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名字,別再叫我「那個」!】
隨著年紀增長進入青春期,大多數的生理女性會開始面對「月經」。
然而從古至今,「來月經」這件事卻總是伴隨著骯髒、不潔,甚至對人體有害的社會觀念。
比如在日本,女性就被認為在「經期」中味覺會失準,較難成為壽司師傅;在華語文化圈的傳統中,經期期間,女性過去也因為「不...
【我有名字,別再叫我「那個」!】
隨著年紀增長進入青春期,大多數的生理女性會開始面對「月經」。
然而從古至今,「來月經」這件事卻總是伴隨著骯髒、不潔,甚至對人體有害的社會觀念。
比如在日本,女性就被認為在「經期」中味覺會失準,較難成為壽司師傅;在華語文化圈的傳統中,經期期間,女性過去也因為「不潔」因而被禁止進入廟宇或祭祀場所。
即使在對月經較無避諱的歐美國家,也是會將女性生理用品視作奢侈品,課徵比例不等的「衛生棉條稅」,但像是衛生紙、生活必需雜物卻被列為免稅商品。
也因為傳統觀念中月經和「不潔」幾乎劃上等號,各種隱晦的「代稱」也隨之誕生。
在臺灣,大家都很熟悉的代稱有:「那個」、「大姨媽」、「好朋友」、以及英文 Menstrual Cycle 的縮寫「MC」等等。
在其餘國家「月經」也有不同的代稱,像是美國🇺🇸的「Aunt Flow」(姨媽Flo)、日本🇯🇵的「あれ」(那個)、德國🇩🇪的「Tomatensaft」(番茄汁)等,最特別的可能是法國🇫🇷的Faire du boudin(做血腸)。
雖然看來有點像「行話」的晦語並不是罕見的詞,但往往受限於文化,各國有其獨特的晦語,不過像「月經」這種在各種語言裡皆有大量特殊代稱詞的生理現象,大概是極為少見的了。(更不用說連帶衛生棉都有蘋果麵包🍎🍞的暱稱)。
而這種被稱作「月經羞恥」(period-shaming)的污名化,雖然不是一時半刻就能改變扭轉,但也有反過來利用這種刻板印象的例子。
像是近日緬甸🇲🇲民間對軍政府的抗爭中,抗爭者就利用過去文化中認為月經是不祥的象徵,將筒裙懸掛在軍人必經的道路,成功使軍人繞道,替抗爭者爭取到更多逃亡的時間。
在緬甸相較男性,女性的地位低上許多,但她們反過來利用民間對月經的排斥,以只有女性才能施出的「法術」來贏得優勢,可能也是始料未及的事了。
想知道歷史上女性如何扭轉自身劣勢、反過來利用污名化對抗敵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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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名字,別再叫我「那個」!】
隨著年紀增長進入青春期,大多數的生理女性會開始面對「#月經」。然而從古至今,「來月經」這件事卻總是伴隨著骯髒、不潔,甚至對人體有害的社會觀念。
比如在日本,女性就被認為在「經期」中味覺會失準,較難成為壽司師傅;在華語文化圈的傳統中,經期期間,女性過去也因為「不潔」因而被禁止進入廟宇或祭祀場所。即使在對月經較無避諱的歐美國家,也是會將女性生理用品視作奢侈品,課徵比例不等的「衛生棉條稅」(Tampon Tax),但像是衛生紙、生活必需雜物卻被列為免稅商品。
也因為傳統觀念中月經和「不潔」幾乎劃上等號,各種隱晦的「代稱」也隨之誕生。在臺灣,大家都很熟悉的代稱有:「那個」、「大姨媽」、「好朋友」、以及英文 Menstrual Cycle 的縮寫「MC」等等。
在其餘國家「月經」也有不同的代稱,像是美國🇺🇸的「Aunt Flow」(姨媽Flo)、日本🇯🇵的「あれ」(那個)、德國🇩🇪的「Tomatensaft」(番茄汁)等,最特別的可能是法國🇫🇷的Faire du boudin(做血腸)。
雖然看來有點像「行話」的晦語並不是罕見的詞,但往往受限於文化,各國有其獨特的晦語,不過像「月經」這種在各種語言裡皆有大量特殊代稱詞的生理現象,大概是極為少見的了。(更不用說連帶衛生棉都有蘋果麵包🍎🍞的暱稱)。
而這種被稱作「月經羞恥」(period-shaming)的污名化,雖然不是一時半刻就能改變扭轉,但也有反過來利用這種刻板印象的例子。
像是近日緬甸🇲🇲民間對軍政府的抗爭中,抗爭者就利用過去文化中認為月經是不祥的象徵,將筒裙懸掛在軍人必經的道路,成功使軍人繞道,替抗爭者爭取到更多逃亡的時間。
在緬甸相較男性,女性的地位低上許多,但她們反過來利用民間對月經的排斥,以只有女性才能施出的「法術」來贏得優勢,可能也是始料未及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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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駭客決定數位身份證發行日
內政部原定10月份上路的「數位身份證」(eID),因遭到國內上百位資安專家、達人之質疑,或許會延後。但是,從政府對各界質疑的反應模式來看,還是在沿用老舊的官場思維行事,倘若相關部門和執行人士不能跳脫框框,功能包山包海的「數位身份證」,輕則曠日費時、補補貼貼、尾大不掉,重則帶來國際未曾見過的資安災難。
有沒有解決方案?當然有,而且是全球至今最可靠的方案,而且花很少錢,而且可從眾多良莠不齊的開發商和科研單位內自動淘汰不適任方。
這辦法極其簡單,而且我很奇怪政府主辦單位為何早先沒有採用這個辦法?那就是:讓全球的駭客來決定台灣的「數位身份證」什麼時間點上路。
辦法如下:
1. 將內政部主張的16大數位服務功能,依資安風險分為三類:高風險(如護照簽證、公投連署、通信、不動產交易、稅務通關、貿易金融),中風險(年金、勞保、遺囑等),低風險(如交通監理、車籍、就學與教學、總總社福)。具體分類,可通過資安界意見調查完成。
2. 第一期:推出低風險功能樣證,徵求少量自願公民,如1000人-10000人,若需要也可集中地理範圍,實驗性使用3-6個月。事前,向全球駭客發出武林英雄帖,總獎金1百萬美元,全球駭客自由參加(含中國駭客),提交「抓蟲報告」(Bug Report), 截止日以總獎金除以總蟲數,派發獎金。
3. 第二期:第一期被抓出的Bug自認為修復後,重複第一期,再來一次全球武林帖,只是這次樣證內加入中度風險的項目。
4. 第三期:重複第二期,但此次加入高風險項目。
5. 第四期:可全面換發經過全球駭客打臉過的數位身份證,但新證只含低風險項目。一年後,若未發生重大資安事故,再開通中風險項目,再一年後,才開放高風險項目。
6. 所有外包開發商的合約中,均加入「蟲子懲罰條款」,每被抓到一條蟲,扣款若干。
作者退休前,所創公司有20年的應用軟體系統開發經驗,雖然規模不大,但一向都採用類似上述的資安方案,前期只需要花整個項目的1%-3%成本,但可將後期的風險及維護成本降至最低。
或有人懷疑這套辦法的可行性,讓我和你分享一個秘密:這套「去中心化、大家一起來抓蟲」的方法,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茲是其中高手;當年微軟起死回生的「NT操作系統」,就是這樣開發出來的,情景比上述列出的還要冷酷,全程紀錄在《Show Stopper》這本書上,亞馬遜書城還有的買,真誠建議所有軟體業者都讀讀此書。
內政部宣布推動「數位身份證」後,有意見認為應當先在立法院修法才算合憲,但坦白說這太為難立法委員了。也有意見認為應該將規格交給國際的eID 規格制定方審核(如歐盟),但也坦白說,這太相信國際的技術官僚了。
既然是超大型的數位項目,而且還是包含公投、金融功能的「數位身份證」,本來就應該遵循區塊鏈的核心精神 – 去中心化。台灣的政府組織和文化,現在還彌留在「中心化」的陰影中。用「中心化組織」的決策和執行習慣,是做不好「去中心化」項目的,這就像用豬肉是煮不出雞湯的道理是一樣的。
中共當下有260部超級電腦,而台灣只有兩部。若想用兩部超級電腦之力和少量技術高手,就想來保障一張全功能互通的數位身份證背後的數據資安,er…er…er….
「數位身份證」的外包方即使是世界知名的軟體公司,坦白說,我也不相信,因為任何軟體公司,再強能力也有限,也都會留幾手供日後收費。國家的資安,只有交給全球的駭客來檢驗,我才會比較放心。例如前述建議的方案,總抓蟲成本不過500-1000萬美元,佔總開發、發行、配套改造、維護成本相信只是九牛一毛。
這張全球駭客武林帖,或可取名為「3T Global」。3T 就是 – Taiwan, Technology,Trust 三個英文字的縮寫 - 台灣科技可信賴。
這項「百萬美元徵駭客」行動,也會讓台灣在國際上發光,顯示台灣政府的作風及科技感已經超前部署。誰說內政部不能做外交?
政府出政策、出錢,至於項目的推動方,以我有限的經驗,我覺得以「零時政府」這NGO在世界駭客界的地位,可以推動得不錯。
(本文原刊於 2020-06-09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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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Cop:武力失控的警察故事】#葉郎電影徵信社
三十多年前的好萊塢科幻電影《RoboCop 機器戰警》的情節荒謬無比,以至於我們當年都輕而易舉地忽略了電影背後暗藏的警世訊息。
如今後悔早就來不及,我們已然活在那部科幻電影所描繪的荒謬未來:在那裡一切的政府職能都可以招商民營BOT,而警察武力有如軍隊一般強大無比,生死不計地使用不合比例的暴力執行值得懷疑的法令,即便是細微末節的輕罪都比照戰場死敵的規格殲滅。
一次又一次香港警察的執法畫面更讓人不免懷疑:哪用得著好萊塢費盡心力重開機,《機器戰警》的情節早在電視新聞中一一次又一次上演。
▇ 殺戮戰場底特律
四年前《機器戰警》的故鄉底特律市出現了一則帶有RoboCop關鍵字的社會新聞:
這樁警察暴力事件發生在底特律近郊的Inkster,距離Ford汽車的總部Dearborn不遠。Dearborn屬於底特律市城區的一部分,但在Ford工廠上班的黑人不被允許住在Dearborn,所以這些工人多數住在更郊區的Inkster。
事發當天一名黑人Floyd Dent駕車經過Inkster某個路口時,被兩名白人警察從車內拖出來毆打和電擊,並疑似將古柯鹼放入車內藉以栽贓駕駛。
帶頭的白人員警名為William Melendez。在他過去擔任底特律警察的16年間被投訴的次數遙遙領先同仁,並在接連12起訴訟中被控暴力攻擊市民。他因此得到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封號——RoboCop。
《機器戰警》的故事會選在汽車之城底特律完全不是巧合。底特律是GM、Ford和Chrysler等汽車大廠的根據地,在20世紀中期之後和美國中西部、五大湖區幾個工業重鎮一起經歷了「去工業化」的產業瓦解歷程,因而被稱作鐵鏽地帶。隨著汽車工業瓦解而來的是失業、貧窮、犯罪和政府財政窘迫。然後大家開始為這些混亂找尋解方。美國總統Donald Trump在就職演說中就指稱這些所謂中心城市(inner cities)的犯罪氾濫是一場大屠殺(carnage),並主張這些混亂都是移民所導致,所以為了拯救這些岌岌可危的城市他將削減對這些城市的聯邦補助經費,直到這幾個城市放棄維護移民權益政策為止。這種企圖一槍斃命、解決問題的行為模式無疑也是一種RoboCop模式。
警力壓制是多數城市選擇的便利解方。1967年底特律警察掃蕩一家無牌照經營的酒吧,演變成一場波及全城的失控警民衝突,最後導致全城43人死亡、467人受傷、超過7200人被捕、超過2000座建築物被破壞。這場底特律騷亂是整個城市由盛轉衰的關鍵,有錢的白人選擇逃離該城,也進一步惡化底特律經濟和政府財政。
《機器戰警》除了預言美國監獄和警察業務委託民營的荒謬商業模式之外,最神準的預言還是2013年底特律政府申請破產。底特律官員打的算盤是透過破產程序減輕債務負擔之後,市政府可以繼續降低企業稅率吸引有錢人回流投資底特律。
《機器戰警》故事背景正是這些資本主義大城紛紛經歷過的泥淖:在政府民營化、服務商品化、警力軍備化之間垂死掙扎,始終找不到出路的地獄之城。然後英雄從天而降……
▇ 以正義為名的暴力
具有先見之明的荷蘭導演Paul Verhoeven是今天這個故事中的唯一英雄。
Verhoeven赴美發展之後的電影全數充斥著浮誇的色情和暴力元素。他狡猾地把自己對於色情和暴力的批判觀點藏在電影的隱密深處,坐視觀眾毫無自覺地沈浸在他的色情和暴力元素中樂不思蜀。
他的每一部電影都必須和美國電影協會MPAA的分級審查交戰多回,多次刪減畫面來求取R級分級(因為被分級為X級或是未經分級的電影會失去在大多數美國連鎖戲院上映的機會)。他也因此創造了R級和X級電影(日後改名為NC-17級)的獨特商業模式,並讓惡名昭彰的《Showgirls 美國舞孃》成為好萊塢史上第一部得以大規模商業上映的NC-17電影。精明的好萊塢製片Mario Kassar 和Andrew Vajna很快就想到把Verhoeven的暴力和色情元素結合Arnold Schwarzenegger和Sharon Stone等明星元素,打造出1980年代盛極一時(但也快起快落)的Carolco影業王朝。
1987年Verhoeven向華盛頓郵報記者談及《機器戰警》中的極端暴力時他這麼說:
「電影《Patton 巴頓將軍》中出現一句非常經典的台詞。當時畫面中的坦克正在燃燒,事實上整個戰場上遍佈著燃燒的坦克、瀕死的人以及早就死掉的人。然後巴頓將軍見證這個景象,細細端倪之後他說『請原諒我這麼說,但我愛死了這個場面!』雖然這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的內心話,但我認為整個人類都是這樣子想的。我認為許多人之所以如此熱衷於毀滅事物是因為這是人類靈魂的基本元素......同時也是戲劇作品的基本元素。你沒辦法用『美』和『幸福』來打造一個戲劇作品。」
Verhoeven骨子裡對於這種以暴制暴的美式正義是不以為然的。對他來說《機器戰警》就是一個耶穌死而復生的故事,但正因為故事發生在美國,所以死而復生的美國耶穌當然是要用槍枝暴力來實現正義、普渡眾生。
「我的動機是在批判德州極端保守的司法系統,因為在德州一名罪犯可以在一分鐘內被定罪然後幾小時內火速被處死。」Verhoeven企圖用《機器戰警》嘲弄這種得來速式的美式正義。
▇ 臉書直播之後的英雄末路
好萊塢電影和香港電影中的警察長期扮演正義無私的角色,幾乎不太可能在電影中看到佔領華爾街或是反送中運動中警方濫用武力的情節。即便《Die Hard 終極警探》、《Dirty Harry 緊急追捕令》或是《Lethal Weapon 致命武器》之類電影中的警探選擇使用極端暴力手段,甚至當場擊斃歹徒時,你也不太有機會懷疑他的時機、手段、對象有沒有任何瑕疵。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或許是警方協拍的機制中經常讓警局有機會篩選劇組的劇本,選擇他們想要被呈現在銀幕上的模樣。
1989年Spike Lee導演的《Do the Right Thing 為所應為》電影中,出現了好萊塢難得描繪警察暴力誤殺民眾的情節。同一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透過判例第一次建立了警察用槍時機的判斷標準:「客觀合理性(objective reasonableness),亦即「換成其他任何理性的警察在相同狀況下是否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真正讓警察形象徹底顛覆的不是電影或電視劇,而是21世紀的社群媒體。
抽掉了說書人這個有時沒那麼正直的中介者角色,Youtube以及臉書直播取代了電影、電視劇的地位,講述了更接近真實的警察故事。
2016年一名明尼蘇達的婦女Diamond Reynolds,在其未婚夫Philan Castile遭警察開槍射殺後,直接用Facebook直播她和警察之間的互動,以及四歲的女兒全程目睹槍擊之後冷靜地安撫大人的心碎畫面。
媽媽事後向記者表示:「我這麼做並不是為了爭取同情或是出名,而是為了讓全世界知道警察並沒有在保護我們,他們在殺害我們。」
▇ 警察武力的軍備競賽
《機器戰警》表面上依照好萊塢公式頌揚警察打擊犯罪的絕對效率(並藉此吸引大量熱愛暴力的觀眾),但實際上卻在警告世人一個正要在高速公路上失控的社會問題:警察武力的軍備化。
終結太陽花運動的台灣警察霹靂小組最早成立於1980年代,終結佔中運動的香港警察機動部隊成立於1970年代。事實上這兩個特種警察編制都源自於1960年代洛杉磯警局首設的「SWAT特種武器和戰術部隊(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
SWAT員警的訓練完全比照軍隊,配有破門槌、閃光彈、裝甲車等武器,並得到法院的許可得以不經敲門表達身份就直攻民宅。
1970年代後SWAT的數量在全美各地不斷攀升,出勤次數隨即也從1970年代的每年幾百次,到21世紀後殺雞偏用牛刀的一年數萬次之多。比如2006年發生過赴美訪問的西藏喇嘛簽證過期卻出動全副武裝的SWAT逮捕,2010年也發生過SWAT突襲酒吧,只因為懷疑未成年人飲酒,在在證明了SWAT的武力被浮濫使用在不符比例原則的輕微罪行之上。
1980年代的反毒戰爭、2001年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都進一步使包含SWAT在內的各地警方編制進入軍備競賽的瘋狂遊戲。他們爭相運用國會通過的天文數字預算購買戰場上才用得到的裝甲車、M-16來福槍、手榴彈、機關槍甚至側掃聲納等先進軍事裝備。其中又以國土安全部出手最大方,估計已經耗費數百億美元在提升警察軍備之上。
穿戴上類似軍人的服裝,拿起和軍人差不多的武器,這些警察也開始在心態上和行為上日漸「軍人」化,把美國本土當成戰場,把美國人民當成敵軍。警察從此不再是守護社區治安的力量,而是槍口朝內的戰爭機器。
失控的軍備競賽最大的受害者幾乎清一色是有色人種。2014年發生在密蘇里州的佛格森(Ferguson)騷亂,起因正是員警輕率地開槍射殺沒有前科、沒有武器的18歲黑人青年Michael Brown。隨後的抗議行動中,警方還一路動用裝甲車、催淚彈、橡皮子彈等各式軍事裝備,讓衝突不斷升級,直到整個城市完全化身成為《機器戰警》中的殺戮戰場。
▇ 機器人三大法則
2018年底舉行的聯合國傳統武器大會,88個成員國聚集在日內瓦試圖針對「致命自主性武器系統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制定出規範,藉以喝止AI和自主性機器人在戰爭上的研發運用。會議以失敗收場,但值得一提的是整個會議的構想其實源自於《I, Robot 機械公敵》科幻小說家Issac Asimov的「機器人三大法則Three Laws of Robotics」:
第一法則,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坐視人類受到傷害;
第二法則,除非違背第一法則,否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命令;
第三法則,除非違背第一或第二法則,否則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
巧合的是聯合國傳統武器會議中反覆使用的「致命自主性武器系統」英文縮寫正好是LAWs。
電影《機器戰警》中也致敬/引用了機器人三大法則,只是把它改成三條指令以及一條不為人知的第四秘密指令。
作為人機合體的Cyborg,《機器戰警》還進一步探索了Asimov所謂的「Frankenstein Complex 科學怪人情結」——我們對於自己創造出來的新科技怪物的信任危機。他/它究竟是來幫助我們的好幫手,還是會害死我們的死神?
有趣的是1942年就創造出機器人三大法則的Asimov後來才發現自己根本不是原創,人類打從開天闢地以來就用類似的邏輯來評估我們發明的所有東西。他在1981年的Compute!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說到:
「事實上機器人三大法則可以適用在人類日常使用的每一種工具上頭。拿刀做例子好了。刀的第一法則就是必須可以安全地使用。如果刀子會輕易割到自己手指,沒有人會安心使用刀這種工具。所以從此之後刀子因此有了刀柄。基本上所有用來切割的工具都必須提供類似的安全使用方法。」
等等,這不正是在說我們另外一個發明多時的兩面刃——警察嗎?
(2019年9月1日原載於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