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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蘭香港 在 BW 黃千庭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2015-06-24 08:00:00在香港青年音樂節演唱了李香蘭，希望你們喜歡我這個改編的版本呢～
Guitarist: Victor, Jerry
Bassist: Pui
Drummer: Kit![post-title]()
李香蘭香港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失敗者回憶錄0913）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從流行文化中，可以看到1967年香港人社會意識大轉變。
1949年中共建政後，五十年代大批大陸人來港，其中由江浙人帶來工商業，和上海的流行文化，對社會影響最大。當時不是叫流行曲，而是叫國語時代曲，流行歌星是周璇、姚莉、白光、李香蘭和吳鶯音；到六十年代，就是台灣的流行歌星佔領香港市場，姚蘇蓉、湯蘭花、蘇芮、歐陽菲菲、翁倩玉以及一直紅到九十年代的鄧麗君。粵語流行曲不是市場主流。電影方面，五六十年代從永華，到長城、邵氏、電懋、國泰，這些拍國語片的電影公司佔領了大影院市場，與西片互領風騷；粵語片的製作很多，但多在街坊流連的小影院放映。
1967年11月，暴動剛退潮，香港第一家無線電視TVB 誕生。TVB 的新聞報導，和電視劇、處境劇的製作，覆蓋了香港相當大比率的人口。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許氏兄弟的電影、特別是許冠傑的粵語流行曲冒起，風行全港，由此而帶入香港粵語流行曲、電視劇、粵語電影的新時代。香港流行文化爆發式的興旺，不但覆蓋全港，更風靡東南亞、台灣、歐美等地華人社區，以至文革後的大陸。香港歌星、影星、導演、作曲作詞者，出現好多超級奇葩，可說歷史僅見。
這就是香港的黃金時代。從1967年末開始，只有這二三十年。短短時間，在良好管治和充分自由的空氣下，就創造出許多奇蹟，產生許多傳奇人物。在戴麟趾、麥理浩開始的大刀闊斧建設市政與革新中，最值得稱道、當時我也認為是最難得一件事，就是創立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的成功，將香港締造成一個公平社會。
本土流行文化的崛起，反映了香港人對這個英治下的地方，產生越來越強的認同感。在所有的華人地區仍然處於不同程度的不自由的狀態下，香港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在香港可以看到所有在海峽兩岸被禁閉的消息和評論。香港人在公平的法律制度下，可以自由做任何不違法的事。香港公共事務、交通、稅制、醫療，提供的服務比任何地方都方便。七十年代之後到香港生活的人，無論從大陸、台灣還是世界其他地方來，大都認為香港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沒有之一。
2017年，羅恩惠導演拍了六七暴動的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引起關注。她原想將記錄片的內容出書，並邀我寫序。我的序寫了，書卻沒有出成。
我在序中，引用法國印象派大師高更（Paul Gauguin）在1897年的一幅畫作中的三句問話：「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香港人從哪裡來？不用說，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自中華大地。我們是什麼人？我想在1967年前絕大多數的香港華人市民都會說「我是中國人」，至於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當時社會輿論的主要左右派之分。我們往何處去？那就各有選擇了，除了在香港土生土長、有些家族生意繼承的本地人之外，1949年後從大陸來的人，大概那時候都不會認為香港是他們永久的家。鄰近的強權使許多人不安，他們想把香港當作跳板，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
英國維持在香港的管治，是為了觀察和接觸中國；中國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是以香港作為通向西方世界的窗口。中英雙方都沒有把香港市民當一回事。如果中英都沒有把香港當一回事、而許多香港人又把這裡視為「跳板」的話，這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就不是香港人的永久的福氣。
當中國在極左狂潮下，用語講到要「粉碎港英統治」而結果卻是「香港還是那樣子」，就意味著這裡可以作人生的長期規劃了。儘管英國那時候已經知道1997年會有條約到期的問題，但在中共不干預下，全力建設一個輝煌的香港，可以使英國在國際社會的關顧下，提高與中國議價的能力。
儘管中英雙方都各有打算，但香港人就在這個歷史時空，享受到最大的自由，最方便最發達的經濟文化，最文明最公平的社會秩序。香港流行文化的奇蹟般崛起，意味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已經從「我是中國人」轉為「我是香港人」，至少是「不一樣的中國人」了。這之後，身份認同的民調雖有起落，但倘若沒有先驗的政治觀念，整體趨勢就沒有什麼懸念了。以0至100分的「身份認同指數」計算，2018年民調顯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指數破紀錄高達83分。
「我們往何處去」？儘管九七問題泛起，和近年政治環境大轉變，使香港人在六四後、九七前和現在，都掀移民潮，但留下來的和離去的，心中仍然追求著憧憬著那黃金時代的香港。（62）
圖1，香港流行文化的先驅者——許氏兄弟和父母（網上照片）；
圖2，香港新聞業輝煌時期的傳媒人，前左起，毛孟靜，黃應士（TVB新聞總監），張敏儀，包雲龍（亞視新聞總監），黃志強（港台新聞部）；後左起，林旭華（商台），邵廬善（港台），吳明林（港台），李怡，蘇狄嘉（港台），戴天，李錦洪。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李香蘭香港 在 李香蘭生活研究房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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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蘭香港 在 李怡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失敗者回憶錄：淪陷區藝文（李怡）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接着是日軍與國軍的八一三會戰，11月日軍攻陷上海。儘管上海絕大部份地區淪陷，但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上海的法租界、公共租界仍然是英法所統治。這四年，上海租界被稱為「孤島」。孤島時期，中國文化人雲集，在那裏發展了相當蓬勃的文化出版、電影、戲劇活動，而且貫注愛國抗戰的社會意識。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孤島也淪陷了，但那時候汪精衞的南京政府已經成立，在汪政權下，不少文化人仍然堅守崗位，各藝文活動都在摸索附日政權的政治底線，作反控制、爭自由的文化實踐。許多作家、導演、演員在汪政權治下冒起，名聲和表現延續到抗戰勝利後，以及1949年後在香港和台灣發展。
著名作家張愛玲，就是這時期冒起的。同一時期冒起的作家還有傅雷、鄭逸梅、柯靈等人。著名製片人張善琨長袖善舞，導演方沛霖、卜萬蒼、朱石麟，演員陳雲裳、李香蘭、李麗華、王引、高占飛等在這時期竄紅，這些人的演藝事業都延續到戰後。甚至可以說，上海淪陷區的文化活動，為戰後中國及香港、台灣的文化奠定人才的基礎。
淪陷時期最有名的雜誌叫《萬象》。它創刊於1941年7月，即孤島的末期，到1945年6月即抗戰勝利前夕停刊。由中央書店老闆平襟亞任發行人，先由陳蝶衣主編，到1943年5月主編改由柯靈擔任。張愛玲的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1943年5月在《紫羅蘭》雜誌刊出，柯靈讀後驚為天人。其後張愛玲的《心經》、《琉璃瓦》和《連環套》陸續在《萬象》連載。
《萬象》定位為「時事、科學、文藝、小說」兼顧的綜合性期刊，合乎「包羅萬象」的命名，趣味與意義並重，而其目的則在於「點綴，安慰急遽慌亂的人生」。《萬象》對政治的疏離，對日常世俗生活的貼近，和對永久人性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淪陷區通俗文學的需求，亦不違汪政權的文化政策。陳蝶衣主編時期《萬象》主要衝破佔領者的封鎖，打開言說空間；柯靈主編時期則偏重於知識分子的言說。兩位主編的努力，使《萬象》網羅了最廣泛的作家群，並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一批文學新人。《萬象》保持逾萬的銷量，成了「（淪陷區）非常時期的非常（文化）現象」。
淪陷區的電影業，不能不提到張善琨。1942年在親華的日本人川喜多長政的拉攏下，他出面將12家上海電影公司合併組成中聯公司，一年內拍了43部電影。他一方面表示 「效忠於國家、效忠於東亞」，一方面提倡 「保持電影的娛樂性」。那時大部份的電影題材都是風花雪月、卿卿我我的愛情故事。顯示出他和電影人在特殊環境下隨機求變的心態。在他旗下，以朱石麟、卜萬蒼、岳楓、李萍倩為代表的創作群體，基本上沒有主動地拍攝為日本侵略服務的「國策電影」。即使是奉命拍攝以鴉片戰爭為背景、配合反西方的「大東亞共榮圈」國策的影片《萬世流芳》，編導也避重就輕地以林則徐的愛情生活為主線。戰後，這些演藝人沒有被指為「漢奸」。在中共的正統電影史上，淪陷時期的上海電影皆被套上了「漢奸電影」的帽子。但香港電影資料館2000年出版《南來香港》一書，台北電影資料館於2001年出版《童月娟（張善琨夫人）回憶錄》，對張善琨及淪陷時期電影事業基本上採取諒解態度，認為至少保住中國電影業的命脈。
電影之外，還有蓬勃的話劇演出。一些在歷史中遺失的人物，在我模糊的記憶中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