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櫃台北中華新館的前身新生大戲院毀於54年前的一場大火

1956年底開幕的新生大戲院於1966年1月19日發生大火，造成30餘人死亡、20多人輕重傷、財物損失約六千萬元，是台灣光復以來市區內最嚴重的火災。

1954年10月9日，周陳玉樹看中了台北市新生報業大樓現址這塊395坪的土地，設法讓當時省營的台灣新生報（接收自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經營的《台灣日日新報》）把這塊地租給了他新設的新生營業公司，條件則是由他免費替新生報蓋一座大樓，其他土地則給他蓋新生戲院，經營20年後再無條件送給台灣新生報。

位於台北市衡陽路與中華路口的新生大廈，是戰後全台第一座超過20公尺高的大樓，也是第一座採用波狀鋁皮鋼架的建築。工務局原本核准的建照是五層樓，用途是戲院，於1955年3月動工興建，但到了1955年12月8日，業主又要求變更設計，申請增加餐廳、舞廳和百貨公司等用途，由於安全問題，歷經台北市工務局黃千里、莊琮耀和林永倉三位局長才核准。

1956年12月31日，歷經兩年籌備的新生大戲院正式開幕，台北市長高玉樹蒞臨揭幕，吳驚鴻、黃曼、夷光等三位女明星受邀剪綵；不過開幕當天僅舉行揭幕儀式，並沒有放映電影，到了隔天（1957年1月1日）才售票開映，當日共放映七場：9:00、11:00、13:00、15:10、17:20、19:30、21:30。

新生大戲院於開幕翌日（1957年1月1日）正式對外營運，首映的電影是派拉盟影業的《金殿福星》（The Court Jester），戲院所啟用的神鏡大銀幕（Miracle Mirror Screen）以及4台35瓦擴聲機等先進設備，充分提供了高級的娛樂享受，不僅大大滿足了觀眾，也開啟了新生大戲院的黃金歲月。

新生大戲院的內部設備按照國際標準設計，共有座位1600個，簡潔時髦的流線外觀，吸引了大眾的目光，電影的魔力因為電影院建築本身的巨大而更為彰顯。

新生大廈臨衡陽路的百貨店及餐廳部份採用鋼筋混凝土，臨中華路的戲院部份則用波狀鋁皮鋼架。這種建築的特色就是牆壁不用水泥和磚，而是用波狀的鋁皮於外，中間夾裝木板，再用隔熱及隔音甘蔗板裝飾屋內，所以戲院雖位於西門町鬧區車聲鼎沸的中華路旁，坐在裡面卻完全聽不到戶外的噪音。隔音設備超好的新生戲院，讓觀眾更能享受看電影的樂趣，周陳玉樹因此由房地產大亨進而成為電影大亨。

於是他趁勝追擊，買下武昌街二段兩側的茶葉工廠，在台北戲院旁蓋了二十幾棟樓房，又在台北戲院右對面蓋了樂聲戲院（1964年8月6日開幕）和毗連的樓房，並出售附近多餘的土地（日新、豪華戲院一帶），其中樂聲與豪華之間的地皮，賣給了煤業大亨李建興（日新戲院的創辦者）；由於周陳玉樹在買賣契約附有但書，規定購得土地者一定要蓋戲院，於是，與樂聲戲院位於武昌街同一側的豪華戲院（1965年1月8日開幕）與日新戲院（1966年9月27日開幕）相繼成立，西門町的電影街亦因此形成。

之後，周陳玉樹又轉戰圓環附近的寧夏路，興建國聲戲院（位於台北市寧夏西路11至15號），於1966年7月28日開幕。

1966年7月28日下午，麗聲影業公司新建的國聲戲院在台北市寧夏路舉行揭幕，由立法院院長黃國書主持典禮，寶島玉女張美瑤蒞臨剪綵。當天放映的電影為《美國國家安全局》（Blindfold），由天王巨星洛赫遜（Rock Hudson）與義大利肉彈C.C.克勞黛卡蒂娜（Claudia Cardinale）主演。周陳玉樹創立的國聲大戲院位於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11至15號，當年地處熱鬧的建成圓環旁邊，人聲鼎沸，生意興隆。不過進入1990年代之後，隨著圓環的沒落與商圈的東移，國聲大戲院終告停業而走入歷史，並於1996年改建為大樓。

然而，新生大戲院的波狀鋁皮鋼架建築雖超級耐震、隔音佳，卻不防火；就在國聲戲院開幕的這一年的年初，新生大戲院發生了一樁毀滅性的憾事。

新生大戲院原先設計的樓梯就僅有三座，戲院這邊靠中華路二座，靠秀山街那邊一座，遇緊急事件時疏散就很勉強了，大樓後來增加了用途，一樓是建新百貨公司，二樓是凱莉咖啡廳，三、五、六樓是渝園餐廳，四樓為「萬國聯誼社」（萬國舞廳），大樓內這麼多營業場所，卻只能共用一座樓梯和一座電梯。

早在1957年1月8日，在新生大戲院旁的台北中山堂光復廳，台北市議會舉行第三屆第七次臨時大會時，市議員黃奇正、陶佩潛、陳愷、趙邦平、方志平、蔡永、王振堯等二十餘人，就輪番抨擊高玉樹市長對新生戲院的安全問題拖延放水，高市長也反駁說新生戲院開幕以來，發現了許多問題，他自己也深感不滿，已指定工務、警察兩局，會同其他有關單位成立小組，對戲院作全面檢查後要求戲院作一次徹底的改善，但這一「改善」就是9年。

1966年1月19日（農曆小年夜) 下午1時50分，新生大戲院正在播映福新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國語片：林福地執導、陽明與焦姣主演的《海誓山盟》時，大火忽然從靠衡陽路那邊的四樓樓梯口儲藏間竄出，旋即迅速延燒，由於整棟大樓外牆完全沒有窗戶，還蓋上一層巨幅電影廣告牌，消防水根本無法灌入，只能放任火焰在內燃燒。

衡陽路這邊又只有一座樓梯與一台電梯，結果樓梯被大火截斷，電梯則因停電而無法動彈，新生戲院這邊的安全門又無法打開，造成四樓萬國舞廳和五樓渝園川菜餐廳全毀，裡頭幾乎無人能倖免。幸好火災發生的時間是在下午，餐廳裡沒客人，舞廳裡的客人數目也不多，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設想。

大火發生時，台北市警察局、憲兵隊、警備總部派出大批治安人員，西起西門圓環，東至衡陽路與延平南路交叉口、北自武昌街與中華路口、南至桂林路，整個西門鬧區全部戒嚴，連所有平交道柵欄都一律放下，禁止行人越過中華路，以免因圍觀而造成交通阻塞。台電城中服務中心也切斷西門鬧區的供電。

台北市警察局出動了全市26部防車，加上陽明山、台北縣、基隆市、桃園縣等警局支援的24部消防車，松山機場也支援了三輛空軍所屬的泡沫消防車。所有北台灣能動用的消防車都來了，但最高的水壓只能射到35公尺，而新生大戲院的位置卻是高達60公尺。於是，等到下午六時，警方宣布「火勢已被控制」時，新生大廈早已全部燒光了。

晚間消防人員清理現場，在四樓萬國舞廳內發現連性別都無法辨識的焦黑屍體24具，六樓渝園餐廳2具。台北地檢處首席檢察官焦沛樹於在晚間9時，率領檢察官曾丁壽、胡致中、王剛及法醫高坤玉、宮可仁，指揮警員在火場勘驗，並將屍體一一編號，然後送往極樂殯儀館及市立殯儀館料理善後。

經過反覆查證終於確認死者身份，有24人死在四樓萬國舞廳，有2人死在六樓渝園餐廳廚房，還有4人則是跳樓後分送台大及馬偕醫院不治。另外消防隊小隊長曾光榮在雲梯上，被跳樓的萬國聯誼社職員唐進之拖到地上，送醫後也宣告不治 。

1966年2月17日，台北地檢處檢察官蘇嶸華、曾丁壽、胡致中、王剛等四人專案偵查終結，以被告周陳玉樹既以新生戲院用途申請建築及使用，卻將大樓二、三、四、五、六樓之部分，分別出租他人開設凱莉咖啡廳、渝園餐廳、萬國舞廳等公眾聚集場所，又將六樓通往戲院內部之太平門及五樓通往戲院內部之太平梯堵塞，致火災發生後造成重大死傷慘劇，實難卸其過失致人於死傷之刑責，惡性殊屬重大，請科以重刑，以昭儆戒。另外，萬國聯誼社舞廳電工胡聰金、業務經理謝培松與總經理徐芝珊，也被一併起訴。由於起訴的同時，受難者與萬國舞廳和新生戲院已達成和解，業者發給每名死亡者二萬五千元，家屬中無工作能力者（男子60歲以上，女子50歲以上，小孩18歲以下）每名在加發撫慰金五千元；殘廢者比照死亡辦理；受傷者醫療費概由業主負責。

1966年4月3日，台北地方法院判決，萬國聯誼社舞廳電工胡聰金依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判刑四年，業務經理謝培松，總經理徐芝珊各依過失致死罪判刑一年，新生大樓業主周陳玉樹則無罪。承辦推事陸祖光指出：「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不能發現確切之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被告周陳玉樹否認堵塞五、六樓太平門及太平梯，稱均係該大樓承租後所為，與他無關。查渝園餐廳經理周毅，在檢察官調查時稱：『五樓通往新生戲院原有一門，是我們圍的。』與被告周陳玉樹所供相符，可見與周陳玉樹無關，應予諭知無罪之判決。」

周陳玉樹在被宣判無罪後，將殘存的新生大戲院建物拆除重建，於原址改建成新聲戲院與麗聲歌廳（黎聲戲院的前身），並於1968年落成啟用。

新聲戲院於1968年1月29日下午3時舉行開幕典禮，由立法院長黃國書揭幕、影星上官靈鳳與韓湘琴剪綵，號稱是「自由中國第一家設有自動電梯最新型豪華戲院」，首部放映的電影為1967年發行的美國西部片《西部新天地》（The Way West）。

麗聲觀光大歌廳於1968年5月17日開幕，當天演出的歌星包括了冉肖玲、余天、李黛華、金陵、秦蜜、馬安琪、婉曲、陳蒂、謝雷等人，除了歌唱外，還有魔術表演，營業票價為25元。

新聲戲院自1968年1月29日開幕之後，鬧鬼的謠言便不斷傳出，但其實新生戲院大火罹難者中，根本沒有任何一個是電影觀眾。事實上，新聲戲院的生意會差，是有比鬼更可怕的生物。

1981年3月24日，少女王代麗中午在看《天才開溜》時，放在座椅扶手上的右手掌被重達一台斤的大老鼠咬了一口，痛得大叫而驚動了鄰旁的觀眾，大家都站起來要幫忙驅走這隻兇悍的老鼠。但這隻大老鼠卻不怕人，鬆了口卻依然在座位間穿梭竄走，吱吱大叫。王代麗趕緊到國泰綜合醫院敷藥，並打了破傷風預防針。

新聲戲院王姓負責人卻發表聲明：「應該不是老鼠，而是被貓咬傷，因新聲戲院裡有四百多隻貓。」問題是戲院裡又為什麼要有這麼多隻貓？不過是貓是鼠，有鬼沒鬼都不重要了，因為新聲戲院終究和新生戲院一樣，都走入歷史了。

進入80年代後，由於其他新歌廳相繼開幕，麗聲大歌廳的生意受到不小的影響，在1981年3、4月份警政署宣佈開放西餐廳演唱後，其票房更形遜色，遂於1981年9月1日起暫停營業。

1982年6月25日，麗聲歌廳原址改裝而成的黎聲戲院盛大開幕，第一部放映的電影是約翰法蘭肯海默（John Frankenheimer）執導，史考特格蘭（Scott Glenn）與三船敏郎主演的美國片《雌雄寶刀》（The Equals，另名 The Challenge）。

1988年5月7日，祝融竟再度造訪此地，整修中的新聲戲院被燒成了廢墟，造成兩人輕重傷，自此，新聲戲院便歇業，而戲院內的老天祿則遷移至武昌街二段現址。2002年原址改建為目前的商業大樓，即錢櫃KTV中華新館的所在地。

影片來源：台灣電影公司、台視新聞

由於1966年小年夜這場大火的災情嚴重，多達51人死傷，再加上發生的日期恰好和火警專線119一樣，於是讓不少人誤以為我國的119專線是源自這場火災，但事實上，我國的緊急報案電話119與110專線早在1959年12月1日就已經啟用了。

1966年1月19日下午，位於台北市中華路與衡陽路交叉點新生大樓的萬國聯誼社發生大火，並波及隔鄰的新生戲院，整棟新生大樓毀於一旦。

1966年1月19日（農曆12月28日；小年夜）下午1點50分，台北市西門­鬧區發生台灣光復以來市區內最大的一次火災慘案。位於中華路與衡陽路口的新生戲院、萬­國舞廳和渝園餐廳全被大火吞噬，而位於新生戲院樓上的萬國舞廳，有許多小姐和舞客被­困在火場，英勇的消防人員也有數人死傷。由於台北市的西門町是最熱鬧的市中心，大火發­生後，約有數萬人在現場圍觀。

火苗最初由四樓萬國舞廳與五樓渝園餐廳中間發出，台北市的消防車全部出動，極力救災滅­火，但由於水壓不足加上消防設備過於陳舊，水龍只能噴到三、四樓的高度，結果造成這棟­六樓建築物四樓以上成了一片火海。位於大樓下的商店，紛紛把財物搬到中山堂旁邊。

最後，在51輛救火車與數百名消防人員的奮勇搶救下，大火才被控制住，直至下午六點，­大火始告熄滅，但新生戲院已被燒成空骨架。總計這場大火造成29人死亡、25人輕重傷­、財物損失約六千萬元，起火原因為電線走火。

當年身為台北市消防隊第三分隊的隊長曾光榮，在救災時為了搶救新生戲院頂端樓層的受困­者，自己跳上了雲梯車，但由於操作不當，結果不幸從雲梯車的懸臂車廂摔落而當場殉職。

半世紀前台北市西門鬧區的這場大火，促使政府開始重視消防連絡措施。有人說事發日期（1月19日）是119專線的由來，不過，根據內政部消防署官網所述，我國「119」報案專線的由來如下：

「119」是我國各地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受理民眾電話報案的緊急專線，源自於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大隊，其參照日本的消防制度，成立「119」勤務指揮中心，同時推展至全國各地。有關「119」由來的說法，說明如下：

（一）「119」符合漢字諧音「要、要、救」， 發生火災時，只要想到「要、要、救」，就可馬上聯想到要撥「119」火災電話報案了！另因「119」其國語諧音為「一一救」；意即只要民眾有任何困難，只要撥電話「119」，就會有消防人員來幫忙。

（二）世界電信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縮寫為ITU）根據國際標準化管理的要求，為了避免火警電話用「0」號開頭與其他通訊服務而相互影響，於是建議世界各國火警電話採用「119」號碼。因此，台灣的緊急報案電話便在民國48年（1959年）12月1日起，就將火警改為「119」、盗警改為「110」。

（三）國內在參照日本消防制度之後，民國59年（1970年）3月成立「119」勤務指揮中心，從這一天起，只要撥「119」，消防人員24小時都會不畏危險為民眾提供服務。

後來該處改建為新聲戲院，但新聲戲院從1968年落成啟用後就不斷傳出鬧鬼的消息，現­在西門町著名的老天祿滷味，最早就是在新聲戲院裡營業。經過了20年，就在1988年­5月7日，祝融竟再度造訪此地，新聲戲院被燒成了廢墟，而老天祿則遷移至武昌街二段現­址。

新生戲院是台灣在1950年代最豪華的電影院，位於中華路東側，與一般我們傳統認知的電影街（中華路西側）不同。這家戲院從興建開始就是個超級大違章建築，負責人周陳玉樹是當時台灣地產業和戲院業首富，他出身貧寒家庭，父親賣擔仔麵，他負責替客人送麵。但他運氣特好，讀國民學校時的老師游彌堅，日後去中國投靠了老蔣，成了「半山仔」（半山仔，簡稱半山，意指原籍台灣，但在台灣日治時期前往中國（俗稱唐山）旅居，然後在台灣光復後返台的本省籍國民黨人士），戰後回台成了接收（劫收）大員，擔任台北市長，直到1950年由黨外的吳三連接任。

由於「半山」在接收時，握有很多日人遺留下來的土地和房屋，以修理收音機為業的周陳玉樹，就改行從事房地產買賣，與游彌堅拉上關係，在台北市區大興土木，蓋造新屋後出售圖利，雖然官司不斷，但因為後台夠硬，始終逍遙法外。

周陳玉樹的房地產與戲院霸業，真的是「成也靠火，敗也靠火」。1949年成都路大世界戲院隔壁國際飯店失火，他靠著在災後的廢墟裡興建二十多棟樓房發跡；之後又在西門町到處以低價購進日本留下的房地產，拆除重建後高價售出。

1954年10月9日，他看中了新生大樓現址這塊395坪的土地，竟有辦法讓省營的台灣新生報（接收自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經營的《台灣新報》），把這塊地租給他新設的新生營業公司。條件就是由他免費替新生報蓋一座大樓，其他土地則給他蓋新生戲院，經營20年後再無條件送給新生報。

新生戲院是戰後全台第一座超過20公尺高的大廈，也是第一座採用波狀鋁皮鋼架的建築。工務局原本核准的建照是五層樓，用途是戲院，但1955年12月8日，業主又要求變更設計，申請增加餐廳、舞廳和百貨公司等用途，由於安全問題，歷經台北市工務局黃千里、莊琮耀和林永倉三位局長才核准。

臨衡陽路的百貨店及餐廳部份採用鋼筋混凝土，臨中華路的戲院部份則用波狀鋁皮鋼架。這種建築的特色就是牆壁不用水泥和磚，而是用波狀的鋁皮於外，中間夾裝木板，再用隔熱及隔音甘蔗板裝飾屋內，所以戲院雖位於西門町鬧區車聲鼎沸的中華路旁，坐在裡面卻完全聽不到戶外的噪音。隔音設備超好的新生戲院，讓觀眾更能享受看電影的樂趣，周陳玉樹因此由房地產大亨進而成為電影大亨。

於是他趁勝追擊，買下武昌街二段兩側的茶葉工廠，在台北戲院旁蓋了二十幾棟樓房，又在台北戲院右對面蓋了樂聲戲院和毗連的樓房，多餘的地皮賣給豪華戲院，然後將樂聲與豪華之間的另一塊地皮，賣給煤業大亨李建興蓋日新戲院，西門町的電影街因此形成。然後他又轉戰圓環附近的寧夏路，興建國聲戲院。

但新生戲院的波狀鋁皮鋼架建築雖超級耐震、隔音佳，卻不防火。九年之後，周陳玉樹的「好運」終於被自己消耗完了。

新生戲院原先設計的樓梯就僅有三座，戲院這邊靠中華路二座，靠秀山街那邊一座，遇緊急事件時疏散就很勉強了，大樓後來增加了用途，一樓是建新百貨公司，二樓是凱莉咖啡廳，三、五、六樓是渝園餐廳，四樓為「萬國連誼社」（萬國舞廳），大樓內這麼多營業場所，卻只能共用一座樓梯和一座電梯。

早在1957年1月8日，在新生戲院旁的中山堂光復廳，台北市議會舉行第三屆第七次臨時大會時，市議員黃奇正、陶佩潛、陳愷、趙邦平、方志平、蔡永、王振堯等二十餘人，就輪番抨擊高玉樹市長對新生戲院的安全問題拖延放水，高市長也反駁說新生戲院開幕以來，發現了許多問題，他自己也深感不滿，已指定工務、警察兩局，會同其他有關單位成立小組，對戲院作全面檢查後要求戲院作一次徹底的改善。

但這一「改善」就是9年，1966年1月19日（農曆12月29日；除夕) 下午1時50分，新生戲院正在播映福新公司出品，林福地執導，陽明與焦姣主演的第一部國語片《海誓山盟》，大火忽然從靠衡陽路那邊的四樓樓梯口儲藏間竄出，旋即迅速延燒，由於整棟大樓外牆完全沒有窗戶，還蓋上一層巨幅電影廣告牌，消防水根本無法灌入，只能放任火焰在內燃燒。

衡陽路這邊又只有一座樓梯與一台電梯，結果樓梯被大火截斷，電梯則因停電而無法動彈，新生戲院這邊的安全門又無法打開，造成四樓萬國舞廳和五樓渝園川菜餐廳全毀，裡頭幾乎無人能倖免。幸好火災發生的時間是在下午，餐廳裡沒客人，舞廳裡的客人數目也不多，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設想。

大火發生時，台北市警察局、憲兵隊、警備總部派出大批治安人員，北起西門圓環，南至衡陽路與延平南路交叉口、東自武昌街與中華路口、西至桂林路，整個西門鬧區全部戒嚴，連所有平交道柵欄都一律放下，禁止行人越過中華路，以免因圍觀而造成交通阻塞。台電城中服務中心也切斷西門鬧區的供電。

台北市警察局出動了全市26部防車，加上陽明山、台北縣、基隆市、桃園縣等警局支援的24部消防車，松山機場也支援了三輛空軍所屬的泡沫消防車。所有北台灣能動用的消防車都來了，但最高的水壓只能射到35尺（約3、4層樓的高度），而新生戲院卻高達60尺高（6層樓）。等到下午六時，警方宣布：「火勢已被控制」，但此時新生大樓已幾乎被燒光了。

晚間消防人員清理現場，在四樓萬國舞廳內發現連性別都無法辨識的焦黑屍體24具，六樓渝園餐廳2具。台北地檢處首席檢察官焦沛樹於在九時，率領檢察官曾丁壽、胡致中、王剛及法醫高坤玉、宮可仁，指揮警員在火場勘驗，並將屍體一一編號，然後送往極樂殯儀館及市立殯儀館料理善後。

經過反覆查證終於確認死者身份，有24人死在四樓萬國舞廳，有2人死在六樓渝園餐廳廚房，還有4人則是跳樓後分送台大及馬偕醫院不治。另外消防隊小隊長曾光榮在雲梯上，被跳樓的萬國聯誼社職員唐進之拖到地上，送醫後也宣告不治 。

1966年2月17日台北地檢處檢察官蘇嶸華、曾丁壽、胡致中、王剛等四人專案偵查終結，以被告周陳玉樹既以新生戲院用途申請建築及使用，卻將大樓二、三、四、五、六樓之部分，分別出租他人開設凱莉咖啡廳、渝園餐廳、萬國舞廳等公眾聚集場所，又將六樓通往戲院內部之太平門及五樓通往戲院內部之太平梯堵塞，致火災發生後造成重大死傷慘劇，實難卸其過失致人於死傷之刑責，惡性殊屬重大，請科以重刑，以昭儆戒。另外萬國聯誼社舞廳電工胡聰金、業務經理謝培松與總經理徐芝珊，也被一併起訴。

由於起訴的同時，受難者與萬國舞廳和新生戲院已達成和解，業者發給每名死亡者二萬五千元，家屬中無工作能力者（男子60歲以上，女子50歲以上，小孩18歲以下）每名在加發撫慰金五千元；殘廢者比照死亡辦理；受傷者醫療費概由業主負責。

1966年4月3日台北地方法院判決，萬國聯誼社舞廳電工胡聰金依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判刑四年，業務經理謝培松，總經理徐芝珊各依過失致死罪判刑一年，新生大樓業主周陳玉樹則無罪。承辦推事陸祖光指出：「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不能發現確切之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被告周陳玉樹否認堵塞五、六樓太平門及太平梯，稱均係該大樓承租後所為，與他無關。查渝園餐廳經理周毅，在檢察官調查時稱：『五樓通往新生戲院原有一門，是我們圍的。』與被告周陳玉樹所供相符，可見與周陳玉樹無關，應予諭知無罪之判決。」

周陳玉樹被宣判無罪後，將新生戲院拆除重建，改名「新聲戲院」。雖然鬧鬼的謠言不斷，但其實新生戲院大火罹難者中，根本沒有任何一個是電影觀眾。不過生意會差，是有比鬼更可怕的生物。

1981年3月24日，少女王代麗中午在看《天才開溜》時，放在座椅扶手上的右手掌被重達一台斤的大老鼠咬了一口，痛得大叫而驚動了鄰旁的觀眾，大家都站起來要幫忙驅走這隻兇悍的老鼠。但這隻大老鼠卻不怕人，鬆了口卻依然在座位間穿梭竄走，吱吱大叫。王代麗趕緊到國泰綜合醫院敷藥，並打了破傷風預防針。

新聲戲院王姓負責人卻發表聲明：「應該不是老鼠，而是被貓咬傷，因新聲戲院裡有四百多隻貓。」問題是戲院裡又為什麼要有這麼多隻貓？不過是貓是鼠，有鬼沒鬼都不重要了，因為新聲戲院與新生戲院一樣都走入歷史了，如今這裡已是錢櫃KTV。

#旁觀者清 #撇開政治不談
#故事在後面或連結點開看
台灣「崩世代」的危機真的讓人不慎唏噓
不能吃苦耐勞放棄工作
所以去創業(？)

創業當老闆會比當員工輕鬆(？)
慣寶寶的教育方式讓崩世代自毀…

真的無關政治
旁觀者清

看看其他華語人怎麼看台灣崩世代。

****但是我不得不說
就像是攻敵必究的電影一樣

你那人家私生活來吵紅話題
或者弄紅自己

不管在世界各地
都是不入流至極的手段

將那種穿鑿附會自由心證的鬼故事
誰知道真假

****
周杰倫的最新單曲《說好不哭》兩岸熱銷，單曲MV同時走紅。奶茶店清純女店員為愛無私奉獻，修成圓滿愛情，劇情老套，卻能賺人熱淚。然而，在這個紅遍兩岸的MV之中，隱藏著台灣青年無法破解的失敗密碼。

台灣青年的失敗密碼，展現於異常熱烈的創業熱。據本地招聘網站統計，高達84%的台灣上班族不能安心工作，嚮往自創事業，青年的創業首選是奶茶。37.98%的有意創業青年，希望開一家周杰倫MV中的奶茶店。

奶茶雖好喝，但作為創業目標，是非常沒有出息的。台灣青年之所以一窩蜂開奶茶店，來自奶茶店的“三低”特色：低資本、低技術、低風險。

換言之，台灣青年的創業夢，資本微小、技術含量低落、更沒有大風大浪的創業氣魄。本地媒體戲稱青年的奶茶創業風為“三低方程式”。只是門檻低，存活性也低，奶茶店的“平均創業存活天數”不到30天。於是“三低”成為“四低”。自2000年起，兩三代青年在這解不開的“四低方程式”裡原地踏步，形成了深陷絕望深淵的“崩世代”。

#由奶茶店到夾娃娃機

周杰倫是“崩世代”的偶像天王，只是偶像的巔峰期總是短暫的。周杰倫年過四十，唱唱跳跳的嘻哈演藝事業已到過氣尾聲，現在是預備退路的時候。他雖然手握雄厚資金，創業投資也跳不出“三低方程式”，只能想到奶茶店。《說好不哭》的熱門MV，以巧妙的置入性營銷，為周杰倫投資的奶茶店大做廣告，果然引起熱烈反響，成為“崩世代”的創業英雄。

說到底，“三低方程式”只有一低，#就是志氣低。

“三低”是個偽命題。創業原本就是資金、技術與風險的絕地大考驗。缺資金就該踏實存錢，缺技術就該刻苦學習，怕風險就該磨練自己。然而，台灣的創業青年不肯存錢、學習、自我磨練，寧可以最沒有志氣的“三低方程式”，開一家奶茶店，但奶茶創業也越來越不容易了。

台灣的奶茶熱，源自1980年代的“泡沫紅茶”。將紅茶與砂糖冰塊合於一杯，大力搖出泡沫，清涼解暑又新奇，大受年輕人喜愛。中國人原本不喝冷茶，早年台灣應酬場三大禁忌是“薄酒、冷茶、老女人”，給客人喝冷茶是非常失禮的。但泡沫紅茶快速改變了不喝冷茶的習慣，創造嶄新產業。

1990年代，泡沫紅茶加入奶精與粉圓，成為“珍珠奶茶”。到了2010年代，珍珠奶茶已經乏味，飲料店將各種茶品配料與水果汁合於一杯，當場猛搖，成為“手搖杯”。口味組合千變萬化，延續了創業熱潮。今日，台灣每年賣出手搖飲料超過10億杯，年產值新台幣850億元，每年使用茶葉4.3萬餘噸，57.1%使用於奶茶產業。專家指出：“年輕人如果不喝手搖茶，茶產業會垮掉。”

一年10億杯的巨大產業，入行門檻非常低，完美符合“三低方程式”。論資金，在台灣創業最沉重的成本是土地，而奶茶店的土地需求低，街邊店面分租一個小角落就能開業；論技術，只要學會搖杯子，調配幾道特殊風味；論風險，小本經營輕鬆自在。

更可喜的是，奶茶店是餐飲業裡最愜意時尚的行業，不必在燠熱的廚房里大油大煙做菜。在台灣的餐飲業，只有中老年大叔大媽才願意在廚房裡滿頭大汗幹活，年輕人都搖手搖杯。

奶茶店門檻低，數量快速增加。2018年，全台灣共有2.24餘萬家飲料店，其中80%是以奶茶店為主的“冰果店及冷熱飲店”，競爭非常慘烈。最終，只有財力雄厚的連鎖品牌店才能存活，創下“平均創業存活天數”不到30天的奇聞。

若不搖手搖杯，年輕人能有什麼創業選擇呢？

2017年，台灣青年瘋狂投資夾娃娃機。2016年，全台夾娃娃機店總數920家，2017年暴增至2037家。夾娃娃機店的開店成本雖然很高，但精明的商人發明分租法，一個店面數十台夾娃娃機，逐台分租。每台夾娃娃機的月租金只有新台幣5000元左右（約人民幣1100元），貼心滿足“崩世代”的“三低”創業需求，燃起投資狂潮，短短數個月內，大街小巷開滿夾娃娃機店。

2018年，夾娃娃機創業潮繼續火熱爆發，僅登記有案的夾娃娃機店，即暴增到7206家，但市場過度飽和，產業迅速崩垮。2019年，夾娃娃機已經淪為地雷創業項目，十餘萬“崩世代”創業青年，再次飲下失敗苦酒。

台灣半導體教父張忠謀談創業，首先要有“創意”，再以知識、工作經驗、資金與膽識，將創意培養成“創新”產品。有了創新，才能創業。他忠告青年，創業“是非常難、非常複雜的事……因此個人創業很少會成功”。

然而，奶茶店與夾娃娃機的創業熱，無情論證了“崩世代”已失去“創新”的能力、眼光與膽識。“三低方程式”成為台灣青年解不開的循環。

#慣寶寶的失敗方程式

青年志氣的消沉，源自長達20年的“慣寶寶”現象。

“慣寶寶”是在舒適圈中寵出來的小皇帝。小學不會綁鞋帶、中學不會做家事、大學不會自己生活，出社會成為離不了家的“啃老族”。據台灣社會福利機構調查，在富裕社會中成長的“慣寶寶”，普遍“不知道感謝、不懂得分享、不會做家事”。自幼嬌生慣養，人格出現“兇、挑、拗”的三大特徵。待人處世驕橫兇惡，飲食用品挑三揀四，脾氣執拗一意孤行、不懂體貼。據2006年調查，台灣的高中學生只有25%能有效打理自己的生活。2014年對小學學童的調查，更顯示超過一半的孩童自幼展現出“兇、挑、拗”的“慣寶寶”特徵。

1970和1980年代，台灣經歷經濟奇蹟，社會富裕，經歷窮苦的上一代,普遍溺愛下一代。由“70後”開始，台灣青少年嬌生慣養，漸漸形成“慣寶寶”現象。幸好，台灣男子原本要當兵，軍營成為抵禦“慣寶寶”現象的最后防線。

“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早年的台灣軍營，軍紀剛硬，磨練嚴格，更盛行“學長學弟制”，老官欺侮新官，老兵欺侮新兵，幹部視士兵如糞土，“不當管教”稀鬆平常，軍中自殺案例層出不窮。自殺需避人耳目，軍營管制嚴格，只有廁所能私密上吊。稍有歷史的營區，總會有幾個陰暗的角落廁所曾有士兵自殺，傳聞“鬧鬼”，嚴格封閉，活人禁入。

然而，若能闖過如此嚴酷的成人禮，退伍進社會，就是頂天立地的大男人。工作吃苦耐勞，創業敢打敢衝，有膽識才能積極創新，台灣企業家因此動力十足。

“為什麼台灣企業家敢衝全世界？都是因為年輕的時候當過兵，所以才能夠在陌生環境中，面對恐懼後成長。”高雄市長韓國瑜在一次工商界會談中有感而發，“當兵是20歲就離開家，遇到陌生的環境訓練，從害怕、恐懼到接受來慢慢成長，等到退伍以後，膽量就大了，拿了一皮箱就會往全世界衝。 ”

千禧年政黨輪替，軍中風氣驟變，役期越改越短，軍紀越來越松，部隊成為夏令營。更糟糕的是，約1/10兵力改成不進軍營的“替代役”，學校當警衛、街邊掃垃圾、養老院照顧老人、乃至到與當局簽訂用人合同的餐廳廉價煎鍋貼，都算“當兵”，大開僥倖逃避之門。台灣青年的鬥志應聲崩壞，改以不當兵為榮，“慣寶寶”的最后防線失守。

今日，只有4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經歷過嚴格軍營磨練。40歲以下青年未經磨練，吃不了苦，辦不了事，言行舉止更顯得“娘氣”，大男人說話帶著嬌嬌嗲音。

1990年代台灣產業轉型失敗，景氣低迷長達20年，工作機會大不如前，物價逐年上升，工資不增反減，2018年的台灣勞工“實質經常性薪資”，竟比2001年還低。不景氣年代，青年理應更有韌性，才能突破困厄現狀。然而，就在經濟成長率首度出現負成長的2001年，不當兵的“慣寶寶”世代長大了。工作中介網站Yes123的副總經理洪雪珍指出，“慣寶寶”們在職場上普遍“缺乏堅毅性、積極性、耐挫性與復原性”。“慣寶寶”長大進入社會，就形成“崩世代”。社會景氣差，“崩世代”還要挑三揀四，不願放下身段踏實勞動。

於是，台灣社會出現讓專家大惑不解的奇景。青年失業率超過10%，工廠卻總是鬧勞工荒，因為工廠工時長、工作苦、車間沒冷氣，年輕人寧可到有冷氣的7-11，打一份“三低”臨時工，辛苦行業普遍僱用東南亞勞工。

畏苦怕難的“三低”青年，注定在貧窮與失敗的邊緣掙扎。2019年7月，“中央研究院”調查報告指出，在1977年之後出生、於2000年左右開始進入職場、今年27到41歲的“崩世代”青壯年，總數約534萬人，將近台灣人口的1/4，理應是社會的中堅，卻陷入“窮忙”的絕望僵局。工資低、找工作難、人生看不到希望。據統計，今日40歲以下的青壯年，84%不滿意目前的工作、88.9%不滿意現有的工資、67.4%沒有人生目標。

教育的失敗，進一步加劇了“崩世代”的崩壞程度。台灣的大學氾濫成災，教育與實際社會需求嚴重脫節。據2018年統計，只有43%的大學畢業生的第1份工作能學以致用。若將觀察期拉長到9.2年，學以致用的比率只剩下15.67%。84%的“崩世代”台灣青年，辛苦熬到大學畢業的教育投資完全失敗，必須在社會上從頭學起。

房價太高、財團壟斷、藍綠惡鬥、產業出走、教育失敗、上一代無情掠奪經濟奇蹟成果……“崩世代”面對失敗的人生，總是滿腹怒火，總能滔滔不絕講出一大堆理由，但經歷過經濟奇蹟的上一輩不以為意。

#扶不起的崩世代

2019年6月，一位自稱“青年創業家”的27歲青年黃山料，與富士康老董郭台銘同台直播，暢談創業，生動展現“崩世代”觀點。

這場世代對話的源起，是為了爭取青年選票。2019年5月，郭台銘爭取國民黨提名，頻頻接受媒體訪問。談起時下台灣青年，不小心說漏嘴：“如果年輕人還是拿那麼多的薪水，台灣經濟是沒有希望的。”一語引發公憤，氣跑廣大青年。為招攬青年人心，他放下“全台首富”身段，與黃山料同台直播，暢聊“青年創業”議題。這位“青年創業家”在24歲辭職創業，開一家製作網絡短片的媒體公司。在這一部手機就能玩自媒體的直播時代，開公司拍網絡短片，是典型的“三低”事業。

黃山料打算更上層樓，而郭台銘自然會慷慨解囊，大方投資，營造為青年圓夢的形象，這是這場直播能打進“崩世代”青年心坎裡的“彩蛋”。然而，黃山料證實“崩世代”是扶不起的阿斗。他提出將自己寫的一本隨想性的文藝風書籍拍成電影，開口就要郭台銘投資1000萬，實現他的電影夢。

郭台銘聽清了“青年創業家”的創業企劃案，居然是藉1000萬，去拍一部市場性不強的小眾電影。郭台銘的臉揪成一團，述說起青年創業時的艱苦回憶：“我們那個時候'軋頭寸'，要去跟銀行借錢，先扣三分利。1萬塊借3個月，拿到剩9000塊，3個月以後要還1萬。”

區區的1萬元，1個月後若還不出來，就是支票跳票。早年跳票是要坐牢的，因此企業家開公司，總是讓老婆當負責人。若資金鍊周轉不及，支票跳票，由老闆娘頂罪，戴上手銬鋃鐺入獄。只有讓老公維持事業，才有翻身的希望。經濟奇蹟年代的監獄關滿“票據犯”，報上常見懷孕待產的企業老闆娘被捕，被迫在獄中生孩子的花邊新聞。

郭台銘回憶道，40年前的創業青年，不成功就坐牢。面對開口就要藉1000萬拍一部文青小眾電影的“青年創業家”，郭台銘嚴肅勸告，創業不是遊戲，工作不能隨性。然而，“崩世代”的青年創業家暢談起“我們這一輩人的人生態度”，是“勇敢追夢”“做我自己”。郭台銘婉轉質疑這部電影賺不了錢，可能賠本，黃山料卻說：“人生不一定要有錢，實現夢想最重要”。

一個堅持“做我自己”的青年，創業的成功機率是很渺茫的。郭台銘創業之初拜訪客戶被拒門外，在雨中站了4個小時後，勉強在門口見上一面。創業總是滿腹辛酸的，無法率性“做我自己”。

時光倒轉60年，經濟起飛的兩蔣時代，青年的志氣是大不相同的。那時台灣流行“黑手老闆”，即使是地位卑微、滿手黑油的修車工人，也要努力存錢，苦練技術，火候一到，就冒著跳票坐牢的風險拼命創業，自己當老闆，各行各業衝勁十足。

40年後，台灣的創業青年個個有本科學歷，卻眼高手低，一邊高呼“勇敢追夢”，一邊堅持“做我自己”。“崩世代”的創業夢，淪為開一家“低資本”“低技術”“低風險”的奶茶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