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員工資低：海瑞買不起房 帶著老母親租住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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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開周
　　　　
很遺憾沒生在明朝，因為明朝房價是很低的。不信您看《金瓶梅》，西門慶的朋友常峙節買房，「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當時一個姓溫的秀才給西門慶當師爺，包吃包住，逢年過節發紅包，每月還能拿到三兩銀子的工資。假設這個溫秀才不亂花錢的話，攢一年工資，就夠買一幢兩層小樓了。

《金瓶梅》是小說，說服力不是很強，我們找說服力強的例子：崇禎五年，安徽省休寧縣居民金運出售雙層樓房一幢，上下五間，佔地一分，賣價30兩銀子（《中國歷代契約會編考釋》第972頁）。崇禎十三年，北京市崇文門大街居民傅尚志出售四合院一座，五間房，帶門面，一分為二，賣給兩個買主，總共要價56兩銀子（《中國歷代契約會編考釋》第996-998頁）。由此可見，至少在崇禎年間，只需要花幾十兩銀子就能買一幢小樓或者一處小型四合院。
　　
其實整個明朝房價都不高。以成化年間為例，跟朱元璋有血緣關係的親王、郡王和奉國將軍們，都能享受到免費分房的福利，如果國家沒有房子可分，就直接撥給他們買房的錢。撥多少，有定例：親王應該住超級豪宅，撥給他上千兩；郡王應該住豪宅，撥給他幾百兩；那些縣主、縣君、中尉、鄉君之流，跟皇帝的血緣關係七彎八繞越來越遠，只能住一般的房，每人撥給幾十兩，即便如此，皇親國戚所購住房的最低標準肯定在小康以上。換句話說，砸幾十兩銀子出去，絕對夠當時一戶普通家庭解決住房問題。
　　
幾十兩銀子是多少錢呢？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分析，一是物價，二是收入。
　　
明朝中後期的物價，除了李自成起義那些年，相對穩定，像大米，從嘉靖初年到崇禎初年，零售價一直穩定每石0.5兩上下。那時候，一石大米重80公斤，現在售價400元左右，由此估算，當時一兩銀子的購買力相當於人民幣800元，幾十兩銀子也就是幾萬塊錢。
　　
在整個明朝，勞動力都不值錢，清官海瑞在江南做官時，僱傭民工興修水利，努力往高裡發工資，每人每天也不過0.02兩銀子，月薪只有0.6兩；萬曆時北京地區工價高一些，「每日每人工食銀五分」，日薪0.05兩，月薪是1.5兩。所以可以這樣說：明朝體力勞動者月薪在1兩左右。那麼幾十兩銀子也就是一個普通工人幾年的薪水。
　　
現在可以得出一個小結論：在明朝買一套普通戶型的房產，只需要幾萬塊錢存款，或者一個普通工人幾年的收入。
　　
奇怪的是，明朝房價雖然如此之低，那個著名的清官海瑞還是花了很長時間才買上房子。
　　
我讀過海瑞年譜，此人41歲當縣教育局副局長（南平教諭），46歲當縣長（淳安知縣），52歲進財政部當副處長（戶部雲南司主事），57歲當監察部副部長（右僉都御史）兼江蘇省省長（應天巡撫），到58歲那年提前退休，才去海南老家買了一套房子。
　　
在買房之前，海瑞沒有分過任何一套福利房，更沒有動用職權強佔或者低價購買過任何一套經濟適用房。當地方官的時候，他帶著老母親住機關大院；進京工作之後，他帶著老母親租住民房。他一生當中，只買過這一次房。這可以解釋為物慾不強、容易知足，可他為什麼還買得那麼晚呢？早買幾年，讓老母親早一天住在裡面，多享幾天福豈不更好？照我看，不是海瑞作秀，是他早先根本買不起。
　　
他買不起房，原因有三：
　　
一、明朝官員工資低。
　　
譬如海瑞當縣長那會兒，年薪只有60石老白米，完了還要打折，本來該發新米的，發成黴米；本來該發糧食的，發成布匹；本來該足額發放的，打七折。這在明朝叫做「折色」，是各級公務員領工資時都要面對的變態現象。我們退一步，假定朝廷優待海瑞，對其工資不予「折色」，一年無非也就這60石大米，全部賣成錢，撐死了30兩銀子，夠買房嗎？有困難，因為海瑞不可能一年到頭不花錢。
　　
二、海瑞一家開支大。
　　
海瑞是清官，貨真價實，無可挑剔，但清官未必不納妾。他一生中，結過3次婚，納過3回妾，大小老婆加一塊兒至少6個，有過兩個兒子和3個女兒，再加一個非常長壽非常抗折騰的老母親，另外還有丫鬟僕人若干，掰指頭數一數，至少也有十幾口人。這一大家子，全指海瑞一個人的工資，能不欠債就不錯了，攢錢是絕對攢不住的。
　　
三、最關鍵的原因，海瑞不貪污。
　　
跟海瑞同時代的官員，工資比他低、開銷比他大的人有很多，但是，偏偏人家能攢住錢，能早早買上房，能錦衣玉食醉生夢死。為何？他們貪，海瑞不貪。
　　
舉個典型的貪官例子：嚴嵩。他是內閣首輔，一品大員，烏紗帽比海瑞大，工資比海瑞高，不過再高也高不到哪兒去，按照明朝的工資制度，他一年最多能領到1044石的薪水。即使不「折色」，也就8萬多公斤大米，折成人民幣不過40萬元。嚴嵩秉政20年，假設他不花一分錢，拿到工資就存起來，才有多少？無論如何不會上千萬吧？可是嘉靖四十一年江西巡按奉旨查抄嚴嵩家產，搜出了價值222萬兩銀子的財產，折合人民幣大約18個億！這還不算完，他僅在江西一省就有36處別墅！他們嚴家名下居然擁有房屋6600間、土地27000畝！
　　
跟海瑞同時代的另一位權臣、後來被歌頌為「鐵血宰相」的改革家張居正，年薪與嚴嵩等同，在職時攫取的非法收入也不在少數。萬曆十年朝廷派人抄他的家，搜出了金銀珍寶不計其數，據說，當時查抄家產的太監給張居正位於北京的住房估了估價，認為能賣到10670兩。按購買力計算，至少折合8000萬人民幣；如果從收入角度分析，當時一個賣力氣掙飯吃的農民工永遠不休息地乾下去，需要攢上900年工資，才能買起張居正的豪宅。
　　
但是要買海瑞的房子，就容易多了——海瑞58歲那年從省長任上提前退休然後去海南買房，總共花了120兩銀子。就當時普通戶型的房價而言，也算得上是好房子，讓一個農民工去買，不吃不喝只需要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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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盜王直之死：坐小轎子上刑場 罪名竟是叛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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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

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設了法場。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僅沒有慣常死囚那種被嚴刑拷打後的行走艱難，而且居然還是用小轎子抬到刑場上的。轎子來到了法場，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臨刑之前，他希望能與兒子再見一面。衙役們將他的兒子帶到面前，父子兩人抱頭而哭，死囚將一支金簪交給兒子，嘆息道：「沒想到要死在這裡了！」說完伸頸受刃。

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淨海王」、橫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領王直。

鋼刀橫空，碧血四濺，一個時代在這道駭人的刀光中終結——那就是王直已經建立的海洋帝國。

誘殺陷阱

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王直，還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棄義能力。在複雜的官場鬥爭面前，胡宗憲只好拿王直作為投名狀來洗刷自己……

王直人頭落地的不遠處，總督衙門內，作為抗倭前線的最高領導人，總督胡宗憲很清楚，處決王直只能令「倭患」更為惡化。在王直被監禁的兩年內，胡宗憲竭盡全力向中央上書，希望能免王直一死，並放寬海禁，從根本上解決「倭患」。但在殘酷的官場鬥爭中，他的建議很快被政敵們當做把柄。有關他收受了王直巨額賄賂的傳言開始可怕地流傳，令胡宗憲這位麾下擁有戚繼光、俞大猷等良將的統帥，也望而卻步。在一個崇尚空談、爾虞我詐的體制中，一個實幹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韜光養晦、夾緊尾巴。

令總督胡宗憲畏懼於人言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與這位「海賊王」王直居然是老鄉。胡宗憲是績溪人，王直是歙縣人，都屬於徽州。這種老鄉關係令胡宗憲贏得了王直的信任，得以實現「誘捕」王直的「壯舉」，「老鄉騙老鄉」也依然是「兩眼淚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歲的胡宗憲被任命為浙江巡按監察御史，一個正七品的小幹部。而當時，他的老鄉王直，已經在東海之上稱王兩年，自號「淨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戶港為基地，部眾數十萬，戰船無數，控制三十六島的「島夷」，勢力遍及日本及東南亞，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及「倭寇」的總後台。

當時，浙江官場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之外，朝廷還派來了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督察沿海軍務。趙文華是嚴嵩的義子，背景深，關係硬，他與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關係都不好，工作能力本來就很強的胡宗憲因緣際會，就成了趙文華的親信。

在趙文華的保駕護航下，胡宗憲官符如火，不久就被破格提拔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接替巡撫差使。隨後，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接任總督，從一個中央機關下派的小幹部，一躍而為肩負抗倭重擔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對抗倭的僵局，胡宗憲祭出了在山東任職時的「剿撫兼用」手段，在用軍事力量進行攻擊之外，開始運用「外交」手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他清晰地認識到，「首倭而作亂者，徽人王直也」，「其餘皆鼠輩，毋足慮。」「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

他派遣了蔣洲、陳可願兩人到日本「宣諭」，向王直傳遞自己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兒已經從金華的監獄中釋放，安置在杭州，生活過得十分不錯；王直如果能夠回到偉大祖國，則可以保證他的生命安全。

經過兩年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餘名「驍勇之倭」，乘戰船來到了岑港（舟山群島）。

經再三的猶豫、尤其是官方答應派出指揮夏正作為人質之後，他決定接受胡宗憲的邀請，上岸談判，此時已經是十一月。這位「徽王」率兩名助手葉宗滿、王汝賢離船上岸，受到胡宗憲的熱烈歡迎，勁敵兼老鄉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儼然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憲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設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為榮。」

但此時，胡宗憲的政敵、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橫插一槓。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堅持下，王直被捕入獄，關押在按察司獄。

胡宗憲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撫們與中央特派員之間的矛盾。如今，作為方面大員，他自己也陷於這種權力鬥爭遊戲，只能徒喚無奈。胡宗憲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憲上疏請求皇帝赦免，但「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王本固甚至上書彈劾胡宗憲，而京城已經開始傳言，說胡宗憲收了王直集團的高達數十萬兩白銀的巨額賄賂。眾口鑠金之下，胡宗憲「大懼」，只好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

王直雖然入獄，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為王直報仇的名義下，他們開始四處出擊。明帝國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繼續監禁王直，並不釋放，另一方面則給予其特殊禮遇，形同軟禁。

如此拖延了兩年之久，中央才最後下決心處決王直，罪名卻不是海盜，而是「叛國」，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判決書中，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儘管王直並非聽命於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聽命於他。

令後人唏噓的是，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明疏》，認為自己只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蹟之外，還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上策。

第一桶金

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王直出生年月，但據胡宗憲的幕僚謝顧日後在回憶錄中說，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

根據謝顧的記載，王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

徽州之地相當貧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卻又十分注重教育，民眾多以經商謀生，成為徽商的大本營。

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許多老鄉一樣，南下廣東，尋找商機。他們選擇了越洋貿易，向日本等國販運貨物，當然，在嚴厲的海禁之下，這種貿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為，「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資。」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來自對日貿易。

此時，中日貿易基本停頓。明朝立國後，倭寇肆虐，並大有與反朱元璋勢力聯合之勢。在胡惟庸謀反案中，發現了寧波衛指揮林賢「通倭案」，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並由此導致明朝的全面「禁海」。

日本當時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統治者被朱元璋冊封為「日本國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將軍足利義滿出兵征服了南朝，於1401年，派使節前往明朝要求冊封。期間，明朝發生「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舉兵反叛，並奪取政權，改元永樂，這就是明成祖。朱棣隨後再度派遣使節東渡日本，冊封了足利義滿。

朱棣冊封日本國王後，日本正式納入明朝的朝貢體系。日本從禮部領取「勘合」憑證，才能前來貿易，史稱「勘合貿易」。日本的勘合貿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港，朝貢使團到達後，可以上岸交易，並等候進京許可。進京許可獲批後，使團便攜帶國書、貢物及自己私下攜帶的貨物，在中國官員護送下前往北京，統一入住會同館。使團的首要任務就是遞交國書、呈送貢物、領取賞賜，然後就可以將自己攜帶的物品出售，不過先必須由中國政府機關挑選收購，餘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但是，足利義滿死後，接班的兒子足利義持認為朝貢「有辱」日本國體，於永樂六年（1411）停貢，直到20年後（1432年）的宣德八年，足利義持的兒子足利義教即位才恢復。而在這20年間，倭亂反彈，倭寇入侵多達17次，可見中日貿易的重要性。

日本爭貢

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徹底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後，大內氏迅速崛起，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頒發的「勘合符」，而它的對頭細川氏則手持老皇帝弘治頒發的舊的「勘合符」。

嘉靖二年（1523），這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寧波，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晚到3天。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雙方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

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燬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燬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居然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被其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

這場風波之後5年（1527），根據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明帝國重申對日本朝貢的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否則「皆阻回」。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

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只能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

不久後，給事中夏言（後來官居內閣首輔大臣）上奏建議撤銷浙江市舶司，朝廷接受，這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而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從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首次朝貢，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日本大內氏政權被滅，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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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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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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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鎮曾名烏墩和青墩，具有六千餘年悠久歷史，是全國二十個黃金周預報景點及江南六大古鎮之一，同時烏鎮是”中國最後的枕水人家“。隸屬浙江省嘉興市桐鄉，西臨湖州市，北界江蘇蘇州市吳江區，為二省三市交界之處。烏鎮原以市河為界，分為烏青二鎮，河西為烏鎮，屬湖州府烏程縣；河東為青鎮，屬嘉興府桐鄉縣。解放後，市河以西的烏鎮劃歸桐鄉縣，才統稱烏鎮。全鎮轄13個社區居委會和18個行政村。陸上交通有縣級公路姚震線貫穿鎮區，經姚震公路可與省道鹽湖公路、國道320公路、318公路、滬杭高速公路（申嘉湖高速）相銜接。烏鎮距桐鄉市區13公里，距周圍嘉興、湖州、吳江三市分別為27公里、45公里和60公里，距杭州、蘇州均為80公里，距離上海有140公里。烏鎮是典型的江南地區漢族水鄉古鎮，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之稱。1991年被評為浙江省歷史文化名城，1999年開始古鎮保護和旅遊開發工程。 2001年，烏鎮保護開發東柵工程東柵景區正式對外開放，一期景區面積約0.46平方公里，保護建築面積近6萬平方米，是中國著名的古鎮旅遊勝地。景區游程達2公里，由東柵老街、觀前街、河邊水閣、廊棚組成，工程全部完工後，東柵景區占地面積約為0.9平方公里，設有十多個景點。西柵位於烏鎮西大街，毗鄰古老的京杭大運河，並有公路直通江蘇、蘇州和桐鄉市區，交通十分便利，與東柵以旅遊觀光為主題不同，西柵打造的是商務旅遊、休閒度假為主。西柵景區占地3.4平方公里，縱橫交叉河道9000多米，需坐渡船出入，有古橋72座，河道密度和石橋數均為全國古鎮之最，景區內保存有精美的明清建築25萬平方米，橫貫景區東西的西柵老街長度達1.8公里，兩岸臨河水閣綿延1.8公里餘。景區北部區域則是五萬多平方米的天然濕地。
寒山寺，位於江蘇省蘇州市城西閶門外5公里的楓橋鎮，座東朝西，門對古運河。寒山寺相傳始建於六朝時期的梁武帝天監年間（502年-519年），初名「妙利普明塔院」，唐貞觀年間，傳說當時的名僧寒山和拾得從天台山來此作住持，遂改名寒山寺。寒山寺因唐朝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而聞名中外。宋朝太平興國初年，節度使孫承祐建七層浮屠。嘉祐中改「普明禪院」。紹興四年僧法遷重建。明朝洪武、永樂、嘉靖、萬曆各帝都重修寒山寺。嘉靖年間，僧本寂鑄大銅鐘和鐘樓。清道光年間，寒山寺發生全寺僧侶香客140多人為方丈祝壽時誤食毒菇死亡的意外，以至香火一度中斷，直到數年後方得重建。近年，各地遊客，特別是日本、韓國遊客經常專程在新曆元旦、舊曆除夕到寒山寺聽新年鐘聲。同時，一些媒體也通過直播新年鐘聲給予了關注。據日本帝寶博物館（今東京國立博物館）館長股野琢在1908年記載於《葦杭遊記》的說法，寒山寺的唐鐘疑似在八國聯軍時被匪徒掠奪，被日本人大隈伯輾轉賣到日本，後遭富山縣某不識貨的寺院熔鑄新鐘。1905年江蘇巡撫陳夔龍向日方索討，調查後發現無鐘可還的日方只好含糊其詞，於翌年鑄新鐘相抵。寒山寺現有兩口百年老鐘， 一為陳夔龍主導製造的大鐘，另一為1906年日本製造的殿鐘，鐫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銘文。2007年，寒山寺設置了在武漢鑄造的一口108噸新銅鐘，銅鐘高8.5米，口徑5.2米，鐘面鐫「古寒山寺」四個大字和《妙法蓮華經》經文。另有鐘樓，目前開放給參觀民眾體驗昔日夜半鐘聲到客船的惆悵悽涼之感。因其寺的聞名，甚至在中日戰爭當時，李香蘭在自己出演的「支那之夜」裡的歌曲「蘇州夜曲」中的歌詞「鐘が鳴ります／寒山寺（響起的鐘聲迴盪著／寒山寺）」亦有提及。

六榕寺位於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的六榕路，為一座佛教寺廟，至今已有1460多年歷史，內有六榕花塔，廣州四大叢林（六榕、光孝、華林、海幢）之一，六榕寺為廣州佛教聖地，亦為廣州旅遊景點及名勝古蹟之一。大門上有一副對聯「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無樹記東坡」，為民國初年順德文人岑學侶撰寫，聯中「博士」指的是王勃，「東坡」指的是蘇軾，以紀念他們對六榕寺的貢獻。南北朝時期，梁武帝蕭衍派他的母舅沙門曇裕大智法師到真臘（今柬埔寨）求得佛舍利帶回廣州後，便命令廣州刺史蕭譽建造了這座寺和塔，當時分別稱寶莊嚴寺和舍利塔。相傳唐上元二年（675年），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來到廣州，應寶莊嚴寺主持之邀，揮毫寫下了《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記》。到唐朝高宗時重修。五代南漢時改為長壽寺，每逢上元節、中秋節，人們都蜂擁到寺裡，點燈祈求豐年。到宋太宗時再重修，改名淨慧寺。後毀於火災，塔亦被毀。宋哲宗年間，廣州人林修，在原塔基下重建千佛塔，並將佛舍利埋於塔下。北宋元符三年（1110年），蘇軾被貶嶺南時，從海南北歸，路經廣州，時淨慧寺僧人慕東坡之名，力邀其為寺題字。蘇東坡見寺內有六棵枝葉繁盛的古榕，便欣然提筆寫下「六榕」二字，字為楷體，遒麗奇雅，厚重雍容。明成祖永樂九年（1411年）改名為六榕寺。蘇軾所題匾額，今天仍高懸於寺門上。，廣州人俗稱千佛塔為花塔，塔基是用花崗岩石砌築的九井環基，塔頂有元代至正十八年(1358年)鑄造的千佛大銅柱，連上面的九霄盤、寶珠及下垂的鐵練總重達5000公斤。六榕塔是仿樓閣式的穿壁繞平座結構的磚木塔，塔高57.6米，是嶺南地區現存最高的宋代古塔。從北宋重修到現在已有900年的歷史，中間又經過多次重修，直到明朝嘉靖二十八年由住持德隱進行了一次大修，花塔的面貌，基本上與今天一樣。清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寺塔修葺，主體仍照宋代舊貌。巡撫張兆棟見到蘇東坡墨寶，甚覺可貴，就拓“六榕”之字制匾懸於寺前，正式改淨慧寺為六榕寺並沿襲至今。修葺六榕寺時，各層琉璃瓦簷改為清代樣式，塔內朱欄碧瓦，丹柱粉牆，遙望猶如沖霄花柱。元宵、中秋之夜，民眾懸花燈塔上，絢麗異常，故六榕塔又稱“花塔”。史載，至1913年時，六榕寺內的六株榕樹尚存2株。為紀念蘇東坡，時任六榕寺主持鐵禪和尚辟院內六祖堂前補植榕樹4株，並築建了一座亭子名為“補榕亭”。六榕寺位於廣州老城區中心一方淨土，古老的榕樹帶有特有的意境，實屬美景。在榕樹下，有一尊白色玉石所鑄的蘇東坡塑像。蘇東坡站在刻有“六榕”二字的褐紅石基上，目光炯炯，手持木杖，腳踏木屐，背掛竹笠，衣袂飄然。這就是那個歷經艱辛而依然保有詩意人生態度的蘇東坡。近千年過去，六榕寺歷經風雨，曾幾度被毀，而今猶在，蘇東坡的題字還在，流芳千古。六榕寺還留有“初唐四傑”王勃所寫的《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這是中國文學史上至今已知篇幅最長、內容包羅最廣的寶塔銘文，足足有3000餘字。

嶽麓書院為中國古代著名四大書院之一，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山東側，緊鄰湘江。始建於北宋開寶九年（西元976年），歷經宋、元、明、清時勢變遷，迨及晚清(1903年)改制為湖南高等學堂，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 。至今仍為湖南大學下屬的辦學機構，歷史已逾千年，是世所罕見的“千年學府”。嶽麓書院原匾為北宋皇帝宋真親賜。二門匾額 “名山壇席”反映的是南嶽衡山。四大書院中，嶽麓是目前國內惟一還在招收學生的古代書院。嶽麓書院古建築群分為教學、藏書、祭祀、園林、紀念五大建築格局。書院占地面積25000平方米，現存建築大部分為明清遺物，主體建築有大門、二門、講堂、半學齋、教學齋、百泉軒、御書樓、湘水校經堂、文廟等，各部分互相連接，完整地展現了中國古代建築氣勢恢宏的壯闊景象。文廟兩側的廊屋現在是書院在讀研究生們的教室。除建築文物外，嶽麓書院還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聞名於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書“嶽麓書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學達性天”、“道南正脈”、清刻朱熹“忠孝廉潔碑”、歐陽正煥“整齊嚴肅碑”、王文清“嶽麓書院學規碑”等等。
嶽麓山位於湖南省長沙市的湘江西岸，最高峰雲麓峰，又名靈麓峰。海拔300.8米，是南嶽衡山之72峰之一， 1975年闢為嶽麓山公園，與長沙城區融為一體，2002年5月17日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景區內有嶽麓書院、愛晚亭、麓山寺、雲麓宮、新民主學會景點等。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很多著名人物葬於山上。歷代留下的文化遺蹟文化遺蹟以晉初麓山寺、隋舍利塔、唐李邕麓山寺碑、宋嶽麓書院、禹王碑、明雲麓宮、清愛晚亭最為著名。山下形成了湖南最重要的文化教育區。湖南第一師範學院簡稱第一師範，是一所全日制師範類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前身為南宋的城南書院，由張浚、張栻父子建於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盛極一時。隨著南宋崩潰，書院在元代期間廢棄，改建為僧寺。明朝期間又經歷幾次興廢。清朝光緒29年（1903年），建立湖南師範館，為解決廢科舉、興學校的師資問題，經由湖南巡撫趙爾巽批准設立；同年2月17日正式開學，學制一年；王先謙任第一任館長。入學對象為30歲以下鄉試落選舉子，學制一年，成績及格者發給文憑，准予擔任中、小學堂教員；共設有倫理、經學、算學、中外史學、中外輿地、文學、理化學、英文、圖畫、體操等10多門課程。1914年3月，湖南公立第一師範學校與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建於1913年）合併為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此期間主要仿效日本的普通中學與師範學校分立雙軌制，1926年秋季，改為美國式單軌制綜合中學，學校併入湖南省立高級中學，成為湖南省立高級中學教育科。1927年因馬日事變而停辦，於1928年春複課，改為湖南省立高級中學師範科。1949年，更名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1972年被評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76年，批准按照建校初期原貌復建。2000年，學校升格為專科學校，名稱仍為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2008年，升格為本科院校，更名湖南第一師範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