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會議】

6個男孩，有大有小，大的可能是12歲左右，小的說不定才6、7歲，正圍成一圈聚在一起，看來煞有其事的認真模樣，是否讓你也忍不住好奇他們到底在商量什麼事？

左邊個子最高，戴黑帽穿黑衣的〝大哥〞身上背著書包，手裡不曉得拿著什麼東西，吸引了其他人注意。唯一正臉面對我們的男孩，臉上紅噗噗的，身披藍色工作服（smock），嘴裡咬著棉線，面色〝凝重〞望向大哥。藍袍男孩對面，完全背對我們的〝小弟〞，雙手放在背後，注意一下，他也穿著黑色工作服。

這類工作服具備減少服裝耗損的重要功能，畢竟在那個年代，製作或購買衣服都不如現在方便，勤儉持家的媽媽們常會讓孩子套上工作服，保護衣料、延長使用壽命。舊時某些歐洲國家的學校甚至會將工作服當成校服的一種，例如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藍色工作服就是法國男孩上學常見的穿著，一直到二戰結束之後才逐漸式微。

要是仔細看的話，會發現藍袍男孩一旁僅捱著另一位男孩，他也穿著藍色工作服，最右邊那位男孩的黑色工作服連袖子都掉了。然後，左右各看到側臉的兩位，眼神也都盯著大哥手裡的不知名物體。

因為工作服這個線索，我們大概可以判斷這群男孩應該只是小學生，所以才會穿著工作服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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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男孩們破舊的衣鞋、一旁頗為殘敗的木板柵欄、柵欄上已經毀損的海報，以及隨意畫上幾筆的塗鴉，都可以知道這應該是19世紀末巴黎藍領階級的生活區域。

然而幸虧因為曾經兩度任職法國總理的政治家茹費理（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1832-1893）提倡，使得國會於1881至1882年通過「費里法」（Lois Jules Ferry），實行強制性免費義務教育，讓15歲以下男、女童皆可入學接受教育，因此也才讓這群男孩有機會穿著工作服上學去。

透過基礎教育，或許這群勞工的孩子還會有翻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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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整個畫面很有戲的畫作，其實名稱也很好玩：《一場會議》（A Meeting，1884）。

明明是乳臭味乾小P孩，卻正經八百聚成一攏，該不會正在討論等著被大人揍的某個偉大計畫？然後柵欄邊還有個女孩剛剛經過，她又聽見了什麼？要往哪裡去？

如此可愛又似曾相識的情節，是不是會勾起你的好奇、童心或是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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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俄羅斯貴族的女畫家-瑪麗･巴什基爾采夫（Marie Bashkirtseff，1860-1884）在1884年畫下了《一場會議》。

在那個美術學院拒絕女子入學的保守年代，貴族後裔的身分和環境，使得瑪麗有機會追逐夢想，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教養從她精通法文、俄文、英文和義大利文便可知。只是早年瑪麗原本立志要當聲樂家，卻不幸因為被醫生誤診的烏龍事件，導致從此失聲，再也無法高歌，於是她便將目標轉向繪畫創作。

瑪麗來到巴黎之後，1877年進入私立的朱利安學院（Académie Julian）接受繪畫訓練。朱利安學院為當時有志投身藝術志業的女性，或者尚無法進入美術學院的學生，提供了學習的殿堂。拋去貴族千金的嬌養和架子，為了畫畫，瑪麗每天都長時間待在學院裡拼命練習，就為了增進技藝，而她的努力也有所收穫，陸續創作出得到官方沙龍認可的精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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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會議》完成之後，便獲准進入巴黎沙龍展，同時獲得大眾和媒體一致好評。瑪麗運用精細的色彩、出色的描繪以及精準微妙的表情捕捉，表現出她周遭的巴黎生活和街頭百態，那是19世紀末的布爾喬亞階層試圖以超然眼光所觀察的庶民樣貌。

穩穩扣住時下最流行的當代生活主題，《一場會議》既能展現瑪麗的技法能耐，也創造了欣賞的趣味，難怪得到愛戴。同時，也能觀察到官方沙龍嚴格的古典標準已經逐漸鬆動，畢竟以往此類風俗畫地位並不如宗教、神話或是歷史主題啊~

對一位年僅24歲的女畫家來說，獲得如此肯定應該很開心吧？可惜不然。

好評歸好評，由於並未獲頒獎章，使得瑪麗感到非常忿忿不平。她在日記中寫下自己失望和憤怒的心情，例如覺得自己的才華被羞辱，還有啊，更氣人的是，明明表現很差的作品卻拿了獎…等等的。氣成這樣只差沒丟筆翻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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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小姐為什麼如此氣憤？

原因當然包含（自己覺得）能力沒有受到應有的賞識，另外可能也是因為知道自己即將不久於人世。此時的瑪麗重病纏身，已經明顯感受到生命一點一滴流逝，然而藝術志業仍未酬，還有太多事情想要完成卻再也無能為力，一旦離世，很可能就此被遺忘…此刻的她，該有多麼無力、無助又折磨？

逐步面對死亡的恐懼，讓這個24歲的女孩對《一場會議》在巴黎沙龍的表現感到極度挫折，始終無法釋懷。

沙龍展後5個月，瑪麗因為當時還是不治之症的肺結核，永遠告別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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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顏薄命總讓人唏噓，何況是位才華洋溢的可愛女子。瑪麗逝後，留下了作畫7年來的成果，包含230件作品，主要為油畫和素描。另外還有從青春期開始以法文書寫的日記，記敘了她的情感、生活與藝術創作等生活大小事，包含她的自戀情結。

在整理和刪除一些不利於家族名譽的內容之後，像是瑪莉詳細描述讓她感到自豪的身體部位：手臂、胸型等當時被禁止在公共場所展示的部分，悲痛欲絕的瑪麗母親於1887年為女兒出版了日記《瑪麗･巴什基爾采夫：年輕藝術家的日記 1880-1884》（Marie Bashkirtseff：The Journal of a Young Artist 1860–1884）。這是法國史上第二本付印的女性日記，出自一位早慧傑出的藝術家之手，當然會引起廣大注意。

瑪麗的日記1890年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後，更迅速引起轟動，尤其在英國大受歡迎，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一本暢銷書。然而這些肯定若是在她生前便來到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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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其一生，這位來自烏克蘭的年輕女畫家都用盡全力，試圖突破傳統性別的枷鎖，為了興趣和志向而拚搏；儘管拖著被結核桿菌侵襲的孱弱身軀，依舊鬥志高昂，持續創作。

要是她再晚出生幾十年，等到卡介苗問世之後躲過這場白色瘟疫，相信她讓我們眼睛為之一亮的作品絕對不只有《一場會議》和其他遺作。

最後，你覺得這群P孩的〝會議內容〞究竟是什麼？

#P孩人生也有大事
#女畫家真不容易
#紅顏薄命好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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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十一月天氣開始變涼了，就代表終於可以聊聖誕節的事而不會被當神經病了。

我等這一刻已經等很久了，因為去年底玩太兇玩到完全忘掉要來分享這回事。還好莫名其妙的2020呼嚨嚨就過去了...因為沒做什麼事所以其實也沒有等很久的感覺。😆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們銀行不知道怎樣突然來了個分行與分行間的聖誕節佈置競賽。大洛杉磯區域市場總經理會與各個區經理親自來巡訪各個分行當評審團。

關係到分行面子問題，我們分行經理來找學藝股長兼投資顧問我商量，我們倆花了十分鐘討論出一些很隨便鬆散的計劃。

最大的問題在於大家上班都很忙，銀行又沒多付錢讓大家花時間或買裝飾佈置分行，雖然算是有了計畫，眼看三天四天過去根本就毫無動靜，大家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想想全分行最閒的人還不就是我本人（其實我也不算是分行職員），於是捲袖子綁頭巾發揮小時候佈置教室的精神，我決定自行先上陣來拋磚引玉。

花了幾個晚上邊看電視邊剪紙做手工藝，白天沒客戶會面的時間就開始慢慢地悠閒貼上窗飾。

窗戶很快就被我貼完，我還欲罷不能又開始剪小紙屋貼棉花當雪地，還加了小燈飾。跟兩少爺去公園撿了超多的大松果，灑上麵粉也拿來當裝飾。

我自己一手把聖誕樹裝飾好了之後，突然想到神隊友保羅放家裡幹嘛用的當然要拿來用用！於是又花了一個晚上督促他用後院廢棄木板做了個假壁爐。我還手製了幾個超大星星來掛天花板，當然也是請出神隊友來幫忙拆天花板幫忙掛星星。

差不多完工的時候全分行已經被我嚇到屁滾尿流都很怕沒貢獻到而無地自容，於是我交待他們去乖乖串聯幾百串棉花雪球掛窗戶，然後我就放感恩節大假跑去玩了。😆😆😆

最後比賽結果我們當然是第一名嚇嚇叫。贏家分行其實就是贏個說嘴權，獎品不過就是一大堆pizza，我還一片都沒吃到。

不過做這種傻事當然享受的一定要是過程，無關結果。整個十二月大家都在華麗的白色聖誕中上班做銅臭味很重的俗氣事，賞心悅目心情愉悅，才是最開心的事。❤️

而且全部材料都是在一元三元商店買的，全部完工花不到五十塊美金，大媽心有被這壯舉爽到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聖誕節的氣氛馬上就要濃起來了，好興奮喔！！！❤️❤️❤️

《孽子》的 1970 臺北，無法與 2020 臺北完全的都市化、高樓大廈化相比，或者說，有文明的光鮮亮麗，就有接收其排泄的城市陰影之處，阿青位在龍江街的家：
　
「兩排木板平房，一棟棟舊得發黑，木板上霉斑點點，門窗瓦簷通通破爛了⋯⋯它有一種特殊的腐爛臭味，一種特殊的破敗與荒涼⋯⋯這條死巷巷底，那棟最破、最舊、最陰暗的矮屋，便是我們的家。」
　
出身下級公家人員的阿青的父親，分配到的宿舍就只能在城市的最邊緣，也顯示出了即使是來臺的外省軍人，當時也有著明顯的階級差異。
　
作為另一極端的比較，大概是王夔龍父親所住，位在南京東路三段深處巷子底，從日治時期流傳下來的古舊官邸，或者是照顧著阿青等人的傅崇山老爺子，也是在離松江路不遠，南京東路的一處巷子裡，房屋雖然老舊，但「住宅庭院深廣，沿著圍牆，密密的栽了一轉高大的龍柏，鬱鬱蒼蒼，把房屋掩護著，氣派森嚴」，這幾處大概可稱之為當時的軍人高級住宅區。
　
《孽子》的臺北透露出了兩個最極端的社會階層，佔據的最為特定空間，一邊是古色古香的國家菁英住宅，另一邊，則是最窮最破敗的荒廢地帶，即便之間可能只相距不到十公里。
　
在那面容永遠悲痛灰敗的父親的龍江街之外，另一個對極是阿青母親臨終所住的南機場克難街。克難街為今環繞萬華青年公園的國興街與青年街舊稱，視路名即可知是為紀念國軍來臺的克難精神，也是白色恐怖國民黨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地景馬場町所在。
　
小說中阿青的母親住在克難街底的貧民窟，一棟據說是日治時期的碉堡之中，「兩層樓的水泥房子，牆壁堅厚，牆上沒有窗戶，只有一個個小黑洞。」阿青為了告知弟娃的死訊而去找母親，他走進母親的房間，「裡面又悶又熱，迎面撲來一陣腥羶的惡臭，好像是死雞死貓身上發出腐爛的穢氣一般。」
　
他的母親兩頰凹陷，兩隻眼睛如同兩個黑洞，因為逃出了丈夫的房子，背上了一生罪孽，全身是毒。而即使是死後，阿青母親的骨灰罈，也同樣被送至北部的最邊角，位在大龍峒的大悲寺。

父母都身在整個城市最為陷落之處，城市的最邊緣，阿青在途經這些地方時，他藉由訴說臺北不同區域之間的落差，最晦暗污穢之處（他的出身與父母的最終歸宿）與最光亮文明之處的巨大對比，既是講述了整座城市的身世，也講述了自己的身世，由此也可理解即使他是被趕出了家門，但還有著追尋的、年輕的他，也自然會離開自己的家。
　
➤從新公園出發，重繪白先勇筆下的離家記──《孽子》的臺北印象
http://bit.ly/Nièz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