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期間疫情就已經開始了]（個人拙見）
小時候，過年是我最期待的節日。紅包、鞭炮、睡到飽，還有難得齊聚的親朋好友，歡樂怡情的小小聚賭，每一片場景都充斥著喜慶的大紅顏色，及明知不見得卻依舊真摯的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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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發明了時光機器，回到過去訪問兒時的我：「長大後做一個過年要上班的工作好不好？」我一定說不要，或許還會天真地反問：「什麼工作那麼壞，要人在大家團圓最重要的日子還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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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是幻滅的開始。出社會至今，我幻滅了十年，終至屈於平庸與現實，我變得不再期待過年，甚至為了過年期間爆量增加的出入境人潮感到嫉恨與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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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清晨，我才飛完一個長班回來，家裡餐桌上的菜餚已經涼透了，冰冷的空氣中有朱門酒肉臭的油膩氣味，那是與我錯身而過的華美證據，我卻連悼念的心情都沒有，只想拖著僅存的最後一絲氣力趕緊洗澡上床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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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並不是最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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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機場回家的路上，我搭乘公司派發的交通車至離家最近的捷運站，轉搭捷運，再轉搭計程車。原先抵達捷運站後我是想騎Wemo回去的，沒想到Wemo為了體恤員工令員工放年假，居然在過年期間停止服務，打開App看到Wemo發布的停止服務公告，直有種想氣又想笑的複雜感覺，一方面覺得真倒霉，卻又很想稱讚Wemo老闆做得好。所幸，才步出捷運站便看見一輛計程車孤零零地在無人的街上挨邊等著，我跨大步過去開啟車門，才要上車，便聽見一輕柔女聲在我身後詢問：「請問妳也是要去XX醫院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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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轉身回答不是，但思及那醫院也是在我家附近車程不過五分鐘的近處，便再道：「沒關係，可以順路載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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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姐一開始略有些遲疑，但附近確實是沒車了，連Wemo都停止服務了（但還是要稱讚Wemo老闆做得好），她便和我一起鑽進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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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司機報了XX醫院及我家地址，並指示司機先送小姐過去。小姐穿著尋常裝束、戴著口罩，我不知道她在初二清晨便去到醫院的目的，也保持禮貌不多做探問。一路無話，很快便到了醫院，小姐照著跳錶上的金額準備了八十元給我，我搖搖手說不用，最後在小姐的堅持、我的推卻來回下，我取了小姐掌心中一枚五十元硬幣，說：「那這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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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才下車，司機便向我道：「我認識她，她是來上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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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小姐是這家醫院的護理師，而司機的女兒也是，司機時常在捷運站排班接送醫院的醫護人員上下班，許多人載過許多次，便生了面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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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女兒他們過年期間上班會有雙倍薪資嗎？」我問，心裡升起了一點比較的情緒，因為我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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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我不清楚耶。」司機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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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又和司機不著邊際地聊了一些，很快便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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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不過一月有餘，武漢肺炎的疫情便轉為全球大爆發，各國確診人數如某種奇異競賽一般不斷創新高，我所在的航空業也受到波及，隨著各種禁航禁運航班取消，或是朝令夕改地隨著疫情升溫產生各種抗疫措施，畢竟旅外國民不諱言是防疫最大破口，我也才切身體會到為什麼我的工作是高危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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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疾病最好的特效藥，便是你自己的免疫力。而我的工作不但要接觸來自世界各國的旅客，連維持個人免疫力的最佳法則：正常作息，都無法達成，每一次感冒生病醫生跟我說要早睡早起，我都苦苦地感到有些諷刺。我時常在夜最黑的時刻強迫自己起床，也時常在日最光的時刻強迫自己入睡。我的生理時鐘早失了準頭，甚至我也不希望它有準頭，在我過了幾天規律日子以後就恢復敏銳，那只會令我在下次的時差、熬夜時更加痛苦，而這種痛苦無法藉由習慣有半分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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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什麼高大上的人，我之所以繼續做著這份工作，不過是為了一份可以糊口的薪水。我的品德不高大上，相對地我的能力也是平凡，不過是受過某種技術訓練的基層人員。認清自己的境界，似乎也是成長幻滅的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也希望不論是誰，是高的還是低的，是圓的還是扁的，都能至少受到如人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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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開始之後，走過幾個國際機場（美國、日本、加拿大、泰國、英國），發覺的確沒有哪一個國家在機場的防疫把守，做得像台灣這樣快速積極，從不曉得已經改到第幾版的健康聲明卡，到直接掃描QR code上網填寫，增派於海關前的檢疫人員（順帶一提，非洲豬瘟的把關也非常積極），在在都令人感覺台灣的重視，也令我對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可以這樣動員上下齊心維護國民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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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出發至英國的前一日（3/14），適逢衛福部宣布歐洲疫情提升至第三級，所有從歐洲返國的旅客皆需居家隔離十四天。隔日一早，我一到公司，換好制服進入簡報室，公司發來的班表變更通知便響了兩次，一下班變得更短、一下班變得更長，似是躊躇勉力跟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決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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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歐美疫情嚴重突升三級，這也導致了所有飛行長程航線的空服員面臨回國後需要居家檢疫十四天的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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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居家檢疫十四天對一般民眾來說是需要強制執行的法令規定，而同樣入境三級疫區的空服員卻可以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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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台灣兩大國籍航空與政府協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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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位空服員教官於公司內部社團透露，兩大航空公司代表和政府協商這個議題時，政府官員就問了一句：「如果讓空服員配合政策實行居家檢疫，你們的運能可以撐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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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航回答一週，我的公司回答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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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位教官在內部社團貼文再道，由於台灣是海島地形，對外運輸極度仰賴空運及海運，這場疫情若是個長期抗戰，島內物資可以自給自足多久？且尚有滯留海外的國人尚未歸國，還是需要保留航線載他們回來。這位教官之後又提到了這場疫情已經導致了多少外國航空公司裁員、倒閉，台灣航空公司目前已經很努力在照顧所有員工，因此若是擔心疫情傳染的空服員可以申請無薪假，一方面降低公司成本也將自己染疫的風險降低；且溫柔詰問有經濟壓力需要繼續上班的空服員，如果又要薪水又要向政府通報居家檢疫，在公司同仁「共體時艱」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同時，這樣做法，真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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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上述貼文，我一開始也有點被唬住，認為這的確是個艱鉅的兩難，後來又想到衛福部曾向航空公司要求，若能提供完善的空服員防疫配套措施，就放寬標準令空服員可以不必和一般民眾一樣遵循十四日居家檢疫。那麼我們來看看航空公司提供了什麼樣「完善」的防疫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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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外站以後專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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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服員抵達飯店以後不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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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站三餐皆在房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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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早晚自量體溫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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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返台後搭可搭組員專車、自行駕車、親友接送或是計程車回到居住地，不可搭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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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返台後原則上應留在居所七十二小時不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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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空服員到外站本來就是專車接送，但我們依舊要進入機場海關和「所有人」一起進行通關，空勤組員專用通道和一般旅客通道通常只有一條紅龍的阻隔，也就是文明阻隔，貪圖方便或有私心需求的人還是會任意穿越，病毒沒有受過文明教化當然更是暢通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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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即使空服員都可以做到不外出、在房內用餐，但航空公司並未在防疫措施配套協商以後，提供飛出外站的組員至少一組一支體溫計，座艙長打旅館內線電話來詢問身體狀況也只是走個形式，相信他個人註記的體溫量測報告也不盡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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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作足上述，空服員最大的感染疑慮，卻是在機上，不是在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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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我的公司相關網頁上，看到一些相當擔心公司營運狀況的員工貼文，解釋機上的空氣換氣率是所有大眾交通工具中最高的，每兩到三分鐘就會全部換新，且會經由與手術室同等級的HEPA醫療級濾網過濾，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微粒、細菌與病毒都會被阻隔，不會進入客艙內，要空服員要安心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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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若是病毒本身就在客艙內，HEPA有辦法將病毒過濾出機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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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我的公司已經載到不下十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而接下來隨著各國鎖國的「逃難潮」，將會有更多有極大感染風險的旅客陸續經由飛機轉至世界各地。我的公司在機門邊不測量乘客體溫、在機上也不強制乘客戴口罩，相當尊重人權及乘客個人意願；空服員在機上僅戴口罩及手套，護目鏡選配，其他服務流程雖有縮減但依舊會觸碰到乘客食用完的餐點、垃圾，依舊要清理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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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台灣派遣友航班機至中國撤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兩岸關係的政治操作，機上人員從防護衣到鞋套全副武裝，一副高規格的防疫大秀令同樣飛行三級疫區的我現在不勝唏噓，武漢肺癌在中國便全力防堵，武漢肺癌在歐美便不管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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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暴增，空服員無疑是受到感染的高風險群。我願意繼續上班，即使航空公司按照原先的薪資計算方式，不因疫情而特別給予加給我也無所謂，畢竟我沒有富爸爸，為求溫飽我就賺我該賺的薪水，但即使我有領錢，航空公司也不該拿全公司生計的大帽扣在空服員身上，沒有做好防護措施便要求我們白白上機冒染疫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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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武漢肺癌爆發以來，防疫之所以視同作戰，除了是保護國民健康安全以外，我隱然發覺這亦是一場國際間科技、醫療、人民素養、政府效能的終局之戰。台灣的超前部署，享譽各國，以國土面積、人口密度、與中國距離來看，能將感染人數控制在這樣的數字，足見台灣社會的努力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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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看過世上許多美景，可是不論去到哪裡，我總是想回家，想回到這小到「一點都不能少」的彈丸之地，這次的疫情更令我感覺家的美好與安全，所以更有一種不能令自己成為防疫破口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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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同事有與我同樣感想，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需要追溯3/3至3/14的歐洲旅遊史時，主動向有關單位通報需要接受居家檢疫，畢竟航空公司與政府協商的「防疫配套措施」是在3/14以後才開始實行（雖然這配套好像等於無套），3/3至3/14飛往歐洲的空服員應該都有外出、皆在外面用餐；甚至有些空服員在航班上載到確診病例，致電有關單位自報需要居家隔離，還是被一句「空服員不在此限」擋在防疫大門之外，不然就是被踢皮球，沒有人有膽下達指令要我們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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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就空服員可能成為防疫破口問題直接向衛福部指揮官陳時中提問，結果得到一個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的解答，以下是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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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問：昨天也有提到說航空公司會要求機組員執行居家檢疫，可是因為他們沒有拿居家檢疫書，所以是沒有強制法律效力的，目前機組員還是可以外出，這部分要如何解決落實航空公司當初提到說要嚴格執行隔離措施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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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答：我再說明一下我們對航空公司的要求，在外站的部分，我昨天有說明，在外站他們有幹部，在機組員的部份也有事務長和機長，所以他們要落實這個管理的部分和督導，回國之後也一樣，公司要盡起這個責任，民航局會負責督導航空公司。他們就是回國之後，第一個因為現在航班已經沒有那麼多，所以已經有在外站逗留的機組員，在排班的時候要往後挪，不要把他們的班表排得太密，要把他隔開；那第二個要落實居家檢疫的部分，就符合居家檢疫的標準，那這個部分是苛責於航空公司跟民航局來做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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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陳宗彥副指揮官的回覆，我想說我們在外站沒有「幹部」，機長在外站期間並不負管理空服員的職責，事務長在回國下班之後也就是下班了，不會再來督導同機組員有沒有出門，我也從未聽聞有同事抵台之後接獲航空公司甚至民航局的關懷檢疫電話。至於班表的密集度，一般我的公司在一個長程航線後，飛抵當天不算，會在之後給予至少兩天休假，不曉得這樣的間隔有沒有辦法抗衡病毒的潛伏期？我們的確有因為航班減少而班與班之間的間隔變寬，不過我在這趟英國之後，放了三天假便有一個長程航線的公司待命，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去上班？不知道我到公司以後如果沒被抓飛是否能和公司主管在一公尺內的距離內喝茶聊天？而我若被抓飛了，我就是在疫區與疫區之間漂流的亞細亞孤兒，只有在機上最安全，因為有醫療等級的HEPA濾網為我過濾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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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有自覺不想成為防疫破口，在台灣期間我不會出門，但我還是有少部分同事，在知道了「空服員不在此限」之後，開心地在社團、群組歡呼可以出門買菜、接小孩，並號召有志人士一同報名再飛往下一個疫區。在航空公司與政府協商而沒有任何法令可以檢視所有空服員對防疫是何種心態的情境下，我衷心祈禱他們都能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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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服員的防疫配套與航空公司的巨大資本之爭真的無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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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未必，我們是一個進步而開化的社會，我相信一定有更完善的做法可以達成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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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能不能仿照武漢撤僑包機規格，提供空服員於服勤時穿全套防護衣，且將會與客人產生接觸的服務減到最少，機上僅提供可以外帶直接食用的餐盒及單包裝飲品。由於服務品質因應非常時期降低，機上配置的空服人員就不需滿配，達到民航局基於安全考量的放飛標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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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防護衣也是稀缺物資，應該盡量留給醫護人員。若防護衣不足，可否開放足夠的防疫宿舍供服勤空服員在台灣期間住宿？之前有新聞報導盛讚我的公司「竟有這服務」，還引發空服員「搶購」，才剛開放沒多久，名額就被搶光，造成許多沒有搶到宿舍、想出去買菜接小孩的空服員成為漏網之魚，這要請民航局監督航空公司盡快找到可供配合防疫的地點，別再讓空服員「搶不到」。雖然執行此舉必然會引發空服員的人權爭議，因為僅有防疫宿舍、機艙、疫區旅館三地可行，某種程度如同坐牢一般，因此此構想還是需要配合每飛兩至三個疫區，便得以回去居家檢疫十四日的人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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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都是屬於使用外部資源（防護衣、宿舍）來解決空服員防疫破口問題，航空公司應該也能藉由內部排班統計，將願意服勤的空服員分成幾組，降低交叉感染風險，排出可以符合居家檢疫十四日的班表，甚至建立相互監督的通報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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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瞬息萬變，我相信航空公司應對也是措手不及，像是3/15航空公司向政府喊話盼能令機組員免責於居家檢疫，3/17才協商完成發展出防疫配套措施，3/20我飛抵疫區第五天，才真正得到可於房內用餐的餐費金額及指示。但從航空公司協商的內容、發布的新聞稿，皆不難看出，航空公司極大程度的目標不是防疫，而是經營。當然航空公司本來就是為了賺錢而開，但這次的疫情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令我們思考，究竟什麼對我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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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3/16教育部為配合防疫，便公告禁止高中以下學校全面停止師生出國，此禁令一出遭到熱議是否違憲，畢竟憲法保障了人身有遷徙行動的自由；而國民黨籍的苗栗縣議員鄭聚然也在議會質詢時提出質疑，為何苗栗國不能獨立自己製造口罩、為何口罩一定要符合中央統一規格；許多我的公司同仁因為心繫公司存亡，而溫情呼籲空服員即使飛往疫區回國以後也不要向里長通報、或是擔心公司一直以來良好的形象被空服員的護目鏡遮掩，而貼心列舉真正該戴護目鏡的職業是什麼（氣焊、砂輪機切割、醫生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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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對於台灣社會來說是最重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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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行下效的政令宣導、良好的人民素養，我想，便是我們的民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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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引用一段保加利亞政治科學學者Ivan Krestev於荷蘭Nexus論壇所講的一段話：「民主並不是以事事正確而聞名，而是在人民失望的時候，能給予他們一套機制去做出反應，使人民用非暴力手段去實行政黨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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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除了防疫速度、健保制度獨步全球，更是華語世界中唯一真正民主的國家。民主會讓社會充斥很多聲音、甚至是太多聲音，不過正也是因為我們在乎所有聲音，在如此紛亂之中還能創造這樣傲人的抗疫績效，我們才更值得驚豔與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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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主的內涵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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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所有公民皆可參與討論、進而有機會改變我們共同關注的議題走向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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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護理師友人私下向我表示，很羨慕我們可以罷工，他們的勞動條件明明那麼差，卻被綁縛在不顧病人死活的道德柱上，沒法有效做出能改善自己勞動條件的舉措。這次的疫情令我們再度體認到台灣醫護團隊的高品質，我們不能再視而不見於與他們成果不符的回報。台灣能不能從這次疫情中全身而退，更要仰賴他們的專業與努力，我相信他們不會讓我們失望，相對地我們也該為他們發聲，成為他們無後顧之憂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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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力挺醫護人員改善勞動環境以外，我們最切身能做的便是在這病毒肆虐的時刻，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別再加重他們的工作負擔。別忘了，除了武漢肺炎的病人，尚有其他疾病及發生意外的病人需要仰賴他們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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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疫情很可怕，但我卻發覺這對台灣的國際聲望是個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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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崛起以來，台灣突然變得像是不敢表態的藝人一樣，在政治光譜中找不到顏色，紅外線、紫外線一樣看不到卻知道它存在的角色。論經濟體規模、物產豐饒，我們皆比不上對岸，但我們有一項對岸政權無可取代的軟實力，便是我們在乎每一個「人」，所以我們如此努力抗疫、在整個世界衛生組職不和我們玩的孤寂之中，土法煉鋼地援引過去經驗做到所有可以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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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會做出怎樣的決定，在於他的底氣。他的所作所為會以底氣為根向上發展；而沒有底氣的人，便容易被最現實的眼前利益給收買。比如說，一個重視環保的人，出門在外會自備吸管、餐具，力求減塑家園；沒有環保觀念的人，則不會計較在乎自己一次究竟用了幾個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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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乎台灣的人，會心心念念去做出能守護台灣全體人民的行為；一個在乎苗栗國民的議員，會想要自製口罩家家戶戶發給他們；一個在乎航空公司的員工，便會希望雇主打贏遺產官司自己幫自己補血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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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長大令人幻滅，我依舊希望台灣社會再多點美好、再多點不為現實低頭的可能。我們雖然是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機制為主的社會形態，但會推行口罩實名制以管控物資數量、慎防發國難財的坐地起價，這便是我們以「人」為本的證據，也就是我們備受國際讚揚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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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做一個怎樣的人？你的底氣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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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不以擁有廣大的歷史遺跡、根正苗紅的血統為傲，而是以尊重每一個來到這片土地的生命，有自由發聲的權益、有不卑不亢的深邃文明氣質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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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和病毒成為共犯
＃防疫台灣人人有責
＃支持空服不成破口
＃改善醫護勞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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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綠絲帶園地」社團、「長榮航空關係企業工會」粉絲頁及「Flying and Traveling with Chennie」粉絲頁 ，你們的暖心意見一直是所有空服員成長的動力，我們一起為台灣加油。

[書印好了]（葉佩雯）
上個禮拜四我在我的責任編輯的邀請下，到印刷廠去看我的書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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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我的人生中又是一項相當新奇的體驗（我的人生最近新奇的事還真多）。雖是不痛不癢，但看著自己書寫的內容、曾經浮現在腦中的文字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在巨大的印刷機體內翻攪，如同剛出爐的可頌麵包叮的一聲就香氣四溢，還是突然有種生孩子般的鼻酸感動。這實實在在就是我的筋肉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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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勉強忍著心內有些激動的情緒，面上平靜只敢維持淡淡歸屬於禮貌的笑意，和責編一同校對書中彩頁的顏色。畢竟是實際印在紙上的，和電腦上的圖片設計會有色差（有在網上買過衣服的水水都知道）。大姑娘上花轎頭一遭看著自己的書生出來，雖然網上買過不少衣服但對印書還真的沒有概念，我跟著責編一同彎腰，像兒時的自然科學實驗一般，細細觀察每張攤在大桌上的彩頁是否美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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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見責編柔柔地說：「太淡了」、「太黑了」（我的責編是個嬌小可愛的女孩子）⋯⋯一些關於色彩的意見，然後印刷廠的大哥們便批哩啪啦操縱魔法，幾張調整過的顏色的稿子又喀拉喀拉印了出來。我們一下平放在大桌上看、一下拿到正常的日光燈下比對，責編雖然總會詢問我的意見，我也會嗯呀、啊的說出一些感想反饋，但我還比較像是第一次手中抱著新生嬰孩的母親，雖然每個新生嬰兒其實都是一樣的醜及皺癟，推出去保溫箱以後要是沒放牌子相信所有生父都認不出來那顆是自己的前世精子，不論印出來的是太黑了還是太淡了、是偏紅還是偏咖啡，我都覺得印得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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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了一個早上最後顏色抵定，印刷廠大哥將幾張未經裁剪、還在全開狀態的彩頁捆成一卷，像科展的成果似的各送了我和責編一份，然後說了一句：「作者都喜歡留這個，外面買不到。」責編應該是真要拿回去交作業，給主編、老闆、同事們看看印出來的成果是什麼樣子；我則真正是應了大哥的那句話，帶著還不是商品的書頁的雛形，出生證明一樣證實我是這本書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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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詭的是，最近我和我真正的生母其實關係不好，時常吵鬧。這一兩年來，為了較專心的寫作遠離了酒精與派對（還是時常想念啊），我養成較從前淡定不易起伏的性格，所以我和母親的吵嚷大多是（應該說都是）她挑起的。小的時候不懂，只要媽媽罵我我就給她罵，哭著吞忍著覺得不甘的心情等待她的怒意平復；長大了稍微見多了識廣，每當母親和我找架吵，我往往會隱約發覺，她其實不是真的要罵我，而是想引起我的注意、是將我當成一個無條件的情緒出口，因為我是「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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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事和任何人找架吵當然是一件相當愚蠢而不聰明的事，我自己也幹過不少這樣的蠢事，但我的母親為何會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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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她工作壓力大、她更年期到了這樣似貶實褒、推卸責任的膚淺理由，作為「她的」孩子，我還是要相當不客氣地說，我想是因為她的學養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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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說讀了許多書的人就一定學養充足，最主要還是，可以充分思考、詰問、實踐所有經歷自己的，不一定是讀書才能令人獲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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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先來說說我的成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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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一個高職畢業、一個國中畢業。他們兩人相遇組合成家庭之後，因著我父親原生家庭的優渥，他們基本上應該就停滯了學習（我的母親十八歲即嫁給我的父親）。社會大學當然也是淬煉一個人相當好的地方，不過我父母那年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大好時期，據我母親說父親不論投資什麼生意都賺錢，而她整天只要負責將大筆大筆的現金拿到銀行去存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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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的人，自然想要附庸風雅，不願令人覺到自己一身銅臭氣味。我的父親選擇騎馬、我的母親則是盡情裝扮自己，尤其她還年輕，尚有許多本錢條件可以令自己更加美麗。對於小孩，除了物質生活的豐富以外，在教育上他們沒有任何特別的研究及想法，頂多就是人說什麼好那就什麼好，所以我和姐姐兒時學了鋼琴，中學唸了私立學校，家裡有一整套百科全書、一整套世界文學名著、一整套名人傳記、一整套中國民間傳奇⋯⋯。這些書當然不是經過他們篩選認為對孩子有幫助的，就是家裡的紅木書櫃裡頭一定要擺些東西，書櫃就當然要擺書，要擺就要擺看起來最像樣的，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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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我的童年相當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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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早逝，母親在父親過世後基本上才在重啟她的個人價值，所以她做自己想做的生意、交自己想交的男朋友（我的父母並不是自由戀愛結婚）。哥哥大我六歲、姐姐大我十二歲，我對他們而言太小，過了還能逗弄有趣的嬰孩時期，他們也不想跟我玩了，只感覺我是會拖累他們轉大人的累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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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誰想在公園溜滑板跟混混偷抽煙的時候旁邊有個還在溜滑梯的小妹妹（我哥）；有誰想在跟男朋友約會看電影暗摸摸偷親親的時候旁邊還坐個只能看郝劭文的小妹妹（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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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很多很多他們不願意施捨一點時光給我的時候，只能一個人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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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歲開始，我就成了鑰匙兒童。我有很多零用錢，想買什麼、想吃什麼大多沒有問題，可是沒有人帶我去做一些事、沒有人引導我找到自己的興趣、沒有人想要發掘我的天賦。放暑假我雖然開心，但這種開心只基於我不用每天早起，尤其我跨學區就讀學校遠得要命。長假時不出一個禮拜我就能變成日夜顛倒的小孩。暑假作業裡所有需要跟父母家人共同完成的任務、開心的回憶、去過最特別的地方⋯⋯，誠實的話我一樣都寫不出來，因為我整天就是看電視，所以只能掰（作文能力或許就是如此開啟）。我在把電視裡的零到一百台都看遍了以後，甚至連哥哥偷裝的解碼器密碼都破解，彩虹台都看許多以後（我真心喜歡東京情色派），我還是太無聊了，只好，轉向那一大片紅木書櫃，看看能不能發現什麼有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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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不是有什麼與生俱來神奇能力的人。剛開始接觸課業以外的書本的時候，艱深一點的、超過小拇指厚的書我也時常半途而廢。或許只能說所幸當時沒網路，我小時候又長得比較抱歉、功課也不好所以人緣很差，找不到什麼朋友出去玩，不想死的話真的只能待在家裡，無聊至極的我，只能帶著一種類似於打怪的心情，把一本本越來越厚的書給看完。然後終於逐漸發覺了書裡的有趣需要醞釀，很多開場平白的書籍，其實只是引人入勝得大器晚成，有耐心給一點時間，忍著撐過一段段平靜無波，終究能有一波大潮襲來（不過還是有書令我從頭到尾沒有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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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學術的養分、文字的根基，是先飯島愛而後莎士比亞、王爾德、珍奧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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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從印刷廠出來，頂著午間的艷陽、穿梭於車陣間的廢氣回家時，我突然有一股洶湧於原始的情感，想跟我的母親說一聲謝謝，謝謝她迫於無奈與我的父親結合生下了我、想讓她知道我或許可以成為她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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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股洶湧很快消失，大約過了一個紅綠燈的時間，我又回復了日常沒酒精時候的淡定與漠然。大概是因為我又發覺伴隨著我成長的那些好的壞的、看似無用其實有用的物事，也是一併從我母親的子宮當中孕育而出。而這些隨我一同出生的東西，例如童年的寂寞、抱歉的小時候、紅木書櫃裡頭的書、日夜顛倒的電視節目，在我曾經或許是沒選擇的條件下，其實令我非常不快樂，並且成為我自卑的肥沃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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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不快樂。然而是這樣的我，令我寫出了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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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本書說的主要是關於我的工作、我的公司的事。會寫這樣的內容誰也都明白是為了迎合市場需求，尤其最近我的公司事情又特別多，甚至其實我還不認為自己算寫完，我的出版社就有些急急催促，希望可以在這個月出版。所以上個月我沒有發過一篇粉絲頁的文章的原因也是在此，因為我在趕著將至少的完結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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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我憑心而論自己寫得好不好，我會說四十分（其實原本只想給三十分，但編輯說我居然寫了十萬多字，基於字數多給一點苦勞分）。畢竟是第一次寫書，即使認為自己平時較一般素人寫的看的要多，很多寫作的節奏之類高深的意境掌握跟真正的專家比起來還是相形見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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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共寫了十個章節，粗略來說，我自我感覺前五章還多有一些譁眾取寵的勉強；後五章才漸漸搭上一些心流順暢。所以在完稿後來來回回的修改之中（一共改了四次），主要改的都是前五章的東西，後五章大約就是改一些標點符號和錯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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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成書以後任何思想就算是鐵證如山了，往後圖書館裡說不定還能借到，所以內容不能像是鄉民的網路言論一樣意氣用事。我的遣詞用字、事蹟採證，必須更加小心翼翼。我是一個勞工，所以滋養我的當然大多是勞工的思維。勞工是人，可是老闆是不是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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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被慣老闆呼來喚去的時候，有沒有辦法有一點點體諒他的成長背景或常人覺得不可能的辛酸苦楚，意會到強制中出不一定爽、SOD不見得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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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位朋友是個天之驕子，出生就註定當老闆的那種。在我和他閒聊時，總忍不住內裡的勞工魂出來搖旗吶喊：「喂你不能這樣吧！」甚至我從他那裡得知，這世上有種東西叫做「二代營」，由四大會計公司主持，教導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二代們（有些甚至是淵遠流長的三代、四代）如何看懂財務報表、分析營運狀況，參觀各大公司行號。最重要的是，令他們有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平台建立人脈。在這個二代營裡的人都是四大核定的真正的富二代，不會有人打著民間上流俱樂部的名號魚目混珠，以合作之名行詐騙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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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這些越級打怪，沒當過員工就要直接當老闆的人，他們難有體恤民情的柔情可能也是勢在必行。你可以說他們財閥心態、說他們家教不好，但若我從小被灌輸的教育就是延續一間公司長久的命脈，不擇手段也要留名青史，我可能也會做出「喂你不能這樣吧！」的那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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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這位驕子友人知道我是一個只能在咖啡廳寫作的人。在他聽到我和出版社簽約、要開始寫書的消息後，送了我一樣禮物，一張星巴克隨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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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拿著那張隨行卡去點咖啡的時候，非常貪小便宜地期待著想看裡頭會有多少錢。沒想到，居然只有兩千塊。在我知悉他的財力的前提下，我有些不屑白爛地感覺風涼、友情廉價（什麼心態），想說兩千塊不過就能喝個十五杯左右，還不能點特大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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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是這兩千塊卻怎麼喝也喝不完。每每我感覺差不多就是我免費咖啡的終點之際，卡裡的金額又突然會出現BUG增加到兩千多塊。免費咖啡喝了半年，我才帶著一些惴惴的小人之心探問驕子（早該問了）：「為什麼我的咖啡都喝不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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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設定信用卡自動加值，好像低於某個金額就會直接扣款。不好意思因為設定最高一次就是兩千塊，我原本想放更多錢。」驕子這麼回道，好像兩千塊是一個非常丟臉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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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喝了不知多少勞工血汗以後，因著驕子咖啡，寫作過程中，我才想起了我的母親和我的一次爭吵，是關於友航罷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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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友航罷工那陣，整日新聞沸沸揚揚的主題都是「顏值最高」的時候，身為一間小小公司的老闆的我的母親，非但完全沒有因為自己的孩子同樣也是一位空服員，所以更加心疼那些走向街頭的友航同仁，反而只要一看到新聞就大皺眉頭、飆罵：「難道老闆不用賺錢嗎」、「錢那麼好賺那你們自己開公司啊」、「有給薪水就不錯了，爭什麼爭，那是你們該拿的嗎」⋯⋯。回過頭來如果發現我在家沒飛，還會威脅我說：「你們公司空姐應該不會這樣吧」、「如果妳們公司也罷工妳絕對不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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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若是我看到我的母親一個人對著電視咒罵，我會作壁上觀，悄悄溜進房間鎖上門就不出來了；但若被母親的怒火逮個正著，我也會毫不客氣地回敬：「如果是我的公司罷工我會去，勞工也有生活得更好的權力，台灣才會進步。而且我每次飛回來都累得跟狗一樣，妳難道不知道嗎、妳怎麼還會覺得我不應該？還是妳的公司賺錢就是因為剝削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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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我都會和她吵到哭泣，尤其想到我的公司的勞動條件還比友航更差的時候，再想到我的母親那間小小公司裡的、在社會價值中更低階的勞工們，我會有一股寒意爬上軀幹，覺得這個世界真的好可怕。再環顧四周自己生活的環境、我從小到大從沒離開過的所謂天龍區域、我雖不至於貴氣逼人但至少不予匱乏的生活樣貌⋯⋯，我突然感覺自己也成了剝削者，會不會我的生命不只咖啡，乃至於一磚一瓦、舉目所及，亦是某人暗夜的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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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自己的渺小無知，我在書裡頭書寫關於我的公司與友航的比較的時候，反問了讀者一句：「如果你是一位剛出大學的社會新鮮人，你想要進哪一間公司？」、「如果你是老闆，你想經營哪一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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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答案只有立場，只能提出問題期盼隨讀者不同人能有自己獨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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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出版以後，我從前常去的一間獨立咖啡廳的老闆傳來訊息與我祝賀（抱歉我被驕子咖啡寵壞了），他說現在要出紙本書需要很大的勇氣。我懂他的意思，出書的確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在我說我正在寫書的期間，朋友們亦都會說那我幫妳買個五本、十本，然後我會笑鬧回說不如這餐你請我，因為版稅真的不是能夠拿來養家活口的糧票，除非我賣成哈利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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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人都能去到太空旅行的時代（搞不好會有太空空姐），我的心內仍舊有非常傳統的一塊。即便每天對著的不是手機螢幕就是電腦螢幕，我依舊迷戀手裡握著體溫的感覺，不論是我傳導至物上回溯的體熱，還是他人傳導至我身上的體熱。所以出成一本紙本書於我而言依舊非常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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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現在人多看照片、看影片、看直播，也常有朋友建議我多朝這些動態潮流的方向前進，不要再死死的光寫字了，看的人不多了，我還是喜歡文字帶給我的雋永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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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寫作很特別的一件事，是寫作是一件非常鼓勵人去活在當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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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身處在美人、美景、美好時光中，如果要照片、要影片、要直播，多少會因為這些介質的滲入，而使得那個當下無法完整，尤其又要拍得好的時候（不過把這當成事業、藝術來經營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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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寫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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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反而是要人非常專注地去體驗每個之於自己的時刻，才能吸收時光的精華，最後融合自己的思想釀成文字。就像如果想喝醉，直上乙醇也不是不可，為何人還要大費周章去釀酒呢？因為穀物、水果，就是時光的精華，雖然我從來不是品酒的人，真的只是想喝醉而已，可是懂得的人就能分辨出其中的微妙，或許能從中品嚐出一季的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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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天開始，我正式成為一個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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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在什麼阿貓阿狗都能出書，其實也沒什麼好驕傲的，但懂得的人就能分辨出其中的微妙，知道我到底是乙醇還是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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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是一件非常孤獨的事，往往我坐在咖啡廳裡頭就是發呆，半個字也寫不出來。每一次坐下，都是一次和自我的較量，賭一賭那神靈附體般地振筆疾書會不會出現。然而這個比賽從裁判、選手到觀眾卻從頭到尾只有自己。寫成以後的發表，即便在意也要告訴自己不能太在意，因為一旦在意的情緒過於高漲，往後的寫作就難再維持獨立思考的精神，是曲意逢迎的一種表現。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走在這片刀鋒上，還是有不慎失足被削掉幾根指頭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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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想能從傷口而生才更有嶄新的價值，我渾身是血固然面目可憎，不過那也是我真正努力過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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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寫作過程中，我認為對我幫助最大的書有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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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韓國作家蔡社長所寫的《知性對話必備！讀懂世界的生存之書》。這本書教我至少知道這個世界的樣貌，令我在寫作時能大致抓出事情的偏頗。雖然我依舊是不夠聰慧，不能給出任何「答案」，但依著這本書的脈絡，我想我至少走對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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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的情感與同理心專家Brené Brown博士所著的《脆弱的力量》。每一次我寫出什麼自己覺得很糟糕或是驚世駭俗的內容，可是好像改也改不好，就只能這樣了的時候，這本書的理論教我面對自己心內的不安，依賴自己脆弱並不是可怕的事，因為我這樣的擁抱著不完美的自己，所以一切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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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故的中國作家 / 導演胡遷的遺作《遠處的拉莫》。我是由《大象席地而坐》這部四個鐘頭長卻佳評如潮的電影認識這位中國作家 / 導演。然後上網搜尋他的資料發現他居然已經上吊自殺了，內心之震撼久久不能平息，因為他用生活本身去詮釋生活、不矯情、不做作的能力，是我從未見過的一種特殊手法，平白且巨大。之後在書店看見他的遺作《遠處的拉莫》馬上買了來看。書裡平鋪直述的黑暗掙扎，赤裸袒露的末世人性（或許是現世的隱喻），開啟我去捨棄許多「包袱」，像在沙漠中迷路的旅人，丟掉所有負重只求生存的時候，最後剩下的就是唯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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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各位客倌在買了上述三本書之後，如果預算充足的話，能順手帶上一本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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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書裡頭十分大言不慚地沒有一句謝詞，在這裡我想謝謝率先在網路上發掘我，且願意耐心等待我靈感湧現的主編珮旻、非常溫柔不讓我有太多寫作壓力還要耐心催稿的責任編輯季瑄、應親友要求接受我各式奇妙提問的行銷惠鈞（什麼能不能去工廠辦簽書會），以及高寶出版社的老闆，給了一個平凡素人出書的浪漫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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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各位沒有食言，真的一次買下五本、十本我的書的親友們，令我在還尚未發文宣傳自己的書的前提下，能夠進到知名售書網站的即時榜前一百名。寫作是一件很孤獨的事，可是你們終究令我感覺到我不是自己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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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還能不能夠持續榜上有名，就要看各位粉絲們對我的愛有多濃了（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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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不稀罕當空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