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今屆奧運，緊張足16日。一向心血少，觀看比賽的高刺激性對我來說又愛又恨，但看到香港運動員全力以赴為我城增光，在這兩週怎能不每時每刻緊貼消息，為他們打氣？

這屆奧運的確很難忘，香港歷史性取得1金2銀3銅，共7位運動員獲取獎牌。有一共通點，他們7人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是土炮。特別幸運地這六個時刻全都看到直播，目擊勝利，彷如置身現場感受香港健兒有多勁揪。張家朗金牌戰我去了APM與數百名港人觀戰，大家一起齊氣，可能一半人以上都對花劍的玩法、得分制度似懂非懂，但仍看得無比入神。當張家朗拿下最後一劍，最場歡呼，一下子把城市過去兩三年的陰霾都暫時打散了；何詩蓓的兩銀對我而言不算意外，因為過去有留意體育新聞，已知她有一定機會（反而由於沒有看過她的訪問，對於她的流利廣東話與Local School 學歷而感到驚喜），但到了何詩蓓真的接連得銀牌，依然無比興奮；乒乓女團得銅亦好看，特別是早前有看到蘇慧音單打出局那場波，留意到她數日過後大幅調整心態，眼神凌厲，越來越入局，短時間在這麼大壓力的環境下竟然進步得那麼快，實在誇張；劉慕裳是世界前列的空手道選手，絕對是香港獎牌希望，著緊的是這很可能是她一輩子唯一一次奧運機會（2024巴黎奧運不設空手道賽），無Take 2， 不容有失。可幸她最後亦不負所托，成功在空手道發源地日本摘銅而回。

賽事尾聲，來到最後焦點是香港最大獎牌希望李慧詩，亦是我最喜歡的運動員，沒有之一。我在12年奧運後開始留意場地單車，17年入場觀看在香港單車館舉行的世界單車場地錦標賽，現場看李慧詩比賽後，被這項運動吸引。這次她參加的兩個項目，競輪賽是她在12年摘銅的項目，這次亦是熱門。不過競輪賽一向具有些運氣成份，亦容易爆出黑馬，所以我認為Sarah在爭先賽機會更大（Sorry 馬後炮）；爭先賽則講求實力和戰術，Sarah 兩者向來都是頂級，19年世錦賽更是所向無敵。可是奧運延後一年，少了比賽機會，同時後起秀不斷湧現，Sarah怎樣要保持由19年起的巔峰狀態是關鍵。很久沒有參與比賽，加上奧運開始時比對方遲開始（沒有參加團體賽作熱身），已經令Sarah略有劣勢。然後在競輪賽事的失利，Sarah的心理壓力肯定更大（事後她說本屆她的目標是要拿兩面獎牌）。在爭先賽首圈計時，「只能」排個第9， 走線並不太理想，之後亦曾經跌入復活區（但可能這額外的比賽更能讓Sarah增強信心和進入比賽狀態），到了爭先賽第二日脫胎換骨，先贏法國新星（12年差）後贏早一日踢她落復活區的Marchant，昂首步入四強。今早雖然輸了四強之戰，但仍在銅牌戰贏了20年世界冠軍Hinze，報了20年四強一敗之仇，更成功為香港奪得今屆賽事第6面牌，讓香港人為妳而感到何等驕傲。Sarah的堅毅、拼勁、專注、努力不懈為港增光，值得所有香港人致敬。

同樣地，亦有不少香港實力高的運動員因各種原因無法展示他們的最佳能力，或是奮力後亦跟獎牌擦身而過。例如是跳馬的石偉雄、羽毛球混雙組合硬頸四的鄧謝配、女子重劍的江旻憓及女團，（不計立場下還是很具實力的）男子乒乓球手黃鎮廷、還有最為可惜，羽毛球的伍家朗。縱使未能贏得三甲，但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他們每一人用盡全力，搏盡無悔一樣地完成自己的賽事。我們定必支持他們每一人！

香港隊的運動員都完成了他們的項目，感謝你們為香港付出和堅持：

陳仲泓、程小雅、伍家朗、張雁宜、鄧俊文、謝影雪、蔡曉鋒、李海恩、李慧詩、梁寶儀、逄瑤、楊倩玉 、何誕華 （和馬匹Tayberry)、蔡俊彥、張家朗、張小倫、吳諾弘、江旻憓、佘繕妡、連翊希、朱嘉望、陳芷澄、石偉雄、劉慕裳、洪詠甄、鄭俊樑、陳晞文、洛雅怡、何甄陶、方胤、何詩蓓、歐鎧淳、譚凱琳、鄭莉梅、何南慧、黃筠陶、楊珍美、黃鎮廷、林兆恆、何鈞傑、吳柏男、杜凱琹、蘇慧音、李皓晴、朱成竹、奧斯卡·科金斯。

有沒有獎牌，只要是香港運動員，香港人，都撐！繼續撐 ！

攝：Tim de Waele/Getty Images

#TeamHongKong
#心臟終於唔使再承受咁高強度嘅刺激
#大家都休息下
#下星期英超開波YEAH

[自序]

大部分的博士論文都沒有出版成書的機會，
還有很多人讀了博士寫不出論文，
一直掛著博士候選人。
我很幸運，
能夠出版，
又是華文最具人文影響力的聯經出版社。
星期六晚上來讀長文，
讀書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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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歷史學徒，大學的時候我深深受到民族主義史觀的影響。當時我熟讀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數十遍，並且沉浸於他對於中國歷史的論述。我始終記得他在《國史大綱》前面所說的：「對本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懷抱著浪漫且孺慕之情，愛好中華文化。然而，隨著知識的開展，我漸漸認識到同一個時代的學者顧頡剛和傅斯年。大二那年在臺大對面的書店買了整套的《古史辨》，並且開始讀傅斯年對於古代歷史的看法，他認為擴充歷史研究的方式就是要增加材料，並且擴張研究的方法。

大三的時候，開始讀了杜正勝院士的著作。從《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於中國古代史進行了有機且整體的歷史解釋，而且杜正勝院士強調要有臺灣觀點的中國古代史解釋。進了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之後，開始古代史的研究。由於不滿足於歷史系所開的課，沒有辦法理解考古和人類學的方法，於是同時雙修了人類所。

碩士開始，我到了中國進行田野，從山東、河南、陝西，最後選定了四川作為我研究的基地。當時臺大人類學系的陳伯楨教授（1973-2015）帶領我到四川，我們從成都、郫縣、綿陽，到都江堰，前前後後去了好幾次。他讓我了解親臨當地的感受，還有田野調查工作的重要性。碩士畢業後，我感到自己在知識層面上的薄弱，特別是理論上的貧乏，缺乏比較的視野。於是，我開始精進日文、英文和法文，選擇出國讀博士，希冀增進自己在理論上的認識。

感謝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葉山（Robin D.S. Yates)老師，還有亨利．魯斯（Henry Luce）基金會的幫忙，我有了全額的獎學金。除了學費全免外，還有固定的生活費。在加拿大蒙特婁的麥基爾大學攻讀博士，指導老師希望我增加學問的視野，於是開始修習羅馬考古、殖民主義考古和相關的考古學理論。羅馬征服歐洲大部分的地區，發展出一套「殖民主義」；歐洲海外擴張時期，對於大量異民族的統治，發展出多樣化的「殖民主義」。透過比較的視野，我對於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有了更加宏觀的認識。

在本書中我認為秦與漢帝國對於周邊文化、族群和國家的征服、擴張、統治和殖民，在世界史上有特殊也有普遍性的一面。特殊性就是秦漢帝國有本身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從戰國中期以來所發展的法家思想，運用在實際的政治改革上，讓國家機器的運作更加順遂。普遍性就是他們都造成了「沒有歷史的人」。秦漢帝國的「殖民主義」不亞於羅馬和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嚴厲與殘酷，而且從本書的例子來看，秦漢帝國的統治技術更加細緻且深入。如果我們用更廣闊的視野加以思考，邱吉爾曾說過：「英國歷史由凱撒征服開始。」英國的歷史由羅馬征服者殖民後開始；艾瑞克．吳爾芙（Eric R. Wolf）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當中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歐洲向外擴張和殖民的過程中，「沒有歷史的人」是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因為歐洲人「發現」他們，讓他們進入歷史。秦漢帝國擴張與征服的過程中，伴隨著大量「沒有歷史的人」。並不是這些人本來沒有歷史，而是歷史書寫、詮釋和流傳的權利，被征服與殖民的族群所掌握。

麥基爾大學有很好的人類學系傳統，過世的特里格教授（Bruce Trigger）是當代考古學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我雖然沒有機會修習他的課，但麥基爾大學的人類學系深受其影響。在讀博士班的時候，除了自己導師的課，也大量修習考古理論的課，讓我知道理論對於理解中國古代史的重要性。修完了兩年的課，在麥基爾大學要考資格考，當時我的博士指導委員是自己的導師、哥倫比亞大學的李峰教授，還有專長在民間宗教的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博士資格考要準備超過兩百本以上的書籍應考，現在想想雖然有點辛苦，但也是在那樣的過程中，確認本書的理論還有材料上的堅實。

成為博士候選人之後，我開始走訪田野，曾經在四川的不同地點待過。感謝田野過程當中，每個單位都熱情接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成都市考古文物研究所的同仁們，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和四川師範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讓我在四川的田野有了豐富的收穫。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還獲得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補助，讓我有更加充裕的資源完成最後的部分。

二○一四年一月，剛完成田野工作回到學校不久，我的母親謝秀琴打電話通知我說父親胡得鏘（1949-2014）罹癌的消息。放下手邊的論文，回到臺灣照顧父親，從一月到七月，父親最後以六十四歲的壯年離世。父母從小就讓我追求自己的興趣，任性的在知識中遨遊，但父親過世前，還是希望我能完成學業。帶著父親對我的期許，還有自己對於「沒有歷史的人」的責任，在二○一七年十月我完成了學業。期間我的兒子也出生，給予了我新生命的力量。

博士論文的審查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蒲慕州教授，還有我們學校歷史系的方麗特（Griet Vankeerberghen）教授，其他還包含中國文學專家方秀潔（Grace Fong）教授、東亞系主任巴克萊（Philip Buckley）教授。在口試的過程中，都給我很好的意見，成為此書的基礎。拿到博士後，雖然在國外有其他工作的可能性，但我在臺灣還有不少的工作與責任，毅然決然地回臺。感謝中央研究院讓我剛回臺之際，在學風質樸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做博士後研究，當時的指導老師黃銘崇老師也給我很多學問和工作上的建議。二○一九年二月，我開始在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服務，穩定的工作環境，讓我將本書的初稿完成。

本書得以出版問世，得非常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林載爵發行人。聯經是我知識啟蒙的重要泉源，能得到林發行人的首肯，簽下此書，是我莫大的榮幸。本書的編輯黃淑真，仔細的梳理文稿，並且洽詢版權圖片，都讓本書增色不少。現任的聯經總編輯涂豐恩博士是我臺大歷史所的學弟，也是「故事StoryStudio」的創辦人，過去我曾在網站擔任主編，我們對於歷史有很多相同的理念，很開心能在他擔任總編輯期間完成此書。

《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說了一個過去與我們認知的歷史不同的故事，建立在最新的考古材料和歷史文獻之上。回顧我的學習過程，從臺灣、中國到北美，我有幸得到最好的歷史、人類學和漢學的資源。在不同的學習傳統還有文化脈絡中，我嘗試還原中國古代歷史，同時也讓中國史有了世界史的比較視野。
辛丑年於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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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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