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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講到因為比卡超升政務司，突然又令好多香港人關注起香港政制上黎。

「專業記者」林妙茵認為：政務司司長統領九個政策局，包括教育、社福、食衛、房屋運輸等，並且是臨時代理特首職務第一順位官員，然後藉此質疑李家超學歷、工作資歷無資格擔當呢個席位：呢種睇法，其實都好反映倒一般抱殘守舊嘅傳媒老屎忽，完全忽略政治現實嘅誤解。

綜觀全港媒體，似乎都係得共媒01點出歷任政務司嘅一個特性：就係永遠無一個政務司可以做完一屆完整任期。咁其實反映咗由回歸而黎，政務司長有兩大特徵：

1.政務司長從來無你想像中咁重要

2.佢只係一個過渡性職位

然後我地作一個簡單嘅回顧，究竟歷任政務司長有啲咩值得一記嘅地方：

第一任陳安方生作為港英餘孽只因政權交替先獲留任，響回歸後好快就同董建華不咬弘，之後響2000年黯然下台

第二任曾蔭權在任期間被董建華全面架空，更於沙士時投閒置散負責全港清潔，被嘲為「無兵司令」、「掃街大隊長」

第三任許士仁為曾蔭權指定軍師，似智囊多於政務司，短短任職兩年後，於換屆時被撤換

第四任唐英年為第一位非AO出身、算係有比較完整任期嘅政務司長。但佢在任期間一直欠缺令人留下印象嘅實績（我最記得就只有拍賣自選車牌），而且往後更因參選特首時表現無能，被人批評廢柴

第五任林瑞麟任期只有9個月，純粹為換替辭職參選嘅唐英年為過渡性任命，相比佢任職政制事務局時作為「人肉錄音機」，印象可以話更加模糊

第六任林鄭終於為第一個擁有實權及執政意志嘅政務司，但更多人認為治港政策皆為梁振英主導，林鄭主要為同流合污、協助落實。林鄭同唐英年一樣，皆因參選特首而未能完成政務司長完整任期。

第七任張建宗一直被視為過渡性人選，幾年黎外間從未停止過揣測佢幾時會被換走；老實講以佢嘅無能去到最後一刻先被炒，反而幾令人意外

講到呢度，大家應該清楚明白，政務司從來唔係果班「傳媒精英」、「時事KOL」想像中咁重要，

時事KOL分析香港政局，長期以黎都出現三大謬誤

一、每當特首希望強政勵治，政務司長就成為一個篤眼篤鼻嘅存在，關係好嘅政務司會成智囊、代行人，但一個將政務司架空嘅政府，亦唔見得對政局產生乜嘢重要影響；反而負責揸數嘅財政司，屢屢係比政務司更搶鏡。

二、其實公務員系統長久以黎都有佢固有一套運作模式，對於不滿嘅行政命令，公務員都會有不同方式進行抵制；但掉番轉頭佢地亦無一般市民想像中咁有骨氣（例如集體宣誓）。

呢種「中央同地方」嘅勢力抗衡，其實中共本身都存在呢種問題，但並唔係話有一個能幹嘅政務司就能解決──舉個例，林鄭「好打得」、夠資歷未？但佢對於各種土地規劃問題，由梁振英時代開始一樣係無從入手。

三、更重要一點卻係，好多人高估咗特衰政府嘅執政意志，其實自從董建華響八萬五一役奶咗嘢後，由曾蔭權無為而治、去到曾俊華嘅守財奴政策，去到今時今日仲未上倒馬嘅明日大嶼……基本上每一樣嘢都係hea住黎做，既然係咁，就算比你有個出色嘅政務司，都無用武之地啦

結果今時今日政務司真正嘅意義，只在於作為宣示特首接班人嘅銜頭：就好似美國副總統一樣，只有當美國總統死Q咗，又或者搵接班人時，佢先有存在意義──真正打破政務司先例嘅，從來唔係李家超，而係唐英年囉，因為佢係第一個被欽點後接班失敗嘅政務司長，而點解張建宗成日都比人質疑點解咁耐都唔落台，亦唔係因為佢無能，而係佢從來都無被視為下任特首人選。

甚至乎推國安法立法，都從來唔撚需要政務司架，一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一個保安局，一個警務署長，經已乜Q都搞掂哂啦，拿呢個就真係實質Police State嘅含意勒！

至於以比卡超嘅學歷，足唔足以勝任特首？呢個問題我諗應該要等佢正式宣佈參選先再講啦，記住，政治一日都嫌長呀！

《主要經歷 》
臺北市議會（第六屆）議員（78－83）
臺北市議會（第七屆）議員（83－86）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局長（86.08.09－87.12.25）
內政部政務次長（89.05.20－91.02.01）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91.02.01－94.01.31）
民主進步黨秘書長（94.02.01－95.01.25）
內政部部長（95.01.25－9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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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洋自傳(二)
(http://hanreporter.blogspot.com/2017/01/blog-post_57.html)

李逸洋自傳(三)公職生涯回顧
(http://hanreporter.blogspot.com/2017/01/blog-post_2.html)

李逸洋自傳(一)
我從小在基隆的郊區―七堵、暖暖區長大，家中有三個兄弟，父親在三、四十歲時就罹患肺病，長期臥病在床。不是開放性肺結核，未具傳染性，只要飲食營養，花錢就醫，服用藥物即可痊癒，但因無錢就醫，只好臥病在床。於是一家五口沈重的生計都落在母親的肩上，她以做裁縫來維持家計，很遺憾在我唸高一的時候，父親就過世；母親也因承擔家庭重擔，過於勞累，在我大二時離開，未完成學業前即父母雙亡。
其實父親曾留學日本十大名校―法政大學，學歷很高，而祖父李悌欽先生是日治時代臺北最大的私塾─同文書房的創辦人，父親與祖父年紀相差很大，學成回國，並沒有分得家產，加上身體不好，所以家道中落。多年來一直是二級貧戶，相當辛苦，都是租別人的房子來住。在七堵、八堵地區，從小學到大學總共搬了十多個地方，大約平均一至兩年就搬一次，因為無法付足房租，所以一直被迫搬家。為了分擔家計，我在唸國中二年級和三年級的時候，當時住在八堵，每天凌晨四點左右就起床送報，因為住在後車站，必須扛著腳踏車經過鐡軌，下地下道及上地下道，而且基隆一年有兩百多天在下雨，一踏出門鞋子就弄濕，但是學業成績還都名列前茅。後來考上成功高中。高三時，學校第一次由全體三個年級學生票選模範生，很榮幸我當選為三個全校模範生之一，接受教育局表揚。之後順利考取臺大政治系，就學期間常獲得書卷獎。畢業當年考取臺大政研所碩士班，多數同學要三、四年畢業，我僅唸兩年就畢業。而且為賺取生活費，在唸研究所的時候，在基隆第二信用合作社兼差當研究員，如果早上有課，就下午工讀，如果在下午有課，那就早上工讀，雖然如此，我用最快的速度取得碩士學位。我的指導教授是國際政治權威學者蔡政文老師，恩師在民主啟蒙、學業指導及生活照顧上讓我獲益良多，碩士論文蔡政文老師給98分，幾近滿分，他是前臺大政研所所長、政治系主任，後來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考試委員。我的體能狀況還不錯，在臺大就讀時，當時學生約兩萬多人，曾經獲得校運四百公尺第四名。之後我入伍服役當預官，在花蓮防空學校接受空軍砲兵預官訓練，也以學科術科第一名成績畢業。
我雖然家境非常貧窮，但求學卻非常順利，甚至第一份工作也出奇順利，在退伍的第三天，就在中國時報上班。因為我在臺大就讀的時候，曾擔任臺大法言社及畢聯會訊社長，所以服役階段，就請學長彭懷恩教授，當時擔任時報雜誌總編輯，幫我引薦給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的女兒，時任採訪主任余範英小姐。退伍之後第三天就上班，而且分配我非常好的路線，主跑立法院。當時我在中國時報的工作量相當大，現在採訪立法院記者一個報社都有6、7位，當時中國時報是兩位，聯合報是三位，曾經最多時一個晚上發稿達七千多字。這段經歷，因緣際會，躬逢我國民主政治的轉捩點，亦即「增額」立委大量進入立法院任職，「增額」與「資深」立委的衝撞，立法院成為國內重要的政治舞台。在那裡我結識很多「黨外立委」，如康寧祥先生、黃天福先生等人，當時新聞報導，受限於政治環境，所以並未完整於報上表達真相，因此常在黨外雜誌投稿，寫出報紙不能寫的另外一半。也因此與黨外立委建立友好關係，對他們少數人能夠為臺灣民主奉獻發聲，非常敬佩，所以在中國時報任職一年半後，就投入黨外陣營的工作。
民國72年黃天福先生競選連任立委失利，之後黃先生開辦《蓬萊島》雜誌，總統陳水扁先生擔任社長，我則擔任總編輯，大約一年多的時間，共發行52期，其中51期遭查禁，唯有一期未被查禁，這一期卻發生蓬萊島事件，3個人被告誹謗，坐監8個月。因為評論馮滬祥升教授論文，「以翻譯代替著作」，事實上，先前政大國關中心陳姓副研究員披露馮滬祥的論文是抄襲。7個字就坐牢8個月，在司法史上可是空前絕後。抄襲的手段是翻譯，所以這7個字批評是有所本，引述有根據，但法院並不採納。官司進行中為了鑑定究竟有無翻譯或抄襲，由7位國際級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在各個領域研究最權威的教授，每個人分1章檢視，共7章，深入比對，結論與政大國關中心陳姓副研究員相同，涉及嚴重抄襲。然而在那個高壓戒嚴統治年代，像如此由學術界客觀的第三者查證出來的結論，證明批評並沒有違背事實，法院仍然宣判有罪，可以說是政治干預司法的一大惡例，也是一個為爭取言論自由坐黑牢事件。我也因此走上政治這條不歸路，出獄後擔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也當過兩屆的臺北市議員。

一中校友對於吳敦義副總統之期許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暨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台中一中校友吳敦義年初與馬英九搭檔，贏得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大選，在五月二十日宣誓就任副總統。由於總統直選後的正副元首不是北部人（李登輝三芝人、呂秀蓮桃園人）、就是南部人（陳水扁台南人、蕭萬長嘉義人），吳敦義出身南投，當然讓長期被忽略的中部人有一些揚眉吐氣的感覺，特別是一中人。
我們都知道，台中一中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由台灣人自己所創設，因此，一中的學生來自全島，自始就有強烈的反殖民性格，不管是日本政府、還是國民政府，對於外來政權一向是桀傲不馴、睥睨權貴。戰後，在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期，一中人自發自動維持社會秩序、甚至於參與武力抗暴，不卑不亢，一直是我們後輩效法的對象。
國民黨政府在內戰中被中國共產黨打敗，走投無路，只好流亡台灣，移入中華民國機器。為了遂行間接統治，必須扶植一些台灣人當第一線的管理工具，然而，對於當地人的出身背景還是相當小心。中部地區因為在日治時代受到林獻堂所主導的文化協會啟蒙，具有強烈的現代意識，不願意讓二流的人統治，自然被視為必須戒慎小心的地區。
在過去，國民黨在台灣採取垂直分工的統治方式，自己保留中央政權的最高權力，地方上則交給代理人去管理。早期，我們還可以看到受過日本教育的仕紳，彼此相安無事；後來，由於越來越多的有為者不甘聽人使喚，卻頂多只能以無黨籍的身分突破重圍，眾人意興闌珊，地方政治人物多為派系中人，必須經過一番廝殺後才能雀屏中選，彷彿羅馬競技場的神鬼戰士，只有殺死自己人才能苟活。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能被國民黨起用到中央政府的台灣人，當然是必須經過反覆檢視，才能賦予重大的責任。在1920年代出生的邱創煥、及林洋港，都是蔣經國「吹台青」政策下的樣板，基層公教人員出身，經過中國式的科舉制度考驗，至少要在表面上呈現十足的臣服。只不過，台灣人命定只能當內政部長，前者雖有「關愛的眼神」，後者自許為蔣經國的接班人，最後還是徒勞無功。
再看年輕一代的張俊宏、以及許信良，都是政治系畢業的，年輕時代就誓願在國民黨體制內出人頭地。前者在大學唸書就講得一口標準的「國語」，可見深諳語言對於晉身的重要性，畢業後如願任職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後者從小就立志要當總統，獲得中山獎學金前往英國愛丁堡大學深造，還在國民黨的提名下當選省議員。兩人雙雙因為有志難伸、割席而去，終究還是加入黨外的陣營。
吳敦義既非地方派系中人、又非黨務或救國團系統起家，而是在大學時代以一篇〈台大人的十字架〉贏得注意而被蔣經國召見，從此平步青雲，由台北市議員、南投縣長、高雄市長、立法委員、一路做到行政院長，甚至於還擔任過國民黨的秘書長、以及副主席，可以說黨政資歷完整。在藍營眾人卻戰的情況下，吳敦義簡直是老一輩的蘇俊賓，只差當年沒有電視扣應節目的洗禮。
台灣人的父母一向鼓勵子弟念醫科、理工、或是法商，除了說工作上比較有保障，畢竟軍公教沒有台灣人的份，只能撿人家剩下來的肉屑，其實，更深層的考慮，就是打從骨子不願意跟中華民國政府有任何瓜葛，當然反對小孩子在大學聯考填人文科系。吳敦義不知受誰影響，竟然投考台灣大學歷史系，算是異纇。不過，日後從政總能引經據典、出口成章，特別是擔任閣揆時接受質詢，算是選對志願了
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吳敦義當過台大「大學新聞社」社長，言論犀利，曾經還為文建議校長不要兼職；在那戒嚴的時代，已經可以看到敏感的政治嗅覺。進入中國時報當記者，主跑市政新聞、又當主筆寫社論，經過余紀忠的認證而選上台北市議員。通過第二關的考驗，空降回南投選縣長，兩度高票當選。不過，在1987年，信義鄉東埔村布農族因開發案而祖墳被掘，先人死無葬身之地，族人迄今無法諒解。
在前總統李登輝的賞識下，吳敦義南下擔任末代官派高雄市長，並在1994 年以高票贏得首任民選市長，不過，卻被在野黨以未履行政見而稱為「白賊義仔」；最後，因為「錄影帶風波」，在1998年以三千票連任飲恨。回首看來，高雄人雖然不計較吳敦義是外地人，然而，政壇一直盛傳市長心不在焉，不是意在北上入閣、就是參選省長，或許因此惹惱有意栽培他的李登輝。
在1996年的首度總統直選，與李登輝有瑜亮情結的林洋港找郝柏村搭檔，以獨立參選人的名義獲得15%選票，幸好本土派喊出「棄彭保李」，讓李登輝過半獲勝，才有改革的正當性。然而，吳敦義當時以跟阿港伯的鄉誼，拒絕返回南投幫李登輝輔選，若即若離的態度，點滴在心頭，難怪被指控「人在曹營、心在漢」。只不過，何者為漢、何者為賊，演戲的人有自己的想法，立場不同的人看戲，也有南轅北轍的詮釋。
其實，吳敦義在1993年「透過很直接的傳遞方式」向李登輝請辭，並在媒體面前公開落淚，究竟是為了市政（高捷）、催票（直選）、還是以退為進（選省長），只有當事人知道了。另外，1990年在高雄舉辦的區運，吳敦義堅持聖火要傳到釣魚台，彷彿以國民黨保釣的正統傳人自居，與主張低調處理的總統李登輝看法有所分歧。再三交心表態，或許可以說明吳敦義為何最後會被馬英九欽點為副手。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吳敦義轉戰來到立法院，淋漓盡致發揮了「林洋港式」的口才，讓人覺得它真的是飽讀四書五經、通曉中國歷史。在馬英九政府上台後，最大的難題是閣員無力作政策辯護，因此，劉兆玄內閣因八八水災無感而下台，本土籍的吳敦義成為最佳的人選，不時在立法院賣力演出。吳院長的名言百出，譬如台獨白痴、海豚轉彎、無薪假得諾貝爾獎、以及粗話親切等，難怪惹得大新社的學弟寫了一封尖酸刻薄的「開除吳敦義公開聲明稿」，指控他在「面對他人批評時，只以河蟹的嘻笑回應，而不深切反省」。
在2011年，吳敦義提到李登輝，雖然「肯定李登輝對台灣民主貢獻」，卻不忘加上一句「我不會說那是個潔白無暇的年代」，暗示李登輝執政時期黑金猖狂，表示無法釋懷當年的心結。對於這樣的污名化，李登輝要大家「想想吳敦義的外號是甚麼」，而吳敦義也不甘示弱，回敬一句「幫我取這個外號的人已客死異鄉」，被馬英九總統譽為「悲天憫人」的形象不攻自破。
根據馬英九的說法，之所以看上吳敦義，是因為他的「學養俱佳，執行力、戰鬥力強」，應該是從立委的質詢（學養）、以及閣揆的詢答（戰鬥力）表現來看，特別是站在火線痛批在野黨。至於執行力如何，看法見仁見智。譬如他點名指名林務局對於「公地放租」成效不彰，指為「無能、敗家」，令人印象深刻。然而，被國民黨掌控的國會擱置十多年的『原住民族自區法』，他自豪對原住民族事務嫺熟，然而，在他的「對現況影響最小化」指示下，有所謂的立法「三不政策」，形同閹割原住民，讓人情何以堪。
雖然副總統只是備位元首，依照憲法的規定是「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以及「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然而，如果能獲得統的授權，也可以有所作為。先前，吳敦義對外表示，他會當馬總統的耳朵、作好本分，不會像呂秀蓮以深宮怨婦自居。大家還在觀察他要如何謹守本分之際，中方恭維「更上一層樓」，而他以「昨天不只更上一層樓，我從金海岸飯店，從一樓我走到六樓的，更上五層樓」回答記者，逞口舌之快的習性不改。
相較於廣結善緣的王金平，吳敦義當然知道，說好聽是自己不會拉幫結派，往另一方面想，其實就是孤鳥的身段，讓國民黨比較放心。相對之下，地方出身的廖了以，即使姿態在如何低，還是免不了要拉到中央就地看管，防他以地利人和出選升格後的台中市長，以免壞了全盤的接班大計。即使是滿清八旗權貴都有正黃、鑲黃之別，更何況歸順的漢人綠營？
其實，算命是民間習俗、好辯只是個性，只要能在重要關頭守住台灣人的立場，在台灣的歷史就會留下美名，更不用說台中一中的傑出校友。否則，即使像宜蘭人林毅夫被中國高官封爵，在世界銀行擔任高職，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