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是這些年來我擔任論壇編輯的一次奇幻時刻。

馬學樅是國府來台初期的國語日報編輯，他在1951年涉入匪諜案，遭槍決在案。馬學樅同時也是我們的專欄作者王正方哥哥王正中（中研院院士）當時的數學補習老師。王正方以這篇《老馬叔叔　我們都記得您》為馬學樅的故事做結，寫到這位思想左傾，堅持自己的想法，剎那間如風捲殘雲般的被當局處決的老馬叔叔，文末還說道：「老馬叔叔，我們都記得您」。編輯完這篇文章後，想到那個變幻的時代，我心裡一度相當悵然。

沒想到，就在我做完稿子之後，王正方老師突然來信，說馬學樅的家人與他聯絡上了。原來，王正方在先前的專欄裡兩度寫到馬學樅，竟意外讓馬學樅在中國大陸的家人看到了，他的外孫女聯絡王正方，說馬學樅是他的外公，在大陸有六個孩子，自從去臺北後與這邊的家人就失去了聯繫，七十多年來沒消沒息，一直讀到到他的文章，才知道馬學樅在臺北生活的點點滴滴，外孫女邊說邊哭，說72年了，終於知道他老人家的消息。

他們在微信上說：

「 我是在網上查找國語日報的相關資訊時，意外看到您的文章，“梳子換牙刷的故事”，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馬學樅有六個孩子，老五馬秉煜和老六馬秉瑩尚健在，我正在告訴他們我聯繫到了您老。我告訴他們我聯繫到親人啦。

王老先生您好！我是馬學樅的外孫女王蕾，能與您聯繫上我們真是太高興了！萬分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與我們溝通，我媽媽是馬學樅的長女，于2018年去世了，她生前一直都在尋找我姥爺的音訊，雖然知道一些，但也都是隻言片語。現在終於能多瞭解一些我姥爺在臺北國語日報社時的訊息了，再次感謝您

馬秉煜，馬秉瑩，都很激動，萬語千言一時不知從何說起，他們讓我代表他們向您表示最真情的感謝。」

得知這個消息，我信手在GOOGLE搜尋馬學樅，立刻從促轉會的轉型正義資料庫裡查到馬學樅的資料與遭槍決前的圖片，轉給王正方老師，馬學樅的家人也收到，當然再是激動與涕泣………

兩岸政治可以有千言萬語，但人性親情早該繞過這複雜的政治叢林。那時代的本省人不容易，外省人其實也很不容易。

對我而言，最開心是編輯一篇專欄讓六個孩子找到他們父親。（ 三篇文章附於留言處）

【澄清唬爆米花教室：南麻臨朐戰役】

前文提到 蔣公與國府國防部一直低估共軍實力，最大的原因來自高估共軍損失。國軍數次兵敗時，或許出於卸責、宣傳或被共諜迷惑等因素，都過度高估圍殲國軍主力之共軍所付出的損失。

事實上幾次國軍主力被殲滅，初期共軍固然死傷慘重，但後期被圍國軍因缺水致士卒崩潰(如孟良崮之役)、友軍叛變形成缺口(如濟南之役)、彈藥耗盡(魯西南羊山集之役)、糧秣斷絕、士氣崩潰等原因，共軍後期是快速取勝並俘獲大量殘兵。

所以當 蔣公決定繼續進攻沂蒙山區，乃肇因於高估共軍損失，認為共軍也僅剩口氣，當打擊到底，才會電令胡璉將軍依原計畫進佔南麻。

整11師依胡璉將軍規劃，以高莊、北劉家莊、石錢山、吳家官莊為主陣地，另在歷山、塔山、中馬頭崮、邊冒山等地建有外圍據點，並在附近派出警戒部隊伸至據點附近村莊及各小山頭觀測點。師部及第十一旅守往南麻城，第十八旅駐南麻以西五里的高莊，擔任南麻以西外圍據點守備任務；第118駐南麻東北的吳家官莊，擔任南麻以東外圍據點守備任務。

共軍經過將近3周的整備後，華東野戰軍司令部決定以三個縱隊主攻南麻。一個縱隊及渤海軍區三個團打援。具體部署是：韋國清的第二縱隊由沂源縣三岔店東南出擊，一部沿悅莊向儒林集攻擊；主力沿南北鮑莊、青龍山向沙溝、吳家官莊、南麻攻擊。王必成、江渭清的第六縱隊主力由銅陵關西北地區經石橋、小水向中馬頭崮、北劉家莊、南麻攻擊；以一個師繞過中馬頭崮，控制鳳凰山、桑家峪一線，阻擊南麻可能向南突圍之國軍，並配合友軍阻擊由大張莊北攻的國軍整六十四師第一五九旅。許世友、林浩的第九縱隊由西、北兩面進攻。以一個師進至南麻、魯村之間，斷敵西退之賂，向西警戒魯村，向東控制田莊、北埠東以北高地，進而向東攻擊南麻；主力則自三岔店經南北流水莊向北麻、南麻進攻。
負責打援的成鈞、趙啟民第七縱隊由東里店以北地區進至孝村、南北安樂一帶，以一個師控制青泉山、九頂蓮花山、於家崮、狼茂頂等地；另以一部配合渤海軍區地方武裝三個團，控制東里店以北前後大泉莊、石格地區，阻擊國軍整編第九、第二十五、第六十四師北援，保障主攻縱隊側翼安全。

除此之外，魯中軍區兩個團在魯村以西起鉗製作用，另外三個團堅持魯中山區作戰；共軍軍區後勤監護營第一連繼續堅守蒙陰、岱崮，吸引國軍南線兵力。膠東、渤海軍區各以一部兵力繼續圍困昌樂、濰縣之國軍整編第八師外圍據點．配合南麻戰場作戰。

為防止南線國軍第二十五、第六十四、第九師迅速向南麻靠攏，華東野戰軍司令部電令各部於7月17日立即分路開進。但這天如往常下起暴雨，共軍各部行動均被延遲，直到黃昏時分，第2、第6、第9縱隊才完成對南麻整編第十一師的戰役包圍。

1947年7月17日晚，南麻戰鬥打響。戰役一開始即異常激烈，解放軍三個縱隊在特別縱隊部的炮火掩護下，開始發起共軍典型致勝的短促突擊(見附註)。但國軍當面工事竟然有三層鹿砦，導致短促突擊變泥濘中的緩慢推進，加上國軍準備的棉花球照明，共軍的突擊變漫長的消耗推進。18日晨，第九縱隊主力攻占荊山，正向歷山、永興官莊、塔山進攻，第二十六師正向上下豆腐峪以南高地進攻；第六縱隊一部控制鳳凰山陣地，主力進至重喜官莊、埠下莊一線，並向中馬頭崮、太平頂攻擊；第二縱隊進達埠襯南北一線，除以一部配合第六縱隊攻擊太平頂外，主力繼續向西攻擊前進。但這些僅只是國軍外圍警戒陣地，發現遭遇共軍猛攻後，胡璉開始不斷向上級求援示警，但 蔣公初期誤判這只是共軍佯攻，胡璉上級范漢傑將軍與顧祝同司令也並未發現這是共軍主力行動。

7月18日一天後，！！解放軍三個縱隊已占領了大部分國軍外圍警戒陣地，但整11師也全體進入戰鬥狀態中。加上因大雨不停，解放軍炸碉堡的炸藥包開始大量失效，又因道路泥濘，重炮無法變換陣地，。而國軍整十一師則開始憑藉優勢堡壘陣固守，導致共軍進展不只緩慢，傷亡還非常大。

7月19日開始，解放軍各縱隊為加緊攻勢，開始對全面進攻：西線第九縱隊向高莊、南北埠東、田莊，南線第六縱隊向中馬頭崮、連冒山、古泉莊，東線第二縱隊向吳家官莊、石錢山等陣地發起猛烈攻擊。從西、北兩個方向進攻的九縱，以先頭第二十六師第七十七、第七十八團，於攻占荊山泉、480高地等警戒陣地後，直撲魯村以東，高莊以西的崮山。由於崮山扼守著南麻西通魯村、萊蕪的公路，非常重要，由在章縫集之役表現甚佳的第十八旅工兵營（營長孫敬三）據守。19日清晨，解放軍第七十八團攻擊崮山，遇到頑強抵抗，經過整整一日血戰，才以重大的傷亡代價（第一營營長重傷，第三營營長陣亡）攻下了崮山，十八旅工兵營幾乎全員殉國，營長孫敬三逃回後，被胡璉下令槍決(要撤你報上級奉命後帶大家一起撤，要死你要跟士卒一起死，沒有營長獨活其他殉國)，各尉校官均駭然，無不死力抵抗(金門戰役，胡璉司令也授權高魁元將軍斃掉一個膽怯的連長)。九縱二十五師負責進攻第十八旅旅部所在地高莊，並命令該師主力共軍第七十三團攻占高莊西部群山，師特務營也配屬第七十三團指揮，攻擊高莊西北的丘嶺，以配合第七十三團戰鬥。同時命令第七十五團向鳳凰翅、滄涼山、田莊、南布東一線進攻，以策應七十三團的攻擊。第七十三團於19日18時攻占北布東後，向高莊西山子母堡群（第十八旅一個加強營據守）發起進攻，攻擊一天，收效不大。到次日傍晚，七十三團第一、三營改以單人爆破的戰術，逐次拔除國軍西山子母堡群，最終占領該處。共軍第七十五團則在兩日激戰後，終於奪取田莊、南埠東兩個山頭，但國軍高莊西北的丘嶺陣地卻始終屹立不搖。

從北路攻進的共軍第九縱隊第二十七師第八十一團，於7月19日從三岔店、車場、土門、菜園、彩班峪一帶，直撲南麻北部制高點歷山。歷山南面腳下就是國軍十一師部駐地南麻，由一一八旅第五十四團第三營據守。八十一團經一夜激戰，奪取了歷山，但次日即遭遇國軍整十一師的連續逆襲，到20日晚，共軍被迫放棄歷山，向西魚台撤退。

南線共軍第六縱隊及第七縱隊一部，冒雨向沂河岸邊攻進，準備強渡東西橫貫的沂河，進攻南麻。第六縱隊第十八師被據守河南岸柴糧山的國軍十八旅五十三團第三營（欠一個連）所阻，遭遇重大傷亡但無進展。

共軍第七縱隊第五十七團用繩索牽引強渡沂河，但繩索被浪頭沖斷，大部人馬被洪水捲走。第六縱隊第十七師第五十一團則繞道連夜翻過險峻的燕崖南山，子19日凌晨2時抵達沂河南岸南劉家莊。並乘隙強渡1000米的沂河，攻占北岸的北劉家莊山嶺制高點，爾後向周圍擴展，控制了一里縱深、一里半寬的陣地，切斷了南麻十一師師部與高莊第十八旅旅部的聯繫。當時胡璉將軍決斷力刻逆襲，在空中掩護下，從兩面向共軍第五十一團逆襲，到當夜共軍一度被打開的缺口被國軍封閉。

＆之後包括金門戰役、大二膽戰役，都可發現與其他國軍不同，胡璉將軍部都有主動逆襲的精神，孫罡、耿將華兩位時任營長的將軍，在接獲敵情後主動逆襲，是據守海岸的青年軍瀕臨崩潰，國軍卻得以封閉缺口的主因；徐蚌會戰國軍未被全殲，也是第十八軍騎兵團及第十八軍第四十九師，在接獲國防部電令後，依過往經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故意延遲行動，反而沒被包圍，之後發起逆襲，救出胡璉將軍與突圍裝甲兵。

第六縱隊的十六師四十六團主攻馬頭崮連冒山，該處僅由200人據守，但該處地勢險要，三面是陡坡，北面靠沂河，為南麻師部南面的屏障。但共軍四十六團進攻兩日，竟無進展，調來剛繳獲的兩門重炮參戰才攻陷陣地。經三天四夜血戰至7月20日，西線共軍第九縱隊才占領崮山、高莊西山，南北埠東、田莊、水興官莊，並一度攻入第十八旅旅部駐地高莊；南線第六縱隊攻占馬頭崮，並一度攻過沂河；東線第二縱隊攻占沙溝、澇坡河，進至吳家官莊外圍，進展不大而傷亡不小。

但國軍方面也逼近力竭，彈藥也消耗殆盡。胡璉將軍因此嚴令所有傳令、幕僚都交出彈藥，提供前線。◎還好最後空軍和陳納德將軍的航空公司空投來彈藥。 21日，國軍上級終於理解共軍這不是佯攻而是主攻，下令附近3師來援，胡璉將軍也開始進行反衝擊，國軍十八旅成功反衝擊回高莊西山。共軍九縱七十三團立刻重新組織兵力火力反擊，以慘重傷亡再一次奪回西山高地。此役中後來成為江澤民時代國放部長的遲浩田組織營部勤雜人員一起上陣地，他自己也負重傷。

但對解放軍而言，壞消息不止於此，整編第二十五師(師長黃百韜將軍)、第六十四師(師長黃國樑將軍)來的又快又急，不像其他躊躇再三的國軍，很快突破解放軍阻援陣地，攻占于家崮和牛心崮；整編第九師攻至高莊附近；萊蕪整編第五師也逼近南麻；昌濰的整編第八師也正向臨朐開進中。鑒於國軍各部援軍已近，而南麻外圍的陣地尚未全部攻占，粟裕於21日黃昏下令撤圍，各縱隊分別向臨朐縣以南及西南地區轉移。22日，整十一師開始追擊，至悅莊以西之北張良、北石臼之線，和北援的整編第九師會合。由於泥濘、補給缺乏及河流暴漲，共軍又平添許多損失。

而李彌將軍的整八師也進入臨朐，這場共軍最大敗仗第二階段即將打響。

■共軍會接連失敗的另一原因就是毛澤東在當年6月下旬為快速擴張戰果，下令山東共軍分兵攻擊魯西與魯南，這導致南麻戰役高峰時，共軍竟無預備隊可茲投入，導致缺口被國軍封閉。

國共大決戰時，通常是共軍較準確地投入預備隊。使承擔共軍主攻壓力的當面部隊，往往因一波又一波接連苦戰耗盡彈藥，傷員無法運送，尚完好的士兵無法休息而最終崩潰。

☆之後黃百韜將軍晉升司令的黃泛區大捷，整11師增援也是又快又急，就是為了報恩。

多年後共軍文件承認減員5萬餘人，但鑒於國共內戰期間，共軍往往對主戰場部對採取隨打隨補政策，還不計入民工傷亡，國軍又是掌控戰場一方，因此國防部判斷共軍傷亡7萬餘人之數目在這一戰役中反常地非常可信(掌握戰場之一方，評估對方傷亡較可信，另外胡璉將軍並無誇大戰果之惡名)。也因此役，日後毛澤東單獨提到整11師之電文竟有7篇之多。

◇短促突擊：共軍容易被敵人抹黑的人海戰術，核心內容是短促突擊：就是共軍先潛行到目視觀測距離邊緣後，趁夜或趁清晨日光掩護，在炮火下大部散兵猛衝至敵陣，投擲炸藥包、手榴彈或用無後座力炮打入敵工事口。前鋒還包括滾雷英雄(包毛氈快速滾過地雷引爆以清雷)

附錄：

南麻戰役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國共內戰9成5的戰役，都是國軍在共軍代價不大的情況下損兵折將。短短4年間500多萬國軍被共軍殲滅。極少戰役是國軍損失有限而共軍損失慘重，共軍還因此丟失地盤。這種解放軍罕見的大敗，除了南麻臨朐戰役，就是傅作義領導下的大同集寧-張家口戰役。

在國軍一片敗聲連連之中，胡璉將軍領導的整11師與傅作義的35、43軍得以勝多敗少，固有很多原因，包括治軍甚嚴、訓練紮實，但當時國軍普遍面黃肌瘦，整11師與35、43軍士兵卻至少看來還能吃飽(雖然上海與南京桌上仍有大閘蟹與白蘭地，將官高官普遍有納妾或在大城甚至海外置產)。

再加上國軍內普遍因各種弊端與傾軋，還有關係考慮，賞罰不明，士氣自然渙散。而整11師與35、43軍士卒多半在勝利之時能確實拿到蔣公親令頒發的獎金。更重要地，對於怯懦卸責的幹部，胡璉將軍與傅作義司令一向能嚴加裁汰。

在國民黨抗議陳菊人事意圖佔領立法院不到24小時就失敗的今天，不難理解國民黨何以落入如此田地。

曹長青：十.一國殤日痛悼8千萬中國遇難者

10月1日，是中共建立政權70周年「國殤日 」。今天，在天安門前，中共舉行大閱兵，展示軍事力量。在這個巨大專制機器下，過去70年，在沒有戰爭、沒有外來侵略的和平時期，中共發動過70多次政治運動，導致8000多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這個數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8倍，是二戰死亡人數的1.5倍！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位，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 」、「三反五反 」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 」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 」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 」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 」，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 」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 」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 」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 」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 」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 」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 」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 」。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 」。中共當局堅持「反右 」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 」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 」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 」，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位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 」（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 」，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 」，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 」，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 」（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 」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 」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 」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 」）。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 」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 」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 」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 」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 」1999年6月出版）。

「六四 」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位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 」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 」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 」（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 」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位比上述中共官方數位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 」，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 」「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 」。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 」。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 」。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 」，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 」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 」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 」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 」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 」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 」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 」，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 」的《中國「左 」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 」（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 」（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 」（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位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

歷史將審判中共

史達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位。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