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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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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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和園是清朝的皇家行宮和大型皇家園林，位於中國北京市海淀區西北，占地290公頃（合4400畝）。頤和園修建於清朝乾隆年間（原名清漪園）、重建於光緒年間，曾屬於清朝北京西郊三山五園之一。頤和園素以人工建築與自然山水巧妙結合的造園手法著稱於世，是中國園林藝術頂峰時期的代表。1998年，頤和園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頤和園以萬壽山和昆明湖為主，昆明湖占頤和園總面積的四分之三。除了湖山，還有殿堂景區、耕織圖景區。重要建築集中在萬壽山南北中軸線上。萬壽山分為前山、後山兩部分，前山自東向西有養雲軒、無盡意軒、介壽堂、排雲殿、清華軒、寶雲閣、共一樓、聽鸝館、畫中游等知名景觀。後山南北中軸線為規模宏大的漢藏風格寺廟殿宇，包括四大部洲、須彌靈境、香岩宗印之閣等等，周圍點綴以數座小型山間園林，有蘇州街、寅輝城關、花承閣、賅春園、繪芳堂等建築。昆明湖中有三座島嶼，分別名為南湖島、藻鑒堂島、治鏡閣島。昆明湖由一條西堤將大湖一分為二，光緒時建立圍牆，修築起了東堤。
頤和園的主要區域可包括六個部分，分別是殿堂景區（是帝後料理朝政和住宿所在）、萬壽山景區、昆明湖景區、耕織圖景區（獨特的農牧色彩）、長廊景區和中軸景區（起於前山雲輝玉宇牌樓，止於後山慈福慧因牌樓）。作為一座知名園林博物館，擁有豐富制式的園林建築和景觀營造手法，涵蓋了中國傳統名著中的亭台樓閣，軒榭台堂。
東宮門：為頤和園的正門。門前有兩隻銅獅，是清漪園遺物。宮門前的雲龍石階是圓明園安佑宮遺物。門額上「頤和園」三字為光緒帝御筆親賜。宮門前有大廣場，南北兩側為朝房，前有大影壁。
仁壽殿：在頤和園東宮門內，是慈禧太后、光緒帝夏天住在頤和園中臨朝聽政，接受恭賀，以及接見王公大臣和外國使節的地方，這裡也曾經是光緒皇帝頒詔實行變法維新的地方。始建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命名為勤政殿，意為不忘勤理政務。咸豐十年（1860年）遭到英法聯軍焚毀，光緒十二年（1886年）慈禧太后重建時，改為現名，意為施仁政者長壽之意，是頤和園聽政區的主要建築。殿為東向，面闊九間，單檐卷棚歇山頂，兩側有南北配殿，前有銅麒麟、壽星石，以及銅龍銅鳳的雕像，排列在仁壽殿外。是皇帝，皇后在舉行朝會大典時會點燃檀香。在中國古代龍就是皇帝的象徵，鳳就是皇后的象徵。按照慣例是龍在上，鳳在下，但是自慈禧太后掌權之後，就將龍，鳳的位置給顛倒變成鳳在上，龍在下，藉此來顯示出慈禧太后的權威。殿外懸掛著「大圓寶鏡」的匾額，意為當政者的智慧如同大圓寶鏡一樣，能夠洞察一切。殿內則是高懸著「壽協仁符」的金字匾額，意為仁與壽君子兼而有之。正殿內設置慈禧太后，光緒帝召見王公大臣時的寶座，寶座是用上等的紫檀木雕刻而成，椅背上刻有九條金龍，寶座的旁邊設有掌扇，鼎爐，鶴燈。東為仁壽門。殿北有水井「延年井」，殿後為巨大的獅子林假山，仿蘇州獅子林，堆山所用的劍石、石筍為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後假山遺物。
玉瀾堂：在仁壽殿西，始建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咸豐十年（1860年），光緒十八年（1892年）重建，成為皇帝在頤和園中處理政務和居住的地方。正殿即玉瀾堂，堂名是取自晉代詩人陸機的詩句「玉泉甬微瀾」當中的「玉」和「瀾」二字合併而成。內設有御案寶座。原為一四通八達的穿牆殿，光緒皇帝曾經被慈禧太后囚禁於此，因此殿北的後門用磚牆砌死。前院東配殿名霞芬室，西配殿為藕香榭，兩殿的門內亦可見圈禁光緒帝的圍牆，是一處重要的歷史遺蹟。正殿地磚上原有坑窪洞痕，為光緒帝被囚禁時用手杖擊地發泄而成。玉瀾堂西側另有夕佳樓，樓西為鄰水過道，蜿蜒曲折，稱為「九道灣」。
宜芸館：在玉瀾堂北面，乾隆時是藏書之所，光緒年間改建為光緒皇帝的皇后隆裕的居所。院門為垂花門，稱宜芸門，門內側牆壁上有10塊石刻，是乾隆帝摹寫的名家法帖，原藏於惠山園內，重建時移此。正殿為宜芸館，東配房稱道存齋，西配房稱近西軒，均沿用乾隆時舊名。戊戌政變後，玉瀾堂與宜芸館之間的通道也被磚牆切斷。宜芸館北門有飛閣復道通至德和園戲台。
德和園大戲樓：頤和園中看戲的地方，原為乾隆時期的怡春堂。樓高21米，三層，結構與圓明園同樂園清音閣和避暑山莊清音閣相同（與紫禁城暢音閣不同的地方在於其外形是卷棚頂，且覆灰瓦），是清朝最大的戲樓之一，三層舞台間有天地井相通，南部有兩層的扮戲樓，北部為看戲用的頤樂殿。德和園之東為「東八所」（壽膳房、壽茶房、壽藥房）、養花廠和武備院等服務性院落，現被隔出頤和園，改為頤和安縵酒店。
樂壽堂：是慈禧太后在頤和園中居住的地方，始建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咸豐十年（1860年）遭到英法聯軍燒毀，光緒十三年（1887年）重建。門外有水木自親碼頭，有牌坊，是清宮中最早安裝電燈的地方之一。院子分為三路，中路樂壽堂為慈禧太后的居所，中部為起居空間，裡面設有用上等木材紫檀木雕刻而成的「御案寶座」後面放著十五折的玻璃屏風，兩側設有羽毛掌扇，羽毛掌扇不但裝飾精美，也可以顯示出慈禧太后的威儀。西間為寢宮，東間為更衣室。堂前陳列銅鹿、銅鶴、寶瓶，取「六合太平」諧音。寢宮內的文物有用珍珠、瑪瑙、翡翠製成的花籃，用金銀和各種寶石鑲嵌的四季花卉壁畫等。樂壽堂前有明代米萬鍾遺留的「青芝岫」巨石，院中栽培玉蘭、海棠、牡丹，取「玉堂富貴」之意。後院原有乾隆時期遺留之古玉蘭樹，2005年枯死移除。東跨院後半部稱「永壽堂」，為太監總管李蓮英住所。西跨院北部有假山，以及坐落於山上的扇面殿「揚仁風」。揚仁風院落西南角即長廊入口。
長廊：東起樂壽堂西院，西至石丈亭。長廊長達728米，共273間，其間點綴以留佳、寄瀾、秋水、清遙四座亭子，以及魚藻軒、對鷗舫兩座對稱的點景建築。長廊背山面水，平面呈展翅蝙蝠形狀（取福字諧音），不僅把各處景點有機地串聯起來，本身也是頤和園中一處最有名的景觀，長廊上有西遊記、三國演義、紅樓夢、西湖風景、二十四孝、中國古代詩歌和神話故事（如張敞畫眉、牛郎織女、張良納履等）、山水花鳥等圖畫，共計一萬七千餘幅。
排雲殿：在萬壽山前山中部的建築中軸線上，原址為大報恩延壽寺，1892年重修，是慈禧太后做壽時接受賀拜、舉行慶典的地方。「排雲」二字出自晉朝人郭璞「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台」的詩句。排雲殿正門為排雲門，門前有雲輝玉宇牌坊，兩側有十二屬相石。排雲門和二宮門之間有方形的蓮池，池上架金水橋，兩門內分別有紫霄、玉華、芳輝、雲錦四座配殿。排雲殿正殿為頤和園內等級最高的建築，建在九級漢白玉台基上，七間五進，重檐歇山頂，黃琉璃瓦，左右兩側有耳殿，各殿之間有復道相連，橫列共計二十一間。排雲殿之後為德輝殿，再後為高42米的石砌高台，沿台前八字樓梯「朝真磴」可向上通往佛香閣。排雲殿東為介壽堂，西為清華軒，清朝時均為命婦退居之所，現被頤和園作為別墅出租，不對遊人開放。介壽堂內有連理柏和紫玉蘭各一株，頗為名貴。
佛香閣：位於萬壽山前山正中位置，為鐵力木修建的八角形三層樓閣，高41米，上覆綠剪邊黃琉璃瓦，是頤和園內體量最大的建築。閣內供奉接引佛，每月朔望，慈禧太后在此燒香禮佛。佛香閣原為九層佛塔延壽塔，修築到第八層時乾隆帝下令拆毀，仿武昌黃鶴樓改建閣樓。
智慧海：位於萬壽山山巔，為無梁佛殿，全部為五色琉璃磚砌成，色彩絢麗，圖案精美，壁面嵌有1000多尊佛像。外牆下半部琉璃磚上的佛像頭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悉數鑿毀。殿內觀音像為乾隆時所造。殿前有琉璃牌坊，其上石額構成「眾香界」、「祗樹林」、「智慧海」、「吉祥雲」四句偈語。
萬壽山昆明湖碑：在排雲殿之東，碑上有乾隆御書「萬壽山昆明湖」六字，碑後是乾隆所撰《昆明湖記》，講述修建清漪園的理由。碑左右各有一座亭子，亭內有「轉輪藏」木塔，塔中有軸，推之使其轉動。此處仿杭州法雲寺藏經閣而建，不對遊客開放。
寶雲閣：在排雲殿之西。又稱「銅亭」。建於乾隆20年（1755年），高7.55米，重41.4萬斤，蟹青冷古銅色仿木結構，樑柱、椽瓦、斗拱、門窗、對聯全部用銅鑄成。門窗原被八國聯軍掠走，在1980年代由海外華人購得，捐給頤和園。
石舫：清晏舫，原名石舫。是一半入水的兩層石舫，長96米，上原有中式艙樓，1860年被焚，光緒重建時改為木製仿西洋大理石艙樓，並在石舫兩側加造明輪。石舫西北為小島，島上原有西所買賣街，兩岸仿揚州瘦西湖景色。
聽鸝館：在萬壽山前山西部。內有兩層戲樓一座，在修建德和園大戲樓前，這裡是慈禧太后聽戲的主要場所。館內古柏參天，館外有杏樹和翠竹。聽鸝館現為聽鸝館飯莊，經營仿清宮廷菜餚，內設貴壽廳、福壽廳、壽膳廳等十個餐廳。
畫中游：在萬壽山西部，依山而建，中為八角形兩層樓閣，東西為兩樓兩亭，東樓名「借秋」，西樓名「愛山」。各建築間有爬山遊廊和石洞相通，錯綜複雜，猶如迷宮。站在亭上四周環顧，有置身於畫中之感。
前山東部：有景福閣、自在莊、含新亭、養雲軒、意遲雲在、千峰彩翠、無盡意軒、寫秋軒、國花台等點景建築。無盡意軒和自在莊清朝為命婦退息之所。景福閣為慈禧太后觀賞雨景、月景之地。
前山西部：有邵窩殿、雲松巢、湖山真意、山色湖光共一樓、石丈亭等點景建築。邵窩殿之名取南北朝時宋朝邵康「安樂窩」典故，雲松巢取李白「吾將此地巢雲松」詩句，兩殿現均為頤和園工作人員休息處。
長廊西端，石丈亭北有一組院落，稱「西四廳」，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太后移居頤和園時將珍妃囚禁於此。西四廳西北有貝闕，又稱宿雲檐，乾隆時是清漪園的西門，上供關帝銀像。貝闕向北有並列的石橋兩座，東橋低平，西橋為拱橋。清漪園時期園牆從兩橋中間穿過，西橋在園外，東橋在園內。
後山
蘇州街：又稱買賣街。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年），乾隆帝下江南，到蘇州遊歷唐代白居易修建的七里山塘，回京後在頤和園後湖仿照七里山塘的模樣修建了蘇州街。1860年被英法聯軍焚毀，光緒時期重建頤和園時未修復，1988年復建。
諧趣園：位於頤和園東北角。此園是乾隆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下江南時，看了無錫惠山腳下的寄暢園，仿其意而建，自然保有江南園林之美。諧趣園原名惠山園，1811年曾經改建並改為現名，為萬壽山東麓的園中園。這座園有「到門唯見水，入室盡疑舟」之美譽。園內水多橋多，最著名的橋是知魚橋。此橋橋身低平，貼近水面，能讓遊客觀賞魚群在水中來回穿行。橋坊上有乾隆皇帝命題的詩句。諧趣園的北部是正殿涵遠堂，此堂原為慈禧太后在此水池釣魚時休息之用，殿內裝飾精美雅緻，在頤和園里可說是上乘之作。另外，環繞水池的遊廊是一條景色多變的的遊覽路線，隨著每一轉折，必有新的景色出現在眼前。
四大部洲：位於後山中部中軸線上，仿照西藏扎囊縣的著名古寺桑耶寺，為漢藏風格的宗教建築群，居中為漢式建築香嚴宗印之閣，內供藥師、如來、阿彌陀三尊佛像，香嚴宗印之閣四周環繞藏式的四大部洲殿、八小部洲殿、日殿、月殿、四色塔。承德避暑山莊外八廟中的普寧寺布局與此相似。香嚴宗印之閣下原為須彌靈境殿，1860年被焚毀，未修復。須彌靈境殿前為松堂，是一座長方形廣場。
花承閣琉璃塔：位於後山東部，原為半圓形高台建築，1860年被焚毀，現存琉璃塔一座，太湖石及漢白玉浮雕海獸台基一座，以及柱礎、石階遺蹟。琉璃塔下部的佛像頭部被紅衛兵鑿除。
賅春園遺址：位於後山西部，為乾隆時修建的一處小型園林，園內最大建築為清可軒，是乾隆帝的書房，依崖而建，以石崖為其南牆。西隔桃花溝為丁香院，院南山崖上有香雲窟石洞，洞內有乾隆題詩和石座，洞西有十八羅漢摩崖石刻。賅春園1860年被焚毀，僅存園門一座，但台階、殿基和部分圍牆保存完好。
綺望軒遺址：位於後山西部山腳下，後湖旁。為乾隆時修建的一處小型園林，構造巧妙，地面隱蔽處有山洞，向下可直通湖邊石岸碼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