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她告訴我，這篇專訪刊出之後，她決定休息一下，空了幾個月，推掉幾個工作。「因為忽然發現自己停在那個樣子很久了。」她說。我聽了覺得很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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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最近傳來的訊息說，她這陣子又開始爆忙。於是，我又沒那麼愧疚了。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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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要在高雄與她對談。想到兩年前，〈無病呻吟〉的 MV 剛出來的時候，我在網誌上做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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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源可能是那一年媒體造謠 Kurt 因為吸毒過量而半身不遂，為了嘲諷，Kurt 在巡迴演唱會上坐著輪椅出場，吊著點滴，在歌迷歡呼中猛地站起來開始表演。〈把所有煩都燒了讓它變成煙〉裡 Leo 王也坐著輪椅，無論是不是用了 Kurt 的典故，裝病似乎是被亂貼邊緣標籤的人對所謂『正常』的反擊：你說我病我就病給你看了吧。故意對號入座，只是這個座是輪椅。社會給某一群人的位子永遠是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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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他的歌詞開始會提到才華焦慮，不知道是誰，是什麼事讓他必須如此拮抗。身為同樣開始覺得自己才華不夠用又不願示弱的路人，聽歌時竟然會可悲地見獵心喜。那天聽完歌做了筆記：『什麼是才華焦慮呢？其實就是別人的才華。我們總是先看見別人的才華、然後才看見自己的才華。如果這個世上只有一個人，那個人就是世上最有才華的人了。但要是那樣，他根本就不會曉得才華是什麼東西、是用來幹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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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和佩萱，所以我不斷說服自己：是對談、是對談，所以我沒有打破自己不辦講座的誓言。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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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很緊張，因為她太有才華了。而且這個世界有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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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子，就只有她，站在台北某一條路邊哭。那是 2010 年，剛從高雄北上的郭佩萱 18 歲，不知道自己在哪裡。「真的，我那時候就真的哭出來，想說台北到底是怎樣，為什麼公車那麼多？根本看不懂要去哪裡。在高雄，我們家附近只有一班公車，只有一個號碼。我只需要坐那個號碼、去它會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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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輔大旁還沒有捷運站，郭佩萱手上也還沒有智慧型手機、沒有 Google Maps。但這些並不是當時的她時常迷路的全部理由。爸媽都是老師，高中大學都上第一志願的哥哥受到的管教還稍微鬆一些，郭佩萱卻連去離家最近的 7-11 次數都用手指就數得出來。她數學不好，考高中時分數剛好在雄女門檻，但單科沒達標，進了高師大附中；填大學志願時，文組的她順著父母的意，把政大每一個系都填上了。心想：好，志願表前半部就讓給你們，但政大以下要是我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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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終究沒有鐵了心。說是自己想要，手仍默默照著學校分數高低把眼前的岔路排了順序。想走藝文、傳播相關科系，而輔大分數「對家長而言還是比世新高」，因著這樣一份隱隱願意降順上一代期望的念頭，郭佩萱進了輔大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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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起來，彷彿一直都不是她選路，而是路選她。但，無論高師大附中還是輔大影傳，都用意想不到的方式結束了郭佩萱的階段性迷路——進高中第一天，她看見如今是大象體操吉他手的學長張凱翔坐在樓梯間大彈大唱，覺得這個人是瘋了嗎？然後又覺得，這樣很帥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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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因為他才決定加入熱音社的。那時候入社還要筆試加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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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張凱翔出給學弟妹的其中一個題目是：你覺得音樂可以改變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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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覺得，如果要說可以拯救世界的，就是像他這種人。」28 歲的郭佩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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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張凱翔，她人生看的第一場演出可能不會是滅火器加馬猴的不插電。從小學古典鋼琴的她，可能也不會成為社內的吉他教學，和現在大象體操的鼓手涂嘉欽組團；沒有這份和音樂的聯繫，說不定兩年後成為她高中學弟的 Leo 王與她便少了一些話題。要是 Leo 王與她因此稍微疏遠一點，郭佩萱的 MV 導演之路就不會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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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上台北就在路上哭，也不是突然。讀過高師大附中／師大附中者，或許會懂得附中病的滋味，何況郭佩萱的附中經驗是和將來的大象體操一起度過的。高師大附中校園就在高師大內，高中部脫掉制服走出校園也不會有人管，大學部搞什麼事、高中部也都看在眼裡。等上了大學，許多附中人發現同學瘋的事情自己早就瘋過，難免曾經滄海難為水，其他新生對大學生活滿是新鮮與過份積極的表情，讓見怪不怪的附中生反而顯得是異類了，「他們到底在 high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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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看附中病離群索居，其實那症狀本質只是物以類聚。「我會說自己在系上很邊緣，但我說的邊緣，是不覺得有人跟我興趣很像。所以我一直往外跑。」大一大二，她到遠在輔大 12 公里外的早秋咖啡打工，只因為覺得和自己有連結的是早秋的人。「就逃去那個地方。比較不想待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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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因為作品，她被冠上「怪奇」「鬼才」「kiang」的標籤。她自己卻後知後覺，大概因為習慣了這種遠。2017 年和鄭宜農到紐約拍片，脖子掛著相機，嘴上抽著草，迎面兩個男人走過來邀請她到一座陸橋上幫他們拍照。她不疑有他，沒想到一上橋就觸動警鈴，NYPD 圍上來，若非她一臉無辜觀光客，就被帶走了。「怪人怪事吸引機」，郭佩萱那陣子在 IG 貼文上這樣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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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以為紐約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結果宜農說，沒有，她之前在那邊，完全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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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她才開始懷疑怪事聚攏和自己有關，「我就問凱翔說，會這樣，是不是因為我自己也很奇怪啊？凱翔就說，咦妳是現在才發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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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這倒是附中病識感中迷人的一塊了：我並不奇怪，我只是做自己，結果讓別人覺得我奇怪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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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每個人的本質都很怪，差別只在有沒有表現出來。我真的有很怪嗎？我覺得大家說我怪的時候，都還是把怪當成某種『潮』；但真正的怪，比如說在公園對著樹打拳的阿伯，那種怪是沒有人理解的。當一個人很真誠地表現自己，他就有可能『被當成怪的』，那對我而言不是真正的怪。」真正的怪，是和盤托出之後仍不被理解；自我風格的展現，在郭佩萱的尺度裡算不上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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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她的風格何來？其中一支脈絡仍與離家有關。自稱高中畢業之前在家中「像照著課本過活」，北上就學獨居脫離管教，郭佩萱一口氣大解放：「我想要看這個世上所有負面的東西，看 B 級片、變態的片；網路上列的什麼十大禁片，我全部都要找到、我就是要看。從書上找那種最黑暗的東西⋯⋯」除了打工，她就窩在沒有對外窗的租屋看片，分不出白天夜晚。作家言叔夏在散文裡寫過看電影到日日不見天日，反正我很閒鍾佳播談他那醒來看片睡著做夢的大半年，竟與郭佩萱的大學生活不約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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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脈絡，則是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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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交通各有潛規，郭佩萱摸不透市民大道和忠孝東到底哪邊不能騎機車，傻傻騎著騎著，好幾次被警察攔下。偶爾上錯橋，機車下不來，一人一車在陣中不知所措，卻又不能停下，因為停下來更蠢，更危險。安全帽下表情淡定，是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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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台北騎士經驗既是真正發生的處境，也是處事的隱喻。「在台北會有某種自卑感，某天發現潮流不是自己想的那樣，發現我的 fashion、設計感，根本和別人不同。猛一回頭，發現自己 sông sông 的。一開始，我會覺得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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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能停，停了更蠢，「後來在 MV 創作上，我知道要創造精緻的美感要有很強的美術，但隨便一個設計科系的人都可以做出比我漂亮的 MV，那我的 MV 到底好在哪？我需要的並不一定是把自己變得和別人一樣。我需要的，反而是誠實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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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怪的，爛爛的，但又好像沒有完全那麼粗糙。想著：算了啦，就這樣啦，雖然很爛但照樣弄出來⋯⋯到了某個程度，反而覺得，欸，好像那個東西打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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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還是有在聽，但影傳系學生畢竟要拍片。原想繼續玩團的郭佩萱沒有足夠的時間，在大學中後期以拍攝短片為重心。以為會與音樂漸行漸遠，高中學弟 Leo 王這時正好從巨大的轟鳴轉戰饒舌，找上她拍影像作品〈唐伯虎點秋香〉，場景就在郭佩萱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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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成本新台幣 32 元，用來購買兩大張綠色的紙，貼在她房間牆上當綠幕，燈光用家裡的檯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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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就想說，好，沒錢，要爛我們就要爛到超屌，把爛東西全部弄上去。那不能單純說是裝作嚴肅或刻意幽默，主要還是那份真誠。如果你有一點點意圖精緻、做作的感覺就會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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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人生哲學，也是導演心法，騎錯橋也要騎下去的覺悟，仍能從郭佩萱如今的作品中見得。在她的 MV 裡，雖然會採用實景，但在美術或取鏡上，畫面往往並不極端寫實，留有刻意讓觀眾感受到非寫實空間的破綻，例如〈你朝我的方向走來〉中半實半虛的電影院票口，例如〈Hotel〉中亦真亦假的日式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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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的演出，也被調整在類似的狀態，一方面在早期案子經費不多，讓素人或音樂人親自演出能有效壓低預算，另一方面，素人演出的不協調感，與上述郭佩萱的影像美學確實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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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也影響她撰寫拍攝腳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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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希望在某個地方有幽默感，但我們知道素人一定沒有足夠的演技去表達劇本上寫的『幽默感』，所以我很習慣腳本寫得很清楚、很簡單，簡單到會告訴演員『這個地方你要用某某動作拿水起來喝幾口』這種地步；這種情況下，演員並不需要知道太多情緒，我會來掌控所有動作銜接起來的效果。反而如果是有經驗的演員，他們對腳本上的動作和情緒都有自己的想法⋯⋯這時如果他們的演技沒有到最佳，很容易兩面都顧不好：既沒有素人做不到動作時那種可愛的不知所措，也沒辦法表達腳本要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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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手來演戲，現場可能會尷尬，所以那個東西才好笑，因為那是真的，不是演出來的，」郭佩萱說，「但硬要演尷尬卻演不好的時候，後期再怎麼剪，都不會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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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常對大家說，拍演員最可怕的，就是卡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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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佩萱式的爛到極端，成了她的招牌。最近找上她的業主，不少指定要這樣的風格。今年中，Leo 王發布的其中一支新曲〈時間的奶昔〉，郭佩萱第一次玩 3D 動畫，就挑戰將動畫中的破圖和失真玩到最底。製作時，她站在動畫師螢幕旁，下的指示是「做爛一點！再爛一點！那邊太精美了，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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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郭佩萱的「草口未工作室」圓夢之年：拍到了偶像斑斑（林以樂）的作品〈假期〉，也因黃子軒與山平快〈Hotel〉的機緣請到另一個偶像拍謝少年當演員，還讓拍謝的薑薑穿上女裝。七八月有時間受訪，是郭佩萱刻意拍出空閒給自己。上半年實在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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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曾在路邊大哭的少女，如今成了為了找工作室空間守在電腦前、凌晨三點一看到房訊馬上傳訊息、隔天直接衝到房東面前簽約的行動派。草口未現址落在中山區與大同區交界、獨立書店與五金修繕共存的巷弄裡，一整層樓的老公寓。陌生人來訪，第一句話總是問：這是妳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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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才知道，她是真的少回她真正的家了，有事回高雄時甚至會借住朋友的住處；與家庭的連結淺，郭佩萱的情感支持多半來自友人。自嘲人生會變成這樣都是因為小時候看太多王道漫畫，被灌輸了「在偉大航道上就是要有伙伴」的價值觀。她仍維持著附中人的風骨，縱然被當成異類也要持續尋找同類，除她以外，草口未兩位成員劉政瑋、徐廉傑都是她的大學同學，她開玩笑說是她們是系上唯一有電影夢的人；長期合作的服裝余冠儀是她的高中死黨，也是她少數交好的女性朋友。今年一忙，郭佩萱三番幾次想過擴編，但一想到需要適應不熟悉的對象，又決定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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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案子，是朋友牽的線；偶爾拍到原本不熟悉的樂團，拍攝前就盡量他們聊天，也是為了先把他們變成朋友。「越熟悉的人，我拍得越好。真的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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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就是由朋友構成的啊。」被外界想像為特立獨行女子的她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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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MV 導演，不能不說是受同溫層影響。朋友都在做音樂，所以她拍 MV。從她的職業足跡來看，自然會意外 2017 年受訪時，她說自己的目標依然是拍個人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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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熱愛自己的工作，但，「在 MV 裡，我不是唯一作者，我跟音樂人是一半一半的。我自己不喜歡在 MV 裡把我放得非常重，影像導演太過支配一切、蓋過音樂，MV 就無法感動人。因為這樣，MV 裡我只有一半而已。還是想要建造自己的世界，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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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並非一開始就曉得表達的方法。回到 2008 年的高師大附中。校園裡，熱音社的男同學常常「捉弄」郭佩萱，一個人架著她，另一個騷她癢。說是捉弄，郭佩萱是真不舒服，卻只懂得埋頭逃跑，連老師看到都忍不住對她說：我教妳防身術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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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來覺得，這應該是因為當時的我不會表達我的心情。大家看我平常好好的，其實我對於人之間很細微的事情很敏感——如果今天他跟我玩，我生氣了，導致他尷尬的話，我看著他尷尬會比我自己尷尬還難受。而我沒辦法不看到別人因為我而產生的情緒反應，所以我乾脆不表達自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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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中的內隱的情緒，只好反饋回虛構。「我認知到現實生活沒有辦法實現我的想像⋯⋯我想像的世界跟現實是不一樣的。然後，我就會覺得，唯一可以實現我想像中世界的，好像只有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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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是她回應同類的方式，而電影讓她往更深、或許連身在同類之中都不被理解的部份邁去。想起她的譬喻裡那位對著公園的樹打拳的阿伯。郭佩萱真正的怪，還沒有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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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執著，讓她即使忙到連續工作四個月，空閒時仍在想本。也是這份執著，讓原本想成為攝影的她改當導演到如今，「在業界，女生當攝影，意見會很不被看重；還有一些很現實的事，比方男生可以兩個沙包，妳只能扛一個，那沒有攝影師會找妳去當助理，妳就沒有管道可以摸索這個領域。我居然也做過造型欸！因為我是女的，大家找我幫忙，就是問我要不要做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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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當導演與剪接時，她不會感覺自己被身體或身體所被附加的印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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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這個身份，讓我覺得我在想什麼有被重視。這一點還對我來說還滿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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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她的作品中那些注視女性時的微妙視角：MV 裡，女性角色現身時常被郭佩萱給予慢動作、近距離特寫；同時，她會刻意展示女性身體帶有性魅力的細節或動作，例如〈無病呻吟〉裡演員穿著護士裝甩點滴管、〈我朝你的方向走來〉中 9m88 以指節騷後腰、淺堤〈陷眠〉中冒汗的依玲啜飲紅茶冰的唇形，是性感，也帶點過份誇張化雄性凝視的惡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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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她，在作品中放入這些，也和身為生理女性有關嗎？她卻說道，其實她曾經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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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不太知道怎麼跟女生相處。國中時有點懷疑自己喜歡女生，但後來知道不是⋯⋯可是，反而是因為確認自己是異女這件事，讓我開始懂得去欣賞女性。因為有太多事情是生理男無法理解的。當我發現男性無法理解這些事之後，這一點又反饋到我以前恐女時那種『為什麼我不能當男生』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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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說我想變性，或變成 T 什麼的，不是這樣。是我一直想要擁有很多男生會有的那種中二眼光。那種眼光是因為沒有體驗過社會上女生的遭遇才能保有的。我的作品很多中二視角，應該是一種彌補心態吧？我當不了中二的男生，但是我可以去重現我想像中的那種還沒有被破壞的、看世界的眼中，應該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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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希望自己的眼光不要這麼敏銳，卻反而捕捉到了最微小的地方。許多地方，身為直男的攝影師沒什麼特別感覺，是郭佩萱在攝影機旁喊：「你要拍那個脖子！那裡男生會覺得很好看！你是性冷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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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時說笑，偶爾被當成哥兒們，想過最多以後，看起來反而像沒想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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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是一個很嚴肅的人。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我真的是會跟人家說我想死的那麼低潮。可是到了最底，我想到最負面的事的時候，我發現我的身體反而是笑出來的。聽起來很荒謬，但或許是一種自我防衛機制吧？然後我才發現笑這件事對我來說好重要喔，笑的時候我好像別人，像一個旁觀者，看所有痛苦都是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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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真實的途徑可以是誇張與虛幻。她說，她最喜歡的創作者都是能將現實和虛幻結合得非常好的人。「純粹的虛幻，是你腦中想什麼就是什麼；可是，真實是需要發現的。當對事物的了解深到一定程度，才有辦法將兩者結合在一起，讓人從腦子想的東西裡發掘出真實來。我還是想要保留我的想像世界，但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這是我現在想要創作出來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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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她通過張凱翔的考驗，進了熱音社，是這一切的開始。音樂能不能改變世界？16 歲的郭佩萱對著景仰的學長回答：「人們所有戰爭、衝突，都是人類思想的發表。而音樂，也包含了人類的思想。如果說戰爭可以改變世界的話，那麼，音樂也可以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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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她又試著逗我笑：我只有自己回答得好的事情，才會記得這麼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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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啦，就這樣啦 ——
專訪導演郭佩萱：那邊太精美了，麻煩再爛一點
https://bit.ly/3l0DZ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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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攝影_ 洪以樺 Chair Hong
責任編輯_ 溫若涵、李姿穎 Abb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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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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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南方 —— 以百年之名：文學沙龍系列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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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文學館二樓：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 3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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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8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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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12:00
楊佳嫻 VS. 騷夏：從身體出發由詩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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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 15:00
鄭秉泓 VS. 鄭烱明、曾貴海、陳坤崙、彭瑞金、鍾鐵英、鍾鐵鈞、鍾舜文等：點亮臺灣文學的火炬，我們眼中的葉石濤、鍾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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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 18:00
凌性傑 VS. 楊子霈 VS.沈信宏：你家與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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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 21:00
鄭聿 VS. 徐珮芬，林達陽主持：痛並快樂著，廢且慢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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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9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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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12:00
蕭詒徽 VS. 郭佩萱：尋找最理想的誤解：文字／影像作為現實的兩種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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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 15:00
陳雋弘 VS. 任明信，林達陽主持：寫詩的我與不寫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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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 18:00
林達陽 VS. 張嘉真：青春書寫的半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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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 21:00
鄭哲涵 VS. 林雅雯，林達陽主持：給文學愛好者的迷因時代生活指南

一世恩師永世情

我的哈佛法學院指導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於7月1日歡度九十歲華誕，受業學生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這篇在書的序文裡，希望您喜歡。

一個人是否幸運，除了是否投對胎，還要看在人生路上，有否遇到恩人、貴人。

像我這樣，30歲得癌症，36歲牢獄之災，60歲挨子彈，卻還能活下來，並堅毅地走下去，其實是天底下最歹命的人。但我很少自怨自艾，總覺得既然人生在世，就該認真過日子，不要虛晃一招，越是橫逆，越需堅毅。

曾經擔任哈佛法學院副院長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年輕時擔任大法官的書記官，後來也擔任國際商務律師，但他的大半人生都奉獻給青年學子，不只在美國，也在中國大陸，而且周遊列國弘揚人權法治，堪稱門生遍天下，造就許許多多的各國法政人才，因而享譽國內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孔傑榮一生行俠仗義，不畏威權，亞洲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都是他關懷的對象，因他挺身救援，奮鬥有成的不知凡幾。

ㄧ、哈佛憶往

本人有幸成為他的受教門生，親炙其身教和言教。從他恢宏的國際觀和堅定的人權法治觀潛移默化中，我一步步走出狹隘的島國意識，更一步步邁向挑戰威權獨裁的險峻之路。

希望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而我能夠圓夢是在1977年的時候，但在感謝孔教授之前，我得先感謝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研究所研究，孔教授的得意門生張富美姐。

1976年夏，我應邀到美國各州巡迴演講，當時我因在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而小有名氣，連遠在加州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員的張富美博士都知道我。她熱情地招待我住她家，我們一見如故，她對我在台灣推動婦運備受打壓十分心疼，聽說我有心出國深造，就主動為我寫推薦信給孔傑榮介紹我。

記得我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在紐約及波士頓演講結束後，有天下午我自己摸摸索索走進哈佛大學，在Law School 的Pound Building 4樓找到孔教授辦公室。我一進門便被他的秘書擋駕，因為我未事先預約。我說明我從台灣來美旅行，因無電話貿然前來，很抱歉。沒想到我提到「台灣」，傳進裡面的孔教授耳中，他自己就從裡面踱出來。我見到滿頭金髮身軀纖長的孔教授，好不感動！他說他收到張富美的信，心想過幾天我應該會去看他。他親切地問我台灣的婦女問題，我為何放棄婦運想到哈佛來。我告訴他我花了6年時間，台灣社會起了一些變化，但我受到許多來自政府的打壓，我需要暫時離開，再給自己充電。由於我過去在台大的優異成績，先前又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比較法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進一步研究美國的憲法，也想針對攸關婦女權益的民法夫妻財產制及刑法墮胎罪兩項作專題研究。

我們相談甚歡，在約略半個多小時的不速之訪結束時，他就告訴我：「妳回去準備，明年秋天歡迎妳來哈佛！」孔傑榮教授待人親切，令我倍感溫馨。原來我的哈佛不是夢！

我這一生有兩次在哈佛的經驗，第一次1977~78年，第二次1986~1989年。前者對我的命運起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後者對我擔任副總統預作準備的功夫。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哈佛，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也遊走中國和香港。

哈佛的校園既宏偉，又古邁，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呼吸到古聖先賢的智慧。然而熙來攘往與你摩肩而過的各國留學生，卻又令你感受到世界的脈動和來自未來的挑戰。古、今、中、外，恰恰是哈佛的寫照。

當然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在Law School，其實就是Pound Building 和我住宿的Ames Hall。不只大多數課程在那，每週一次的lunch talk，東亞法律研究中心會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主題的名人專家演講，這給學生無限空間的追索，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聽過或沒聽過的講者，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參加，就可以一邊啃自己的三明治，一邊追隨主講者的演講而天馬行空。

就在午餐演講的機緣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觸到的世界名人。他當天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得，但他熠熠光彩卻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國不必大，但應該偉大！」當時我真覺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總理，可以受到那麼崇高的國際尊榮，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我自己也有榮幸在開學後不久被邀請到東亞中心演講，我談論的是戒嚴統治之下台灣的婦女運動。由於我親身說法，而且語詞辛辣，當天的演講相當轟動，之後Law School 大家就都以新女性來定位我。

但我其實更想推銷台灣，讓進出那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台灣。機會來了！宜蘭籍的黨外前輩、台灣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宣布要回台參選總統，他當時舉家移居華府。在戒嚴統治時代「總統」是蔣家的專利，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傳承，雖然戴著「選舉」的民主口罩，本質上就是不民主，不容挑戰！

如今居然郭雨新想要挑戰蔣經國，自是好戲一場。我問孔傑榮，可否邀請郭雨新來哈佛演講？孔說：「Why not?!」我於是進行種種安排，時間訂在1978年1月10日中午，一時之間，Pound Building 裡裡外外貼滿「挑戰蔣經國的人」的演講傳單，一股興奮又帶詭異的氣氛在Law School 瀰漫開來。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的馬英九總統，氣沖沖跑去質問孔傑榮：「郭雨新是蔣經國的政敵，你為什麼要邀請這樣的人來？這樣會得罪蔣經國。」孔傑榮笑笑回答：「民主自由是哈佛大學的核心價值，威權的台灣總統選舉，有人敢於挑戰，值得鼓勵。What’s good for Harvard is good for me!」他還特別強調：「I don’t live to please anybody!」

以上的話是孔傑榮偷偷告訴我的，他當時面帶微笑，我卻聽得十分感動。終於，我的國家有人關心了，終於，我遇到一位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人。

孔傑榮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精神，對我產生的影響，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因為他不只作育英才，他其實捍衛人權，醉心民主無以復加。韓國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被日本遣送回漢城，遭朴正熙逮捕下獄，孔傑榮挺身相救，並邀請金大中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在馬尼拉機場遇害前，其實也曾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孔的芳名因此被菲韓等國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我問他怕不怕？他大笑：「被獨裁者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一項殊榮！」

我在哈佛那一年，正值法務部著手修訂民法親屬篇及刑法墮胎罪，我特別針對這兩項攸關婦女財產及健康權益的法律，參考多國立法撰寫兩篇論文，而後寄給法務部參採，當時部長李元簇是我在行政院法規兼訴願委員會時的主委，他特別回函致謝，並說已將我的論文發交研修小組參考，令我倍感安慰。

我也選修孔傑榮教授開的中國現代法制化課程，他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研究，一直想促進他們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當局知道以法治國的必要性，因此選派好幾位青年學者到哈佛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來，接受「資本主義法律教育」。我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共產世界的青年，過去國民黨都用「匪」字冠稱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人一聽到中共，心裡不覺發毛。但在哈佛接觸到的都很文雅優秀，尤其發現他們人手一冊台灣的「六法全書」，這對中國推動現代法學教育，以及法律的擬訂助益頗大，至少不用再去翻譯硬梆梆的德文日文或英文，當然這對日後兩岸經貿交流產生的法律問題，雙方溝通起來方便許多。

無疑地，孔傑榮教授在知識傳播上無遠弗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人權和法治十分關切，經常飛往北京、上海、杭州及香港各地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不惜得罪當道，但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化貢獻良多。不知中國當局知也不知？

他的周遊列國，既像孔子，誨人不倦，更像墨子，兼愛天下！因為看得出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台灣，早日民主和法治化，而用心培養來自各國的人才，便是可長可久的步驟。

二、燈蛾撲火

197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的研究日子，是我這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我認識「台灣」的關鍵性起點。指導教授孔傑榮當時是卡特總統的亞洲問題顧問，寫了很多探討對中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文章。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甫歸，不旋踵美國批售雷達武器給中共，接著卡特即將與中共完成正常化關係的傳聞甚囂塵上，我擔心美國有可能會無預警地與台灣斷交，意識到一場難以避免的歷史性不幸就要上演，我特別到華府拜會國務院台灣科的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的欲語還休，加深我的疑慮。

當時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報紙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甚至外交部長在立法院應詢時也保證台美關係沒有問題。我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回台將此訊息向國人同胞傳達。因爲1978年年底剛好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我決定利用選舉活動提醒大家危機可能來臨，根本沒有想到要當選。

那時我剛得到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獎學金，這麼好的機會令我很掙扎，就問孔教授是否該放棄獎學金回台灣？還是留在哈佛繼續攻讀博士？他說：「You are nobody here but may be somebody at home. Why don’t you work for your own country?」我下意識地開玩笑：「If I go home, I may be jailed.」他馬上回應說：「Then I will wave a flag for you in Taipei.」我倆大笑起來。

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因為這場對話不只改變我的一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的前途，而且一語成讖。

決定放棄獎學金回台參選後，我沒有立即回台，相反地，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世界最有名、中文資料最多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讀資料，撰寫「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由於擔心回台時在機場被沒收，就將資料和文稿拍成黑白膠卷，並將膠卷偷偷藏在衣服裡面，回台後再沖洗放大。當時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大部分的記載與論述都著眼在中國正史的角度。論土地，台灣不過中國大陸沿海一蕞彈丸小島；論人民，不過滄海中之一粟，都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予以客觀、公正地檢視和批判。於是我決定析理台灣過去的歷史，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完全站在台灣的立場，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觀。

台灣有史以來不斷與異族接觸，並被異族蹂躪，台灣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一直都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不能真正當家作主。用台灣的心去看台灣史料，我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悲慘歷史。我邊寫邊流淚，但我用眼淚寫出來的東西，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實已肇下禍端。

我請當時的黨外大老黃信介及康寧祥兩位指導我的文稿，他們都不置可否，我也知道十分敏感，甚至危險。為安全顧慮，我在內容上採取折衷方法：關於「台灣的過去」文字部分全部抽除，只留存圖片。至於「台灣的未來」部分，我原文照刊，因為它論述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美 – 中 – 台的三邊互動關係，更是原書的重點，也是選舉的主軸。

競選期間我一直抓住「台灣的過去與未來」這個主題，設計成章回小說式的演講，每場內容不一樣，而且段落分明有連續性，每晚結束時還預告隔天的話題。如此一來，今天聽過的人明天還會來，而且相招逗陣來，於是一場比一場多，而我也一場比一場精彩。

一傳十，十傳百，我的演講在三、五天內居然變成桃園人的最愛，無論閩南或客家，也無分男女老幼，到了晚上爭相到我的政見發表會場來，事後傳出有夫妻因為搶著要聽我演講不做生意而吵架，而鄉下地方因為全家出動，回去發現家裡失竊等趣聞來。

那年的選舉正式活動，從12月8日到22日兩星期，23日進行投票。沒想到12月16日上午9點，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同步宣布美中兩國將於1979年元月1日正式建交。當天中午蔣經國也以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為由發布選舉停止的命令。消息傳來，舉國驚愕，聽過我演說的桃園人有人貼出「未卜先知仙女下凡呂秀蓮」的大字報。但不多久，極右派開始對我抹紅抹黑，我的競選總部民主牆上出現好幾朵向日葵，又散佈我是CIA 派回台灣的謠言，甚至傳聞我已遭到警總逮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我的競選總部被迫關門，我的兄嫂及其子女接連幾天不斷受到恐嚇騷擾，甚至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揚言要放火殺人。

美台斷交，我原是第一個通報預警的人，卻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受害人。

我因擅長析論台灣前途而聲名大噪，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人權日晚會，原本沒有安排我演講，卻因當時特有的激越氣氛，我才在群眾三番兩次的大聲呼請下上台演說20分鐘。我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聚精會神，甚至血脈噴張。

12月13日清晨，我第一個被捕，調查局從我背包搜出一串鑰匙後揚長而去，我隨即鋃鐺入獄。在調查局漫長驚怖的偵訊過程中，他們不只一次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高雄事件前半段應該由施明德負責，後半段由妳負責。妳的演講太厲害，我們那晚大概有7、8萬人在現場，每個人都被妳感動後再回去影響3、4人，妳害國民黨損失30多萬票，我們不抓妳怎麼行？」我像一隻撲火的燈蛾，奔向亮光，自投羅網。

三、From Prison to Power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第一個抓我，還判我12年徒刑，實際坐牢1933天。但國民黨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它會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和「暴力叛亂犯」之一的呂秀蓮搭擋競選，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在2000年5月20日交出政權。

在我推動新女性主義的1974年暑夏，我因甲狀腺癌而開刀，復原情況大致良好，但1980年入獄坐牢後，因心力交瘁，加上母喪之慟，甲狀腺癌一度有復發現象。獄方安排醫師來診療，要我服用原子碘，但始終不讓我外出就醫。在那段病痛晦暗的日子中，忽然有一天，獄卒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換好衣服，說要帶我去三總看醫生。我心想，原來病情加重了。

沒想到，下車進入三總，院長匆匆把我迎接進招待室，根本沒問病情，只說：「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想要見妳。不知妳願不願意？」我先是一愣，腦中忽然閃起孔傑榮教授。前兩天在電視上看到孔教授來台出席江南案刑事審判庭，知道他人在台灣，但不曾幻想會有機會與他相逢。那時我失去自由已近兩千天，「自由」是最奢侈的幻想！

緊接著獄卒就把我帶出接待室，我一眼看到在走廊那頭的馬英九，他當時是警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他快步趨前跟我握手，把我帶進一間會客室，孔傑榮在國大代表周清玉陪同下來看我。他滿頭金髮，清玉姐送我一大把鮮豔的捧花，對照因服用原子碘而身心俱疲，形容枯槁的我，何等反差！我與孔教授久別乍見，恍如隔世，不自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道：「那年妳問我到底回台灣好，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如果妳能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事，當然比在美國有價值，我沒有堅持留下妳，才讓妳惹上牢獄之災，6年來我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言畢，兩行情淚汩汩流了下來。旁邊的馬英九點頭應證：「孔教授不斷告訴我，他未能使妳早獲自由，深感歉憾。」

追憶這幕鐵窗生涯外一章，儒家所稱道的「師生之情」，原來可以超越血統國籍，置諸四海而皆準。其實哈佛法學院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近百，孔教授桃李滿天下，居然會為7年前的一句箴言而對我如此信守、關懷，真是師生之情的現代佳話。

那天是1985年3月21日，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獲得「保外就醫」交保獲釋。回到桃園的家，記者們告訴我「上個禮拜我們就已得到妳會保外就醫的消息，我們來妳家等了老半天。」

經過探索，原來國民黨情治單位涉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命案，引起國際轟動，本案在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江南遺孀崔蓉芝委託深諳台灣法律，中文又甚流利的孔傑榮教授擔任他的訴訟代理人，在孔教授精湛的刑事訴訟技巧運作下，情治單位在該案的角色無所遁形。審判庭結束後，孔傑榮問負責接待他的馬英九，能否安排到監獄來看呂秀蓮？

馬英九回去請示蔣經國再回報孔教授：「依我國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進入我國監獄。不過，剛巧呂秀蓮因癌症復發住院，所以明早我會陪您去三總看他。」

想必蔣與馬打的算盤是，就用呂秀蓮牌換取孔教授對江南案高抬貴手吧。不過，為了國家顏面，不能早上見面，下午就放人，因此我被延後一個禮拜才獲釋。後來我向孔教授開玩笑：「老師，您害我多關7天！」我們又相顧大笑。

我「保外就醫」的條件是不許在公開場合出現，當然包括不得發表演說，對從政者而言，等於「軟禁」。偏偏剛出獄時很多人要訪問或請我演講，我覺得很為難，就想到能否以出國就醫為名再重返哈佛。謝謝孔教授，他不知費盡多少心思，透過駐美代表處代表錢復跟蔣經國交涉，終於1986年秋天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法學院的「國際法與國際人權」課程選課、演講，並且完成「重審美麗島」乙書的文稿。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劍橋，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原來我坐牢那幾年，孔教授獲准在中國和香港教書，兼擔任知名的 Paul, Weiss 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第二度在哈佛，我一口氣待了3年，因此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未能躬逢其盛。1988年民主前輩康寧祥與同好創辦「首都早報」，這是黨外人士繼組黨之後，另一盛事。他來電催促我回台擔任總主筆，我於是打道回府。後來我並未加入首都早報，倒是在1991年當選立法委員，擔任全職外交委員。

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我臨危授命，在黨主席許信良強力徵召下，倉促補選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

1997年3月28日就職典禮時，我特別邀請孔傑榮教授及當年推薦我的張富美姐參加。在縣府廣場人山人海的典禮中，孔傑榮教授特別用中文演說，有一句很動人的話，我永生不忘：

「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坐擁大位的人下台後，到監獄度其餘生。今天，我們在這裡共同慶賀的是，一位從政治黑牢邁向權力之位的呂秀蓮。」

From prison to power，是的，我為公義身陷囹圄，也因公義而掌有些許權力。「公義」是孔傑榮教授給他這位非典型學生的最佳賀禮。

從2000~2008年，我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更是迄今唯一連任8年的副總統。雖然權限有限，但在陳水扁總統授權同意之下，無論外交內政，我竭盡心力，善加輔佐。其中之一是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和「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2013年，孔傑榮陪同他參與營救出來的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來台，我特別安排他們到「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那是我擔任副總統時堅持保留並加以轉型改造的。

在出奇燠熱的午後，我帶他及陳光誠夫婦，在眾多媒體緊追之下，穿過一長排暗黑的囚室，再爬樓梯，走進2樓61房，當年我鋃鐺入獄的地方。一生為人權吶喊的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失去人權的滋味。那天他和陳光誠都穿西裝打領帶，在陳舊狹小的囚室中汗流浹背。想必他們能想像當年我在鐵窗下，不只汗流浹背，還不知多少次淚流滿面呢。

一世恩師，永世情。從劍橋到台北，從學術殿堂到軍事監牢，孔傑榮教授與我的跨國師生情誼，也算曠古一奇。

一世恩師永世情

我的哈佛法學院指導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於7月1日歡度九十歲華誕，受業學生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這篇在書的序文裡，希望您喜歡。

一個人是否幸運，除了是否投對胎，還要看在人生路上，有否遇到恩人、貴人。

像我這樣，30歲得癌症，36歲牢獄之災，60歲挨子彈，卻還能活下來，並堅毅地走下去，其實是天底下最歹命的人。但我很少自怨自艾，總覺得既然人生在世，就該認真過日子，不要虛晃一招，越是橫逆，越需堅毅。

曾經擔任哈佛法學院副院長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年輕時擔任大法官的書記官，後來也擔任國際商務律師，但他的大半人生都奉獻給青年學子，不只在美國，也在中國大陸，而且周遊列國弘揚人權法治，堪稱門生遍天下，造就許許多多的各國法政人才，因而享譽國內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孔傑榮一生行俠仗義，不畏威權，亞洲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都是他關懷的對象，因他挺身救援，奮鬥有成的不知凡幾。

ㄧ、哈佛憶往

本人有幸成為他的受教門生，親炙其身教和言教。從他恢宏的國際觀和堅定的人權法治觀潛移默化中，我一步步走出狹隘的島國意識，更一步步邁向挑戰威權獨裁的險峻之路。

希望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而我能夠圓夢是在1977年的時候，但在感謝孔教授之前，我得先感謝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研究所研究，孔教授的得意門生張富美姐。

1976年夏，我應邀到美國各州巡迴演講，當時我因在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而小有名氣，連遠在加州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員的張富美博士都知道我。她熱情地招待我住她家，我們一見如故，她對我在台灣推動婦運備受打壓十分心疼，聽說我有心出國深造，就主動為我寫推薦信給孔傑榮介紹我。

記得我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在紐約及波士頓演講結束後，有天下午我自己摸摸索索走進哈佛大學，在Law School 的Pound Building 4樓找到孔教授辦公室。我一進門便被他的秘書擋駕，因為我未事先預約。我說明我從台灣來美旅行，因無電話貿然前來，很抱歉。沒想到我提到「台灣」，傳進裡面的孔教授耳中，他自己就從裡面踱出來。我見到滿頭金髮身軀纖長的孔教授，好不感動！他說他收到張富美的信，心想過幾天我應該會去看他。他親切地問我台灣的婦女問題，我為何放棄婦運想到哈佛來。我告訴他我花了6年時間，台灣社會起了一些變化，但我受到許多來自政府的打壓，我需要暫時離開，再給自己充電。由於我過去在台大的優異成績，先前又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比較法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進一步研究美國的憲法，也想針對攸關婦女權益的民法夫妻財產制及刑法墮胎罪兩項作專題研究。

我們相談甚歡，在約略半個多小時的不速之訪結束時，他就告訴我：「妳回去準備，明年秋天歡迎妳來哈佛！」孔傑榮教授待人親切，令我倍感溫馨。原來我的哈佛不是夢！

我這一生有兩次在哈佛的經驗，第一次1977~78年，第二次1986~1989年。前者對我的命運起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後者對我擔任副總統預作準備的功夫。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哈佛，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也遊走中國和香港。

哈佛的校園既宏偉，又古邁，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呼吸到古聖先賢的智慧。然而熙來攘往與你摩肩而過的各國留學生，卻又令你感受到世界的脈動和來自未來的挑戰。古、今、中、外，恰恰是哈佛的寫照。

當然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在Law School，其實就是Pound Building 和我住宿的Ames Hall。不只大多數課程在那，每週一次的lunch talk，東亞法律研究中心會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主題的名人專家演講，這給學生無限空間的追索，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聽過或沒聽過的講者，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參加，就可以一邊啃自己的三明治，一邊追隨主講者的演講而天馬行空。

就在午餐演講的機緣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觸到的世界名人。他當天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得，但他熠熠光彩卻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國不必大，但應該偉大！」當時我真覺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總理，可以受到那麼崇高的國際尊榮，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我自己也有榮幸在開學後不久被邀請到東亞中心演講，我談論的是戒嚴統治之下台灣的婦女運動。由於我親身說法，而且語詞辛辣，當天的演講相當轟動，之後Law School 大家就都以新女性來定位我。

但我其實更想推銷台灣，讓進出那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台灣。機會來了！宜蘭籍的黨外前輩、台灣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宣布要回台參選總統，他當時舉家移居華府。在戒嚴統治時代「總統」是蔣家的專利，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傳承，雖然戴著「選舉」的民主口罩，本質上就是不民主，不容挑戰！

如今居然郭雨新想要挑戰蔣經國，自是好戲一場。我問孔傑榮，可否邀請郭雨新來哈佛演講？孔說：「Why not?!」我於是進行種種安排，時間訂在1978年1月10日中午，一時之間，Pound Building 裡裡外外貼滿「挑戰蔣經國的人」的演講傳單，一股興奮又帶詭異的氣氛在Law School 瀰漫開來。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的馬英九總統，氣沖沖跑去質問孔傑榮：「郭雨新是蔣經國的政敵，你為什麼要邀請這樣的人來？這樣會得罪蔣經國。」孔傑榮笑笑回答：「民主自由是哈佛大學的核心價值，威權的台灣總統選舉，有人敢於挑戰，值得鼓勵。What’s good for Harvard is good for me!」他還特別強調：「I don’t live to please anybody!」

以上的話是孔傑榮偷偷告訴我的，他當時面帶微笑，我卻聽得十分感動。終於，我的國家有人關心了，終於，我遇到一位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人。

孔傑榮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精神，對我產生的影響，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因為他不只作育英才，他其實捍衛人權，醉心民主無以復加。韓國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被日本遣送回漢城，遭朴正熙逮捕下獄，孔傑榮挺身相救，並邀請金大中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在馬尼拉機場遇害前，其實也曾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孔的芳名因此被菲韓等國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我問他怕不怕？他大笑：「被獨裁者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一項殊榮！」

我在哈佛那一年，正值法務部著手修訂民法親屬篇及刑法墮胎罪，我特別針對這兩項攸關婦女財產及健康權益的法律，參考多國立法撰寫兩篇論文，而後寄給法務部參採，當時部長李元簇是我在行政院法規兼訴願委員會時的主委，他特別回函致謝，並說已將我的論文發交研修小組參考，令我倍感安慰。

我也選修孔傑榮教授開的中國現代法制化課程，他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研究，一直想促進他們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當局知道以法治國的必要性，因此選派好幾位青年學者到哈佛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來，接受「資本主義法律教育」。我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共產世界的青年，過去國民黨都用「匪」字冠稱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人一聽到中共，心裡不覺發毛。但在哈佛接觸到的都很文雅優秀，尤其發現他們人手一冊台灣的「六法全書」，這對中國推動現代法學教育，以及法律的擬訂助益頗大，至少不用再去翻譯硬梆梆的德文日文或英文，當然這對日後兩岸經貿交流產生的法律問題，雙方溝通起來方便許多。

無疑地，孔傑榮教授在知識傳播上無遠弗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人權和法治十分關切，經常飛往北京、上海、杭州及香港各地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不惜得罪當道，但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化貢獻良多。不知中國當局知也不知？

他的周遊列國，既像孔子，誨人不倦，更像墨子，兼愛天下！因為看得出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台灣，早日民主和法治化，而用心培養來自各國的人才，便是可長可久的步驟。

二、燈蛾撲火

197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的研究日子，是我這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我認識「台灣」的關鍵性起點。指導教授孔傑榮當時是卡特總統的亞洲問題顧問，寫了很多探討對中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文章。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甫歸，不旋踵美國批售雷達武器給中共，接著卡特即將與中共完成正常化關係的傳聞甚囂塵上，我擔心美國有可能會無預警地與台灣斷交，意識到一場難以避免的歷史性不幸就要上演，我特別到華府拜會國務院台灣科的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的欲語還休，加深我的疑慮。

當時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報紙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甚至外交部長在立法院應詢時也保證台美關係沒有問題。我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回台將此訊息向國人同胞傳達。因爲1978年年底剛好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我決定利用選舉活動提醒大家危機可能來臨，根本沒有想到要當選。

那時我剛得到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獎學金，這麼好的機會令我很掙扎，就問孔教授是否該放棄獎學金回台灣？還是留在哈佛繼續攻讀博士？他說：「You are nobody here but may be somebody at home. Why don’t you work for your own country?」我下意識地開玩笑：「If I go home, I may be jailed.」他馬上回應說：「Then I will wave a flag for you in Taipei.」我倆大笑起來。

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因為這場對話不只改變我的一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的前途，而且一語成讖。

決定放棄獎學金回台參選後，我沒有立即回台，相反地，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世界最有名、中文資料最多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讀資料，撰寫「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由於擔心回台時在機場被沒收，就將資料和文稿拍成黑白膠卷，並將膠卷偷偷藏在衣服裡面，回台後再沖洗放大。當時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大部分的記載與論述都著眼在中國正史的角度。論土地，台灣不過中國大陸沿海一蕞彈丸小島；論人民，不過滄海中之一粟，都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予以客觀、公正地檢視和批判。於是我決定析理台灣過去的歷史，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完全站在台灣的立場，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觀。

台灣有史以來不斷與異族接觸，並被異族蹂躪，台灣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一直都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不能真正當家作主。用台灣的心去看台灣史料，我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悲慘歷史。我邊寫邊流淚，但我用眼淚寫出來的東西，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實已肇下禍端。

我請當時的黨外大老黃信介及康寧祥兩位指導我的文稿，他們都不置可否，我也知道十分敏感，甚至危險。為安全顧慮，我在內容上採取折衷方法：關於「台灣的過去」文字部分全部抽除，只留存圖片。至於「台灣的未來」部分，我原文照刊，因為它論述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美 – 中 – 台的三邊互動關係，更是原書的重點，也是選舉的主軸。

競選期間我一直抓住「台灣的過去與未來」這個主題，設計成章回小說式的演講，每場內容不一樣，而且段落分明有連續性，每晚結束時還預告隔天的話題。如此一來，今天聽過的人明天還會來，而且相招逗陣來，於是一場比一場多，而我也一場比一場精彩。

一傳十，十傳百，我的演講在三、五天內居然變成桃園人的最愛，無論閩南或客家，也無分男女老幼，到了晚上爭相到我的政見發表會場來，事後傳出有夫妻因為搶著要聽我演講不做生意而吵架，而鄉下地方因為全家出動，回去發現家裡失竊等趣聞來。

那年的選舉正式活動，從12月8日到22日兩星期，23日進行投票。沒想到12月16日上午9點，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同步宣布美中兩國將於1979年元月1日正式建交。當天中午蔣經國也以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為由發布選舉停止的命令。消息傳來，舉國驚愕，聽過我演說的桃園人有人貼出「未卜先知仙女下凡呂秀蓮」的大字報。但不多久，極右派開始對我抹紅抹黑，我的競選總部民主牆上出現好幾朵向日葵，又散佈我是CIA 派回台灣的謠言，甚至傳聞我已遭到警總逮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我的競選總部被迫關門，我的兄嫂及其子女接連幾天不斷受到恐嚇騷擾，甚至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揚言要放火殺人。

美台斷交，我原是第一個通報預警的人，卻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受害人。

我因擅長析論台灣前途而聲名大噪，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人權日晚會，原本沒有安排我演講，卻因當時特有的激越氣氛，我才在群眾三番兩次的大聲呼請下上台演說20分鐘。我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聚精會神，甚至血脈噴張。

12月13日清晨，我第一個被捕，調查局從我背包搜出一串鑰匙後揚長而去，我隨即鋃鐺入獄。在調查局漫長驚怖的偵訊過程中，他們不只一次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高雄事件前半段應該由施明德負責，後半段由妳負責。妳的演講太厲害，我們那晚大概有7、8萬人在現場，每個人都被妳感動後再回去影響3、4人，妳害國民黨損失30多萬票，我們不抓妳怎麼行？」我像一隻撲火的燈蛾，奔向亮光，自投羅網。

三、From Prison to Power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第一個抓我，還判我12年徒刑，實際坐牢1933天。但國民黨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它會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和「暴力叛亂犯」之一的呂秀蓮搭擋競選，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在2000年5月20日交出政權。

在我推動新女性主義的1974年暑夏，我因甲狀腺癌而開刀，復原情況大致良好，但1980年入獄坐牢後，因心力交瘁，加上母喪之慟，甲狀腺癌一度有復發現象。獄方安排醫師來診療，要我服用原子碘，但始終不讓我外出就醫。在那段病痛晦暗的日子中，忽然有一天，獄卒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換好衣服，說要帶我去三總看醫生。我心想，原來病情加重了。

沒想到，下車進入三總，院長匆匆把我迎接進招待室，根本沒問病情，只說：「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想要見妳。不知妳願不願意？」我先是一愣，腦中忽然閃起孔傑榮教授。前兩天在電視上看到孔教授來台出席江南案刑事審判庭，知道他人在台灣，但不曾幻想會有機會與他相逢。那時我失去自由已近兩千天，「自由」是最奢侈的幻想！

緊接著獄卒就把我帶出接待室，我一眼看到在走廊那頭的馬英九，他當時是警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他快步趨前跟我握手，把我帶進一間會客室，孔傑榮在國大代表周清玉陪同下來看我。他滿頭金髮，清玉姐送我一大把鮮豔的捧花，對照因服用原子碘而身心俱疲，形容枯槁的我，何等反差！我與孔教授久別乍見，恍如隔世，不自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道：「那年妳問我到底回台灣好，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如果妳能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事，當然比在美國有價值，我沒有堅持留下妳，才讓妳惹上牢獄之災，6年來我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言畢，兩行情淚汩汩流了下來。旁邊的馬英九點頭應證：「孔教授不斷告訴我，他未能使妳早獲自由，深感歉憾。」

追憶這幕鐵窗生涯外一章，儒家所稱道的「師生之情」，原來可以超越血統國籍，置諸四海而皆準。其實哈佛法學院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近百，孔教授桃李滿天下，居然會為7年前的一句箴言而對我如此信守、關懷，真是師生之情的現代佳話。

那天是1985年3月21日，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獲得「保外就醫」交保獲釋。回到桃園的家，記者們告訴我「上個禮拜我們就已得到妳會保外就醫的消息，我們來妳家等了老半天。」

經過探索，原來國民黨情治單位涉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命案，引起國際轟動，本案在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江南遺孀崔蓉芝委託深諳台灣法律，中文又甚流利的孔傑榮教授擔任他的訴訟代理人，在孔教授精湛的刑事訴訟技巧運作下，情治單位在該案的角色無所遁形。審判庭結束後，孔傑榮問負責接待他的馬英九，能否安排到監獄來看呂秀蓮？

馬英九回去請示蔣經國再回報孔教授：「依我國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進入我國監獄。不過，剛巧呂秀蓮因癌症復發住院，所以明早我會陪您去三總看他。」

想必蔣與馬打的算盤是，就用呂秀蓮牌換取孔教授對江南案高抬貴手吧。不過，為了國家顏面，不能早上見面，下午就放人，因此我被延後一個禮拜才獲釋。後來我向孔教授開玩笑：「老師，您害我多關7天！」我們又相顧大笑。

我「保外就醫」的條件是不許在公開場合出現，當然包括不得發表演說，對從政者而言，等於「軟禁」。偏偏剛出獄時很多人要訪問或請我演講，我覺得很為難，就想到能否以出國就醫為名再重返哈佛。謝謝孔教授，他不知費盡多少心思，透過駐美代表處代表錢復跟蔣經國交涉，終於1986年秋天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法學院的「國際法與國際人權」課程選課、演講，並且完成「重審美麗島」乙書的文稿。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劍橋，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原來我坐牢那幾年，孔教授獲准在中國和香港教書，兼擔任知名的 Paul, Weiss 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第二度在哈佛，我一口氣待了3年，因此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未能躬逢其盛。1988年民主前輩康寧祥與同好創辦「首都早報」，這是黨外人士繼組黨之後，另一盛事。他來電催促我回台擔任總主筆，我於是打道回府。後來我並未加入首都早報，倒是在1991年當選立法委員，擔任全職外交委員。

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我臨危授命，在黨主席許信良強力徵召下，倉促補選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

1997年3月28日就職典禮時，我特別邀請孔傑榮教授及當年推薦我的張富美姐參加。在縣府廣場人山人海的典禮中，孔傑榮教授特別用中文演說，有一句很動人的話，我永生不忘：

「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坐擁大位的人下台後，到監獄度其餘生。今天，我們在這裡共同慶賀的是，一位從政治黑牢邁向權力之位的呂秀蓮。」

From prison to power，是的，我為公義身陷囹圄，也因公義而掌有些許權力。「公義」是孔傑榮教授給他這位非典型學生的最佳賀禮。

從2000~2008年，我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更是迄今唯一連任8年的副總統。雖然權限有限，但在陳水扁總統授權同意之下，無論外交內政，我竭盡心力，善加輔佐。其中之一是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和「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2013年，孔傑榮陪同他參與營救出來的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來台，我特別安排他們到「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那是我擔任副總統時堅持保留並加以轉型改造的。

在出奇燠熱的午後，我帶他及陳光誠夫婦，在眾多媒體緊追之下，穿過一長排暗黑的囚室，再爬樓梯，走進2樓61房，當年我鋃鐺入獄的地方。一生為人權吶喊的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失去人權的滋味。那天他和陳光誠都穿西裝打領帶，在陳舊狹小的囚室中汗流浹背。想必他們能想像當年我在鐵窗下，不只汗流浹背，還不知多少次淚流滿面呢。

一世恩師，永世情。從劍橋到台北，從學術殿堂到軍事監牢，孔傑榮教授與我的跨國師生情誼，也算曠古一奇。

有句話是這樣說的：中國好羊在內蒙，內蒙好羊在錫盟。在我大祖國的正北方，內蒙自治區的中部，有一個地方叫錫林郭勒盟。儘管外面的世界喧囂煩躁，城市高樓林立，在這裡你能看到唯一的邊際就是地平線。錫盟的牧民多年來專注養羊，其中烏珠穆沁羊被譽為“天下第一羊”！據說只要吃過這裡的羊，再回到城市中吃其他羊肉，都會有種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