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推理小說中，I have a dream的時候，往往代表了什麼？】

眾所周知，在美國1960年代，曾有場振聾發聵的演講，主訴期待有朝一日，在同一塊的土地上，黑人與白人能和平共存且平等相待。

其中最朗朗上口的，莫過於針對種族歧視各項，反覆強調的"I have a dream"；多年後處境雖稍改，但這樣承載希望的夢卻仍在奮戰。

不過如果推理出現了夢，往往不僅是對美好的嚮往，更多是不可信任敘述的預告，並常以一種創傷過後、意識不清的形式表現出來。

多見於第一人稱我喃喃自語的碎念，在內產生自我錯亂的認同混淆；或全知全能，現實與虛幻彼此相交，來作為誤導讀者的謎團。

整體看來，若夢的知曉相關，不是天生神力奇幻，具有古往今來一種神秘取向的美感或悟道看開的寓言存在，就會與情愛感官有關。

若夢涉及作為一種人人得而爭之的高科技產品或技術的關鍵承載，那麼懸疑推進的安排，就將與派系權鬥與爾虞我詐的陰謀互串。

天生神力的像臥斧《碎夢大道》男子失憶卻有探知他人夢線讀取記憶的奇才，由此開展尋找消失女孩舞孃波瑟芬妮生涯的曲折變化。

高科技的則有乾綠郎 《完美的蛇頸龍之日》、筒井康隆《盜夢偵探》、伊格言《噬夢人》與高登．達奎斯《食夢者的玻璃書》。

以蛇頸龍為標誌記號的主角，前進昏迷意識探查的真相是遺憾；盜夢偵探瘋狂與死亡銜接偷盜陰謀的謎團，則滿是不可言說的慾望。

還有我是誰我從何而來的身世謎團，都必須先找到源頭才能定調；一樁懸案各自表述觀察的多人視角，竟將眾人一同捲入神秘風暴。

不過這都多虧了有秘密武器的存在，才能這樣得心應手－不是經由SC介面腦植入接收器(Stimoceiver) 的顯影，就是讓DC-MINI裝置與PT(Psychotherapy)機器成為通往彼此意識深處與夢境虛幻的甬道。

或是利用類似有USB存取功能的水瓢蟲翅膀與藍色晶體等的開發，由此來儲存甚至逕行刪改原檔的人之所想並分拆散裝、隨身攜帶。

在「點開檔案」後，人們不僅不約而同有如栩如生的身歷其境感，還將隨時日久長，身陷其中不可自拔，真正抵達到錯亂與混淆。

就像溯源老子《道德經》的開篇說道，有無為天地萬物之始，夢的開端，則始自於遺憾與慾望，這就是佛洛伊德心理學的重點精華。

慾望沉潛在意識的冰山底下，遺憾則將在人的心中成為未爆彈，但幾乎可以說是都在人肉眼未可得見的地方，一切只能在夢中開展。

事實上，夢字的古文字字形變化，就是從甲骨文的眉與人加床(丬)而來，眉有時直接寫為目，上有手，形容人掩目而眠的入睡姿態。

到了金文則是蒙眼加上夜晚，指稱人入睡後的潛意識所見知道，慢慢的，隨著造字意義的更迭轉換，才成為了一般俗稱的進入夢鄉。

所以此類的人設主角，在最後很長的一段時間當中，往往都會處於莊周夢蝶，不知是蝶夢莊周還是莊周夢蝶，是耶非耶的錯亂驚慌。

就像韓國金基德的《夢蝶》，一對本素未謀面的男女，但該男無預警的夢中所見，竟然可以成為日後另名女子夢遊行為的複製再現。

想想夢中中了樂透彩券，醒來就發大財的感覺讀者大概就不難理解，但其實《夢蝶》大致可視為隱喻男女交往內心戲的「詭片」。

所以這也難怪禮教最盛的明清，戲曲主題會大量使用夢作為人們對富貴榮華、愛恨嗔癡等執念，就像〈遊園驚夢〉柳夢梅與杜麗娘。

這種為情死為愛生的執念，也可見於克里斯多夫．諾蘭(Christopher Nolan)執導的《全面啟動》(Inception)不到夢境不得相見的悲傷。

或亞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被欽點的《夢小說》作為平淡婚姻出口，好奇心殺死一隻貓之竟然有人願意為他獻身的自戀狂。

所以結論，過往主角能上天下地穿梭時空的異能早已不稀奇，要能在現實虛幻之間跨界相交，彼此影響甚至造成破壞與傷害才叫強！

但虛虛晃晃走到最後，某種程度而言，這種現實與虛幻彼此交相出界的「如真似幻太虛夢境」，就會接近科幻主題虛擬實境相關了。

這我們下回再講（舞台揮手下降）。

［#沈旭暉隨緣家書］國際社會的經驗教訓：「網禁」可行嗎？長者們，長大吧

//香港的最後價值，在於作為國際承認的金融中心，有健全法治、資訊開放、融資方便，正因如此，根本不存在一方面禁網、另一方面又能保持地位的「妙計」。由70多個國家的200多個組織組成的「#KeepitOn」聯盟，早前向特首和行政會議發公開信，表示如果封網，會影響儲存在香港的亞太區及國際機構數據，保守估計會帶來每日33億港元的直接經濟損失。這只是冰山一角，金融界有多少連鎖影響，更是天文數字，屆時股民、生意人、公共服務、記者、在港外國人士……全部受影響，打擊面比送中條例更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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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國際社會的經驗教訓：「網禁」可行嗎？長者們，長大吧

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之後，不少網民風聞「網禁」將至，已買下VPN (虛擬私人網路) 軟件以防萬一。日前律政司司長入稟高等法院，獲頒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於網上平台「發佈任何言論威脅使用暴力、或使用暴力及毀壞財物」，與及「任何人協助有關行為」，特別點名「反送中運動」三大法寶中的連登、Telegram等社會賢達眼中的「外國勢力高科技」。然而禁制令只是禁制早已犯法的內容，除了令不被點名的高登不是味兒，可說無人受影響；但若說是項莊舞劍，只是進一步網禁的先聲，倒合乎邏輯。

網禁不會打壓激進，只會令社會更激進

空穴來風，未必無因，確有行政會議成員說為了「止暴制亂」，不排除稍後網禁。《緊急法》賦予特首的無上權力之中，包括「對刊物、文字、地圖、圖則、照片、通訊及通訊方法的檢查、管制及壓制」，既是隨心所欲，自然「有權」行之。持同類高見的，自然還包括在內地社交媒體一炮而紅、已成為「藍營太上特首」的光頭警長劉Sir，他提出封禁民陣 、連登這兩個他口中的「恐怖組織」後，特區政府果然遵命行動。一時間，社會賢達圈子瀰漫一片樂觀情緒，彷彿解決了提出問題的人和平台，就是解決了問題，思維之落後，予欲無言。

「網禁」技術上可以指禁止瀏覽、進入特定網站或程式，又可以指封禁整個網絡，而兩者的結局放在香港，都是「攬炒」，而且邏輯上也不通。網絡論壇本來就沒有自己的主張，連登從沒有認為示威一定要使用暴力，在論壇出現的留言，只是民間輿論的展示，禁之不絕。用家要金蟬脫殼，寫出連登2.0、3.0、4.0，技術上輕而易舉，連登還不是從高登那裏金蟬脫殼出來？即時政府點名封鎖連登，管理員只要定期變更海外網址，用家由VPN連接，誰能擋？在這波運動回春的Facebook，每一個帖文下的開放留言，同樣是一個一個小討論區，不少言論比連登更激烈，是否又要封Facebook？

「掐碎花瓣，並不能阻止春天到來」；水能覆舟，其實也能載舟。連登、Telegram這類公眾平台十分透明，政府反而能知道輿論走向，也有無數科學方式量度、預測；反而一旦消失，用戶走入深不可測的深網，那才是真正激進化的開端，激進份子屆時要帶風向，也比在「大台」容易得多。政府禁網的想法，要不是對網絡社會一無所知，就是「拿著紅旗反紅旗」，目的其實是逼使網民激化，來合理化餘下行為，例如響應習主席指示，找理據去「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邏輯和「禁蒙面法」如出一徹。

蘇丹、伊朗網禁的經驗教訓

既然單一取締連登、Telegram並不容易，也有「高人」想過短期完全封網，或安裝內地那樣的防火牆。說到這些，不妨看看國際例子，例如與香港同期成為國際頭條的蘇丹。今年4月，蘇丹軍人發動叛變，推翻了掌權30年的獨裁者巴希爾，但拒絕交出權力，人民發動大遊行，最終軍方血腥鎮壓，為了阻止示威集結、避免大屠殺影片流出，悍然令全國斷網。斷網期間，前線消息斷絕，但蘇丹人利用前網絡時代的工會、鄰里人脈網，自行組織了「哨兵隊」，用人肉方法將訊息傳開；斷網亦引起新民憤，鼓勵更多人搜證軍方暴行，並以USB形式交給「駁腳」轉移國外。斷網原意是要大遊行無法組織，但民憤不止，繼續以社區快閃抗爭和騷亂發泄出來，局勢更失控。最後在國際社會介入下，軍方暫時與人民達成協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宣布在21個月後舉行選舉還政於民，網禁被證明了是火上加油的反智。

2017-18年，伊朗也爆發了大規模反政府示威，伊朗官方一如北京，標籤示威是外國勢力推動的「顏色革命」。當時伊朗人已經用Telegram和手機組織運動，於是伊朗政府封鎖Telegram，又切斷首都德黑蘭的主要網絡，某些地區的互聯網完全中斷，VPN也失靈。然而伊朗人科普水平極高，禁網期間，民間智慧催生了大量替代品，Tor (洋蔥路由器)之類的軟件被大幅度使用，用戶通過Tor可以匿名接通到外國志願者提供的網絡，通訊經過多層加密，令政府更難捉摸。即使是Telegram本身，雖然政府封禁了，但被外媒評為「象徵式禁令」：據年初德黑蘭大學一項調查，禁網後的Telegram流量，即時從每日24億急降至8.5億，不過兩星期後就回升至16億，不少「禁網派」領袖自己也繼續使用。

由Tor到Bridgefy：化整為零的智慧

除非政府下令「物理斷網」 (切斷電纜)，否則技術上，只要香港繼續連網，網民就有方法突破封鎖。例如在前線現場，手機與手機之間就可以通訊，Bridgefy可以不依賴網路，向100公尺內的其他用戶發放訊息。難道連手機也禁？再以伊朗為例：2018年，伊朗約有4800萬部手機，平均每兩人有一部，美國的伊朗專家 Holly Dagres 受訪時表示「伊朗人可以沒錢買食物，但他們一定會買到最好最新的手機」，反映伊朗的網絡經濟十分成熟，不少買賣和宣傳，都必須依賴社交網絡進行。為了生計，很多伊朗生意人無視網禁，「違法達義」，連帶其他溝通也不可能杜絕，何況是更網絡化的香港？

香港的最後價值，在於作為國際承認的金融中心，有健全法治、資訊開放、融資方便，正因如此，根本不存在一方面禁網、另一方面又能保持地位的「妙計」。由70多個國家的200多個組織組成的「#KeepitOn」聯盟，早前向特首和行政會議發公開信，表示如果封網，會影響儲存在香港的亞太區及國際機構數據，保守估計會帶來每日33億港元的直接經濟損失。這只是冰山一角，金融界有多少連鎖影響，更是天文數字，屆時股民、生意人、公共服務、記者、在港外國人士……全部受影響，打擊面比送中條例更誇張。

網絡焦土：第一次世界網絡大戰在香港？

伊朗禁網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派出四名特別觀察員，他們撰寫的報告表示伊朗「禁止資訊溝通嚴重違反基本人權」。如果特區政府剝奪更多港人基本人權來「止暴制亂」，只會令整場運動不斷得到生命力：須知抗爭者並非為了爭取更多而發聲，而是哀嘆基本權利不斷淪喪；現在撤回了一條條例，卻在由警察到法治的方方面面急速沉淪，假如連網絡也失守，邏輯上，難道市民反而會安心回家溫習加班供樓？

最後，須知特區政府的網絡水平無論是知識還是技術，都處於茹毛飲血的史前階段，要有效「執法」，很難不依靠大內高手。但那時候，卻可能引來其他國家、組織的網軍來香港較量練兵，屆時爆發以香港為虛擬主戰場的「第一次世界網絡大戰」，林鄭政府連網絡也要焦土化，亦未可知。「焦土之母」一旦進入二次元空間，越戰越勇，恐怕只會為香港人帶來又一場災難。

明報筆陣，2019年11月4日

［#沈旭暉隨緣家書］國際社會的經驗教訓：「網禁」可行嗎？長者們，長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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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禁不會打壓激進，只會令社會更激進

空穴來風，未必無因，確有行政會議成員說為了「止暴制亂」，不排除稍後網禁。《緊急法》賦予特首的無上權力之中，包括「對刊物、文字、地圖、圖則、照片、通訊及通訊方法的檢查、管制及壓制」，既是隨心所欲，自然「有權」行之。持同類高見的，自然還包括在內地社交媒體一炮而紅、已成為「藍營太上特首」的光頭警長劉Sir，他提出封禁民陣 、連登這兩個他口中的「恐怖組織」後，特區政府果然遵命行動。一時間，社會賢達圈子瀰漫一片樂觀情緒，彷彿解決了提出問題的人和平台，就是解決了問題，思維之落後，予欲無言。

「網禁」技術上可以指禁止瀏覽、進入特定網站或程式，又可以指封禁整個網絡，而兩者的結局放在香港，都是「攬炒」，而且邏輯上也不通。網絡論壇本來就沒有自己的主張，連登從沒有認為示威一定要使用暴力，在論壇出現的留言，只是民間輿論的展示，禁之不絕。用家要金蟬脫殼，寫出連登2.0、3.0、4.0，技術上輕而易舉，連登還不是從高登那裏金蟬脫殼出來？即時政府點名封鎖連登，管理員只要定期變更海外網址，用家由VPN連接，誰能擋？在這波運動回春的Facebook，每一個帖文下的開放留言，同樣是一個一個小討論區，不少言論比連登更激烈，是否又要封Facebook？

「掐碎花瓣，並不能阻止春天到來」；水能覆舟，其實也能載舟。連登、Telegram這類公眾平台十分透明，政府反而能知道輿論走向，也有無數科學方式量度、預測；反而一旦消失，用戶走入深不可測的深網，那才是真正激進化的開端，激進份子屆時要帶風向，也比在「大台」容易得多。政府禁網的想法，要不是對網絡社會一無所知，就是「拿著紅旗反紅旗」，目的其實是逼使網民激化，來合理化餘下行為，例如響應習主席指示，找理據去「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邏輯和「禁蒙面法」如出一徹。

蘇丹、伊朗網禁的經驗教訓

既然單一取締連登、Telegram並不容易，也有「高人」想過短期完全封網，或安裝內地那樣的防火牆。說到這些，不妨看看國際例子，例如與香港同期成為國際頭條的蘇丹。今年4月，蘇丹軍人發動叛變，推翻了掌權30年的獨裁者巴希爾，但拒絕交出權力，人民發動大遊行，最終軍方血腥鎮壓，為了阻止示威集結、避免大屠殺影片流出，悍然令全國斷網。斷網期間，前線消息斷絕，但蘇丹人利用前網絡時代的工會、鄰里人脈網，自行組織了「哨兵隊」，用人肉方法將訊息傳開；斷網亦引起新民憤，鼓勵更多人搜證軍方暴行，並以USB形式交給「駁腳」轉移國外。斷網原意是要大遊行無法組織，但民憤不止，繼續以社區快閃抗爭和騷亂發泄出來，局勢更失控。最後在國際社會介入下，軍方暫時與人民達成協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宣布在21個月後舉行選舉還政於民，網禁被證明了是火上加油的反智。

2017-18年，伊朗也爆發了大規模反政府示威，伊朗官方一如北京，標籤示威是外國勢力推動的「顏色革命」。當時伊朗人已經用Telegram和手機組織運動，於是伊朗政府封鎖Telegram，又切斷首都德黑蘭的主要網絡，某些地區的互聯網完全中斷，VPN也失靈。然而伊朗人科普水平極高，禁網期間，民間智慧催生了大量替代品，Tor (洋蔥路由器)之類的軟件被大幅度使用，用戶通過Tor可以匿名接通到外國志願者提供的網絡，通訊經過多層加密，令政府更難捉摸。即使是Telegram本身，雖然政府封禁了，但被外媒評為「象徵式禁令」：據年初德黑蘭大學一項調查，禁網後的Telegram流量，即時從每日24億急降至8.5億，不過兩星期後就回升至16億，不少「禁網派」領袖自己也繼續使用。

由Tor到Bridgefy：化整為零的智慧

除非政府下令「物理斷網」 (切斷電纜)，否則技術上，只要香港繼續連網，網民就有方法突破封鎖。例如在前線現場，手機與手機之間就可以通訊，Bridgefy可以不依賴網路，向100公尺內的其他用戶發放訊息。難道連手機也禁？再以伊朗為例：2018年，伊朗約有4800萬部手機，平均每兩人有一部，美國的伊朗專家 Holly Dagres 受訪時表示「伊朗人可以沒錢買食物，但他們一定會買到最好最新的手機」，反映伊朗的網絡經濟十分成熟，不少買賣和宣傳，都必須依賴社交網絡進行。為了生計，很多伊朗生意人無視網禁，「違法達義」，連帶其他溝通也不可能杜絕，何況是更網絡化的香港？

香港的最後價值，在於作為國際承認的金融中心，有健全法治、資訊開放、融資方便，正因如此，根本不存在一方面禁網、另一方面又能保持地位的「妙計」。由70多個國家的200多個組織組成的「#KeepitOn」聯盟，早前向特首和行政會議發公開信，表示如果封網，會影響儲存在香港的亞太區及國際機構數據，保守估計會帶來每日33億港元的直接經濟損失。這只是冰山一角，金融界有多少連鎖影響，更是天文數字，屆時股民、生意人、公共服務、記者、在港外國人士……全部受影響，打擊面比送中條例更誇張。

網絡焦土：第一次世界網絡大戰在香港？

伊朗禁網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派出四名特別觀察員，他們撰寫的報告表示伊朗「禁止資訊溝通嚴重違反基本人權」。如果特區政府剝奪更多港人基本人權來「止暴制亂」，只會令整場運動不斷得到生命力：須知抗爭者並非為了爭取更多而發聲，而是哀嘆基本權利不斷淪喪；現在撤回了一條條例，卻在由警察到法治的方方面面急速沉淪，假如連網絡也失守，邏輯上，難道市民反而會安心回家溫習加班供樓？

最後，須知特區政府的網絡水平無論是知識還是技術，都處於茹毛飲血的史前階段，要有效「執法」，很難不依靠大內高手。但那時候，卻可能引來其他國家、組織的網軍來香港較量練兵，屆時爆發以香港為虛擬主戰場的「第一次世界網絡大戰」，林鄭政府連網絡也要焦土化，亦未可知。「焦土之母」一旦進入二次元空間，越戰越勇，恐怕只會為香港人帶來又一場災難。

明報筆陣，2019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