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01）
《伴侶》的時代

1974年，保釣運動健將、台灣作家郭松棻同他父親郭雪湖第一次到中國大陸旅行，途經香港時，我問松棻有什麼需要，他說他爸爸是畫家，想在香港找一個學畫時的老朋友，叫任大漢。我說，我認識一個畫家叫任真漢。郭先生說就是他。於是我聯絡任老，他一聽是郭雪湖，立即趕來。在灣仔帆船酒店見面，兩個老人拉著手，高興得像小朋友見面一樣。

郭雪湖是台灣知名畫家，任真漢原籍廣東花縣，二人分別是1908、1907年出生的同代人。任真漢原名任瑞堯，7歲時隨家人去台灣，在台灣拜畫家蔡雪溪為師習畫，賜號「雪崖」，與郭雪湖是師兄弟。後來去日本習油畫。在台灣和大陸輾轉多年，戰後落腳香港。任真漢幼時因病失聰，但能讀懂廣東話、台灣話和日本話的唇語，並能講話回應。他憑自學而擅長寫作，又懂得醫療生理知識。當時在香港難以憑畫畫糊口，於是在報上寫專欄，也是多產作家之一。其中最為人知的，是以忽庵筆名寫的歷史小說《西太后》和《武則天秘錄》；他用筆名莊綺寫少女的生理問題專欄「女兒經」和「莊綺信箱」，也受歡迎。1963年創刊的《伴侶》半月刊，邀他寫「新女兒經」，許多少女讀者追讀，卻不知道這位莊綺姐姐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

不知道是否因為同郭雪湖重新聚首的關係，任真漢其後又以極大精力投入繪畫生涯，而且還當起裱畫專家。他在1991年去世。去世前兩年，他應邀回到他的畫家生涯起點的臺北大稻埕舉辦個人畫展。畫展名為「聾仙任瑞堯無聲詩畫展」。直到現在，任真漢的畫仍然在繪畫市場有價，藝術成就也得到藝評界肯定。

1963年，我與吳羊璧創辦《伴侶》，主要的寫手開始是靠我們二人，以及畫家王鷹（王綺薇）的插圖配合，其後約稿範圍擴大到舒巷城、陶融（何達）、亦舒以及新崛起的年輕寫作者。讀者對象鎖定少男少女，更以少女為主，因為那個時代香港社會開始有較多的女性就業機會，工廠妹、白領妹、學生妹，愛幻想，嚮往愛情，有感情苦惱，也有閱讀文學作品的需求。純文藝，未必能吸引眾多感情迷濛的少男少女，而較沒有深度或者可以說是「輕浮」的「文藝性」刊物，就是《伴侶》的定位。專欄作家馮鳳三說，音樂有「輕音樂」，那麼《伴侶》也可以稱為「輕文藝」了。

我在《伴侶》寫愛情小說，散文詩，也介紹一些大部頭的世界文學名著的精華，講中外名人情史。用得較多的筆名是「舒樺」。

1966年，在《伴侶》銷路穩定並有微利的基礎上，我們創辦純文藝的《文藝伴侶》月刊。
《文藝伴侶》刊載了舒巷城的詩與小說、史得（三蘇）連載小說《不及格的人》、盧景文畫插圖，亦舒的小說及散文、李英豪的荒誕劇介紹、何達的詩與詩評、柳木下的詩與翻譯等等。更邀得葉靈鳳主持「文學信箱」，為有志從事文藝創作的青年提供指導。《文藝伴侶》最終無法打開銷路，更因只有我是全職，一個月出三本雜誌也真是吃力，因此只出版了四期便告停刊。

伴侶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單行本，包括我的小說《當他再來的時候》和《生活的陰影》等，舒巷城的《我的抒情詩》和小說集《倫敦的八月》，他說這本書是他「歷年來所寫小說中最喜愛的幾篇」。我們在1964年和1967年又編輯了兩本《香港影星年鑑》，1964年版列名了414位香港演員及其簡歷，1967年版列名的影星就有482人。為當年的影界留下一個記錄。

1967年，左派掀起暴動。新聞、電影、出版的社會文化活動一下子變得左右分明，中性的文化很難有生存的空間。羊璧固然要全力在《文匯報》工作，而這時出版界的領導人也向我提出將《伴侶》轉讓給中共直轄的機構「青年樂園」系統經營，我回到上海書局工作。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我們幾個創辦人也覺得經營下去不易，於是同意安排。轉讓後，我仍然為《伴侶》寫過一陣稿，大約一年後，接手的人也辦不下去了。

從1963到1967，是我在左派出版業中，最能夠與香港社會融合的幾年。算是創出成績。《伴侶》雖無疾而終，但那幾年也把我的編輯寫作能力作了很好的磨練。

五六十年過去了，一些舊刊和舊書我也沒有留存下來。不過，近年還遇見兩個記得《伴侶》雜誌的讀友，雖未見面但有信息交往。我們都已經垂垂老矣，但能相認，就像郭雪湖在1974年重逢任真漢那樣高興。（57）

圖1，《伴侶》創刊號和《文藝伴侶》創刊號。

圖2，1961年女兒出生，母親到觀瀾去探望。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719）
父親的挫傷

1955年，中共刊物《戲劇報》的某一期，刊登一篇批判胡風份子黃若海的文章，提到黃於1948年來香港時，與「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李化」密切交往。我忘記是在大陸的姐姐還是某同學告訴我這件事。當時我在上海書局工作未久，編輯部有訂閱《戲劇報》，我翻到有關文章這一頁，發現「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這些字被塗黑了，但「李化」的名字還在，而且是同胡風份子勾連。顯然大陸版仍然保留這個污名發行。

我回家見到父親，他主動跟我提到有這樣一篇文章，他說他向香港有關方面詢問過，回答說這是誤會。我知道他不想我被這文章影響對他的觀感，但我看出他在思想感情上受到的挫傷。我問他要不要問問在北京當高幹的姑姐和叔叔，他不置可否。後來我伺機問了常來書局跟我們老闆聯絡的中共出版系統的領導人，他的回答是「香港版已經塗掉了。」「但內地版還有。」「內地有內地的需要。」即是說，這不是香港工作者力所能及的。我又問了介紹我工作的廖源，我那時視他為可以接近中共組織的導師，他的回答是：「一個人不能夠選擇自己的家庭出身，但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這是那個時代左派書報中廣為傳播的說辭。這回答本身就是不反對《戲劇報》對父親的定性，並暗示我要與家庭「劃清界線」。

被批判的「胡風份子」黃若海，我是有印象的。1948年來香港後，他常在我家出現，說父親與他有密切交往也是事實。我印象中他是中共黨員，父親與他接近也就是與黨接近。在1949年父親拍的電影《有冤無路訴》和1950年拍的《孽債》都是黃若海編劇。1950年，黃就回大陸了，據知他在東北一部影片《遼遠的鄉村》（1951年首映）中當演員。以後的遭遇就沒有任何報導。他怎麼成為「胡風份子」也不得而知。

當時作為批判材料隨《文藝報》附送的胡風在1954年給中央政治局的「三十萬言意見書」，我讀後覺得都只是講文藝政策的問題，沒有什麼「反黨」意味，但隨後中共就開展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批判，胡風和大批文化人被捕。接著，與此緊密相連，中共又發動全國各個領域（不是僅限於文藝界）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肅反運動共造成了數十萬人被逮捕、5萬3千多人的非正常死亡。

胡風被囚23年，到1978年獲平反釋放，他在1985年逝世。大批被指為「胡風份子」的作家文人，二十多年的創作生命都被糟蹋了。

父親在中共的反胡風運動中，被《戲劇報》指為「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其中「漢奸」大概指他在淪陷區導演過由汪政權高官戴策領導的話劇演出。但若他真是「漢奸」，就不至於在1945年要逃離淪陷區了。至於「中美合作所」，據批判胡風的文章說，是國民黨政府與美國合作訓練特務的機構；實際上，那是二戰期間中國和美國為加強軍事情報合作、共同打擊日本，在1943年成立的的機構，抗戰勝利後這機構就解散了。父親說他沒有聽過中美合作所這名稱。

我相信父親戰後確與國民政府的官員有聯繫，否則他也不可能到東北接管電影院。但這應該屬於謀生所需的交往，即使涉及利益輸送也不會是很大份額。

更何況，歷史進程到了今天，該如何評價汪政權，如何評價國民黨統治期間的政治社會民生呢？中國往後的走向，是人民更有權或更無權？社會是進步還是退步了？

《戲劇報》在香港發行時把關於父親的「污名」形容詞塗黑，但在大陸則保留，這種內外有別的處理，是中共延續至今的手法。即沒有固定的原則，一切都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戲劇報》事件後，中共港澳工作的各級負責人照樣與父親聯絡，保持友好，中國新聞社社長張建南還同父親一起去印尼，父親1957年又到北京參加國慶。然而，生活在大陸的家人，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我姐姐那時在東北工學院就讀，她後來說，《戲劇報》的事使她受查，而且從此在政治上不被信任。父親在北京有一妹一弟，在廣州有一弟，北京的弟妹是高幹，他們按黨的指示跟父親保持不冷不熱的交往。我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妹，生活在上海，年紀還小，但到文革發生時，他們都高中或讀專科了，妹妹受文革影響，要跟爸爸脫離關係，令父親傷心。北京姑姐1965年早逝，避過文革批鬥。文革時北京的叔叔和廣州的叔叔、嬸嬸，都受到父親的「黑背景」牽連，受審查以至批鬥。當然，所有通信都斷了，除了劃清界線的信。

父親一生愛國，親共，在香港被統戰、「團結」，但在中共的檔案中，他就留下「污點」，對他只有「利用」而不被信任。（18）

圖1，1939年父親李化在《孤島天堂》演出（電影截圖），時年30歲；
圖2，1950年編導群，左起：吳回，秦劍，黃若海，趙樹燊，李化，莫康時，李鐵。
圖3，父與子，迎接1951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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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714）
談談我的父親

談談我的父親——李化。那時代他在影圈中算知名人士，而他的人生對我的影響也相當大。

自懂事以來，我就不喜歡父親。我小時候，他每天在外面奔忙，很少在家中見到他。十歲左右，母親就一直跟我和姐姐訴說父親的婚外情。在北平，和到香港頭兩年，我和姐姐幾乎每晚睡覺時都聽到他們爭吵。在北平，他把兩個非婚生的妹妹弟弟，帶到家中要我媽媽撫養。到香港後，他也毫不忌諱地與婚外情人在我媽媽面前招搖。媽媽說，他給的家用太少，不夠用，以致媽媽要做配音工作幫補家中開支。李書唐伯伯那時說，我們兩姐弟，和家中常來往的朋友，都是我家的「妻黨」，也就是站在我媽媽立場、不值父親所為的人。在我14歲那年（1950），姐姐去了廣州讀書，弟妹也被送回上海由他們的生母撫養。有一天，母親告訴我說，她過兩天就會瞞著父親離家出走，叫我不要說出來。我不僅為媽媽隱瞞，而且也鼓勵她離開。家變之後，在雙方朋友斡旋下，父母協議離婚。母親到日本，與一華僑再婚，生下我的同母異父弟弟。因此，連我在內，我實在有五個兄弟姐妹，但同父同母的是我和姐姐二人。

14歲之後，家中只我與父親二人。1953年，他再婚，娶了他組公司力捧的影星白帆。1955年我在上海書局工作，因可以留宿，我就趁機離開父親，搬到書局去住。一年後，他又與白帆離異。不久，他與影星陳琦同居。1965年陳琦去世，他又跟另一影星同居，直到父親1975年病逝。除這些正式伴侶之外，還有不少關於他與其他女性的傳聞。我年輕時追求真愛，不能接受男女關係的「亂」，心理上跟父親疏離。後來社會經歷多了，認識到人的多面性和人與人關係的複雜，才知道我實在沒有資格去評斷父母的關係和他們的感情生活。

父親雖然很早就與母親關係破裂，但他對血緣親屬卻十分關懷愛護。他在家中排第二，卻是二房的長子，很早就離鄉工作，一直照顧所有的弟妹。他對四個兒女，也非常疼愛。姐姐和弟妹在陸續回大陸後，在香港的親子就只有我了。那時我在愛國學校學習和課外活動很忙，他的電影事業也忙，我們很少談話。不過，我知道他在拍什麼戲，做什麼事，他也為我的學業和政治思想的進取而在友人面前炫耀。畢業即失業那半年，他有時會表現出對我的失望，但一直關心我的出路。1975年他在澳門病逝，那時中國的文革仍未結束，而我主辦的《七十年代》在左派中備受重視。在他最後給我的信中說，「我能親眼看到你有所成就，瞑目之一。能見到淑英、秉和都能自立，且都向正途邁進，瞑目之二。」他沒有提到另一女兒淑燕，是因為淑燕在文革開始時就寫信給他，批罵他反動，說割斷父女關係。這是讓他心痛的。淑燕後來也醒悟，覺得做錯了。實際上，我在大陸的姐弟，遭遇都不好。只有我在香港的事業仍有發展。一年後，文革結束，我的想法也在吸取教訓中漸有改變，爸爸遺言所說的我「有所成就」，應該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樣了。

許多年後，我清理東西，見到爸爸留下的一本老相簿，封面貼著一張紙片，上寫「一九二八至一九六五」。相簿其中一張照片後面，夾了一張紙，留下爸爸的字跡：

「一九二八至一九六五，悠悠歲月，三十七年。一九二八由廣州去上海，二九年濟南、上海、北京，三一年再到濟南，轉而青島、天津、北京、上海，三二年結束流浪生活返廣州，三六年遷居香港，四零年再遷上海，四一年去桂林，同年返港，四二年返上海，四四年去南京住一年又遷返上海，四六年遷居北京·，我去瀋陽一年，四八年二月由北京返香港，直到一九六八年三月，整整二十年，雖曾赴外地，然不超過一個月，總算是定居了。」

拿著這張紙條，聯繫到我記憶模糊的不斷遷徙的童年，在那昏亂動盪的時局中，父親作為一個從事戲劇工作的人士，既受政治衝擊，又為了我們一家的生存而不斷謀變，生活如碎片，遷徙如喪犬，真是夠漂泊、輾轉、辛勞了。而我在懂事時，為了他和媽媽的關係而對他冷漠，長大後又忙於追逐自己的事業，沒有跟他好好談過，沒有關注他的一生。對他來說，晚年孤寂，最親近的兒子少去探望他；對我來說，則是失去了補充我人生中少知道的一頁。不免有憾。

後來，我在一些書籍記載中，找到與父親相關的零光片羽。接下來，我要寫下我認為不可或缺的篇章。

圖1，1934年一月父母結婚照，後排左二是爺爺李晃雲。

圖2，1956年二十歲時與父親合影。

影片還在轉正中請將就吧.....

事情經過推測應該是在2/2星期六台北國際書展結束後，
在台北捷運忠孝敦化和台北車站之間、
一名穿著三民書局工作服、攜帶推車的男子，
誤認女子推的寵物車是嬰兒車而想讓座，
女子因為推的是寵物車而不是嬰兒車，因此婉拒了男子的好意。
而後來車腳不慎拐到男子的腳，因此惹來男子破口大罵，
經捷運站務人員處理之後一起離開了該班捷運。

別這麼大聲嘛~看個貓圖冷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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