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開始的疫情，至今仍然還在繼續延燒，我們已經看到各種從公共衛生、國際安全、身體健康、生物科技、公平正義等面向的反思與討論。在台灣，疫情開始前的十年左右，關於東南亞移工以及新移民在台灣的討論就開始逐漸收到重視，不過，當更為緊迫的疫情危機逼進的時候，原本邊緣的話題就很容易被再次邊緣化。今天小編要分享的貼文是關注台灣東南亞移工與新移民在面對台灣疫情時的一些處境，也很有趣的是來自一個實驗劇場的對話。劇場的形式設定為電視媒體上的talk show，透過參與者的反思性分享，對主流媒體的論述做出一些思考，同時也進一步凸顯出東南亞移工與新移民在疫情下的處境長期被主流媒體忽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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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齣名為《單向封鎖》的舞台劇，以COVID-19疫情為背景、以電視談話節目為形式的舞台劇。加上我，一共5位素人演員，都是在場上「演」自己，然後以來賓的身分出現在這場電視談話節目裡，對疫情發表議論。

不過，我雖然上過幾次電視談話性節目，但是和其他素人演員都並不是真的所謂名嘴（除了溫朗東之外）。我很懷疑，真的有人會來花錢看我們自嗨演自己嗎？搞不懂這個劇團在想什麼，也許這就是他們名叫「狂想劇場」的原因吧。

我代表的是東南亞移民工族群，之所以有機會加入演出，我想，是因為屬於社會上的邊緣族群的舞台劇工作者，注意到同樣邊緣而且更弱勢的東南亞移民工吧！正所謂弱弱相挺，邊緣人和邊緣人相互取暖。很好很好。

轉眼，演出已經結束足足一年，覺得這齣戲的運氣還真不錯呀！在兩波疫情之間上演，時機太好。而且，2021年台灣真正嘗到了一些疫情的苦頭（雖然比起很多國家，台灣的疫情還是輕微得不得了），所以朝野各個政黨，以及不同政治傾向、顧慮不同面向的民眾，彼此之間的責難歸咎也更情緒化。如果這個節骨眼上針對疫情發表意見，肯定更難理性討論。

對於疫情，我個人比較想深入了解的，是人們在災難之下的反應。除了一定會出現的驚恐慌亂、趨吉避凶、明哲保身，以及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與溫暖故事之外，有沒有一些應對新形勢的新形式？我對於新的形式、做法，始終有高度好奇。

也許「紀錄劇場」就是劇場圈裡的新形式。雖然經過這次淺淺的參與，讓我覺得「紀錄劇場」難以呈現戲劇感、沒有補助就難以走下去。不過，我當然還是願意在能力範圍內，支持例如「紀錄劇場」這種跳脫規則、試圖闖出一片新天地的新形式。

（討論東南亞移工在台灣疫情的處境，請見文章連結的附錄）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78/article/11318

（失敗者回憶錄0802）
復活

大約1959年，我寫了一篇書評《「復活」與托爾斯泰》，在《文匯報》的「文藝周刊」刊登。文稿和剪報現在都找不到了。想起那時候真是感受很深才寫出來的。這是我難忘的一部小說。其中一些段落，我在後來寫的評論文章中，還常引用。

《復活》是托爾斯泰在他出版著名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後，封筆25年，然後1899年寫成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在這部小說中，沒有前兩部作品那麼重視細節的描畫、人物的立體，而是貫穿著托翁對社會人生的思考，是他經過長期對帝俄時代社會的觀察、對自己作為大莊園主地位和年輕時荒唐生活的反省之後，形成一套以和平、非暴力去反抗暴政和畸形社會的哲學思想。小說多層次的思想內涵，多於作為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

主人公是貴族青年聶黑留道夫。他誘姦了姑媽家的侍女卡秋莎，狠心離去，而卡秋莎卻懷孕了，還被姑媽趕走，流落為妓女。後來卡秋莎涉嫌謀殺，出庭受審時，恰好聶黑留道夫是陪審員之一。卡秋莎已經認不得他了，他卻因此反省是自己害了她。卡秋莎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亞，聶黑留道夫出於贖罪的意念，甘願一路陪同卡秋莎流放。在漫長艱苦的流放途中，他與囚犯們密切接觸，聽他們的經歷和故事，他慢慢察覺到在自己迷人、繁華的貴族生活外，世界充滿壓迫、痛苦和野蠻，而他以前是視若無睹的。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第一種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唏噓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社會上其他人高尚，這些人就是政治犯。

這樣的悲憫概括，使我讀到時相當震撼。歷史著作、法律著作都不會承認被囚的罪犯就只是這四種人，但若從人道主義的觀點看，卻不能不承認這說法確實反映了社會真實。試問有哪一種罪犯能夠離開這四種請況呢？其中的政治犯，那是所有民主國家文明國家都不存在，而只有專制政權才有的罪犯類別。政治犯不是為個人私利犯罪，而是為公眾權利發聲，或為體現公民應有權利而行動的人。在自由和人民權利受壓制的情況下，多數人啞忍，明哲保身，而政治犯選擇挺身而出。他們不僅因此遭受苦難，甚至還會受到保持沉默者的埋怨甚至攻擊。儘管政治犯的主張不是人人贊同，行為也有可議之處，人格也不無瑕疵，但他們不是為私利而犯罪，是為平民百姓的應有權利而被認為犯罪，確實如托翁所言，被治罪只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在社會平均水準之上。

如果道德高尚成為被治罪的原因，那麼這個社會的走向就是道德淪喪。

接下來，托翁在小說《復活》中，用整整一章抄錄一段段的《聖經》原文，藉經文宣揚他的愛與寬恕、和平與非暴力思想。從來沒有一部小說會這樣整章抄錄《聖經》。這是小說嗎？還是一堆說教？那時年輕的我，信仰無神論，對基督教不了解也不接受，但這整章的《聖經》經文，卻深深吸引我讀下去。因為經文承接著前面鋪陳下來的故事，使人覺得只有直接訴諸關於愛與寬恕的經文，才能夠在主人公的批判現實、人道精神，和個人作為犯罪集團一員的貴族身份的悔罪找到出路。《復活》告訴我：宗教與社會、與人世的苦難緊密相連。
深沉的自省，廣闊的人道關懷，身體力行的實踐，使我讀《復活》時忍不住下淚。

托爾斯泰出生於有名的俄羅斯貴族家庭，擁有大莊園和許多農奴。年輕時酗酒、好賭、召妓、甚至感染性病，還與一名女工生了一個私生子。《復活》是他的贖罪小說。在寫這小說之前，托翁曾經說要放棄莊園主所擁有的農奴，但反而是農奴們並不情願離去。他又在白天參與農民的耕作，晚上才寫作。1910年11月10日，82歲高齡的托爾斯泰從自己莊園秘密離家出走，途中患肺炎，死在一個車站裏。

《復活》中他寫道：「一個是精神的人，他為自己所尋求的是對別人也是幸福的那種幸福；另一個是獸性的人，他所尋求的僅僅是自己的幸福，為此不惜犧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
年輕時候的我，也鄙視獸性人的幸福，並追求精神人的幸福，覺得寫作就有責任批判社會的罪惡。而《復活》的宗教思想，開始使我對無神論有所反思。它可能是我精神「復活」的開始。（44）

圖1，《復活》最早插圖，卡秋莎受審。

圖2，1961年大女兒出生，母親來寶安觀瀾家中抱孫女。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毛姆．丘吉爾 ．他們的時代》書摘筆記

* 1928年，一戰期間，毛姆將其於日內瓦從事諜戰工作的傳奇經歷，寫下的原型小說集《英國特工阿申登》問世。

這部作品得到極高評價。雷蒙德·錢德勒曾盛讚它「最偉大的間諜小說」。

後來被英國軍情五處作為教材的《英國特工阿申登》，出版過程其實並不順利，從毛姆寫作完成至出版問世，至少花了十年時間。

該書出版最有趣的插曲是原稿差點被丘吉爾以違反《政府機密法案》為理由銷毀。

丘吉爾後來成為毛姆活躍社交圈的好友：他閲讀此書草稿完畢，身為自己一直渴望成為小說家而一生不可得的戰地前記者，當時丘吉爾深深感受到自己的文學本事實在不如才氣縱橫的毛姆，看完最後一頁，他說：偉大的作品，勝過狗屁的機密，放行批准了這本書籍。

那個時候的丘吉爾還算年輕，才44歲，尚未登上首相之位，也還沒有嚐到政治的炎涼。

據說丘吉爾初見毛姆，他依舊還是一貫作風自信滿懷，滔滔不絕，但毛姆卻覺得他滿嘴廢話，插嘴了一句，讓丘吉爾驚愕：毛姆的詼諧之語，當場藏匿很大的殺傷力。

但丘吉爾不想和這位他打從心底佩服的文學家鬧翻，於是在眾人哄堂大笑後，他小聲告訴毛姆：咱們倆約定，以後誰也別笑誰，行嗎？

這是丘吉爾的智慧。

而毛姆也佩服他的寬容沈穏，答應了。從此一輩子成為好友。

《英國特工阿申登》過了丘吉爾這道關卡後最終出版，兩個英國男人的友誼持續大半生。

樂於社交的毛姆在50年代以後，比較少邀請朋友至家中聚會，但他始終歡迎丘吉爾前來別墅小住，共進午餐。

《毛姆傳》的作者描述倆人交往：早在丘吉爾還是一位年輕的政府官員的時候，毛姆和他已建立了好友誼

在一艘遠洋郵輪上，毛姆和喜劇之王卓別林也一見如故，成為摯友，他們倆甚至曾一起夜遊紐約的貧民窟。

美國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也是毛姆的劇作戲迷，「二戰」期間毛姆暫居美國時，羅斯福夫人曾經親自去他的別墅拜訪小住，在白宮為他舉辦晚宴。

晚年，毛姆總是忍不住說自己比老朋友硬朗多了。開玩笑丘吉爾面色粉紅，白頭髮卻軟趴趴的，看起來活像「可憐的老頭塑料娃娃」，而且太胖走路困難，別人說話聽不太清。

他常常自嘲：
「你要是覺得我老—老—老了，」毛姆洋洋得意地說，「那你去看看溫—溫—溫斯頓。」

* 毛姆的朋友不僅遍佈社會各個階層，各個國家，還包括中國。

他曾遠赴中國，和民國時期國學大師反白話文運動的辜鴻銘有過一回短暫會面。倆人談到了哲學、社會現狀等。清末民初，辜鴻銘當然會相當不平，但他是不從權勢的。他以傲慢的語氣表達「英國人思想不行」和「白種人憑什麼高人一等」：毛姆反而喜歡他，認為這位文學家相當有個性，帶著好奇的眼光猜測他。

「我不禁想他多少是一個悲哀的人物。他覺得自己有治理國家的才能，但沒有帝王賦予他治理國家的重任。他想像的帝國已經亡了，他滿腹經綸，渴望傳授給莘莘學子，這是他精神上所追求的，但只有少數生活不幸、貧寒和資質愚鈍的外鄉人去聽他講學。」 （《在中國屏風上》）

辜鴻銘的滔滔不絕，讓幾次想要告辭的毛姆找不到告別的時機，終於當他起身離開時，辜鴻銘說：「你來看望中國最後一個真正的大文學家，我要送你一點東西作為紀念。」

毛姆提出想要一幅中國書法，辜鴻銘當場揮毫寫下毛姆難以理解的漢字。

「你寫了什麼？」毛姆問道。

他注意到辜鴻銘的眼神閃過一絲「傲意」。

「詩。」辜鴻銘說，「在中國仍是一個未開化的國家時，所有的讀書人至少都會寫幾行風雅的詩句。」

他慷慨大方送了字畫，卻拒絕向毛姆解釋詩的內容。

回國後，毛姆找到懂漢學朋友翻譯了一下：

你不愛我時：你的聲音甜蜜；
你笑意盈盈；素手纖纖。
然而你愛我了：你的聲音淒楚；
你眼淚汪汪；玉手令人痛惜。
悲哀啊悲哀，莫非愛情使你不再可愛。

毛姆當然大為震撼。

*喜歡毛姆作品的朋友們大概知道，毛姆寫過很多避世隱居的主人公，他們追求一種純粹的、理想的精神生活，比如《刀鋒》中的拉里·達雷爾，《月亮與六便士》的斯特里克蘭德，《愛德華·巴納德的墮落》中的巴納德，都是這樣的避世類型。儘管這些「拋棄世界的人」令毛姆著迷，但他本人的生活卻跟那些主人翁相去甚遠。

毛姆本人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一方面，他嚴格守護著寫作者的私人空間，以寫作創造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但與此同時，他也過著一種豐富多彩、精明世故的世俗生活，正因為此，他的一生這樣傳奇。

他一生算明哲保身，但在世界大戰期間，卻以知名作家的身份作掩護，赴險從事諜報工作。在那個同性戀是非法行為帶來牢獄之災的年代，毛姆是個同性戀者，他有多段秘密戀情。

中年以後他名氣越來越大，同志的身份其實很多人都知道了，於是他在地中海邊的里維埃拉買下一座大宅子「瑪萊斯克別墅」，開始長居法國，這所別墅又成為顯赫一時的迎賓之地，高朋滿座，在當時和後世都成為傳奇。

毛姆本人也是一個偉大的冒險旅行者，當時世界上凡是可以旅行到達的地方，他幾乎都拜訪了。整個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當時被叫做「毛姆王國」，因為除了毛姆，其他作家很少有能力去那些地方。

他去了中國，還說北京是世界上最適合度過餘生的地方，並寫下了以中國為背景的作品，比如《面紗》和《在中國屏風上》。

《瑪萊斯科別墅》在毛姆傳作者黑斯廷斯筆下，詳細描述了這所奢華別墅的種種細節：別墅配備了十三名服務人員，常年有賓客留宿（包括丘吉爾、H. G. 威爾斯、伊夫林·沃等人），毛姆一絲不苟，親自統籌家務，維持別墅的舒適與高效，保證客人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滿足。

他是最好的東道主，「為了達到最高的標準，願意付出努力和錢財」，而且「以表面看不到、幕後卻緊鑼密鼓的安排營造出輕鬆隨意的印象」。在賓客們後來的記憶中，瑪萊斯科別墅是毛姆在里維埃拉打造的一座伊甸園，有菜餚精美的酒會、賭局、派對和海上野餐。

但傳記作者黑斯廷斯特別點出儘管毛姆是最好客的東道主，但他自己的生活「嚴格保持著一成不變的日常安排，任何事都不能打擾」，客人們也許通宵狂歡，但毛姆為了確保次日上午的正常工作，總是在十一點前就寢。

黑斯廷斯說：「在某種意義上，瑪萊斯科別墅集合了毛姆本性中的兩面，一面是奢華、溫暖和感官享受，另一面是藝術家的樸素和嚴格的自制。」

今天的讀者常常會忘了毛姆其實是19世紀的「七零年代後」，跟我們隔著整整一百多年。

一個原因大概是他的很多小說今天讀來還是很現代。

毛姆經歷的世紀充滿了災難和變數，但他始終保持著一個冷靜的人性觀察者和記錄者的姿態，即便在大戰期間為國效力、從事諜報工作也不例外。

如果跟著毛姆傳作者黑斯廷斯重走毛姆的世紀人生，看他身邊風起雲湧的時代和人物，可能會意識到跟毛姆同一代的大多數寫作者今天都已經遠去，甚至毛姆自己那些最賣座的劇本，現在也已經被遺忘了。

但那些飽含世俗智慧、犀利揭露人性的小說，把他送到了更遠的地方。

直到今天，他還像是一個「坐在我們中間的人」。

如果讓今天的普通讀者安排一張文學圓桌，說不定毛姆依然和丘吉爾坐在一起，談天說地。

黑斯廷斯在毛姆傳的最後有一段話：很感人。

薩默塞特·毛姆去世後，他的名譽遭受了著名作家們難免要經歷的下滑期，特別是他在漫長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中，都沒有離開公眾的視線，也沒有脫離時代的脈搏。

六十年代是迅速變化的時代，很少有人再想去讀那些講述舊秩序、大英帝國、深居叢林的殖民地官員、太太們在壓抑的愛德華七世時代鈎心鬥角的故事了。

毛姆對此不會感到驚訝。「一名作家剛去世的時候會有微瀾泛起，之後便是多年的無人問津，」

他在1946年寫道，「如果他的作品中包含某些具有長久價值的東西，那麼人們會重新對他產生興趣的。但是，沈寂期或許要持續二三十年。」

他不是沒有先見之明，因為過去二十年間，這位奇人作家的作品，又迎來了顯著的復興。

從幼年起，毛姆就學會了隱藏自己充斥著痛苦的私生活，但他在寫作中找到了幸福與釋懷。他將創作的過程描述為「最令人著迷的人類活動」，創作是作家找到慰藉的所在，一個「可以在不洩露隱私的情況下訴說秘密」的地方。

他對藝術的熱愛與苦心孤詣，使他成為有史以來最受歡迎、最多產的作家之一。

一代代人會為他傾倒，他已經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毛姆，一個偉大的講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