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外遇的夫妻，能不能順利破鏡重圓呢？】
　
作為被村上春樹推崇、甚至親自翻譯的作家，卡佛一直都是文青們的心頭好。
而這次要分享的，就是他的短篇作品〈需要時，就給我電話〉。
故事描述一對各自都出軌的夫妻，約定到遠方過兩人假期，以此來挽回彼此的情感。
而這個成人世界的問題，在卡佛的筆下，卻充滿了自由與唯美。
一起來看看他的這部短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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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時，就給我電話 / 卡佛
　
那個春天，我們倆都有外遇，但當六月來時，學校放假了，我們決定把我們的房子租出去，然後一起到加里福尼亞北岸的帕羅阿爾多去度夏。我們的兒子，瑞察德，去了南茜母親位於華盛頓州帕斯可的家，他要在那兒過夏天，並且為秋季開學的大學打工存錢。他的外祖母知道我們家的情況，很早就開始為他的到來做準備，還為他尋了份工作。她同她的一個農場主朋友說好了，讓他保證給瑞察德一個垛乾草和修圍牆的活。這是個艱鉅的活，但瑞察德很期待。參加完高中畢業典禮後的那個上午，他就乘大巴走了。我送他去的車站，停好車，就進去跟他一起坐著等大巴。他媽媽已經跟他告別過了，摟著他又哭又吻的，還給了他一封長信，讓他一到就交給他的外祖母。她現在正在家裡，一邊為我們的離開做最後的收拾，一邊等那對租我們房子的夫婦。我給瑞察德買了車票，交給他收好，然後一起坐在車站裡的長椅上等車。在來車站的路上，我們已經談了一點。
　
「你和媽媽要離婚嗎？」他這麼問道。這是個星期六的上午，車站裡沒有太多車次。
　
「如果有辦法挽救，我們不會的，」我說。「我們不想離婚。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離開這裡，去一個沒人的地方過夏天。為什麼我們要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再在阿卡他另租一套。我想，這也是為什麼你要離開吧。至少是一個原因。不用說，你回家的時候，口袋裡一定塞滿了錢。我們不想離婚。我們想單獨過一個夏天，試著把我們之間的問題解決了。」
　
「你還愛媽媽麼？」他說，「她告訴過我她愛你。」
　
「我當然愛你媽媽，」我說。「事到如今，你也該知道了。我們曾經一起經歷挫折，負擔生活的重擔，就像其他夫妻一樣。而現在，我們需要單獨相處的時間，來把事情解決好。別為我們擔心。你儘管去你外祖母那兒，好好過一個夏天，努力工作，多存點錢。就當是次度假。你還可以起勁地去釣魚，那一帶可是釣魚的好地方。」
　
「還有滑水，」他說。「我想要學滑水。」
「我還從來沒有滑過水，」我說。「把我那份一起學上，好嗎？」
　
我們坐在車站裡。他在翻他的學年紀念冊，我把報紙擱在腿上看著。然後他的大巴通知上車了，我們站起來。我抱了抱他，又說，「別擔心，別擔心。你的票呢？」
　
他拍拍他的上衣口袋，接著提起了他的行李。我跟著他一直走到送客止步的標誌線前，然後我再一次擁抱他，吻了他的臉頰，跟他說再見。
　
「再見，爸爸，」他一邊說，一邊轉過身去，好讓我別看見他的眼淚。
　
我開車回到家，那些盒子和行李箱都已經收拾好了，放在起居室裡。南茜在廚房，和她找來租我們房子過夏天的那對年輕夫婦喝咖啡。我前幾天已經見過他們了，傑瑞和麗姿——學數學的研究生，但我們還是互相握了手，我又喝了杯南茜倒的咖啡。我們圍坐在桌邊喝咖啡，等著南茜寫完她的注意事項清單，還有那些需要在固定時間做的事情，比如每個月初和月末，他們應該去哪兒郵寄帳單之類的。南茜的臉繃得緊緊的。落日的餘暉透過窗簾印在桌上，就像它在清晨升起的時候一樣。
　
終於，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我讓他們在廚房裡坐著，自己先去把行李裝上車。我們要去是一所設施齊全的房子，齊全到餐具和炊具都是備好的，所以我們不需要從自己家裡帶很多東西，一點必需品就足夠了。
　
三個星期前，我去了尤熱卡鎮，它在加利福尼亞北岸，帕羅阿爾多以北350英里的地方，我就是在那裡為我們租下了那套設施齊全的房子。我是和蘇珊一起去的，她是我正在約會的女人。我們在鎮邊上的一家汽車旅館裡待了三個晚上，當時我在報紙上找房子，見房地產經紀人。她看著我寫下了一張預交三個月房租的支票。隨後，我們回到汽車旅館裡，她躺在床上，手蓋著額頭說：「我嫉妒你老婆。我嫉妒南茜。你總會聽見人們談到『那個女人』，說老婆才真正是當家作主，手把特權的，其實我以前並不真的明白，我也不在乎那些事情。可現在我知道了。我嫉妒她。她就要在那所房子裡和你一起過夏天了，我嫉妒她。我希望去那裡的是我。我希望是我們。噢，我多希望是我們啊。我的感覺太糟了。」她說。我揉了揉她的頭髮。
　
南茜是一個高個子的長腿女人，棕色的頭髮眼睛，性子豁達而熱情。可不久前，我們就是在豁達和熱情上出了問題。她和我的一個同事約會過，那是個離過婚，頭髮灰白，總是穿著三件套西裝，打著領帶的風度翩翩的傢伙，他酗酒，一些學生告訴過我，有時在課堂上，他的手都止不住發抖。他和南茜是在假期裡的一個舞會勾搭上的，那時南茜剛發現我的婚外情不久。現在這一切聽起來又無聊又低俗——這本來就是又無聊又低俗——可那個春天它就是這樣，它耗盡了我們所有的精力，使我們根本無暇顧及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到四月底的時候，我們開始著手打算出租房子，外出度夏，就我們兩個人，想辦法破鏡重圓，如果破鏡能夠重圓。我們彼此達成了協議，那期間不打電話，不寫信，不用其它任何方式和外界聯繫。所以我們替瑞察德做了安排，又找了一對夫婦照管我們的房子，然後我照著地圖，駕車從三藩市出發，一路往北，找到了尤熱卡，那有個房地產經濟人手裡有一套設施很齊全的房子，想租給一對體面的中年夫妻消暑。我想我甚至對這個經紀人用了「第二次蜜月」這樣的措辭，上帝原諒我吧，當時蘇珊就在外面的車裡，一邊看導遊手冊，一邊抽煙。
　
我把那些手提箱、行李袋和紙皮箱都裝在了後備箱和後座上，等著南茜在門口做最後的道別。她和那對夫婦分別握了手，轉身朝車子走來。我向那對夫婦揮了揮手，他們也向我揮手告別。南茜上了車，關上門。「我們走吧，」她說。我發動了車朝高速公路開去，到進高速公路前的紅綠燈時，我們看見前方有輛車正從高速公路上衝下去，尾氣消音管壞了，擦在地上火花飛濺。「看那車，」南茜說。「可能會起火。」我們停下來，看著那車離開高速，停到了路邊上，才繼續往前走。
　
我們在塞巴斯托波爾附近一個公路邊的小咖啡館停下來。「吃飯和加油」，路標上這麼寫著。我們都被這標誌逗笑了。我在咖啡館前停下車，我們走進去，在屋子後面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我們要了咖啡和三明治，南茜的食指沿著桌面上的木紋劃來劃去。我點了一支煙，望著窗外。我看見了什麼東西在飛快的運動，然後我意識到自己正看著窗邊灌木叢裡的一隻蜂鳥。它把翅膀扇動成模糊的一片，並不斷地把鳥喙探入灌木叢中的一朵花裡。
　
「南茜，看，」我說。「這有一隻蜂鳥。」
這時候蜂鳥卻飛走了，南茜邊看邊說，「哪兒？我沒看見。」
「剛才還在這兒，」我說。「看，在那。我想是另一隻，這是另外一隻蜂鳥。」
　
我們看著蜂鳥，直到女招待把我們點的食物送過來，那鳥兒帶著韻律飛舞著，消失在建築物之間。
　
「我想這是一個好預兆，」我說。「蜂鳥。蜂鳥應該是帶來好運的。」
「我在哪兒聽過那個說法，」她說，「我不知道在哪裡聽見的，但我聽見過。是啊，」她說。「我們會有好運的。你說呢？」
「它們就是好運的象徵，」我說。「我真高興我們在這裡停下來。」
她點頭。她發了會呆，接著咬了一口她的三明治。
　
我們在天黑前到了尤熱卡。我們經過了兩星期前我和蘇珊共度了三夜的汽車旅館，然後開出高速公路，順著一條馬路開上了一座能俯瞰整座鎮的小山。我的口袋裡裝著房子的鑰匙。我們翻過小山，又開了一英里左右，來到一個有一座加油站和一間雜貨鋪的交叉口。我們前方的山谷裡是蔥蔥鬱鬱的山林，周圍全是牧場。有些牛在加油站後面的田地裡吃草。「真是漂亮的村子，」南茜說。「我等不及想看那房子。」
　
「馬上就到了，」我說。「就在這條路上，」我說，「翻過那個坡。」「就這兒，」我很快又說，拐進了一條很長的一邊種著樹籬笆的行車道。「就是這裡了。你覺得怎麼樣？」我問過蘇珊同樣的問題，當時我和她就停在這行車道上。
「很好，」南茜說。「看上去很不錯，確實是。我們下車吧。」
　
我們在院子裡停留了一會，四處看了看。然後我們走上門廊的臺階，我打開門，開燈。我們在房子裡巡視了一圈。裡面有兩間小臥室，一間浴室，一間帶著老傢俱和壁爐的起居室，還有一間能看見山谷景色的大廚房。
　
「你喜歡這房子麼？」我說。
「我覺得它簡直太好了，」南茜說。她咧嘴笑著。「我真高興你能找到這裡。我真高興我們在這兒。」她打開冰箱，伸出一隻手指擦了擦檯面。「謝天謝地，這看起來真是夠乾淨的。我不用做任何清潔工作。」
「連床上的被單都夠乾淨的，」我說。「我檢查過了。我保證。那就是他們把房子租出去的辦法。甚至枕頭，還有枕頭套。」
「我們得去買些柴火，」她說。我們站在起居室裡。「以後的夜晚，我們就可以在這裡生一堆火。」
「我明天會去找柴火，」我說。「我們還可以去逛逛街，看看這個鎮子。」
她看著我說，「我真高興我們在這兒。」
「我也是，」我說。我張開手臂，她朝我走來。我抱住了她。我能夠感覺到她的顫抖。我捧起她的臉，吻了她的雙頰。「南茜。」我說。
「我真高興我們在這兒。」她說。
　
接下來幾天我們都在為遷居的生活做準備，去尤熱卡逛街買東西，還走遍了從屋後牧場通往樹林的每一條路。我們買了食物，我在報紙上找到一條賣柴火的廣告，打了電話過去。大概過了一天，有兩個長頭髮的年輕人送來了滿滿一貨車的欖木柴，把它們都堆在車庫裡。那一夜，吃過晚飯，我們坐在火爐前，喝著咖啡，商量要養一條狗。
　
「我不想養小狗，」南茜說。「不然光收拾就夠我們受的，它還會亂咬東西。那可不是我們要的。但我是想養條狗，是啊。我們很久沒養過狗了。我覺得我們可以在這裡買一條狗來養，」她說。
「那我們回去以後呢，過完夏天怎麼辦？」我說。我又換了個問法。「在城裡養條狗怎麼樣？」
　
「看看吧。還得先找條狗。品種適合的狗。我得看到它，才知道是不是我要的。我們可以看看廣告，也可以去流浪狗收容所，如果有需要的話。」可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雖然我們一直在討論養狗的事，開車經過那些養著狗的院子時，我們還互相指給對方看，說我們想要的狗的樣子，什麼都沒有發生。我們沒有養狗。
　
南茜給她媽媽打了電話，留了我們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她媽媽說，瑞察德正在工作，看起來很快活。她自己也好得很。我聽見南茜說，「我們很好，這辦法很有效。」
　
七月中的一天，我們沿著海邊的高速公路，駕車翻過一座小山，去看一些被砂洲鎖住而與大海隔開了的礁湖。那兒有些人在岸邊釣魚，兩條船飄在不遠處的水面上。
　
我把車開到路邊停下。「一起去看看他們在釣些什麼，」我說。「也許我們可以去搞些釣具，自己來釣魚。」
「我們好些年沒釣過魚了，」南茜說。「從那次我們在沙斯塔山附近露營後就沒有過，那時瑞察德還那麼小，你記得麼？」
「記得，」我說。「我還記得我沒釣成魚呢。走，下去看看他們在釣些什麼。」
　
「鱒魚，」我詢問的那個男人如此說道。「山鱒魚和虹鱒魚，還會有些硬頭鱒和一點兒三文魚。冬天的時候它們遊到這兒來，那時砂洲的嘴是開著的，然後到春天時合上，它們就被困住了。這可是釣它們的好時節。我今天一條魚都還沒釣著，上星期天我可釣了四條，都有十五英寸長。世界上最好吃的魚啊，它們還狠狠打了一架。船上那些傢伙今天已經釣到一些了，可我到現在為止還一點收穫都沒有。」
　
「你拿什麼做餌？」南茜問。
「什麼東西都行，」那人說。「蠕蟲，三文魚的卵，囫圇個的稻穀粒。就把它放出去，讓它停在水底。離遠點等著，盯住你的魚線。」
　
我們在那附近逗留了一陣，看那人釣魚，看著小船嘎嘎地在湖面上來回遊弋。
「謝謝，」我對那人說。「祝你好運。」
「祝你好運，」他說。「祝你們倆都好運。」
　
回鎮的路上，我們在一家體育用品店停下來，買了執照，便宜的釣竿和卷軸，尼龍繩，釣鉤，接鉤繩，釣墜和魚簍。我們計畫明天早晨就去釣魚。
　
可就在那個晚上，我們吃完晚飯，洗了餐具，我在火爐邊正準備生火，南茜搖著她的頭，說這沒有用。
　
「你為什麼那麼說？」我問道。「你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這不會有用的。面對它吧。」她又搖了搖頭。「我不覺得我想一早去釣魚，我也不想養狗。不，我不要狗。我想回城裡去，看我媽媽和瑞察德。就我自己。我想自己一個人待著。我想瑞察德。」她說著，開始哭。「瑞察德是我的兒子，我的寶貝，」她說，「而他馬上就要長大了，要離開了。我想他啊。」
　
「還有德爾，你也想德爾什拉德吧？」我說。「你男朋友。你想他麼？」
「今天晚上我想念所有人，」她說，「我也想你。我已經想你好長時間了。我太想你了，可你不知怎麼的就丟了，我解釋不出來。我已經失去你了。你再也不是我的了。」
　
「南茜，」我說。
「不，不，」她說。她搖著頭。她在沙發上坐下，面對著爐火，不停地搖頭。「我想明天飛去看我媽媽和瑞察德。我走了以後，你可以打電話給你的女朋友。」
「我不會那麼做的，」我說。「我沒有那麼做的打算。」
「你會找她的，」她說。
「你會去找德爾，」我說。我覺得自己簡直滿口噴糞。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她說著，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我是說，我不想把自己搞得這麼歇斯底里的。但我準備明天去華盛頓。現在我要去睡了。我太累了。對不起，我為我們感到遺憾，丹。我們失敗了。今天那個釣魚的，他祝我們倆好運。」她搖著她的頭。「我也希望我們好運，我們是真需要它。」
　
她進浴室去了，我聽見水流進浴缸的聲音。我走出去，坐在門廊的臺階上，抽了根煙。外面漆黑幽靜。我望著小鎮的方向，可以看見燈火模糊的光映在天空中，片片海霧飄盪在山谷裡。我開始想蘇珊。過了一會，南茜從浴室裡出來，我聽見臥室門關上的聲音。我進了屋子，往壁爐裡放了一塊木頭，等著火焰漸漸升起，發出嗶剝的聲響。然後我進了另一間臥室，掀開鋪蓋，盯著床單上的印花圖案發了會呆。我洗了澡，穿上我的睡衣，又到火爐邊坐下。現在霧已瀰漫到了窗外。我坐在火前，抽著煙。當我再次看向窗外時，有些東西在霧中移動，我看見了一匹馬正在院子裡吃草。
　
我走到窗前，馬抬頭看了我一會，低下腦袋繼續吃草了。又一匹馬越過車子踏進院裡，開始吃草。我打開門廊的燈，站在窗前，看著它們。那是些生著長鬃毛的大白馬。它們一定是穿過了附近一個牧場的圍欄或者沒有鎖好的大門。不知怎麼就跑到了我們的院子裡。它們嬉戲著，盡情地享受著逃脫的自由。可它們仍是緊張的；我站在窗後，位置離它們很近。當它們撕咬著草叢時，耳朵不停地掀掀落落。第三匹馬踱進了院子，接著是第四隻。這是一群白馬啊，它們就在我們的院子裡吃草。
　
我走進臥室，叫醒南茜。她的眼睛紅紅的，眼皮腫脹。她的頭髮上了髮捲，一隻手提箱在床腳邊的地上張開著。
「南茜，」我說，「寶貝，來看前院裡有什麼。來看看。你一定要看看這個。你不會相信的。快來。」
「是什麼？」她說。「別傷害我。是什麼？」
「寶貝，你一定要看看這個。我不會傷害你的。我很抱歉，如果我嚇到了你。但是你一定要出來，看些東西。」
　
我回到另一間臥室裡，站在窗前，過了一會兒，南茜一邊繫著她的睡袍，一邊走進來。她看著窗外說，「我的天，它們真漂亮。它們從哪兒來的，丹？它們真的太漂亮了。」
「它們一定是從附近什麼地方跑出來的，」我說。「那些牧場中的一個。我馬上要給鎮治安部門打電話，讓他們查找失主。但我想讓你先看看。」
「它們咬人麼？」她說。「我想去拍拍那邊那匹，就是那匹正看著我們的。我想去拍拍它的肩。但我不想被咬了。我要出去了。」
「我想它們不咬人，」我說。「它們看起來不像那種會咬人的馬。可你得穿件外衣，如果你要到外面去，很冷。」
　
我在我的睡袍外加了件外衣，等著南茜穿好衣服。接著我打開前門，我們走出去，走到院子裡的馬群中。它們都抬起頭看著我們，其中兩匹低頭接著吃草去了。另兩匹中的一匹噴著鼻息，後退了幾步，然後也繼續吃草了，低著腦袋邊撕邊嚼的。我摩挲著一匹馬的前額，又拍拍它的肩。它只顧不停地嚼著草。南茜伸出她的手，開始梳理另一匹馬的鬃毛。「馬兒，你們從哪兒來？」她說。「你們住在哪兒，為什麼今晚跑出來了，馬兒？」她說著，不停地梳理著那匹馬的鬃毛。那馬看著她，嘴唇一掀一掀地吸著氣，又低下頭去。她拍了拍它的肩。
　
「我想我最好還是給治安官打電話。」我說。
「先別，」她說。「還沒多長時間呢。我們不會再遇見這樣的事情了。我們永遠，永遠不會再在我們的院子裡看見馬群。就等一會，丹。」
　
過了一會，南茜仍在那些馬中間走來走去，拍著它們的肩膀，用手指梳理它們的鬃毛。有一匹馬從院子裡轉到了行車道上，在車子周圍走動，又沿著行車道走向馬路，我知道自己必須打電話了。
　
沒過一會，兩輛治安警車就出現了，車上的紅燈在霧中閃動著，幾分鐘後，一個穿著羊皮大衣的傢伙開著一輛小卡車來了，車後拖著馬籠子。現在，馬兒們受驚了，試著要逃跑，那個帶馬籠子來的人嘴裡咒駡著，使勁想把繩索套到一匹馬的脖子上。
「別傷著它！」南茜說。
　
我們回到房子裡，站在窗後面，看著那些治安協理和牧場工人把馬匹趕攏到一起。
「我打算去煮些咖啡，」我說。「你要來點麼，南茜？」
「我要告訴你我的感覺，」她說。「我很亢奮，丹。我覺得我好像滿得快溢出來了。我覺得好像，我不知道，但我喜歡這種感覺。你去倒咖啡，我來開收音機，我們找點音樂聽聽，然後你可以再把火生起來。我太興奮了，睡不著。」
　
就這樣，我們坐在火堆前，喝著咖啡，聽著尤熱卡一個通宵的廣播電臺，談論著那些馬，接著又談到了瑞察德，還有南茜的媽媽。我們跳了舞。我們完全沒有談及現狀。霧氣在窗外飄盪著，我們聊著天，彼此溫情友善。天快亮時，我關掉收音機，我們上了床，做愛。
　
第二天下午，她做好安排，收拾完行李，我開車送她去了小飛機場，她將在那搭飛機去波特蘭，然後在晚上的晚些時候，轉乘另一航班去帕斯可。
　
「告訴你媽媽我向她問好。替我擁抱一下瑞察德，說我很想他，」我說。「告訴他我愛他。」
「他也愛你，」她說。「你知道的。無論如何，秋天你就可以看見他，我肯定。」
我點頭。
「再見，」她說著，向我伸出手來。我們擁抱了彼此。「昨晚我很高興，」她說。「那些馬。我們的談話。一切。它是有好處的。我們不會忘記它的。」她說。她哭了。
「給我寫信，你會麼？」我說。「我不覺得這會在我們倆之間發生，」我說。「這麼些年了。我從來沒有一刻這麼想過。那不是我們會做的事。」
「我會寫的，」她說。「一些長信。那會是你見過的最長的信，從我以前在高中給你寄信時算起。」
「我會等著它們的。」我說。
然後她又看著我，摸了摸我的臉。她轉過身，穿過停機坪，朝飛機走去。
　
走吧，最親愛的人，上帝與你同在。
　
她登上了飛機，我站在那兒，直到噴氣機的引擎發動，緊接著，飛機開始在跑道上滑行。它飛越洪保德灣，很快就成了地平線上的一個小點。
　
我開車回到那所房子，停在行車道上，看著昨晚那些馬留下的蹄印。草地上有很深的痕印，又長又大的裂縫，還有大堆的馬糞。然後我進了屋子，連外套都沒脫，走向電話，撥了蘇珊的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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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 2007年6月3日】 又為斯民哭健兒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魯迅〈悼楊銓〉】

一九八七年春，我在北加州三藩巿，隨著一九八六年過去，留學生的話題開始聚焦於中國來客的片言隻語，共同關注點是安徽學潮的發展走向。當時方勵之仍在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他的一個姓黃的學生在柏克萊加大唸博士。這人二十歲不到，出身科技大學少年班，那時的通俗叫法是「神童」，在華裔學生裏很是矚目。

北加州的春天最惹人討厭，日間艷陽高照時有攝氏十七八度，入夜後寒流料峭濕度奇高，去柏克萊的一○一公路上，大團大團的濃霧滾滾而來，視野等於零，汽車寸步難行。有天晚上，學校那邊傳來消息，說胡耀邦已經下台，我趕忙開車過去看個究竟，情急之下，三次走錯路，幾經辛苦才開上一○一，回到柏克萊的時候，有人手上揚著一份台灣《聯合報》系辦的《世界日報》。我對《世界》素無好感，認定它是徹頭徹尾的國民黨喉舌。

那時的通訊和今天的完全兩樣，沒有互聯網，長途電話費用極昂貴，幸好那是中國留美學生絡繹於途的日子，天天都有人從大洋彼岸過來，三藩巿位處美西，是同學登陸花旗國的灘頭。幾個初到敝境的留學生，嘴上的汗毛稀稀疏疏的，滿頭大汗用四川腔普通話告訴人們大陸上的傳聞。我拿著《世界日報》問他，方勵之撤職胡耀邦下台到底是什麼回事，同學說，「敢情是真的」。

過了幾天，終於證實胡耀邦下台，留學生裏一陣騷動。有年長的學生談到他們聽過有關胡耀邦的傳聞——在撥亂反正的年代裏他做過什麼好事，他對毛澤東的批判和自我反省，等等。

那年頭，大陸留學生到美國多數是勤工儉學，有一位上海交通大學學生，伊利諾州大學錄取他唸碩士，不知從哪裏找到我的電話，一個人提著皮箱來到我家門前，說只住七天就走。我讓他留下，第二天上午，他大清早丟下一張字條「我去找工作」就出了門。那天晚上，小戴沒有回來，第二天晚上，他在傾盆大雨中渾身濕透按響門鈴，說在史丹福大學附近一家餐館找到一份bus boy工作。這次是把行李帶過去，順便借打字機向伊大申請延期入學。

那天夜裏，小戴沒睡，和我坐在廚房灶旁談到天明。交大畢業後分配到國營機關，他不想這輩子都當公務員，於是投考美國大學。美國人對唸理論物理的中國學生有著莫名其妙的好感，認定他們不是楊振寧二世就是李政道第二，只要申請就立即批准，還offer他獎學金。小戴家裏東拼西湊了一百美元給他搭機來美，他說只圖留在美國，沒有綠卡也沒關係。起初小戴對我還有點戒心，兩個人談到半夜，講到大陸上的政策，小伙子咬牙切齒說「這國家沒有把老百姓當人」，不得已留下兩老在上海，學音樂的女友稍後來美與他會合。

過了幾個月，我從北加州轉到紐約，那是一九八七年四月。

日復一日，兩年很快過，一九八九年暮春，我放下所有工作，精神都放在電視的體育節目上，尤其是NBA。那年的決賽是洛杉磯湖人對抗底特律活塞，湖人一身奢華金色球衣，球風流水行雲，大前鋒James Worthy速度特高，入球如拾草芥；活塞講究陣地戰及殺傷力，是用肌肉而不是速度打球，控球後衛Isiah Thomas入球如探囊取物。軟與硬，攻與守，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充滿火藥味。

同一時間，胡耀邦病重的消息很快在留學生裏傳開，我隱約覺得，這可能比兩年前春天那回更沉重。稍後，病逝的消息得到證實，大陸留學生臉色低沉，一次，我到聯合國總部找花俊雄，看見認識的一位大陸記者，我的話題很自然轉到胡耀邦去世，他皺著眉頭輕輕搖了搖頭，不發一言。這段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美國總統布殊訪華，美方設宴回禮，本來邀請了方勵之，但他在去使館的路上被公安人員阻止，去不了。這種不顧外交禮義的做法很有蘇聯極權之風，一個星期後，《時代》周刊的封面是方勵之的一張大頭照片，白色大字標題是「The man who didn't come to the dinner」。

三月底的美東漸由酷寒轉為溫暖，我到華盛頓探友人，談起來，原來北京開始有學生集會；我不以為意，因為華府那些大陸留學生沒有動靜。詎料回紐約一個月不到，北京的學生運動忽然變得鋪天蓋地，紐約留學生類似的活動不多，但就聽說華府大使館外的示威一天復一天的愈來愈熱。

半夜，我趕到賓夕法尼亞車站搭火車去華盛頓，甫下車就去了杜邦圓環旁的大使館。中國駐美大使館是一座五六層高建築物，泥黃色的磚頭外牆，是典型的brown stone房子。我剛到時，一批留學生被警察限制在使館對面的樹蔭下，由於是使館區，警方很緊張，不許同學隨便走到大使館那邊，有的同學拿著大大的白紙板，上面寫著Honk for Democracy（為民主響號）。美國人倒也有意思，每輛車子經過使館外都長時間按響喇叭。

示威者裏有大陸留學生也有香港留學生。我和一個皮膚黝黑戴著墨鏡的大陸留學生聊起來，他是北京大學畢業生，公費到杜克大學法學院。杜克是名牌天主教大學，尼克遜就是杜克法學院舊生。談了幾分鐘，他就說得坦白﹕想留在美國。我不懂如何應對，說到底是公帑派出來，留在美國不回去，覺得很難說得過去，尤其是那是剛開放改革的年頭，國庫不像今天那樣有大筆外匯。

回到杜邦圓環，馬里蘭大學的香港博士生何芝君剛去了使館那邊回來。我記得和她一同過去的還有另一位香港留學生，名字已經忘了。

五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成千上萬，局勢緊張，我們身在海外，沒有辦法直接了解情，只聽說今天軍方派出直升機散發傳單，過兩天又說軍隊都拉到石家莊，準備進京。我們很著急，四出找和北京有交情的學者，請他們向北京說項，找楊振寧找李政道，誰都得找，我負責找的是楊振寧，教授微弱的聲在電話那邊說，「最好不要有人受傷」。那幾天，人人忙得要死，我手上有一大疊電話號碼，手裏揣著大堆電話號碼，房東那部電話幾乎被我私有化了。

當時，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在華盛頓訪問，從憲法上來說，全國人大是權力最高機關，有權免除總理李鵬的職務，於是有人提出找萬里陳情。我從紐約再到華盛頓，那天是萬里訪美最後一日，按照訪問日程，萬里當天上午要到白宮會晤副總統奎爾。大伙去到白宮，那邊說會面取消了，人們又趕回萬里下榻的麥迪遜旅館。路上，學生還說這下可好了，攔下萬里，好歹也可表達意願。當人們如風似火的到達時，萬里一行已經離開，正在前往杜勒斯國際機場的路上。

過了幾天，有朋友打電話來，要我到甘迺迪機場接一個香港來的女孩K，說她要去哥倫比亞大學讀美術。我依時去接機，原來是香港一個傳統望族的女孩，人還未到，家裏就在西十四街買了一個七百呎的apartment給她。我是第一次見到附設暖水泳池的公寓。K很斯文有禮貎，我帶她到西一百一十六街的哥大本部註冊。幾天之後，紐約華人留學生冒雨大示威，我把K交給一個朋友，兩人淋得渾身濕透，K從此投義無反顧全身投入學運，陪她示威的那一位，一場學運改變了一生，差半年快到手的博士學位在八九年五月從此離她而去。

五月的紐約很少下雨，可一旦下雨就涼意襲人，但那時候所有人都熱昏了頭，紐約幾家受北京支持的傳媒機構彷彿一下子都沒有了束縛，全站在學生那邊，尤其是老牌的《美洲華僑日報》，整份報紙立場翻天覆地，比其他像是《中報》等傳媒更支持學生。《華僑》內部有人說，這一刻像極十幾年前的保釣運動，所有人不分左右都在同一條戰線。

局勢愈是吃緊，人們就愈想知道更多，有人說，香港舉行百萬人大集會，我們無法看到實。紐約有一家華語有線電視台與香港無線電視有合約，可以錄播前幾天的新聞節目，我們摸黑走進那幢古舊大樓的二樓，把幾天前的新聞片放在十二吋畫面的剪片機上播放，熒幕上大雨如注，皇后像廣場上萬頭攢動卻巋然不動。我到今天還記得，是尹錦輝說「今天有一百萬人上街」。看完新聞片，幾個人到《中報》對面的碧瑤餐廳喝咖啡，黃、劉都難過得低下頭來。

五月下半，美國的主流傳媒都把發條扭緊，調動所有採訪隊到北京，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王牌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就在天安門廣場站著主持夜間新聞，一個小時之後，另一個新聞節目《48小時》索性把整個鐘頭的節目聚焦在廣場上的一切。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是洛德（Winston Lord），他是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時的隨員，妻子是華裔作家包柏漪，那時她在北京義務替CBS當翻譯。過不了幾天，公安部門忽然下令美國電視台停止直播，有線新聞網絡（CNN）把公安人員來到辦公室下令停播的過程，完整無遺的全段播放，沒有加插說明。這時已是山雨欲來。

五月底的紐約華人都像瘋了一樣，見人就問，「北京怎麼樣？」唐人街裏，不管台山人台北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手上有工作的全都放下，每天中午，華埠堅尼路上的小報攤外站滿等報紙的僑胞。我的中學同學老陳是研究地球物理，博士課程還未唸完，美國國務院就向他發出居留權，因為他的研究對掌握蘇聯核武很有幫助。他來找我，說很想回香港看看，我說不如再等一下，因為他的太太懷了孩子，預產期在七月左右，頭一胎要特別小心。

幾乎所有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被請到電視上訪問，普遍的看法就是北京當局要讓步，否則情可能急轉直下；也有人很樂觀，說很可能大團圓結局。有幾位頗有地位的學者表態支持學生，包括谷梅（Merle Goodman）、林培瑞（Perry Link），林培瑞在洛杉磯加大教書，還未轉到普林斯頓。他的普通話好得沒話說，七一年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國，他是美方的義務翻譯。

六月，人緊張得根本沒法入睡，只要電話一響，就飛奔出去接。這時消息四起，有人說會談判講和，有人說兩邊已接上了火。總之全是沒法子證實的消息，一腦袋都是甲乙丙丁的講話。紐約比北京慢十二個小時，紐約的晚上是北京的上午，打去北京的長途電話全佔線，打不通，留學生急如熱蝸上的螞蟻。

紐約時間六月三日星期六，睡到中午時電話鈴聲大作，同學告訴我北京開始鎮壓。我馬上打開電視，CNN的Mike Chinnoy吵啞的聲音傳到紐約，畫面是暗紅跡近黑色的顏色，背景夾雜著叱喝聲音。天安門紅色的城牆在暗夜裏變成一團墨黑，還有結結實實的噠噠槍聲。電話再響，說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有學生集會，我用百米跑的速度出門，趕上北行的一號地鐵快車，幾分鐘內就到一百一十六街車站。

哥大圖書館前聚集了一群人，還有紐約的地方電視台採訪，帶頭的是譚亦明，南京師範大學畢業生，正跟隨夏志清讀博士。還有老陳和K，幾個女同學哭得雙眼通紅。大家一直喊口號，從支持學運到打倒鄧李楊都有，一直喊到下午五時多，我和老陳回到研究生宿舍，老陳的太太挺著大肚子弄了幾碗麵，可是沒有人吃得下。

六月四日，布殊宣布對中國制裁，立即中止軍事交流，申請政治庇護的中國留學生大增。加拿大決定向所有中國留學生發出居留權。紐約巿長Ed Koch宣布中國總領事館前的那塊地方改名天安門廣場。一身黑衣的陳沖雙眼通紅接受NBC的Bryant Gumble訪問時說，「can't be worse than that」。《紐約時報》的標題是通欄十七吋的兩行大字。同一天，年僅十七歲的美籍華人張德培，烈日下在法國網球公開賽與瑞典名將艾堡鏖戰五盤，大腿多次抽筋，靠著無比鬥志贏得了冠軍，他賽後說：「我想我的勝利與中國六四事件有關，上帝有意要藉此慰解心靈受創的人們。」

一個月後，老陳的太太順利產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孩，名字叫陳丹，我猜這一定來自王丹。老陳最終沒有留在美國，拿了博士學位後一個月回了香港。譚亦明本來最有條件留下，但最終去了台灣。K 在屠城後整個人崩潰，沒有上學，一個人呆在家裏不吃不喝，瘦得不似人形，她那醫生哥哥接她到波士頓，轉去麻省理工學院，如今在香港當經濟分析師。香港留學生裏六四之後留在美國不多，但他們之中有一個共同現象﹕很多人改讀法律，一個最普遍的解釋是中國太需要法治。一個月前和我在碧瑤餐廳裏大數中共不是的黃，本來唸政治碩士，轉入耶魯法學院，劉則鐵了心要把醫學博士讀完，要回中國治病救人。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然而十八年前春夏之交的日日夜夜都烙在腦海裏直至今天﹕六月三日下午在哥大的集會，譚亦明穿的是灰色卡其長褲，我穿的是白色帶黑邊的Reebok籃球鞋，那天黃昏老陳在飯桌上不發一言眼淚滾滾而下，K一身深藍衣哭倒校園，歷歷在目。那天夜裏，北京城裏像割菜般倒下的年輕人，都是我們的骨肉兄弟，像魯迅〈悼楊銓〉所說那樣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