首相任內，最嚴重的決策錯誤，也導致所屬的保守黨失掉政權長達10年之久。

回顧民國101年5月初，馬英九第二任總統就職前夕，在無預警，也無政策論述，僅戴著「公平正義」的「鋼盔」，擁抱著「暴虎馮河」的意志，倉促提出「證所稅」開徵議題，以求沽名釣譽於歷史定位。根據民國102年4月，監察院向行政院提出的糾正文指出：去年證券交易所得稅研議恢復課徵期間，造成投資大眾恐慌，股市交易萎縮，股價崩跌，已使上巿櫃公司總市值蒸發2.2兆元新台幣，資金外流154億美元，證券交易稅短徵550億元新台幣，痛批政府在國內外經濟情勢窘困之際，倉促提出證所稅議題，造成國計民生重大損失。導致，馬總統民調支持率遽降至歷史谷底的9％，執政黨在地方選舉大敗，此正應驗了孟子所說的：「傑、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歷史殷鑑，能不讓執政者戒慎恐懼？

二、「先求有，再求好」是白老鼠的政策思維

1984年1月，當時美國總統雷根，有鑑於所得稅制過於複雜、不公平、有礙儲蓄、投資與經濟成長，已到非徹底大修不可的境地，乃於國情諮文演講中表示：「讓我們向公平、簡化與促進成長的歷史性改革之路邁進」。1985年5月29日，經過總統修正後的租稅改革方案，正式提交國會，雷根總統稱之為「美國第二次革命」。1986年9月25日，眾院以296票對136票順利通過。歷經二年八個月的稅制改革方案，才得以完成立法程序。

反觀這次證所稅的復徵，財政部從未提出完整的研究報告，誠如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所說的「倉促、時機不對、有勇無謀」。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也憂心感嘆道「這是台灣經濟災難的開始」。更何況證所稅課徵的立法條文，粗糙又叢生爭議。但因馬總統執意開徵證所稅，有關部門只好投其所好，只要「證券交易所得稅」這幾個字還在稅法上出現，就算達成任務了。至於稅收能否確保？資本市場是否因內外資的差別稅負，釀成內資外流，外資予取予求？均以「先求有，再求好」，是唯一標準答案。

三、簡約是細膩的極致

賈伯斯（Steve Jobs）曾引用達文西的名言：「簡約是細膩的極致」。「保持簡單，比複雜還要難，你得理清思緒，才能化繁為簡」。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裏，只要涉及人民權益的公共政策，政府必要有縝密規劃，力求簡單便民，這就是雷根租稅革命成功之道。此觀之民國78年底，時任財政部長郭婉容，有鑑於股票巿場每日交易量龐大，為簡化稽徵手續，便利徵納作業，基於簡政便民原則，將證券交易稅提高至千分之三，並明確表明含蓋證所稅在內。證券交易所得稅既已附加在交易稅上，乃自79年1月1日起，證券交易所得免徵所得稅。

從郭婉容部長對證券交易所得課稅的變革中，讓人深深領悟：任何課稅方式，倘若無法有效確保稅源，則其所追求的只是「虛幻的公平」，絕非「正義化身」；不論其名稱如何，倘若有助於掌握稅源，更能體現「實質的公平」，並非「離經叛道」。這次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證所稅，實際上，又重回郭部長的租稅改革老路。「日光之下並無新事」，租稅改革步履維艱，惟從中外租稅改革潮流觀之，唯有簡政便民才是租稅改革的康莊大道。

(工商時報)

換柱風波／不投朱 誠信不該是理由

2015-10-15 01:46:07 聯合報 黃樸／文字工作者（台中市）

「換柱風波」演變至此，確實令人嘆為觀止。

有批評指控國民黨高層的毫無誠信：全代會都通過的人選，為何還會遭受陣前換將的羞辱？人無信不立，政黨又何嘗不然？

遺憾的是，政治是現實的權力遊戲，政黨尤其不是道德的化身。一旦情勢發展江河日下，為保全政黨利益或國家大局，誠信即不是非守不可的美德。以英國來說，柴契爾夫人因推動人頭稅在內的一連串失政，民調持續面臨低潮，保守黨內對手為了保住政權，在一九九○年透過黨團議員的投票罷黜了鐵娘子。這實際上就是一場政變：選民在一九八七年讓柴契爾領軍的保守黨大獲全勝，按理說，她當然必須信守對選民負責、幹完任期的承諾，黨內同志卻不管這一套。

澳洲人對於這種政變，更是習以為常。這幾年來，總理被同黨掃地出門的先例即有三件：艾伯特及勞工黨前總理陸克文和吉拉德，都遭遇相同命運。

如果國會選舉就是最高加持的話，黨團表決根本毫無正當性可言。然而，西方人畢竟還是務實主義者，他們很清楚政黨為權力而存在的現實，所以默認這種黨內自相廝殺、把誠信擺一邊的柔性政變。

從國家大局來看，這也可能是一種面對危機的解脫之道：透過大選勝利得天下的人，未必能夠馬上治天下。一旦危機迫至，統治者卻又束手無策，等到下一次大選時，恐怕國家已奄奄一息，提前換手可能就是因應難關的必要手段。

德國總理梅克爾在九月初決定門戶開放，中東與非洲的難民大舉遷徙不止，民怨沸騰與日俱增。如果等到二○一七年的國會大選，才讓選民表達意見，恐怕那時的德國，早已難再起了，因此，許多人都在推測與期盼，梅會在同志的逼宮下提前引退。

再回到「換柱風波」：洪秀柱不是政權的掌握者，她的競選之路坎坷，責任的確也不完全在她。至於朱立倫，沒能在第一時間決定參選，則無疑是敗筆之作。

然而，往者已矣。困獸猶鬥，何況政黨？如同天下所有政黨，國民黨沒理由為了維護初選制度，而一頭撞進可以預期的無底深淵；選民可以不投國民黨或朱立倫，但是欠缺誠信不該是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