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茜的世界周報》

【除了新冠病毒疫情延燒全球之外，東非地區正爆發70年來，最嚴重的蝗蟲災害；沙漠蝗蟲是全世界最具破壞性的遷移害蟲，一群約一平方公里的沙漠蝗蟲，一天可吃掉約3.5萬人份的農作物，而且能飛行150公里，食量大、移動速度快，讓牠們在東非各地迅速擴散，就算政府派出小飛機噴灑殺蟲劑，也跟不上牠們繁殖的速度。受氣候變遷影響，東非各國自2019年年底遭受暴雨、氣旋襲擊，高溫濕熱的環境，以致沙漠蝗蟲快速繁殖，數量暴增6400萬倍，總數超過千億隻，爆炸性的繁殖，也迫使這些沙漠蝗蟲，展開了全球掃蕩的覓食大遷徙。上億隻蝗蟲大舉入侵，不僅吞噬糧食，連牲畜飼料也不放過，讓原本就有饑荒、貧窮難題的索馬利亞、衣索比亞、肯亞等國家糧食生計再度告急，許多人嚴重營養不良。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官員強調，目前蝗蟲密度之高，即便6月過後，天氣轉乾也無法抑制蝗蟲下一代孵化，屆時蝗蟲數量可能暴增20倍，呼籲全球重視此波蟲害。新冠疫情打亂了全球糧食供應鏈，如今再加上非洲的蝗蟲危機，一場聖經規模的大型饑荒將被觸發。預計在2020年底，我們生存的地球上，會有2.65億人面臨飢餓困境。】

{內文}
從去年12月起，數十年來最嚴重的蝗災，席捲東非。兇猛的「蝗蟲大軍」摧毀了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大量農田，隨後又在肯亞肆虐。聯合國糧農組織出動兩架直升機，在肯亞的桑布魯部落來回噴灑藥劑，試圖阻止牠們的掠食行動。

(農民/Albert lena)
當地人通常只能步行，因為蝗蟲所在的位置，是公路和自行車都無法到達的地區，有時為了追蹤蝗蟲，需要在山谷裡行走4公里

這場明顯敵我的陣仗實力差距太大，單靠人力進入敵營困難，但要出動更多的噴灑設備，也不足。據報告，此次的蟲害，是肯亞7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非洲因此損失超過70億歐元的農作物，包含了農民Mose辛苦種植的番茄。

(農民/Mose Muta)
不知道上帝是否曾派天使來過，但我們農民已是完全被摧毀，完全被淘汰了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專員/Hamiss Williams)
我們正使用任何可能的方式來進行遏止，但效果很緩慢

蝗蟲的食量驚人。《經濟學人》形容，一片巴黎面積大小的蝗蟲群，一天之內，吃掉的糧食，相當於法國一半人口的消耗量。其中小米、高粱和玉米等農作物是蝗蟲的主要食物，這也使衣索比亞、肯亞和索馬利亞，1200萬的飢餓人口，生活更加艱難。更可怕的是，聯合國警告，第二波的蝗蟲危機到來，情況將比先前糟糕20倍。

(Sella Oneko/DW記者)
舉例來說，像是肯亞，在這些國家有少數平原地區設有地面噴灑器具，但像是烏干達 索馬利亞這些地方，他們沒有辦法和蝗蟲對抗，這是一個區域性的問題，因此如果蝗蟲部分在某在地方被消除，牠們還是會轉到其他地區攻擊那裡的農田，而現在報告中又有新冠病毒，使得要把殺蟲劑運到國內和通過國內設備的後勤問題，因為它們需要通過更多的檢查等等，這使得整個情況更加困難

Daniel woolly所居住的村子也與蝗蟲對抗，要保護自己的農作物，這場仗不容易。

(農民/Daniel Woolly)
你有看到蝗蟲往哪裡去嗎 嗯應該是這個方向 (牠們剛才在田裡) 現在還在嗎 (在在在)

蝗蟲大軍的出現其實早有預告。

(農民)
牠們飛來的時候會發出聲音，然後降落

但當你看到時，一切已經來不及了。更何況他們用的是土方法。

(Channel 4記者/Jamal Osman)
蝗蟲剛入侵這個地區，他們四處行動，我能聽到人們尖叫著，試圖把牠們趕走，但完全沒有用

沙漠蝗蟲體長約6到7公分，一天可飛行150公里，機動性強，牠們會集體快速起飛，到處攻城掠地。

(農民/Daniel Woolly)
這棵樹明天就不在了，牠們會吃光

體重約2公克的蝗蟲，一天能吃掉和自己體重相當的食物，換句話說，一小群蝗蟲一天就吃掉3.5萬人份的糧食，明天起床，這裡會是一片荒蕪

氣候是釀成這場風暴的原因。2018年兩場氣旋風暴，為阿拉伯半島南端帶來了高溫濕熱的環境，以致於，當地的沙漠蝗蟲快速繁殖，數量暴增6400萬倍，總數超過千億隻，爆炸性的繁殖，也迫使這些沙漠蝗蟲，展開了全球掃蕩的覓食大遷徙。

(烏干達農業部長/Henry Bagiire)
這些昆蟲最後一次出現是在1948年 所以看到它們的人距今都超過80年 即使那些70歲的昆蟲都是年輕的 它們也無法告訴您 這可能是某個10歲的昆蟲 1948年曾經在這裡 距今約有72年 所以就算是我們的科學家也沒有經驗來處理 不幸的是 政府嘗試要應對 也束手無策

在肯亞和衣索比亞，大部分的人口仰賴農業，如今農作物受損，意味著他們的生活也面臨困難，而畜牧業也無法幸免於難，因為牠們的食物也被蝗蟲吃光，同時像是棉花等經濟作物，也跟著遭殃。

(聯合國糧農組織 蝗蟲監測專家/Keith Cressman)
過去幾年可看到非洲這一角一直持續著旱災，今年他們的生計恐怕還會受到洪水的沉重打擊，你知道下雨也會有負面影響，而現在最重要的是還有蝗災

就在全球因新冠疫情影響聚餐 旅行，航空陷入停擺的時刻，蝗蟲肆無忌憚的展開攻擊，更具殺傷力，聯合國因此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加上新冠疫情打亂全球糧食供應鏈，一場聖經規模的大型饑荒將被觸發。預十全球飢餓人口恐激增1.3億人，在2020年底達到2億6500萬。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執行長/比斯利)
最糟的情況會是在三十多個國家發生饑荒，事實上，當中十個國家已是每一國有一百萬人處於飢餓邊緣

由於氣候條件仍然利於蝗蟲繁殖，第二波蝗災可能會在收穫的關鍵時刻到來，迄今為止，有十個國家受到蝗災影響，聯合國糧農組織向國際請求7600萬美元捐款投入除蟲行動，但募款進度不如預期，加上新冠病毒的控制也遙遙無期，雙重打擊將加劇全球糧荒危機。

含主持人陳文茜解說，請點閱【完整版】2020.05.16《文茜世界周報－歐洲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g3QAzeiytI

文長，值得我的朋友們耐心看完：

我看到好姊妹傳的這則人性大愛与感恩慈悲的故事……

我無法查證，但是，也不需要查證，就是值得傳頌的生命謳歌！

一切的不滿和怨恨都「什麼也不是」！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口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幹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重播……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蔣家奶奶神色緊張地趕過來，跟正在刨花生的養父耳語了幾句。養父聽後，連忙扔下鋤頭，將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夾在腰邊帶回了家。

當晚，便和養母急忙收拾了幾件衣服出門了。我稀裏糊塗跟著養父母到了東莞，整整5年，養父母連春節都沒有回去過。因為年幼，我對全家這次奇怪的遷徙並不在意。但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鄉從老家過來，養父母就會緊張地拉著人家打聽什麼。

我小學四年級時，養母不幸遭遇車禍喪生。她去世後，養父一個人實在無法又上班又照顧我，只好重新帶著我回到了文村。

沒有養母操持家務的日子，養父既當爹又當媽，他每天忙完地裏的農活，又匆匆趕回家給我做飯。

晚上，我趴在家裏最亮堂的桌邊做作業，養父在旁邊就著昏暗的燈光幫我補衣服、縫襪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著鋼針，笨手笨腳，不是把袖子連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縫到了衣服裏邊，手指還經常被針紮出了血。

看到養父為我忙裏忙外，我過意不去，要學著做家務。養父卻毫不猶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讀你的書，這些活兒爸幹得了。”養父最驕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學習成績，每當我考了100分，他總是笑得無比舒心，臉上的皺褶也舒展開來。

看上去蒼老的養父其實才40多歲，正值壯年，不少人勸他再找個女人一起過日子，但養父一概回絕了。

有一天，鄰居李叔叔來找養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間做作業。兩人大概喝多了，聲音也大了起來。

李叔叔給養父介紹鄰村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養父不同意。

他說：“多兩個人得多添兩張嘴，我哪里養得活？”李叔叔說：“可你需要個女人呀！不行讓慧慧別讀書了，女孩家讀那麼多書幹什麼？”養父的語氣陡然加重了：“那怎麼行？慧慧這孩子聰明，是個讀書的料，不能耽誤在我手上。”

李叔叔帶著醉意說：“我知道，你是覺得對不起慧慧她親爸親媽，早知道當年他們來的時候，你就把孩子還給他們，這樣你和麗平也不會跑出去打工，麗平也不至於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話讓我的腦袋轟地一聲，兒時片斷駁雜的記憶、村民們平時對我的竊竊私語、還有那次奇怪的舉家遷徙頓時在我腦海中連綴起來……

我連哭帶喊的追問把養父的酒嚇醒了，他不得不告訴我：8年前，一直沒有生育和他和養母從外地一個人販子手中，以2000元的價格把我買了下來。我5歲那年，我的親生父母不知通過什麼管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蔣家奶奶發現後，趕緊報告了養父。於是，他和養母帶著我連夜逃到了東莞……

這一切讓11歲的我無法承受。我哭著沖出門，把養父的呼喚拋在身後。

兩天后，養父從一個樹洞裏找到了又冷又餓的我。他的臉上寫滿自責，不知是責備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還是責備自己不該告訴我這個秘密。

02

我與養父之間從此豎起了一道高牆。一想到他付出了區區2000元錢，便把我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讓我和他們都飽嘗親情流離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齒。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機會重新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時，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來！我在日記中盡情渲泄著自己的情緒，養父在我筆下成了一個殘暴、無知、可怕的暴君……

我無數次在夢中想像親生父母的樣子，並開始有意向村裏人探聽我的身世。或許因為事情已過去多年，村裏人不再顧忌，他們說我的父母帶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識份子。想到自己或許再也見不到他們，我心裏便湧起深深的悲哀。

因為內心承受著常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我變得沉默寡言，還總是無緣無故地朝養父發脾氣。

明知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可我卻故意嚷著一會要吃燒雞，一會要喝可樂。為了博得我的高興，養父總是會從兜裏摸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無條件地滿足我的無理要求。

我再也沒有叫養父一聲“爸爸”，把所有的苦悶和怨恨都發洩到了書本上。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鎮上的初中，聽說可以在校住讀，我暗自高興。

但正因為如此，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水漲船高，養父靠種地的收入明顯不夠。為了讓我能讀上書，養父去了鄰村一個瀝青加工廠熬制瀝青。這個活兒又髒又累，危險性也大，一般沒人願意幹，但養父願意。

可是，每次他渾身帶著刺鼻的瀝青氣味回家時，我總是嫌惡地躲開。

我每次週末回家，都是養父最高興的時刻。他興奮地跑前跑後，把我最愛吃的涼粉、炒豌豆一樣樣端出來，小心翼翼地守著我吃完，臉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對他這種近乎謙卑的殷勤卻並不領情。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家，正看到養父拿著我那份得滿分的試卷，得意地給鄰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搶過來，沒好氣地說：“以後別亂翻我書包！”養父像做錯了事的小孩子，臉一下子紅了。

12歲那年，鄰居李叔叔的妻子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了女孩子的衛生用品，還給我講了一些生理常識。當得知是養父讓她來的時，我覺得又羞又惱，為此又好幾天不與他說話。

2007年，我以全鎮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衡陽市最好的高中——衡南縣一中。其實，很多人都勸養父別再讓我讀書了。他們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個拐來的女兒，能嫁人生子，幫著養老送終就行了，何必賠上老本？甚至有人對養父說：“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飛跑了？”可養父什麼也沒說，不聲不響地賣掉了家裏的一頭豬，還又找了一份分揀醫療垃圾的辛苦活兒……

養父不知道，我學習如此努力，就是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學，徹底離開他。

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將畢業時，我的親生父母來了！

從學校到家，3個小時的路程在這天卻顯得那麼漫長。我沖進家門，一對穿著打扮都很體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來。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飽滿的額頭和白晰的皮膚與那個中年女子如出一轍。

她走過來，輕輕拉起我的衣領，看到我頸後的一塊橢圓形胎記，便緊緊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媽媽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違的溫暖和踏實，在她的懷裏淚雨滂沱。

父親從黑色皮包裏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塞進養父手中說：“謝謝你這麼多年對欣欣的養育，我們想今天就帶她走，她的戶口和轉學手續我們會替她辦的。”養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親手中，囁嚅著說：“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們給我留個地址。”父親猶豫了一會兒，便寫給了他。

養父轉過頭來對我說：“閨女，你在這個家受委屈了……

回去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沒有理他，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個家。

03

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個教師社區，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一名護士，我還有一個比我小7歲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復了我原來的名字：施雨欣。

從與父母的交流中，關於我的片斷漸漸被拼湊得完整：3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出門買菜，一眨眼我就不見了。母親急得發瘋，只好報了案。

兩年後，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動中，一個人販子落網，從他的供述中，民警瞭解到我可能被賣到了湖南衡陽，並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們不辭辛苦地在衡陽的每一個縣市尋找，終於聽說文村有人收養了一個與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當他們趕到文村時，就被蔣家奶奶發覺了，她認為養父出了錢，孩子就該歸他，於是便通風報信，養父和養母帶著我落荒而逃。

雖然沒能找到我，但父親卻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塞進了養父的老屋裏，從此後就再也沒有換過電話。從東莞回到文村後，養父發現了父親留下的字條和電話，便把它們藏了起來。

2010年3月的一天，父親居然接到了養父打來的電話，於是，我們一家終於得以團圓。

得知是養父主動給父親打了電話，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許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留住我了？或許他希望親生父母能給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無暇揣測養父真實的意圖，只顧貪婪地享受著錯失了15年的親情。

母親給我買了各式各樣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紅色的睡裙，還擁有了安靜整潔的小臥室。

我把從養父那裏穿來的寒磣衣服統統扔進了垃圾箱，同時把對文村，對養父的記憶努力刪除。

我回家沒多久，就收到來自衡陽的一個包裹，裏面是曬乾的枇杷核。我從小患有支氣管炎，一到換季就咳嗽，養父帶我找過很多醫生都沒有治好。

後來一個老中醫用野生枇杷核曬乾後煮水給我喝，非常有效，於是每年養父都會到處尋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進了垃圾箱，因為我已經有了母親從醫院開回來的進口止咳藥，不再需要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親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學插班讀高三，我優異的成績讓他們大跌眼鏡。得知文村的女孩從沒有一個能初中畢業時，母親感慨地對父親說：“欣欣在這一點上還很幸運的，她的養父沒耽誤她。”父親摸著我的頭，若有所思地說：“難怪他反復叮囑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學校讀書。”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績順利考入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專業。2014年，我從川大畢業，並申請到了美國伯克利大學相同專業的全額獎學金。

當飛機沖上藍天時，我知道，自己嶄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開……

我很快適應了伯克利大學的生活。在圖書館查資料、在實驗室寫報告、週末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乘“灰狗”長途汽車四處旅行，日子緊張而充實。

2015年4月，我還收穫了自己的初戀，男友是與我同一個課題組的英國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與史蒂芬同時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碩士畢業證書，我們的愛情也瓜熟蒂落。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帶著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帶回個“洋女婿”，而且倆人都是名校碩士，四鄰八舍都湧往我家，在一片祝賀和豔羨聲中，我有種揚眉吐氣、脫胎換骨之感，父親和母親熱情地招待著來客，眉眼之間洋溢著驕傲和舒心。

就在這種無比歡快的氣氛中，我聽到了關於養父的噩耗。

04

養父的噩耗來自我的老同學肖遠平，他是文村唯一與我一同讀到高中的同學，現在南昌工作。

聽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們在海外的見聞以及工作和學習情況後，肖遠平突然說起：“你父親……呃，你養父聽說病得不輕，好像是皮膚癌。”肖遠平的話在我心上落下一記重錘。

養父，這是一個被我抗拒和禁錮了多少年的詞。

我頓時想起，在瀝青廠打工的養父身上那刺鼻的氣味，分揀醫療垃圾的他，手指經常被刺破，紅腫潰爛，很久都不能癒合。

他患上皮膚癌，很難說與這些沒有關係。肖遠平說，自從我走後，養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愛做的事，就是把家裏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揀出來，最甜的紅薯乾一片片挑出來，或是四處尋找野生枇杷。

現在的野生枇杷越來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時，他失足從山崖上墜落，摔壞了腰椎，本來就彎的腰現在更彎了……

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湧上心頭：養父掙來的血汗錢幾乎都用於給我上學、買書，可我對他卻沒有一天好臉色；他拼了命給我摘來的枇杷核，卻被我扔進了垃圾桶……我心裏難過極了，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恥。

那天我像發了瘋一樣，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遠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晚上做了很多夢，在文村與養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電影一般進入我的夢境。原來我刻意封存這些記憶，一刻也不曾離開我的腦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終於從夢中醒來。眼光觸及之處，竟是臥室櫃頂上，父親給我碼放得整整齊齊的包裹。我不在家這些年，養父仍然堅持不懈給我寄東西，每個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跡。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著他精心挑選的花生和紅薯乾，而且按時喝枇杷水。想像著養父寄出這些包裹時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發抖了！

如果他知道，這些凝聚著他血汗的珍貴禮物，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的櫃頂發芽、長黴，他該有多麼傷心！

我這才發現，這麼多年，我竟然誤讀和忽略了養父多少真切樸實的愛：縱然他從人販子手裏買下我的行為是違法的，縱然他帶著我逃離我父母的追尋是自私的，但這麼多年來他給我的父愛卑微深沉，絲毫不比我的親生父親遜色！

面對拿自己的一切來愛我的養父，我對他的怨恨是多麼無知而冷漠！想到這裏，我放聲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養父患病的事告訴了父母，並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驚，連忙答應了我的請求。

我與史蒂芬一起踏上了開往衡陽的火車。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經歷講給史蒂芬聽，他握著我的手感動地說：“我美麗的中國姑娘，沒想到你有這樣曲折的經歷，我很佩服你的養父，讓我們一起為他做點什麼吧！”我點點頭，心已經飛往久違的文村……

6年過去，養父的土坯房更加破敗了。養父坐在門前矮凳上打盹，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刻滿皺紋，精神萎靡不振。當我輕輕喚了他一聲，他睜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沒有做夢吧？”我向他介紹了史蒂芬，養父手忙腳亂地給他拿凳子、倒茶，然後拉著我的雙臂，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好像生怕他一鬆手，我就會再次消失。

我發現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塊，邊緣已經紅腫潰爛。我心痛極了，要捋起養父的袖子仔細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卻急忙把手縮進袖子裏，不安地說：“慧慧，嚇著你了吧？你放心，醫生說這不傳染的。”在我的面前，養父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塵埃裏，可他的愛卻在塵埃裏開出花來，是那樣鮮豔、奪目。我鼻子一酸，緊緊抱住養父，哽咽著說：“爸，對不起！”

05

我當晚給父親打去電話，想將養父帶到江西治病。父親沉默良久，緩緩說：“孩子，我和你媽媽也曾經怨恨過你的養父，畢竟他讓我們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這些年，我們在你身上漸漸看到了很多讓我們驚訝的優秀特質，也意識到你能遇到這樣的養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也看出你對養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諒他，但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們很高興，你終於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媽媽鄭重表示：支持你的決定！”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放下了全部顧慮，我第二天就帶著養父踏上了開往南昌的火車。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復查結果更不樂觀——惡性黑色素瘤，已經發展到中晚期，局部擴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儘快手術。我不敢有半點怠慢，把自己在美國讀書時節省下來的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5萬元積蓄全部取了出來。

7月13日，養父進行了手術，切除了病灶部位，但為了徹底清除體內癌細胞，養父還有漫長的化療過程。

進行了2期化療後，養父體內的癌細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體也變得更虛弱，一絲冷風都能使他再次發燒、昏迷。

醫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藥物都不能實現靶向治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人體自身的健康細胞。對於復發程度非常高的惡性黑色素瘤，手術的預後並不理想。我失聲問道：“最長能有多長時間？”醫生遺憾地回答我：“五年。”

養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看見我後，他努力地笑笑，啞著嗓子說：“閨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這麼漂亮的房間裏。”我強忍眼淚，握住養父乾枯的手，恨自己讀了這麼多年書，卻對他的病無能為力。

暑期就要結束，導師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此時高昂的醫藥費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養父對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為難，我的父母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們打算把養父接到家裏，負擔他的醫藥費，並照顧他的生活。

養父握著父親的手，慚愧、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父親卻誠摯地說：“我們還要謝謝你，幫我們培養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女兒。”多年來的隔閡終於冰釋，濃濃的親情包圍了每一個人。

回到美國後，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課餘不懈地尋找治療皮膚癌的方法。我瞭解到，三藩市大學醫學中心曾用自身病毒製成的疫苗進行皮下注射，效果並不明顯；而德國一家醫院採用干擾素治療，其副作用幾乎與放療化療相同。

2016年9月，我終於發現一條讓人振奮的消息：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sakai研究室正在進行一項關於抗癌藥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種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藥，實現藥物全程監控和定向釋放。

一旦找到這種材料，就能很好解決藥物無法直達患處的難題，大大減少抗癌藥的副作用。研究報告特別指出：這種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膚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嗎？如果我能親自參與這項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養父嗎？這一想法讓我熱血沸騰。

但史蒂芬卻提醒我：sakai研究室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研究儀器，積聚著來自醫學、器械、材料、化學等各學科頂尖人才，他們能否接受我的申請，還很難說。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也非常難，拿到博士學位說不定要花費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說得沒錯，選擇去日本，就意味著放棄我在美國的學術坦途。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我和史蒂芬的愛情也面臨考驗。兩條路擺在我面前，我必須作出選擇。

經過三天三夜痛苦的掙扎，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因為我和史蒂芬還年輕，未來還有許多選擇，而對養父來說，這也許是我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後一博。

我找到導師，把自己面臨的困境講給他聽，並為不能繼續讀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沒想到，導師聽了我的話後，不但願意放我走，還破天荒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有了這封份量很重的推薦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請順利獲批。

收到邀請函的那一天，我興奮地給養父打了越洋電話，我知道他根本聽不懂我的專業術語，但他肯定聽懂了，這個曾經叛逆的女兒要救他。他哽咽地說：“閨女，謝謝你……爸有你，真是福氣。”

有了養父的病作為動力，我到sakai研究室報到後，就準備大幹一場。但困難卻來了：這個綜合研究團隊根本沒有導師指導，所謂研究，就是各個專業的精英自行組合，研究成果經過整合後定期公佈在網上，共同推動專案的推進。

整個項目的公共資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設備，和一群專門做小白鼠手術的實驗員。作為新人，我根本不會使用這些儀器，也沒有固定合作的實驗員。

養父的時間不多，我只能靠自己。憑著一本日文辭典，我苦苦研究這堆陌生的儀器。好在我足夠努力，兩個月後，就掌握了設備使用方法。

於是，我開始嘗試尋找一些能發光的材料來包裹藥物,這樣藥物就能在進入體內後做到全程監控，定向釋放，減少對身體的副作用。這種設想其實早就有人實驗過，但每次小白鼠試驗做出來的資料總是不穩定。

我通過反復研究和論證，堅信發光體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術嫺熟的實驗員來配合我。為此，我找到了蘇珊，她是實驗室最棒的小白鼠手術專家，無數頂尖成果的白鼠實驗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聽要做發光體材料實驗，蘇珊就表示了反對。她說：“研究室的許多人都嘗試過這種材料，他們都沒有成功，我不願意浪費寶貴的實驗資源。我想你應該挑選一種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寫一篇不錯的學術論文。

”我告訴蘇珊，我來研究室，不是為了一紙博士文憑，更不是為了發表光彩照人的學術論文，而是為了萬里之外一個病床上的老人——我的養父。
聽我講了我與養父的故事後，蘇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動地說：“施，你是個好姑娘，我們開始吧！”

令我感動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這個時候也申請加入了sakai研究室，並成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無疑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幫助。
2016年12月，尋找發光體材料的龐大實驗工程啟動了。我和史蒂芬先後試驗了一千多種材料，除了吃飯和睡覺，我們幾乎沒有離開過實驗室。

我不時給養父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幹得不錯，他說他身體也好多了。母親私下告訴我，養父的身體情況其實並不好，只是為了怕給我增加壓力才強顏歡笑。

原來我和養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陡然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或許上天也在眷顧我多災多難的養父，2017年11月23日，一種能發光的高分子納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實驗成功了！

在顯微鏡下，我們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藥包裹成直徑僅有幾十納米的顆粒，注射到小白鼠體內。我們從儀器中清晰地看到，這種能發光的高分子微胞進入血液後，藥物運行到癌變部位時就從血管滲出，滯留在癌細胞附近，連續發揮藥力。

24小時後，癌細胞有了明顯減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沒有明顯變化。為了保險起見，同樣的實驗又在不同的200組小白鼠個體上，進行多輪迴圈實驗，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這意味著：一種極具臨床意義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將產生！我與史蒂芬緊緊擁抱，淚流滿面，我知道：養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脫下無菌服，跑出去打電話。

當我的父母和養父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養父泣不成聲，只會不斷地說：“閨女，謝謝你。”

2017年12月，我的學術論文發表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CELL》雜誌上。這項研究成果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但我來不及考慮這項研究成果能為自己帶來多少榮譽和獎金，我只有一個念頭：儘快讓養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負責的這個專案通過了sakai研究室的論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需要徵集皮膚癌志願者進行試驗，我當即替養父報了名。

2月12日，我把養父接到了日本。經過無數次放療、化療，養父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當我與助手一起，把已經處理好的實驗用生物製劑緩緩推進養父的血管時，內心仍有一絲不安，生怕實驗出現什麼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沒有發生，抗癌藥物按照我們預期的效果，在養父身體中產生了良好的反應。通過72小時不間斷地監測，養父身體中癌細胞數量下降了20%，正常細胞對抗癌藥物的反應不明顯。

這就意味著：養父向完全康復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再有幾個療程，將有希望完全清除體內的癌細胞！

養父安寧地睡在病床上，我靜靜地守在他身邊，一如當年我生病時，他夜以繼日地守望著我。望著他飽經滄桑的面容，我的淚水潸然而下。

或許，養父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來成就我：他的精心呵護培養，讓我這個“被拐來的女孩”獲得了上學讀書的機會；我對他的怨恨，成了奮發讀書的動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發了我挑戰世界性難題的勇氣，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醫學高峰！

養父就是故鄉、巍巍大樹……

张安乐：培养为统一牺牲力量，我来带头 | 专访
原创： 专访 观察者网 2016-12-10
【采访/观察者网马雪、冯雪】
本篇系张安乐访谈系列下篇，上篇请点击《专访|三个湖南人 “消灭”了国民党》。
有感于岛内被蓝绿霸占，张安乐希望铺展红色力量。从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经验中获得灵感，他认为将来需要在绿色力量最薄弱的环节——即台东和花莲县——辛苦耕耘。
虽然他希冀两岸能够走和平统一之路，但他也绝不忽视一旦开战的可能前景。
“训练敢为统一牺牲的人，我要带头啊！”
观察者网：中华统一促进党吸收年轻人的时候，有些年轻人会不会说，我不进你们党，我怕被扣红帽子？
张安乐：有可能，但还有人觉得很骄傲。这就够了，不要讨好每个人。
当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那时被叫做什么？叫“共匪”，叫“朱毛匪帮”，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他们算多少，可是，他们就是坚持，他们站在穷人这边，最后反而胜利。
如果他们按照民粹的路子，要讨好，说我不能变成“匪”，那就投降，今天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对？所以，现在蓝营最大的问题，想讨好每个人。
现在台湾是“绿色氛围”。比如马英九，原来内心深处绝对是红的，他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那天讲了一句话，我们中国国民党终极目标要统一。这句话，从李登辉、连战开始没听说过，他讲了。可随后马英九又在台湾“台独报”《自由时报》的头版登了一个半版广告，说“‘台湾独立’是我们台湾人民的选项之一，我尊重这个权利。”因为他要选举。

“绿色话”讲久了，自己就“绿化”了，你看看这次洪秀柱自己“绿化”，本来在两蒋时代的教育都是大中华认同的教育，那时就算深蓝也是中国人，讲我们台湾“中华民国”要反攻大陆，两岸都是一家等等。但经过李登辉陈水扁的20年，再加上马英九不敢拨乱反正，现在绿色达到了“绿色民粹”的地步。但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一个反对它的因子存在，绿色干到底下会形成一个反对它的一个因子。
现在要引导红色，像我这次来上海，但马上要赶回台湾，因为在彰化有一百多个年轻人要加入我们，我要给他们成立“华夏青年军”，现在有一千多人了，都是年轻人。“华夏青年军”就是“红军”。现在台湾有蓝有绿没有红，我们要让“华夏青年军”多跟大陆交流。所谓德不孤必有邻，不要忘了大陆十三亿同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支持我们的。
之前经常有一些台湾南部的小朋友来我家，进进出出大概前后二十多年，其中历程也蛮坎坷的。有个小朋友自己原本没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后来跟着我，我就带他参加“红色活动”。他在家那边本身就有点江湖地位，他就对那些原本是绿色的兄弟讲，我将来为统一而死，我是烈士，你们将来为“台独”而死，就会像条狗一样。我们就需要这种精神，要慢慢在台湾训练敢为统一牺牲的人。当然，我要带头啊！
观察者网：台湾南部的人多多了解大陆，也慢慢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张安乐：老百姓可能会，但政客不太可能。其实有些国民党大佬，他们也不希望统一。因为一旦实现统一，他们的利用价值也就降低了。政客希望老百姓与自己越对立越好，这样他们就可以向大陆讨要好处。大陆对台工作如果过于专注“说服”岛内政客，难免有些“缘木求鱼”。禅宗讲过一句话：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越过政客直达基层，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
共产党成功有三大法宝，那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还有统一战线。解决台湾问题，我也提出过三大法宝：红色公益、红色文宣及红色组织。说到底，靠的都是红色公益。“打土豪分田地”是共产党成功的秘诀，简单说就是——分田地。“分田地”用现代话讲就是“红色公益”。老百姓从共产党手上拿到土地，红色文宣工作就可以开展了，比如“红军到，穷人笑”。这样，老百姓拿到土地，生存问题就解决了，就会跟着红军走。如此一来，组织就有了，也就有了党的建设。
在敌人最薄弱的环节下手
观察者网：您如何评价如今大陆的对台政策？
张安乐：在我看来，现在对台政策有两个盲点，第一没有做好红色公益，反而做成了绿色公益，归结起来就是我一直主张的“奶嘴理论”。比如我的三个孙子，保姆是我请的，奶粉是我供的，可是小时候，我想要抱他们，他们都不肯。为什么？因为是保姆一直喂奶给他们。
今天大陆对台湾输送利益方向就有问题。马英九到台湾深绿地方云林县，夸耀说自从我当了“总统”，两岸关系改善了，我们的农产品可以卖到大陆了。结果，出身民进党的云林县长民进党苏治芬就说了，马英九你太不要脸，东西是我卖的，不是你卖的。苏治芬没讲错，上海、杭州和深圳都专门给云林县设点。最终，云林县开出来的票都是绿油油的。牛奶工厂是红色的，但奶嘴是绿色的，台湾民众只认绿色奶嘴。
那到底要怎么做红色公益呢？比如台湾发生风灾，就可以搞“五星旗下的爱心活动”。大陆某个企业捐一条路，就可以拿这企业的名字做路名。上海长宁区捐一座桥，就可以叫“长宁桥”嘛！“五星旗”在台湾一直被歪曲宣传成“血腥活动”，我们应该宣传成“爱心活动”。
在民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民众才会认同你。平常你去台湾采购，做些锦上添花的工作，民众没有太大感觉，因为人的欲望往往是无穷尽的。但是，民众一旦有难了，这个时候你伸出援手，民众就会感激你。
我有一个讲法，“一国两制，花东先行”，也就是花莲和台东。这两个县经济比较落后，人口结构平衡，民风淳朴，地理位置也重要，有机场和军港。在这里试行，效果会比较突出。
我们一直在这里耕耘。如果有一天选出来一个“统一党”的县长，坚持“一国两制”，再加上给予政策扶植，相信四年后超过新加坡是有可能的。
“一国两制”一定要在敌人最薄弱的地方开展试点工作。历史上，共产党找根据地也不是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在井冈山、赣南、陕北这样国民党薄弱的地区。同样，在台湾试行“一国两制”，也一定要在绿色最薄弱的环节。
这是我们眼下在努力做的事情。花莲那边，我们经营很久了。由于交通不方便，台东去得比较少，只能每个月去一次。上次我们去花莲一个原住民的村子，有150户，都是低收入。我们就每一家送一袋米，一袋也就5、6公斤吧。我们现在能力有限，也就这么多资源，但关键是要坚持下来。

第二盲点是，没有找准依靠对象。当年毛泽东搞革命力排众议，坚持农民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阶级问题是核心，没有国家认同问题。现在台湾要依靠的对象不再能以阶级来划分，要以感情来分：谁有中国情怀，谁是依靠对象；谁没有中国情怀，谁就不是依靠对象。
之前有大陆单位邀请台湾里长到大陆参观，可是一听说是台北的里长，就说不要台北的，希望多些来自台南地区的。但我不这么看，不要以为人家一定跟你走，小心他们将来都会绿化。
当年共产党在赣南，如果想当然认为农民一定会跟我走，不会追随地主，干脆跟地主把酒言欢，也不分土地给农民，农民还一定会跟你走吗？如果地主再给农民粮和饷，那就干脆参加地主武装了嘛。结果可能就是，地主跟共产党翻脸，农民就打共产党了呀！民众眼睛都是雪亮的，你从来也没有管我们，你却去巴结人家。哎，不幸都言中了，台湾很多“蓝天”都变“绿地”了。
所以现在只有退守花东。再不做工作，花东也会全面绿化。重点是，不要再想着讨好每个人；念叨着讨好每个人，就会丧失根据地。当年要是共产党没有在延安设立根据地，机会来了也不属于你。
大陆支持台湾一个县还不容易嘛，要搞“一国两制”，就要搞出一个成功的试点，让大家都看看。
以目前局势来看，和平统一越来越难了。如果将来是武力统一，就需要在岛内有股红色力量，就是部队。现在就要两手做准备，一是把花东当根据地，一是要建立红色部队。
红色部队的作用就是，只要绿色势力敢嚣张，就会有大部队去跟他们较真。只要敢宣布“台独”，就敢起来反抗。我这个年纪，看看还能培养红色部队到什么程度吧。
观察者网：那你们有没有在花东培养“立委”？
张安乐：这个得一步一步来。问题在于要选举的话，就必须讨好民粹。我们现在打的是“正红旗”，这在岛内选举中就不太好吃得开。
政客和政治家不一样。政治家是坚持理念，这个事情对台湾民众有利，对两岸有利，那就坚持；政客呢，为了要选票，就迎合民粹，民粹说怎样就怎样。
所以啊，也不能怪新党在选举时高呼“保卫‘中华民国主权’”，因为这是最保险的做法。我们讲，两岸要和平统一。这话讲出来，目前人家会不太敢接受。为了要争取一两席“立委”，丧失自己的原则，那就跟着国民党摇旗呐喊好了嘛。什么“捍卫‘中华民国’，反‘台独’”，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
国家认同这种感情不会消逝
观察者网：按您所说，绿色大本营，红色旗子插不进去，那当蓝色大本营也开始慢慢“变色”时，红色旗子有机会插进去吗？
张安乐：像我们在眷村搞活动，他们一般都支持我们的，可最后投票的时候却没有反映出来。有很多人在公共场合要跟我照相，说“中华民国”要靠你了，但不说中国要靠你了，都是这样。
他们觉得我的主张可以针对“台独”，这一点上是跟我站在第一线的。可选举的时候，他们讲想听到的是“捍卫‘中华民国主权’”，我的口号则是“和平统一救台湾”。
这个时间，我就觉得酝酿“中国台湾”的讲法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平台，缺乏红色文宣，也就没有声音一直在强调“中国台湾”。
观察者网：您有考虑过“一国一制”的可行性吗？
张安乐：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沿海已经成长起来很多的中产阶级。虽然现在大陆内部存在贫富悬殊的现象，不过中产阶级在慢慢成长。我相信再过30年，量变发生质变，变成中产阶级社会，到时候就会选择适合中产阶级的政治制度。
亚洲现在实行所谓“民主”制度的国家或者地区都存在很多问题。在菲律宾，选举暴力事件猖獗，参选人甚至会把对手杀掉。在台湾，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暴力现象，但买票活动猖獗。
“民主”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效率，“威权”办事就非常有效率。台湾大搞建设都是在两蒋时代。要土地改革，做，没什么好啰嗦的，也没什么好反对的。现在不可能了。台湾要建一条机场捷运，20年都修不成，各种利益方在中间扯皮。
大陆现在实行的是精英选拔制度，必须经过在基层锻炼多年，才有可能担任要职。不像在台湾，凭一张嘴就能当市长、“总统”。

观察者网：蔡英文上任至今，您怎么看两岸关系的走势？
张安乐：反蔡英文的因子已经慢慢形成了，但有不同角度，有“中华民国派”的集结，也有我们“中国台湾派”。台湾经济一直萧条，民众不满。但问题是，有些台湾人主观上已经不认同中国了。
人生有三大事情是感性的：宗教、国家认同、男女激情。激情会消逝，但国家认同这种感情不会。蓝营现在缺乏感性的支持者，我们就是要培养感性的红色支持者，两种培养方式：第一，红色宣传，学校教育、媒体等我们掌握不了，只能靠网络宣传。我们要告诉台湾老百姓，只有和平统一，台湾幸福最大，永久和平无战乱。大陆经济持续发展，给台湾优惠，台湾经济会不好？在海外有任何事，中国大使馆会保护，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还有尊严，台湾老百姓还要什么？第二，就是刚才讲的红色公益，因为人是感情的动物。
观察者网：好的，非常感谢您能抽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录音整理：廖志鸿、张珩、黎娜、张晨静、庄怡、武守哲、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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