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BJ將缺席今日與金塊比賽。
Dennis Schroder將缺席10-14天。
AD過去6場比賽+/-值累積-5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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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ron James因為腳踝扭傷的關係，今日與丹佛金塊的比賽將缺陣休養，而下一場與洛杉磯快艇的比賽也有一定機率會缺席，加上Dennis Schroder因為健康安全協議要缺席10-14天，這對於已火燒屁股的湖人來說真的是雪上加霜。

Schroder雖然本季與LBJ和AD一直沒打出良性化學效應，仍在摸索中，但LBJ缺陣這段期間Schroder其實不少比賽有打出亮點，有扛起ㄧ些勝負，假使沒他，湖人現在應該是已經跌到第七或第八。

只是還是如我季初一直說的，假使LBJ在，Schroder打替補應該會比較好，但現在說這些也沒啥意義，因為假使Schroder會缺席到14天，那基本例行賽他沒機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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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人問是不是湖人刻意輸球要避開快艇或金塊，想掉到第七或第八去打太陽或爵士。

做為同是湖人迷，我想不需要這樣安慰自己，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掉到第七與第八代表要打外卡附加賽，這等於你得跟第九和第十的去上演生死鬥，我想沒人會想去冒這個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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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仍會對於湖人抱持些樂觀是因為LBJ與AD要復出了，想說他們能夠讓贏球變得簡單，但沒想到情況並非如此，尤其AD完全就像離線一樣，攻防兩端都崩了。

大家都清楚復出必定得有時間去抓感覺，但AD在場上給人已經不是狀態不好的問題，而是更讓人擔心的態度問題，忍了很多場，我也是昨天終於忍不住而抨擊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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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湖人沒有危機意識，團隊也喪失凝聚力，更衣室氣氛更令人覺得有問題，這樣的湖人憑什麼敢挑太陽或爵士打，以AD現在的防守狀態，他就如Drummond與Gasol一樣緩慢。

季初沒傷前他就已經比去年慢不少，現在更是直接徹底緩速起來，那代表過去能壓制外圍攻擊手，錯位遇到頂尖雙能衛也能扛防線，在防守端一柱擎天的AD已經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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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他並不適合搭配重型中鋒Drummond與Gasol了，且AD現在的投籃狀態更讓他與Drummond壓縮到進攻空間，也沒有組織者去串聯他們，LBJ復出這兩場沒化學效應，如今的戰績也沒練兵的本錢，整個處境真的對於湖人相當不利。

當初談到Drummond的一個重點就是要減少他執行低效的進攻，透過LBJ的組織與AD的牽制力去打得更有效率，但現在這兩項都沒有，Drummond也會變得很難打，雖然他過去六場投籃命中率高達61.7%，但進攻影響力並不大。

湖人應該要把Kyle Kuzma拉到先發，盡可能增加球隊機動力，也藉此拉開一點進攻空間，不過AD本來就沒很愛在油漆區背框打，過往都喜歡在肘區面框跳投，或用他優勢的機動力往內突，能改善他的，我認為還是自己手感與速度問題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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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AD復出這六場比賽投籃命中率39.4%、三分命中率17.4%，進攻狀態真的相當差，而他這六場比賽的+/-值累積為【-56】，如果就場上場下正負值來看，這六場當AD在場上時是【-26.8】，兩項都是湖人最糟。

所以湖人現在 #真正大問題出在AD身上，他真的要好好奮起振作，做為二當家他的表現落差太大，也打亂了整體攻防兩端的布局，這同時說明去年他到底有多出色，可是也呈現出如今是多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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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與金塊的比賽 #我應該就不看現場不寫了，只會晚上再看重播(不管輸贏)，或許不看就會贏，我心裡是這樣安慰自己，認為自己帶屎的。

只是沒有LBJ與Schroder，真的會對湖人進攻感到無比擔憂，而防守端假使AD沒提升專注力，他不管配上Drummond、Gasol或Harrell也都很難讓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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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今天即使不敵金塊，至少一個態度先打出來再說。

學學巫師吧！就對比兩支球隊的凝聚力與拚戰精神，湖人現在就真的像盤散沙一樣。

#GoL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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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為一位優秀的讀者？】
　
這次分享的文章，來自俄國作家納博科夫。
他以一些優秀的文學作品為例，談到我們該如何成為更好的讀者，以及優秀作家的三個方面：說故事的人、教育家、魔法師。
一起來看看他的說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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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讀者與優秀作家 / 納博科夫
　
我的計畫是找幾部歐洲名家作品來進行研究。做的時候想本著一種愛慕的心情，細細把玩，反覆品味。因此，「怎樣做一個好讀者」或「善待作家」這類標題，或可作為這些針對不同作家的不同討論的副題。早在一百年前，福婁拜就在給他情婦的一封信裡說過這樣的話：誰要能熟讀五六本書，就可稱為大學問家了。
　
我們在閱讀的時候，應當注意和欣賞細節。如果書裡明朗的細節都一一品位理解了之後，再作出某種朦朧暗淡的概括倒也無可非議。但是，誰要是帶著先入為主的思想來看書，那麼第一步就走錯了，而且只能越走越偏，再也無法看懂這部書了。拿《包法利夫人》來說吧。如果翻開小說只想到這是一部「譴責資產階級」的作品，那就太掃興，也太對不起作者了。我們應當時刻記住，沒有一件藝術品不是獨創一個新天地的，所以我們讀書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這個新天地，研究得越周密越好。我們要把它當作一件同我們所瞭解的世界沒有任何明顯聯繫的嶄新的東西來對待。我們只有仔細瞭解了這個新天地之後，才能來研究它跟其他世界以及其他知識領域之間的聯繫。
　
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指望通過一部小說來瞭解世界、瞭解時代？當然誰也不至於天真到以為只要看看由那些新書俱樂部四處兜裝楨漂亮的標以歷史小說的暢銷書，就能對過去有所瞭解。但是文學名著又當怎樣看呢？比如珍·奧斯丁，她只瞭解牧師家庭的生活，而她書中描寫的卻是英格蘭地主階層的縉紳生活和田園風光，我們可以相信她所描繪的這幅圖畫嗎？再如《荒涼山莊》，這本書寫的是荒唐的倫敦城裡的荒唐傳奇，難道我們可以稱其為百年前的倫敦大觀嗎？當然不行。這裡所討論的其他同類小說也當如實看。事實上，好小說都是好神話，並且這裡選的小說更是最上乘的神話了。
　
就天才作家（就我們能猜測到的而言，而我們相信我們的猜測是正確的）而言，時間、空間、四季的變化，人們的行為、思想，凡此種種，都已不是授引自常識的古已有之的老概念了，而是藝術大師懂得以其獨特方式表達的一連串獨特的令人驚奇的事物。至於平庸的作家，可做的只是粉飾平凡的事物：這些人不去操心創造新天地，而只想從舊家當、從做小說的老程式裡找出幾件得用的傢伙來炮製作品，如此而已。不過他們的天地雖小，倒也能匯出一些有點趣味的花樣來，招得平庸的讀者一時的喜愛，因為這些讀者喜歡看到自家的心思在小說裡於一種令人愉快的偽裝下得到反映，但是一個真正的作家會發射星球上天，會仿製一個睡覺的人，並急不可待的用手去搔他的肋骨逗他笑。這樣的作家手中是沒有現成的觀念可用的，他們必須自己創造。寫作的藝術首先應將這個世界視為潛在的小說來觀察，不然這門藝術就成了無所作為的行當。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材料當然是很真實地（只要現實還存在），但卻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認的整體，而是一攤雜亂無章的東西。作家對這攤雜亂無章的東西大喝一聲：「開始！」霎時只見整個世界在開始發光、熔化，又重新組合，不僅僅是外表，就連每一粒原子都經過了重新組合。作家是第一個為這個奇妙的天地繪製地圖的人，其間的一草一木都得由他定名。那裡結的漿果是可以吃的；那隻從我身邊竄過、身上帶斑點的動物也許能被馴服，樹木環繞的湖可以叫「蛋白石湖」，或者更藝術味一點，叫「洗盤水湖」，那雲霧是一座山峰，只是他登上山頂，當風而立。你猜他在那裡遇見了誰？是氣喘吁吁卻又興高采烈的讀者。兩人自然而然的擁抱起來了。如果這本書永垂不朽，他們就永不分離。
　
在一次巡迴講學途中，某天晚上我到了一所偏遠的地方醫院，講課的時候，我提出了一道小測驗題，列舉「優秀讀者十大條件」，讓學生從中選四項足以使人成為優秀讀者的條件。原題不在手邊，現在記得大體是這樣的。請從下面的答案中選出四條作為一個優秀讀者所應具備的條件：
　
1、 參加一個圖書俱樂部。
2、 認同作品中的主人公。
3、 著重從社會經濟角度來看書。
4、 喜歡有情節有對話的小說，而不喜歡沒有情節、對話少的。
5、 事先看過根據本書改編的電影。
6、 自己也在開始寫東西。
7、 有想像力。
8、 有記性。
9、 手頭應有一本詞典。
10、有一定的藝術感。
　
當時，學生對作品大多看重情感上的認同、情節、社會經濟角度、歷史眼光。當然，你可能已經猜到了，一個優秀的讀者應該有想像力，我自己也在不斷培養，而一有機會就向別人宣傳。
　
順便說一句，我這裡所指的「讀者」是一種泛泛的說法。奇怪的是我們不能讀一本書，只能重讀一本書。一個優秀讀者，一個成熟的讀者，一個思路活潑、追求新意的讀者只能是一個「反覆讀者」。聽我說是怎麼回事。我們第一次讀一本書的時候，兩隻眼左右移動，一行接一行，一頁接一頁，又複雜又費勁，還要跟著小說情節轉，處於不同的時間空間——這一切使我們同藝術欣賞不無隔閡。但是，我們在看一幅畫的時候，並不需要按照特別方式來移動眼光，即使這幅畫像一本書一樣有深度、有發展也不必這樣。我們第一次接觸到一幅畫的時候，時間因素並不介入。可看書就必須要有時間去熟悉書裡的內容，沒有一種生理器官（像看畫時用眼睛）可以讓我們先把全書一覽無餘，然後來細細品味其間的細節。但是等我們看書看到兩遍、三遍、四遍時情況就跟看畫差不多了。不過總也不要把視覺這一自然進化而來的怪異的傑作跟思想這個更為怪異的東西混為一談。一本書，無論什麼書，虛構作品也罷，科學作品也罷（這兩類書的界限也並不如人們一般想得那麼清楚），無一不是先打動讀者的心。所以，心靈，腦袋，敏感的脊椎骨，這些才是看書時候真正用得著的東西。
　
好，既然如此，就讓我們來研究一下這樣一個問題：悶悶不樂的人看一本輕鬆愉快的書，他的心理活動會怎樣？首先，他的悶氣消了，然後好歹便踏進了這本書的精神世界。但是，要開始看一本書，尤其年輕人倘若又聽到他們私下認為太保守、太正統的人稱讚過這本書，往往下不了這個決心。不過決心既下，隨後的收穫也是豐富多彩的。文學巨匠當初運用想像寫出了一本書，後來讀這本書的人也要善於運用想像去體會他的書才是。
　
但是，讀者的想像各不相同，至少有兩種。讀書的時候哪一種合適？一種屬於比較低的層次：只從書裡尋找個人情感上的寄託（在這類寄情讀書法名下還可以分列許多細目），這種讀者常常為書裡某一個情節所深深打動是因為它勾起了他對往事的回憶。也有人特別鍾愛某一本書，只因為其中提到某國某地、某處風景、某種生活方式，使他頓興戀舊之情。還有一些讀者就更糟了，只顧把自己比作書裡某一個人物。這些不同種類的等而下之的想像，當然不是我所期望的讀者。
　
那麼，一個人讀書，究竟應該怎樣讀才合理呢？要有不摻雜個人情感的想像力和審美趣味。我認為，需要在讀者作者雙方心靈之間形成一種藝術上的和諧平衡關係。我們要學的超脫一些，並以此為樂才好，同時又要善於享受——盡情享受，無妨聲淚俱下，感情激越的享受偉大作品的真諦所在。當然這種事情要做到非常的客觀是不可能的，因為真有價值的東西無不帶有若干主觀成分。譬如，分明你們坐在這裡，卻可能只是我的幻覺；而我也許只是你的一個噩夢。但是，這兒我要說的是：讀者應該知道他在什麼時候，在哪一處得收拾起他的想像，這需要他弄清楚作者筆下是一種什麼樣的天地。我們必須用眼睛看，用耳朵聽；必須設想小說人物的起居、衣著、舉止。《曼斯費爾德莊園》裡范妮·普萊斯的眼珠是什麼顏色，她那間陰冷的小屋子是怎麼佈置的，都不是小事。
　
氣質人人不同，但是我可以馬上告訴你：讀書人的最佳氣質在於既富藝術味，又重科學性。單憑藝術家的一片赤誠，往往會對一部作品偏於主觀，唯有用冷靜的科學態度來沖淡一下直感的熱情。不過如果一個讀者既無藝術家的熱情，又無科學家的韌性，那麼他是很難欣賞什麼偉大的文學作品的。
　
一個孩子從尼安德特峽谷裡跑出來大叫「狼來了」，而被後果然緊跟一隻大灰狼——這不成其為文學，孩子大叫「狼來了」而背後並沒有狼——這才是文學。那個可憐的小傢伙因為扯謊次數太多，最後真的被狼吃掉了純屬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這一點：在叢生的野草中的狼和誇張的故事中的狼之間有一個五光十色的過濾片，一副棱鏡，這就是文學的藝術手段。
　
文學是創造，小說是虛構。說某一篇小說是真人真事，這簡直是侮辱了藝術，也侮辱了真實。其實，大作家無不具有高超的騙術，不過騙術最高的應首推大自然。大自然總是矇騙人們。從簡單的因物借力進行撒種繁殖的伎倆，到蝴蝶、鳥兒的各種巧妙複雜的保護色，都可以窺見大自然無窮無盡的神機妙算。小說家只是效法大自然罷了。
　
回頭再來看看那個孩子叫狼的故事。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藝術的魔力在於孩子有意捏造出來的那隻狼身上，也就是他對狼的幻覺；於是他的惡作劇就構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他終於被狼吃了，從此，坐在篝火旁邊講這個故事，就帶上了一層警世危言的色彩。但那個孩子是小魔法師，是發明家。
　
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待一個作家：他是講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師。一個大作家集三者於一身，但魔法師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為大作家，得力於此。
　
我們期望於講故事的人的是娛樂性，是那種最簡單不過的精神上的興奮，是情感上介入的性質以及不受時空限制的神遊。另一種稍有不同倒也未必一定高明的讀者是：把作家看作教育家，進而逐步升格為宣傳家、道學家、預言家。我們從教育家那裡不一定只能得到道德教育，也可以求到直接知識、簡單的事實。說來可笑，我就知道有些人看法國小說或俄羅斯小說，目的指在於從中瞭解巴黎有多快活，俄國有多悲慘。最後，而且定重要的還是這句話：大作家總歸是大魔法師。從這點出發，我們才能努力領悟他的天才之作的神妙魅力，研究他詩文、小說的風格、意象、體裁，也就能深入接觸到作品最有興味的部分了。
　
藝術的魅力可以存在於故事的骨骼裡，思想的精髓裡。因此一個大作家的三相——魔法、故事、教育意義往往會合而為一而大放異彩。有些名著，雖然也只是內容平實清晰，結構謹嚴，但給我們在藝術上衝擊之大，不亞於《曼斯費爾德莊園》，或是狄更斯式的富於感官意象的跌宕文字。在我看來，從一個長遠的眼光來看，衡量一部小說的品質如何，最終要看它能不能兼備詩道的精微與科學的直覺。聰明的讀者在欣賞一部天才之作的時候，為了充分領略其中的藝術魅力，不只是用心靈，也不全是腦袋，而是用脊椎骨去讀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領悟作品的真諦，並切實體驗到這種領悟給你帶來的興奮與激動。雖然讀書的時候總還要與作品保持一定的距離，超脫些。如果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帶著一種既是感官的，又是理智的快感，欣然瞧著藝術家怎樣用紙板搭城堡，這座城堡又怎樣變成一座鋼骨架玻璃的漂亮建築。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