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壞的狀況已經來臨

1

最壞的狀況，已經來臨。
所以不用恐懼。
面對最壞，大陸絕對有可以贏的制勝方略。

2
美國正在考慮，要制裁中芯半導體。

美國對中國發動了各種瘋狂打擊。
組合拳當然包括科技，關稅，外交，輿論，台灣牌等等。
對科技業的打擊，重中之重，是要致華為於死地。
華為唯一的罪惡，只是在5G的超前技術優勢，和全球化的强勢能力。

美國這種打法，是只有對敵對國或是交戰國，才會出現的。

中國的一切妥協，讓步，並沒有換來美國收手。

眼看華為和其他如大疆等300家企業被美國點名完全封鎖，制裁。
難道中國只能挨打，讓自己的優質企業被打殘打死？
當然不。
第一步，是要盤點，究竟美國用什麼武器，霸凌中國企業。

3
1）
國內市場，中國總額跟美國差不多。
但中國有人口14億。
中國擁有超强購買力。
對蘋果，特斯拉，高通，通用，星巴克，肯德基等等，。
這些美國企業，如果失去中國市場，都是無法想像的災難。

2）
而美國佔中國出口，只有15%。
只有15%
只有15%
而且中國向美國出口的，除了賺微薄血汗錢的終端代工業以外，多半是生活用品。
更何況，美國正在主導，要求蘋果等代工廠撤向印度，柬埔寨，越南。
所以，這15%的出口額，本來就在縮小。

3）
資本。
中國有200萬億人民幣的儲蓄。
中國並不是迫切需要美國資本。

許多中國企業到美國掛牌上市，有種種複雜多元的考量，而不僅僅是因為籌資。
因為，即使企業要上市，也有上海，深圳，香港，新加坡等市場可以選擇，又不是只能在美國上市籌資而已。

中國會計準則和美國會計準則，本來就不同。
如果美國接受中國企業到美國上市，那麼，要監管這些中國企業，本來就只能以正常方式監管。

現在，美國用會計詐欺做理由，要求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國企，以美國會計準則徹底審計。
這未必是應當與必要的。
甚至可能涉及國安機密的窺探。
如果大陸認為中國會計準則，向美國制度看齊是好的，那麼，可以逐步修正靠攏。
如果不是這樣，僅僅只是因為美國的威脅，那又何必退讓，讓美國證券監管，派人到中國做情報蒐集？

4）
技術和關鍵零組件。
這是美國現在用來掐住中國的最大利器。
美國在網路上的基礎技術，又或者是全球手機，不是蘋果，就安卓果系統。
而這兩個系統，都是美國公司。
那麼，只要安卓不授權給中國手機使用，中國手機，還怎麼賣呢？
美國在半導體的壟斷，以及向外輻射，威逼荷蘭，要求日本，台灣的台積電和聯發科，也不能再為華為代工。
美國至今對華為，和中國300家企業的制裁，主要就是以技術的壟斷，逼迫全球企業，拒絕和他們往來貿易。

5）
美元。
美國還會威脅，不准這300家企業用美元交易。
但這很可能也正是中國甩開美元霸權的一個契機。

4
中國要假設最壞的狀況已經來臨。
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極限施壓，不是只是選舉花招。
是強權的殺敵自保。
所以，把中國設為敵對國家，是既定策略。
即便方式不同，招數各異，快慢有別，但國家戰略已定。
美國是欲置中國於死地。
看清楚這個態勢，就很清楚要怎麼做，讓美國絕對無法如願以償。

5
中國一直以和為貴，共贏共榮。
一直強調中美對彼此的重要性，兩國對全球的責任。
一直妥協讓步，保留最後的迴旋餘地。
因為這是中國長久以來的世界觀。
但美國是不同意共贏的。
只能美國贏，徹底贏。
當他發現，無法把中國轉變成他希望的方向，他認為，就必須毀了中國。
讓中國落後，倒退。

6
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清末至今，早就建立了以西方意識形態自我反省的反射動作。
美國的價值觀，更是宰制了我們的文化和教育。
所以，當美國的國家戰略，瞄準中國，認為中國威脅了美國的全球霸業，而必須全力壓制時，中國是非常難以適應的。
總是自我懷疑，自我糾錯。
我做錯了什麼？
一定是我的錯。
是我不夠好。
讓我低頭，讓我改正，讓我更好。
就像任正非說的，原本以為自己有不合規的地方。
在被美國一輪打下來，才發現，原來只是美國要制自己於死地。

7
中國必須繼續開放市場。
但中國14億人的市場，只能開放給友好的國家。
不能容許美國單方面狙擊中國企業，同時美國企業卻毫不受阻，在中國吃香喝辣，養肥養强。
外交要對等，經貿更要對等。
中國如果區別對待各國。
對我平等的，我開放。
打壓我國企業人民的，我對等報復。
那麼，才能鼓勵各國，平等對待我國的企業。
也才有誘因，讓各國政府有底氣，抵抗美國強權，支持被美國霸凌的300家中國企業。

8
如果美國只要一打擊中國企業，美國企業也同等在中國失去市場。優惠，或一樣被制裁抵制。
那麼美國企業和股東，會自己想辦法去施壓美國政府。
喂，你們發神經，卻影響了我的生存。

如果各國發現，只要我公平對待華為等企業，我國在中國的生意就順風順水。
如果我也歧視抵制華為，戰隊美國，那中國市場，基本就再見。
那，願意支持中國企業的國家，也就會更多。

9
如果不服美國的國家多了。
如果美國企業在中國受的對等報復多了。
那麼，內外壓力，就會讓美國政府，神智恢復正常。
回到國際貿易，WTO和人類文明的正常軌道，停止惡棍的作為。

10
同時，大陸也同時盤點，在產業和科技，都必須脫鉤美國，不要再用買取代自己發展。

11
要讓納粹退燒，用道德和說理是無效的。
對決法西斯，只有作戰。
21世紀的戰爭，早已開始。
只要想清楚，中國絕對會贏。

（內人說想再讀卻找不到，因此舊文重貼）

【效率市場假說是錯誤的（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is wrong）】

前言：這篇文章大概2018年4月份寫成，忘在角落始終未刊出。恰好有讀者提到效率市場理論，就順便找出來刊。

效率市場假設本身的基礎假設存在許多與真實世界不符合的狀況，使得這套理論永遠只會是假設。市場參與的雙方會因為各種理由或資訊而做出買或賣的決定，但這並不表示所有參與所基於的所有理由本身都關係到「標的之未來收入預期」。例如大戶在海外投資失利，需錢孔急，與賣出行為其對持有標的之未來收入預期改變與否毫無干係；同樣的，市場反轉時，融資買股者可能被「強迫斷頭」，此決定係由券商決定且執行，而背後與該標的是否未來收入預期轉壞完全無關，純粹係券商自保的手段；甚或者在如2008年金融風暴中，許多本質強健且競爭力無損的好公司股價竟然腰斬一半以上不只，其賣壓很可能來自於持有者的自保行為。上述賣股行為均可能相當程度影響股價，但不見得是基於「對未來收入預期」之正確判斷。甚至可能明明對未來收入之預期樂觀者，也迫於下修市場帶來的財務壓力而跟著賣出。

這也告訴我們，效率市場假說認為的：「股價已經反應任何已知或未知資訊。」就算假設成立，價格還是可以和標的物本身的真實價值（intrinsic value）發生分離的。而此分離之存在，正是投資者可賺取的「資訊費用」。

更何況效率市場假說的假設根基有許多問題。最關鍵點在於「一則消息的好或壞在市場上往往無一致之答案」。即便在該理論認定的「強效率」環境中，因為股價（或債券價格、資產價格）反應的永遠是「未來收入折現總和」，故所謂的「高度資訊透明流通」依然被「未來永遠未知」這個侷限條件所綁住。即便資訊100%公開且100%確定，市場上每個人針對「該資訊對標的未來收入預期之影響」仍然不一致。

舉個例來說，假設台積電宣布增加資本投資5000億元，試問這究竟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論者其實兩方面都可以做合理的解讀：一者代表公司樂觀看待市場或二者公司經營者盲目樂觀。

同樣的，當某公司公布財報創記錄達獲利新高，並不表示未來能繼續維持甚或成長。反之，當某公司發佈裁撤12000份職位，關閉600家門市，許多人乍看都會認為是壞消息。但當時我詳細分析後，反倒認為這是一種面對大衰退 (the Great Recession)爭取彈性與活命現金的權宜措施，對於企業本身長期獲利能力不但無損，反而得以留一口氣，因此當年反其道而行地大量買入股票，是的，此例正是2008年的星巴克[1]。關閉門市消息一出，星巴克當月股價收盤價$7.78（2008/07/02），之後半年最低跌到每股$3.97，但隨著08年金融風暴復甦，如今股價已來到$58.36（2018/04/27），將近25.1%年複合報酬率，不但打敗一堆基金操盤手，更戰勝效率市場假說。

星巴克絕非什麼無名小卒，2008年時已經有許許多多分析師時時刻刻盯準每個消息，但市場依然存在「高度對未來未知之資訊費用」。回到利息理論上，也表示假設「單純的消息或資訊本身可以影響股價」或許短期有效。但長期股價永遠反應的是該標的真正未來收入之折現，亦或「租值」。而真正影響租值者是「關鍵侷限條件之轉變」，獲利者則是對其轉變能提前掌握。上述星巴克例子是市場多數人都認為租值下降了，但我認為關鍵侷限條件未有轉變跡象，所以公司租值沒變。

該理論認為股價反應了一切情報，投資人無從再從公開資訊中進行分析而獲取高額報酬，本身就是倒果為因。是投資者根據公開或非公開資訊「解讀」後「推測未來」才做決定。但並不表示投資人看到同一份情報會有一樣的解讀。牛群直覺很常跑錯方向，因為每位投資人掌握侷限條件與經濟學理論的功力不同，市場無論是否隨機漫步，依然被「未來未知」給侷限，造成「用功掌握侷限條件者」依然可以創造鉅額利潤。以上是我認為「效率市場假設」本身存在的致命硬傷。實證上也一直存在案例反證此假設。正經的專業投資者，不用太在乎效率市場假說之信徒一次次宣稱「市場難以被打敗」之論點。

我再舉一個更早以前，投資經驗仍青澀時期的自身經驗，說明侷限條件掌握。默克藥廠的知名的抗發炎止痛藥Vioxx於1999年5月上市，很快成為該公司的明星商品，一年貢獻營業額約$25億美元。2001年有學者指出存在可能引發心臟病之風險，但未被普遍證實。直到2004年，FDA調查指出美國人恐因服用此藥增加10萬人罹患心肌梗塞，其中可能導致30~40%死亡病例[2]。2004年9月，默克藥廠自行下架該藥品，消息一出震撼股票市場，公司股價從$40幾塊瞬間殺到$20出頭。市場普遍擔憂在美國苛刻的商品責任法之下，默克藥廠恐怕要面臨大規模集體訴訟與支付鉅額賠償。更有股市分析師認為默克藥廠短時間內將宣布破產。

但我看法不一樣。我知道雖然美國有全世界聞名、過度偏袒消費者的商品責任法，常常發生駭人聽聞的鉅額賠償新聞。但1984年Feldman v. Lederle Laboratories此一經典判決，為美國醫藥業立下了「科技抗辯（state of art）」法理之適用 – 若製造商於產品上市流通時，依照當時的科學技術水準無法知悉亦或無法擬制知悉（actual or constructive knowledge）商品潛在風險，則可免責或減低責任。

掌握這點法律知識，我的判斷是即便面對大規模集體訴訟，默克藥廠的科技抗辯應該不會讓訴訟一面倒地全輸，有輸有贏才是應該會發生的結果（後來證實果然如此[3]）。再加上美國訴訟程序的曠日廢時、成本高昂，即便有事務所願意採取contingency lawsuit（由事務所出資，受害人出面，勝訴後雙方分錢），恐怕財務上也難以支撐持久戰。但面對默克藥廠這種驚人現金流怪獸，持久戰卻恰恰是有利策略。以冗長訴訟來換取全面性和解，應該才是最後結局。既然是和解，則風險不可能無限上升，必然談判上有來有往從而可以控制在默克藥廠可承受範圍內。

再者，雖然Vioxx單項產品2003年營收$25億美元，但對比2004年總營收近229.5億元來說，此產品比例上並未達致命程度。在詳讀財報與相關判例之後，我於2004年11月股價約$26上下買入，2007年4月股價約$50出頭，約莫略高於當初崩跌起點賣出。持有近2.5年，年複合投資報酬率約30%。

有趣的是，默克藥廠終於以$8.3億美元與聯邦政府達成和解已是2016年1月[4]，如同當初的判斷 – 以拖待和解，才是藥廠會走的最佳策略！而這12年來默克藥廠平均年營收約在$420億上下，年稅後淨利約在$100億美元。以如此規模的藥廠，Vioxx造成的損失完全是可承受範圍內。在其研發能力、既有專利藥受歡迎的前提下，公司租值並不會因為Vioxx而嚴重受損。此外，法律關鍵上還有科技抗辯這個保護傘。最大的風險應該是”再出包”可能性，這點恐怕連公司經營方自己都說不準。

此例再一次說明，知名公司加上廣為人知的消息，依然存在股價出現錯估的現象，效率市場假說還是被證否。因為效率市場假說忽略：「並非每件消息都是關鍵侷限條件改變」以及「市場參與者對關鍵侷限條件的掌握功力不一」。

掌握關鍵侷限條件往往需要大量且廣泛的知識（books smart and street smart），佐以熟稔的經濟學基礎原理應用。經濟學理論毋須往湛深難解處走，而是要把淺的應用練熟。面對複雜的世事必須用簡單可證否的理論來庖丁解牛。二流經濟學者往往懂深不懂淺，懂數學而不懂世事，迷失在一堆空泛而無解釋力的理論中。反過來，當你對世事與基礎經濟學理論掌握度夠高時，許多花拳繡腿的經濟學理論內涵錯誤可是一望即知，例如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檸檬車市場理論」就是一個典型的簡單錯誤。

大賣空的Michael Burry醫生，掌握正確資訊與下了正確判斷，在相當長時間裡，市場依然以錯誤的價格在成交。沈得住氣，不僅僅是心理素質夠堅強；實證研究功夫下得夠，掌握關鍵侷限條件，才是底氣所在。

而此人透過檢視大量房貸契約個案從而發現以包裹房貸而衍生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不僅僅讓我們疑惑「明明公開可得知的重大風險訊息為何被多數金融從業人員忽視」，也相當高度證否「效率市場假說」。

如果我們把時間跨度放大，則效率市場假說解釋力越發貧弱。這是因為時間跨度越大、資訊費用越高，與此同時「能察覺關鍵侷限條件變化」之能力的租值也越高。

比如19世紀以前的航海技術成本、難度與風險都高過內陸運河，但19世紀以後隨著西方航海技術來到中國，使得中國南北運輸由原本的內陸南北大運河為主轉為海港為主，關鍵侷限條件大幅轉變。在宏觀租值角度，我們可以看到上海、廣州、香港這類海港城市大幅躍起（尤其上海、香港原本都只是小漁村），貨物吞吐量很快超越運河沿岸的城市（如烏鎮）。反應在市價上，就是這類海港城市的土地價格長期大幅上漲。根據1853年9月簽訂的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此三國以「每畝年租1500文」為代價向中國上海政府租賃當年的無人荒地。依據學者考證，清朝中期後一文錢購買力約等於今日0.2人民幣（0.936新台幣），可推算出每畝地年租金約$1400元新台幣。而2018年4月上海黃浦區（當年租界所在地）平均每平方米年租金約$1476元人民幣（約$6926元新台幣），以現今多為大樓，假設平均為15層則相當於每畝地年租金$6926萬新台幣，上漲4.9萬倍！一百六十五年來的租金年複合成長率6.76%！

如果覺得動輒一兩百年的跨度太大，我們回頭看台北市發展。1960年代以前，台北東區主要是稻田跟零星工廠。1970年代後隨著公路發達（忠孝東路2~4段於1967年修築）與公車、私家車的成本大幅降低到平民百姓都能輕鬆負擔的過程，佐以捷運完工開通，交通成本這個關鍵侷限條件已經轉變，也註定台北市鬧區將往東邊更大腹地處移動。目前台北信義區地王林堉璘先生持有該區約7萬多坪土地，就是在1980年代即看出此變動方向而事先購地投資。近30年報酬率約30倍，年複合成長率12%！

以上例子我希望讀者能了解，租值如流水，會隨著侷限條件變化而漲跌。這部份我認為不存在任何一套可一體適用的商業理論或評斷標準。得由投資人自己下功夫，針對特定公司、產業去理解、熟識。某方面來說，這些功夫和投資也可說是智慧型投資人的租值，讓堅守原則的這些人可以長時間打敗商學院出來的基金經理人或散戶，甚至長時間打敗市場之人我也認識一二。

一體兩面的，我也希望讀者感受到，傳統商學院乃至於經濟學系對侷限條件掌握之不足與忽略（誠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 Coase批評『黑板經濟學』），必然始終投資績效不佳。反之，經濟學真到家，且對真實世界掌握得好者，如張五常教授，就有能力早在1979年推斷中國將走向市場經濟制度（又一重大侷限條件轉變），並於2008年再次推斷北韓將開放走向市場經濟。我則等到2017年金正恩試爆核彈，才敢做此預測，但均早於後知後覺的媒體或二流經濟學家。

對侷限條件掌握本身也需付出相當成本。不同社會環境、法律規範、個案狀況，都會存在不同的資訊取得成本。而自己自身的能力（智商、體力、機遇），又會增加或減少理解面的資訊交易成本。

對於一國經濟之盛衰的快速判斷，讀者可以參考張五常教授的「經濟的看相與把脈」一文。經濟感受強者，看看呼叫路人計程車的手勢，也能判斷景氣。出神入化且快如閃電。

我自己在2007年預測「台灣實質薪資成長率將為零甚至負成長」幾篇文章也是示範：從中國開放且投入全球化市場此一重大侷限條件轉變推測必然之現象，事後證明推測精準。如今坊間的各種「怪罪慣老闆壓低薪資」的覺青言論，根本就沒看到問題重點。這類朋友顯然缺乏觀察力與思考力，恐怕庸庸碌碌一生。

結而論之，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又一個公開流通訊息並未被正確反應在市價上相當時間的例子，這些例子都一再證否效率市場假說。

反之，相信效率市場假說者，往往也只是透露自己「不想下功夫了解真實世界，只想拿一個快速公式」的懶惰心態而已。人之常情，毋庸苛責。經濟學也早就預言了這類學者的存在呢。

可話說回來，就一般沒時間也沒能力大量閱讀、大量觀察並從中正確分析出關鍵條件的大眾而言，指數型被動投資還是有其高度存在價值。畢竟市場上充斥著大媽偽財經專家。

2019/09/01補充：
價值投資本質其實就是賺「資訊費用」。此資訊租值來自於：1. 市場對標的的未來收入流誤判或2. 市場對於未來/現在真實利率誤判。

因此，效率市場假說是錯誤的，但此資訊費用造成的租值也不是人人都能輕易賺到。還有，成功的價值投資，運氣成分比例並不低。即便看對趨勢，但真實世界的發展往往不是一路到底，而是拐彎抹角，這個過程可以淘汰或磨死一堆「明眼人」。

僅以此段文字作為此文的補充。

文章連結：

http://yuanyu.idv.tw/2019/03/17/%e6%95%88%e7%8e%87%e5%b8%82%e5%a0%b4%e5%81%87%e8%aa%aa%ef%bc%88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f%bc%89%e6%98%af%e9%8c%af%e8%aa%a4%e7%9a%84/

[國際港口外交系列] 全球在地論壇：香港的出路？

當香港的國際身份越來越淡化，而涉及「外國勢力」的正常交往又動輒得咎，我們還有甚麼空間維繫香港的國際地位？其實還是有的，例如強調香港的國際城市身份，而繞過國家主權的禁區。這並非香港獨有的智慧，相關思維，早在一個叫「全球在地論壇」（Glocal Forum）的組織出現，值得我們多加注意。

全球在地論壇成立於2001年，宗旨是推廣比國家主權次一級的外事活動，主要以城市作為單位，參加者也包括跨國私人企業、國際組織和傳媒等。「論壇」的最大創見，正如其名字結合「global」與「local」，乃將國際資源競爭和協商，連結上城市本土的現實需要。換句話說，他們認為全球化時代的國際資源分配，不再局限於國與國之間的橫向層面，更包括中央政府對地方城市需要的忽略。畢竟，單是強調大國博奕，恐怕對不少地方城市來說非常「離地」。

論壇以不同方式進行，例如邀請成員城市的市場、企業或組織負責人每年出席年度論壇，也舉辦不同的全球青年交流活動，包括草擬既符合本土、又能面向全球化國際需要的可持續發展策略。基於論壇參與者分別來自各城市的管治、商業或非政府組織單位，各自帶着不同城市正面對的處境，確能將宏觀的全球議連結本土所需，既有跨境交流之實，又無損害「國家安全」之顧慮。

論壇至今有106個城市成員，覆蓋逾50萬人口。歐美大城市過往比較習慣於對外連繫，阿姆斯特丹、馬德里、柏林、紐約等自然是活躍成員，但論壇亦強調連繫一些處於地區動蕩的城市，譬如東、西非城市，包括馬里首都巴馬科、也門首都沙那等，貫徹借助全球城市網絡，協助成員城市建立和平及可持續發展環境的宗旨。論壇要實現城市間的合作，亦靠與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以及私人企業如微軟、星巴克等提供的支援，以讓國際資源能有效等在城市層面獲得補給、得以流通。

除了以城市、組織、私人機構作單位，「論壇」還提出「eCities」網絡概念，以「城市－城市」打破國際關係傳統模式後，更進一步打破傳統的地理概念。以資訊網絡為平台，既能更有效連繫城市和組織、機構等不同範疇單位的合作和資源流通，在全球化時空壓縮的趨勢下，這亦可謂順應潮流。

2004年由「論壇」主辦、在羅馬舉行的「全球在地化高峰會」，選出六個城市參與「We Are The Future」計劃，包括埃塞俄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厄立特里亞首都阿斯馬拉、塞拉里昂首都自由城、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盧旺達首都基哥里、巴勒斯坦城市納布盧斯。這些城市長期受戰亂、天災等影響，或在政治、經濟上受外界制約，無法在國際層面向外突破。「論壇」偏偏在這六個城市內建立青年中心，召集當地青年接受領袖培訓，主打藝術、體育、農作、資訊科技和健康五大範疇；加上「論壇」本身的國際組織、私人企業網絡，令培訓計劃有強大的後援，例如邀得國際足協參與體育培訓、微軟支援資訊科技培訓等等。

在這些城市的農業協作和培訓，尤其體現了繞過大國政治，將國際資源接地的概念；當地青年除了獲得基本的農作知識，耕作成果的銷售渠道亦靠「論壇」的網絡而得到保障，解決了最切身的收入問題。這些城市中，青年就業是基本問題，即使有土地耕作，礙於與國際貿易的連接不足，要將作物出口也相當困難。除了經濟生活的援助，計劃亦安排學成的青年領袖外訪，參加「論壇」的各項國際會議、青年論壇，作為一種突破政治、經濟和軍事圍網的城市軟實力，為這些城市重新建立國際地位和形象。

介紹至此，讀者未必知道，其實香港早就加入成為「全球在地論壇」的城市成員，而且是目前為止「論壇」唯一的中國城市成員。2002年，「論壇」與世界銀行合辦「全球青年議會」，邀請成員城市派出青少年代表，構想2020年其所屬城市將會在世界擔當怎樣的角色，香港當年亦有派出青少年代表參加；翻查記錄，香港代表在匯報時，指「香港能在中國對世界開放的進程中，起關鍵作用。受惠於香港過去的國際經驗，將來會成為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橋樑」。可惜的是，知道的香港人從來不多，當下政府亦不似有意大力推動，殊為可惜。

事實上，「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並非新概念，由社會學者羅蘭•羅拔臣（Roland Robertson）發揚光大，形容「全球化」與「本土化」角力下的正反合產物。通俗的說法，就是接受外來文化衝擊的同時，保有自身特色，揉合成新的獨有文化。某程度上，近年炒熱的中港融合問題，也屬於「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辯證。中國近十數年作為全球新興的一個經濟霸權，開始追上美國、希望分庭抗禮，亞洲以至全球都感受到中國經濟實力的衝擊，宏觀來看，他們與香港所感大體一致，面臨的也是強大的「全球化」趨同波浪下，如何保有「本土化」的根。例如非洲受惠於中國基建投資，但反對派也擔心中國進行「經濟殖民」；東南亞以至歐洲如法國，都接待着大批中國遊客，卻害怕本土文化不被尊重、房價被拉高，這與香港房地產開始吸引陸商投資、旅遊景點碰口碰面都是內地客，都以同一形式發生。

須強調的是，「全球在地化」是一個兼顧橫面和縱面的立體應對思維，但在今天的香港，似乎正欠缺了這種立體、周全的思路對策。香港近年落入「中國」與「本土」的論爭，但無疑傾向任何一邊，都只會成為純粹的消耗。「全球在地論壇」強調城市（而不是主權國家）在國際關係的核心角色，就是因為城市相對容易聯繫個體和海外，而毋須過渡涉及主權的政治考量。那種強調城際交流的綱領，才能作為「中國」與「本土」之間的游走地帶，例如論壇七大綱領中，就有一項「增加不同本土社區的政治能量，從而讓它們與其他本土社區及全球資源接軌」。這是「由下而外」（既非由上而下，亦不是由下而上）的實驗，透過城際間的交流整合，精英不必一定向上爬，也可以向外拓展。於是這繞過了「中國」與「本土」雙方都要完全說服、或完全排斥對方的消極困窘，反而積極地滋長一股香港獨特的、足以與亞洲以至全球互動的軟實力能量。香港從來不是意識形態橫行的地方，而是多元開放的國際都會，假如長期陷在無謂的論爭，就甚麼也不是了。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3月1日

延伸閱讀：習近平捷克行：「形勢大好」的背後
https://www.facebook.com/…/a.210677239306…/215134585527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