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鐘閱讀
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我曾經寫過一句話：「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這不是準確的研究判斷，而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講法。因為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都是由當代人按掌權者意圖而撰寫的。本朝人寫上一朝的歷史，多是貶多於褒；本朝人寫本朝歷史，就是褒多於貶。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話說得更清楚：「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所以我有那種極而言之的想法。

近日我讀到一本由十篇書評組成的書，分別介紹十本關於近代史的另類書寫。跳出由掌權者設定的框框，提出了不一樣的歷史景觀。這本書就是由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的毛升博士所寫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中國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充斥著被列強欺凌的敗戰、國恥、苦難和悲痛，都是「痛史」。但有一本書就講述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達方式，把當時的社會、政治寫作「連串的笑話」，作者根據這些笑話寫成「笑史」。

近代史講到二戰時淪陷區的汪政權，總書寫為「水深火熱」，管治者都是賣國求榮的「漢奸」，但有一本書就敘述名城蘇州在淪陷區時期更加繁榮，更享有「天堂」盛名。

十本近代史的另類書寫，包括：以小人物書寫大歷史、以笑代淚重寫近代史、以邊疆定義中國、以底層角度審視現代化，等等。撕破歷史的假面，讓我們看到部分歷史真相。
《中國近代新笑史》
在毛升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這本書中，我選其中一篇文章介紹。這篇文章講述一本叫做《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的書。

《大不敬的年代》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副教授雷勤風（Christopher Rea）的著作，2018年台灣出版了中譯本。毛升以《走出「痛史」》為題作介紹。

晚清以來的中國充斥著敗戰、國恥、割據、苦難、悲痛，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也常以「痛苦」為底色。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著作，也記錄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一連串創傷，強調歷史遺留的暴力如何宰制了現代文學的主題，更有把近代中國歷史比作積累多年的一堆殘骸。在這一主流的經驗下，是否還有另類但重要的體驗呢？加拿大教授雷勤風的研究指出，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述方式，即把歷史「當作一連串的笑話」。笑與淚是硬幣的兩面，正如晚清文人吳趼人既寫了一部《痛史》，亦寫了一部《新笑史》，「不見得因為有苦難所以不需要笑聲，有時苦難甚至正需要笑聲」。

英文學術界已經出版的中國幽默研究，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老舍、魯迅、林語堂的作品，豐子愷的漫畫，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雷勤風這本書用了更多關於中國笑話材料，附錄列出從1900年到1937年出版的中文幽默笑話文集就多達一百多本書。此外，還有漫畫、電影、傳記資料、學術著作、辭典、廣告等惹笑的出版品。

《大不敬的年代》通過呈現二十世紀前四十年中國人的笑，重構在現代化所造成的陣痛中，一些中國人如何用玩世不恭的方式，不僅熬過去，還能從中找到樂趣？

近代新笑史的起源是十九世紀晚期小報媒體的興起。義和團動亂之後，白話報紙大量出現，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就開始於清末的1901年。為達啟蒙一般人之效，精英們放下身段，在報刊內容的通俗和嬉笑上下足功夫。吳趼人曾說，「竊謂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壯詞不如諧語」，寓意好笑才能發揮最大作用。為將笑話從傳統上純粹只為娛樂提升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吳趼人提出「笑話小說」一詞，試圖利用小說，將笑話連接，以達改造時風的最佳成效。1905年科舉廢除，使得文人斷了學而優則仕的念頭，開始依賴小報媒體謀生，寫笑話是一種職業。《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從晚清到民國，一股笑話潮長盛不衰。晚清的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是以笑話貫穿了整部小說的所謂「笑話小說」。民國報刊上充斥笑話，副刊、專欄中笑話既是賣點，亦為補白的好材料。如果說晚清的笑話主要是趣事軼聞，那麼民國的笑話則主要是文人編寫的、類型化的笑話書。

「遊戲」在1890年末成為印刷媒體的一個流行詞彙，同時也被其他大眾文化所借用。文人在印刷媒體玩「文字遊戲」，寫諷刺文章、笑話、謎語以及鬼故事。他們不再以道德模範自居，而是以賣遊戲文章為生，同時也麻醉自己。

晚清的遊戲文字催生了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和李伯元的《新石頭記》。這兩個作品涉筆成趣，想像奇特，但論旨卻是嚴肅的政治話題。
辛亥革命前後，遊戲文字流傳到了各大報，打趣式的口吻成為當時時評的主要風格，揶揄是上海小報的重要特色，機智的笑罵文章也為各大報紙編輯所喜聞樂見。

接下來是石版印刷與攝影技術的發展，使報紙副刊出現了大量的漫畫。漫畫在有關政治議題的表達上更為直接、有力。
晚清以降，中國的政治文化論壇就充滿了尖刻的諷刺與惡毒的謾罵。

《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各種政治事件中，都是謾罵在主導輿論，如排滿運動中罵滿人、五卅運動中罵西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罵日人、1945年光復後討伐漢奸。文人之間的鬥嘴、詛咒也從來沒有停過。文人互罵，更在1920年到1930年出版的文學雜誌中成為常態。白話報刊的發達給了罵人以登報的機會，同時文人的筆戰更是銷量的保證。文人都以批評謾罵作為辯論問題的主要方式。一旦有人罵到自己頭上，則絕不嘴軟，一定要罵回去。雷勤風特別提到一本充滿粗言穢語的小說《何典》，指出受白話文運動影響後的文人，反對用典，以粗俗為美，反認為雅是中國產生不了好文學的禍首。

《何典》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為廣告語，因其風格粗俗又具極高文學價值，在1920年代重版後，受到了文人積極的回應，並成為教人如何粗鄙地罵人的範本。
到了1920年代，「遊戲」一詞逐漸失去了喜劇性，報紙期刊也紛紛迎合小市民的口味，逐漸培養出了一股滑稽風。滑稽風創造了一個惡作劇的世界。笑話、遊戲、罵人、滑稽，發展到惡作劇，逐漸激起人們的厭惡、鄙視、焦慮甚至是慎防被戲弄的恐懼。不安情緒逐漸匯成一股輿論，催生出1930年代的幽默。

「幽默」是林語堂對英文「humor」一詞的翻譯，在他的努力下，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喜劇形式，開始改變之前惹笑的各種粗鄙。林語堂通過《論語》雜誌，將這種講究「同情」、「有理」、「從容」的「幽默」加以推廣，並試圖說服中國人，幽默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幽默文學影響了多位作家，影響力持續了至少十年，並引發文學界的討論：什麼是幽默？孔子幽默嗎？中國需要幽默嗎？需要怎樣的幽默？如何從幽默的角度，重新評價、發掘中國的傳統文化？「幽默」理念在當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於有人提出，對文學家來說，1933年不是「憲政年」，不是「國貨年」，而是「幽默年」。

《大不敬的年代》把中國近代史的「痛史」翻轉，書寫出笑史，寫得妙趣橫生。除了豐富的材料、細節、圖像，睿智的觀點，精心設計的章節，作者在寫作風格上也在努力復原當時的幽默感，如模仿民國小報的風格寫序言，大量使用中國笑話中常見的雙關語。本書原是英文著作，中譯本有些直接用了原中文。笑依賴語言，讀原文常比讀譯文好。因此作者雷勤風在中文版序言中說：「本書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好。」這句不是笑話。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大不敬的年代》
作者：雷勤風
由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eid=182364&year=2021&list=1&lang=zh-CN

［#創意教學］《范進中舉》：靠北也是有層次的

在網路的隱形披風下，
人人都是鍵盤俠，
揮舞著靠北重劍，
不管真的假的，
吃瓜的群眾都當真。

當然，
有平台發聲很好，
但有些靠北文，
根本只是情緒宣洩，無的放矢。

如果吳敬梓看到了，
一定會搖搖頭說：

「靠北也是有層次的，
最low的是謾罵，最highclass的是諷刺。」

（敬梓，你也會晶晶體？）

有趣的是，
同樣是反應時弊，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
硬是比晚清四大譴責小說，
高了一個檔次。

為什麼呢？

魯迅給了解答。

他老人家對《儒林外史》
這類的諷刺小說評價為：

「秉持公心，指摘時弊。
戚而能諧，婉而多諷。」

也就是說，
諷刺有個重點，
就是作家是導演，
負責建構畫面，接引讀者入戲。

讓讀者自己悟，然後笑出聲。

你看吳敬梓有罵胡屠戶嗎？
沒有。

但當你讀到，
中舉前，他罵范進窮鬼、現世寶；
中舉後，他稱范進是賢婿老爺。

你會笑，笑他的善變；
你會悟，悟世間的荒謬。

但是譴責小說呢？
作者不是導演，而是名嘴，
剝奪讀者參透的樂趣。

無怪乎魯迅評諷刺小說：

「辭氣浮露，筆無藏鋒。」

好，那諷刺要幹嘛？
答案是，更高明的影響讀者。

知名網紅二師兄，
曾寫了篇文談香港送中事件。

他把中國和香港，比喻成班級。
送中就是，一班的風紀股長，
跑來二班來抓人。

讀者秒懂，而且秒讚！

但讓要寫到
這種境界的諷刺文，不容易。
所以我換個玩法，讓孩子發想：

四格漫畫，諷刺鄙視鏈現象

千萬別小看四格漫畫，
因問他是最有效的限制。

四格之內，
你得鋪陳、埋梗、抖包袱，
把千言萬語壓縮在四格，
讓人會心一笑。

果然，學習單一發下去，
愛畫畫的孩子卯起來，
先搶做這一題。

出來的成果也非常精彩。

釀吟諷刺世代鄙視鏈，
從草莓族、水蜜桃族、
再到現在的柳丁族。

什麼？
你問我為啥是柳丁？

親愛的，因為現榨啊！

宇婕諷刺教育鄙視鏈，
呈現社會普遍認定，
讀理科比讀文科有前途。

真的是這樣嗎？
現在的我，
努力證明並非如此。

諷刺是一門藝術，
你不用罵到口乾舌燥，
也不需批到氣力放盡。

你娓娓道來，
氣定神閒，還嘴角帶笑，
帶領眾生看透世間荒謬。

然後期待著，改變成真。

#歡迎分享
#誰說一定要寫作漫畫也是王道
#沒有學諷刺小說卻不會諷刺的道理

< 鲁迅的北京美食地图｜文人私房菜｜29 >

說起魯迅，人們似乎很難把他與美食、美酒聯系在一起。實際上，在吃喝這件事上，魯迅是個地道的行家，不但會吃，還會做，對許多菜肴都有堪稱「行話」的獨特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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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魯迅從日本歸來後長期生活過的城市，從1912年到1926年，共生活了15年，僅從這一時期的魯迅日記中，我們發現他去過的有名的餐館就有65家！

魯迅對於北京菜、北方菜非常喜愛。著名作家蕭軍回憶說，魯迅對北方的面食和菜品非常喜歡，回到上海後還念念不忘。許廣平甚至曾想為其請一位北方廚師到上海，因為廚師薪水太高，才打消了這個念頭。

魯迅記錄的65家北京餐館包括：廣和居、致美樓、便宜坊、集賢樓、覽味齋、同和居、東興樓、杏花村、四川飯店、中央飯店、廣福樓、泰豐樓、新豐樓、西安飯店、德國飯店等等。這還是不完全的統計，魯迅去過的餐館應該超過百家。作為大文豪，魯迅把吃飯這件事看得很重，在日記中佔了重要篇幅。這是民國新風尚，不同於古代文人「君子遠庖廚」的習慣。

古代文人筆錄中也有美食記錄，如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吳自牧的《夢粱錄》、周密的《武林舊事》等，但幾乎不會提到餐館的名字。魯迅日記詳記餐廳名錄，是非常珍貴的資料。

在眾多餐館裏，魯迅去的最多、最喜歡的是廣和居。廣和居是北京「八大居」之首，店址在宣武門外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胡同南口路東，1932年停業。這裏是北京文人雅士以及官員常常聚會的地方，在民國時期非常興盛出名，曾有人書寫楹聯：廣居庶道賢人忘，和鼎調羹宰相才。

魯迅經常到這家店一個重要原因是距離近。魯迅當時住在山會邑館（紹興會館前身），所在的胡同就斜對著廣和居大門。如有客人拜訪，魯迅甚至會直接讓廣和居送「外賣」到家裏。

廣和居是四合院佈局，院裏分成大小各種房間，有個人獨飲的房間，三五人小酌的房間，也有十多個人大聚會的房間。這符合魯迅愛和朋友吃飯的需求，他常呼朋喚友，多數是三五個人一起吃。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因為廣和居有魯迅喜歡的菜，那裏的菜式基本上是宮廷菜改造的。例如潘魚、炒腰花、油炸丸子、四川辣魚粉皮、沙鍋豆腐、清蒸幹貝、酸辣湯等，這些也都算得上是民國時期的代表菜。

廣和居能吸引這麼多名流和官員來，除了菜品味道好，也因為它的菜多有典故，富有文化內涵。比如其招牌菜之一的「潘魚」，就是晚清翰林潘祖蔭創造的，以前叫做潘氏清蒸魚。還有一道「曾魚」，是曾國藩創造的。這自然讓官員和文人感興趣，還會引來很多附庸風雅的人。

魯迅喜歡廣和居一道叫「三不粘」的菜，是用雞蛋黃、澱粉、白糖、清水加工烹製而成。這道菜講究烹製時動作快，成品似糕非糕，似羹非羹，用湯匙舀食時，要一不粘匙，二不粘盤，三不粘牙，清爽利口，故名「三不粘」，還有解酒的功用。

愛吃「三不粘」大概也與魯迅愛喝酒有關系。魯迅屬於每頓飯必喝酒的人。史料記載，他和郁達夫喝酒的次數最多。魯迅酒量不大，經常喝得酩酊爛醉，而且在喝酒的過程中煙不離手。郁達夫在1933年曾作詩贈與魯迅，其中兩句寫道：「醉眼朦朧上酒樓，彷徨呐喊兩悠悠。」

魯迅好酒這事常被敵人拿來攻擊諷刺，曾有人在報紙上發表漫畫，畫著一大壇紹興酒，旁邊縮著一個很小的魯迅。

魯迅和郁達夫喝酒常用的下酒菜是炒腰花、辣魚粉皮、沙鍋豆腐等。廣和居的炒腰花做法比較特別，用兩口鍋同時進行炒製：一口鍋加豬油和花生油燒熱，另一口鍋裏煮水，將切好的腰花放進熱水去焯。油溫升到最高時，馬上把腰花從水中撈出放入油鍋爆，旋即放在漏勺裏，留一點底油炒一些青蒜苗、木耳，再把腰子加進去快速的翻炒，勾好芡，加薑水、料酒、醬油、味精、糖、醋少許即成。先過水後過油，能讓炒好的腰花呈金紅色並保持脆嫩，非常適合下酒。

辣魚粉皮在清末民初的時候叫四川辣魚粉皮，但這個菜實際上是老北京的菜，是北京菜中非常少見的加幹紅辣椒製作的菜品。

魯迅喜歡吃辣，據說最開始吃辣是為了解困，後來就上癮了。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個小說被胡適稱為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山之作」。魯迅為此請胡適到北京紹興會館吃飯，第一道菜就是放過辣椒的梅幹菜扣肉。

這個菜胡適非常喜歡吃，但他好奇菜裏有辣，便問魯迅：「據我所知江浙一帶人愛甜不愛辣，先生好像是個例外。」魯迅答：「紹興人確無吃辣椒之好，獨魯迅有辣椒之嗜，我是以此物解困。夜深人靜、天寒人困之時就摘下一支辣椒來，分成幾節放進嘴裏咀嚼，只咀嚼得額頭冒汗，周身發軟，睡意頓消，於是捧書再讀。適之先生可以一試。」

胡適聽了大笑。

這段故事說明二人關系一度曾非常融洽，但竟成反目，已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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