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許多人對罷免似乎存在著誤解．
　
罷免，是人民本來的權利，不是一個市長做到天怒人怨，爛到一個極致，人民才能勉強的提出一個罷免，去罷免他，好像上帝的恩賜一樣．罷免，是淘汰不適任的人選，只要做不好，市政做的差，人民自然可以提出罷免，來反制他．
　
民選首長，最怕就是選前天花亂墜，選後一事無成，彷彿選上了，承諾就不用實現了，選上了，接下來就任我玩四年，人民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政見也不用兌現，選舉淪為一場儀式，每個政治人物端出的牛肉，只有選舉當天有效，而且是「看起來」有效，畫一個餅，假裝讓你聞香，選後，就把它收起來，當作沒這回事，連個影子都看不見．
　
罷免，可以視為對政治人物的重新檢驗，檢驗他們的市政，檢驗他們的承諾，檢驗他們的政見，檢驗他們是否有資格做一個市長，罷免，是人民手中的武器，就如同議員監督市長可以砍預算一樣，如果你沒有一點反制他們的手段，你的需求，對方不會理，你的意見，對方不會聽，因為你們手中沒有任何權利，而他們正是權勢者，這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也是主人開給僕人的成績單，如果你沒有實力，沒有一點能影響他們的東西，權勢者肯定會把你的話當作耳邊風，聽聽就好，說說就算，所有市民提出的建議，彷彿過家家酒，所有市民提出的不滿之聲，淪為「朕知道了」的橡皮圖章，主客逆轉，他們是統治者，而你是僕人．
　
不是他作奸犯科，人們才得以罷免，不對的人，放在錯誤的位置上，也會是罷免的理由，如果把市政搞爛到一個沒有下限，人民才能拿起旗子吶喊「請你當個好人」，這就是放任一個惡棍在台上作威作福，或者讓一個晉惠帝在台上吃肉喝酒，這都是變相的在養「惡」、養「懶」，養「無能」．
　
就是鼓勵無能的人上台去，胡搞瞎搞，鼓勵撈仔，踴躍參與選舉，就像賭博一樣，他們可以不擇手段的，上去分一杯羹，在市政廳拉屎，還不許其他人嫌臭，因為沒有人可以制裁他．
　
罷免，就是為了讓台上的政客，戒慎恐懼．
　
如果人人都得做到像韓國瑜那樣，人民才有資格去罷免他，那就是在鼓勵柯文哲這樣的人，為所欲為，因為還有更爛的，因為還沒爛到骨子裡，所以他就可以繼續擺爛下去，柯文哲之所以有恃無恐，在韓國瑜被罷免後，囂張地說，「市民身在福中不知福」，或者無端的攻擊蔡英文，「一黨專政」、「你的民主和大家不一樣？」，把自己遭受到的質疑，都轉嫁到民進黨身上，稱「只要與之不同調，就是破壞團結，就是中共的同路人．」、「如果當權者不能容忍不同的聲音，不知節制權力的擴張，只是把不同意見者，一律打成檳榔、叉燒包、紅心芭樂，要如何正常自在的發聲，又如何能對台灣的民主、政黨政治的正常化有所期待？」
　
又明目張膽地說，「黨政軍退出媒體是民進黨過去大力宣傳的口號，現在卻大肆採購媒體、置入行銷，還有側翼粉專助攻，讓政策辯論幾乎失去空間．」
　
彷彿中共同路人，是蔡英文罵的，而不是他的親中行為造成的，彷彿質疑他的市政，要求他兌現承諾的人，甚至被撕毀承諾，拆除各種文資設施又被貼上「文化恐怖份子」的受害者，這些，全部都是民進黨側翼，而他種種倒行逆施，惡意攻擊他人的言語，都只是「不同的意見而已」．
　
柯文哲的民主，跟大家都不一樣．　
　
為何他敢這麼大言不慚？因為他說這些話有用，因為他栽贓他人有用．
　
因為沒有人敢罷免他．
　
有人請他去把大巨蛋給蓋好嗎？沒有，說要解約、拆蛋，全是他自己的承諾，五大弊案，變成五大案，而後變成五大怪案，然後「不拆就是要蓋」，大巨蛋，居然長出了鱗片來，快成為破殼小雞了．
　
有人叫他去酬庸嗎？台北市文化基金會，預算不斷增加，有８成人都是柯文哲任用，甚至還有他的愛將張益贍，上班時間去摩鐵，養一堆發言人、政二代，位居要職，排擠了其他部門的員額，以台北市，來養台民黨．
　
有人叫他錢櫃大火時，氣喘吁吁的從高雄趕回來嗎？
　
所以，神父不太懂某些人說的，罷免＝鬧事，罷免＝激化藍綠對立，罷免是在扯綠營後腿，幫藍營減輕壓力，罷免＝製造不必要的衝突，寧願讓市政空轉，說這樣能引起選民不悅，又能凸顯藍營無能，這些主張的邏輯在哪．
　
就是引起選民不悅，才會引起選民提出罷免，寧願讓市民陷入水深火熱，讓無能的人繼續敗壞市政，魚肉鄉里，這才是本末倒置，才是在政治操作的立場上思考事情，而不是為了市民、市政、民生、民主．
　
而如今，反倒提出罷免的人，被說成是政治操作，甚至毫無根據的說罷免的人是藍營方操作的，藍營操作罷免藍營自己，這又是什麼邏輯？
　
這種論述，台派才要小心．
　
乃至於看到有人說，電影教父的名言，誰提議談判，誰就是內奸，所以誰提議罷免，誰就是內奸．
　
這倒過來了吧？
　
提出談判的人，就是妥協的人，就是準備利益交換，怎麼會是不肯妥協的，提出罷免的人呢？反倒是因為害怕被韓粉制裁，害怕民進黨被教訓，才算是妥協的一方吧？
　
我說最近談論政治的風氣，顯得有點詭異．
　
明明是靖綏主義，卻好像被當成激進的一方；不講道理，講陰謀，不說正論，老說反論，這就是被教訓過頭了，腦袋不清楚，心裡害怕，於是開始教訓自己人，擴大否定不該否定的事物．
　
罷免，並沒有那麼容易，提出罷免，需要成本，需要代價，需要投入無償的人力，要擺攤，要在外餐風露宿，日曬雨淋，罷免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提議 （百分之一選民簽署）；第二階段：連署 （十分之一選民簽署）；第三階段：投票 （有效同意票數大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即為通過）
　
一個階段比一個階段還難，光提出這件事情，連署這件事，都是不簡單的任務．
　
明明已經很困難的事情，還有人願意去做，做到一半，還被直接的否定，讓原本很難的事，變得難上加難，原本辛苦的人更加辛苦，不知這樣做，好處在哪，意義為何．
　
原因光怪陸離，不是唱衰，就是說不會成功，不會成功所以沒必要做，連成立的必要都沒有，另一方面，又認為對方勢單力薄，沒有信眾，沒必要罷，感覺很容易成功的樣子．
　
乃至於一下子說罷免會藍綠對立，一下子又搞不清楚發起罷免的人是什麼黨派，所以值得懷疑，一下子說發起罷免是在政治操作，一下子又說讓被罷免的人繼續做，政治上才會得利....
　
這些論調，都是自相矛盾，牛頭不對馬嘴．
　
先存在著定見，再去尋找合理的解釋，整體看起來卻是如此的不合理，說白了，就是反對罷免罷了，何須找一堆藉口？
　
難道發起罷免的高雄人，他們是內奸？他們是藍營派來的？他們要陷害台派？
　
罷免盧秀燕的行動，幾乎跟罷免韓國瑜同時，在去年就開始了，韓國瑜還沒被罷免的時候，這些人不覺得有什麼問題，韓國瑜被罷免成功後，卻急著阻止那些先前就在發起罷免的人，要阻止怎麼不在韓國瑜罷免前阻止呢？看到別人罷免成功才去阻止其他人，莫不是擔心其他人罷免也成功，就是口口聲聲支持罷免行動，其實心裡根本一點準備也沒有而已，當初只是喊爽罷了，跟跟風，其實不想要成功．
　
見到了成功就害怕，反而說他人不會成功．
　
或是看到罷免的結果不符合自己想像，所以要阻止其他人去罷免．
　
「你可以不為自由而戰，但不要為高牆添磚」．
　
那些提出罷免的人，都在默默努力，辛苦的耕耘，不要因為自己的謬論，自己災難性的想像，就去抹煞別人一路以來的努力．
　
你可以不支持，但不要去阻擋他們，他們在實現自己的民主，他們有正當性的理由，他們是台中市民，他們不滿意他們的市長，不要整日圍繞政黨的利益而轉動，也不要繞著自己想像的政治利益，而轉動，付出代價的是他們，不是你．
　
你應該聲援他們，就像當初聲援罷韓一樣，你要聲援的是，他們可以自己做決定的這件事，政客可以被公正的審視這件事，盧秀燕做的好，罷免自然不會成功，不用其他外縣市的人去替他分憂解勞，讓台中人自己做出決定．
　
說到底，如果藍營要操作這件事，故意發起一個罷免行動，然後故意失敗，在栽贓給綠營是政治操作，或者消耗反對者的力道，這成本效益根本不符，藍營沒必要在罷免韓國瑜的同時，發起罷免盧秀燕，說，「這可以降低反對者的力道」．
　
而罷免盧秀燕，照某些人的說法，他沒有信徒，很容易成功，那藍營根本無法負擔盧秀燕被罷免的風險，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風險效益評估的問題，如果要搞成政敵在政治操作，栽贓給對方，所以故意自己搞罷免盧秀燕的話，邏輯不通，我根本不會冒著失去兩席市長的風險只為了栽贓對方這一個陰謀，而且這個陰謀實現的機率不一定會成功，反而萬一盧秀燕真的被罷免掉，我損失才會慘重．
　
一個簡單的經濟學模型，你有１００％的機會得到１００萬元，以及，１０％的機會得到５００萬元，８９％的機會得到１００萬元，１％的機會什麼也得不到．
　
人們會傾向拿１００％的１００萬元，而厭惡１％的機率會什麼都沒有，對於藍營，對於國民黨，對於江啟臣這個領導者來說，他們是傾向保守的，一直以來都是如此，這是如同我跳下懸崖去，就會得到大量黃金或者失去生命一樣，我寧可站著，看著自己的財產逐漸失去，起碼我還活著．
　
江啟臣如果是一個賭徒，也就不會禮讓盧秀燕，這是一個正常的判斷，各位ｂｒｏｔｈｅｒ，要進行天馬行空的推論之前，不要忽略常識．
　
對於盧秀燕來說，他不應該被罷免，連罷免都不能提出，或者應該繼續做到完，理由都不會是她「不夠爛」，這是不充分的謬誤，如果一個市長，因為不夠爛，所以禁止市民提出任何反制的行動，或者因為不夠爛，所以不能罷免讓她繼續做，這就是在鼓勵其他人尸位素餐，我只要不像韓國瑜一樣爛就是好，我就理所當然地擺爛，連帶合理化我各種施政失敗的行為，而市民無從反駁杯葛，因為她「不夠爛」．
　
說到底，當初盧秀燕能當選市長，是因為她夠好嗎？恐怕不是吧，而是１１２４那股教訓民進黨的氛圍，以及國民黨和地方派系妥協的產物，一個市長，不是因為她夠好，才選上的，被罷免卻必須要符合一定的「爛度」，要像韓國瑜這樣跑去選總統才行，台灣民主社會的標準，何時變得如此低劣？難道，不選總統，成為一種「好」嗎？成為一種優點嗎？成為一種不能被罷免的理由嗎？請冷靜想一想，總統大選四年一次，名額只有一個，所有直轄市長，有誰會得到那種提名資格，或主動去參選？這代表她的市政做得好嗎？永遠不能被罷免嗎？
　
等到盧秀燕連任，到時再來說，恩，因為她有好好做完市長，所以可以連任，不能被罷免，這樣嗎？
　
政治，不能老靠一股簡單思維，去做判斷．
　
有人說，罷免盧秀燕失敗，反而會增加藍營的聲勢，這樣的觀點，也是杞人憂天．
　
藍營的韓國瑜已經被罷免了，盧秀燕沒被罷免成功，只能說是守成，不能說得到冠冕，一個黨被罷免一次，不覺得羞恥，被罷免第二次，覺得得到了嘉獎，感覺到光榮，感覺自己勝利，甚至想以此嘲笑對手，這除了阿Ｑ以外，沒什麼好形容的了，除了無恥以外，沒什麼好評論的，光被罷免，就是一件丟臉的事情，怎麼會把沒罷免成功，視為一種讚賞呢？
　
如真要進行政治的計算，一個罷免過，沒成功的市長候選人，跟一個不曾被罷免，風光挑戰連任的衛冕者，哪一種，比較容易連任，顯而易見．
　
「不要進入強暴者的邏輯」，這是一個政治上必須注意的點，計算對方的想法，思考如何應對的，這是正確的事，但如果擴大喧染對方的影響力，把對方的「不得已」，當作一種高明的算計，然後我們應該避免它，裁減自己的行動，這無疑就會落入「滿足對方意圖」的陷阱．
　
台灣的政治很奇怪，一個人說抹紅，我們就為了避免被指控抹紅，所以不能說它紅；一個人說政治鬥爭，我們就為了避免被說政治鬥爭，所以放棄抵制它，連帶的抵制任何抵制它的行動，而不考慮它合不合理，是不是公民、市民自發的行動，這樣子的話，對方說一個影子，我們就要削去自己的身體，避免影子的面積過大給對方踩到；對方恐嚇說要報復，我們就為了避免報復，所以站得直挺挺的，任由對方上下其手，對方說罷免以後，我要做什麼樣的行動，我們就要阻止其他人發起罷免，這就是用不正常，去影響正常，跟著對方一起不正常，繞著他的思維旋轉，而不是自己實地去做什麼捍衛自己或者理性的決斷．
　
原本，應該是要阻止他的不正常的想法才是．
　
真相是，對方害怕被罷免，所以無所不用其極地去阻止，甚至想在罷免過後，斷尾求生，或施展各種權宜之計，他們的用意，就是在阻止罷免過後對自己的負面評價而已，頂多算是「減損」，而非「增益」，如我們將對方的斷尾求生，當作是吃人的計策，為了避免被吃，所以自動幫他闢一條逃生蹊徑，這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對方頂多只能做到減損罷了，我們卻為了避免他減損，所以不讓他損，換句話說，這其實是在幫對方「增益其所不能」而已．
　
在歷史上，有兩個鮮明的例子，一個是曹操逃到華容道，另一個是漢尼拔大戰費邊，曹操看見華容道上，升起了煙火，說這是孔明的計策，故意讓我以為華容道有埋伏，要我選另一條路走，他偏向華容道行走，反而遇到了關羽．
　
漢尼拔搞錯了遠征的路，被羅馬獨裁官費邊包圍，於是用了火牛吸引了他的注意，悄悄脫離包圍，費邊雖然見到了漢尼拔部隊的火光，卻自己胡思亂想，說是漢尼拔的詭計，於是按兵不動，讓漢尼拔安然的逃走了，此舉讓他的聲望下墜，他被羅民市民怒罵在佔盡優勢下讓敵人溜走，喪失了勝利，反被漢尼拔用來打擊費邊的名譽，最後他在怒罵聲中失去了指揮權．
　
這些都是鮮活的例子．
　
莫忘了１１２４敗選的原因．
　
就是因為害怕被教訓，所以處處迎合所謂中間選民，連東奧正名，也不主動支持，甚至民進黨還限制黨員參與，結果就是本來最有可能通過的公投，反倒沒過了，自己打擊了自己的士氣，該支持的不支持，其他進步公投也更沒人支持了，反倒是對方各種奇形怪狀，違反社會主流民意的公投，全都過，牽一髮而動全身，你以為只是在避免麻煩，其實是在製造對方機會，讓自己被教訓的更為嚴重，本來可以抓住最後一根稻草，讓自己不至於輸得太多，不該輸的，也給輸掉了，這就是只看見表面的東西，失去了根本，也就是價值的緣故．
　
要知道，就連台北市贊成票也高達５４萬９９７３張，這剛好也就是柯文哲可以被罷免的門檻，同意數票達總選舉人數４／１以上．　
　
而盧秀燕，更是「反空污公投案」的領銜者，題目為「你是否同意以『平均每年至少降低１%』之方式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量？」這公投有多荒謬，除了題目在玩文字遊戲，容易使人誤判，你「是否」同意，「降低」降低發電量，讓人容易勾選和自己意見相反的一方，而同意人們容易被誤導，降低１％好像很少的樣子，降低火力發電好像很環保的樣子，結果，根本是不可行的，學者稱若每年都減少，恐怕６年後就會面臨缺電危機，而藍營一面喊缺電，一面又說要降低發電量，又說要用核電，跟前面的以核養綠的公投對照，十足諷刺．
　
而盧秀燕提交４９萬多份連署書當中，屬於「有偽造情勢」達７萬７千多人，甚至死人連署有１萬１８４９人，盧秀燕當初靠這公投興風作浪，現在罷免台中市長也不過在連署階段，難道只准秀燕死人連署，不准台中人活人連署嗎？
　
事實上，當台中人提出罷免的那一刻，罷免就已經成功了，因為那成功的撼動了盧秀燕，讓其他人知道他並不是一個好的市長，而盧秀燕也被迫必須誠實的面對市民，修正自己的政策，做得更好，他得看市民的臉色，學著低調，這純粹是因為，有人將罷免這個武器，交到人民的選擇身上，所以她得戰戰兢兢，像被槍口瞄準的兔子．
　
無論成功與否，皆有利於台中市民，因為當他們市長做不好，有人提出罷免，讓她知道自己做不好；而正因為有人在連署，盧秀燕才必須避免自己變得跟韓國瑜一樣，不敢讓再往「更差」的路邁進．
　
所以我們知道，一個罷免，光是提出，光是有人行動，就可以產生莫大的效用，不是盧秀燕「不夠爛」，而是罷盧團體阻止她變得更爛，這就是防鏽的效用，更重要，形勢逆轉，變成市長必須滿足人民需求，市長公僕，人民才是主人，市長要看市民臉色，而不是市民得看市長臉色，唾面自乾，如同台北市一樣，市政墊底，市民卻被反罵身在福中不知福，市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事實上，台北市更是需要提出罷免的那一方．
　
看到台中人提出罷免盧秀燕，只有羨慕而已．
　
近來，台中火車站淹大水，更是證明台中市政千瘡百孔，台中人憤怒，不是沒有理由，不去明白盧秀燕實際施政怎麼樣，反倒把罷免的人，想成跟韓粉一樣，是報復性罷免，看誰不爽就罷免誰，這是不太理智的想法．
　
而當有人反對罷免盧秀燕的時候，另一方面，在網路上卻有人在責怪林佳龍，要他為台中火車站淹水負責，這般荒謬景象．
　
罷免，要講求正當性，韓粉因為韓國瑜被罷免，去罷免其他無辜的議員，這是沒有正當性的；相反，台中人早在罷韓成功之前，就提出罷盧，這就證明，這不是看誰不爽就罷免誰，當然，不可諱言，罷免盧秀燕需要提出更多具有正當性的理由，這是台中罷韓團體必須做的，說服其他人，但其他人，也不應該連讓他們說話、發聲的機會都給剝奪，把對韓粉不正常的樣子，投射在正常的罷免團體上．
　
而只是因為「罷免台中市長不會成功」罷了．　
　
當初，在罷韓前夕，就有網紅說罷韓不會過，頂多拿４０萬票，結果，韓國瑜被罷免，得到９３萬票，他最後兌現承諾，用屁股夾筷子，得到許多人的讚揚．
　
然而，事實上，推動罷韓成功與否，需要的是更多人的支持，而不是預期失敗，不是需要用屁股夾斷筷子，而是需要一股「容忍」．
　
容忍他們行動的勇氣，就算不支持，也請讓他自然發生，由台中市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ｂｒｏｔｈｅｒ．


圖片來源：公民除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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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陸客自由行，負面影響被誇大】

中國宣布暫停核發47個自由行城市通行證，觀光業者估計下半年將減少逾70萬陸客，產業分析師估算將流失375億元商機、GDP約減少0.2個百分點。陸客自由行被限縮，這確實對觀光市場有負面影響，但我認為影響程度被誇大，我們不該隨著中國的政治操作自亂陣腳。

（1）陸客來台是一個畸形消費市場

儘管這一次限縮的是陸客自由行，但陸客旅遊市場的本質結構，基本上是中國計畫經濟與統戰的政治產物，是一個畸形的消費市場，陸客來台有配額，就好像水龍頭，要開要關、人次的多寡，全憑中國一手操控，而且一條龍式的壟斷，在馬政府時代早就證明台灣業者根本無利可圖。

台灣業者過度依賴這一塊人治的畸形消費市場，在團客市場上一窩蜂搶進，失去該有的危機意識，把政治上的順從，看得比觀光品質上的提升與創新還重要，結果造成供過於求、削價競爭，旅遊品質倒退，中國一限縮陸客來台人數，台灣業者馬上哀鴻遍野，若把問題全推到民進黨政府頭上，實在有失公允。

觀光產業2017年的產值為新台幣2850億元，僅佔GDP不到2%，但在中國的政治操作與台灣紅色媒體的渲染之下，卻對台灣社會產生山搖地動的民粹效果，該檢視的應該是這種造成台灣撕裂的手法。

況且，美中貿易大戰升級，中國經濟與投資環境正在惡化，人民幣持續貶值，中國民眾的消費能力下降，多少會影響出國旅遊意願，所以對於陸客來台觀光市場不宜期待過高。

（2）拚觀光，真的只能靠陸客嗎？

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拼觀光、救經濟，真的只能靠陸客嗎？」當然不是！被忽略的還有兩大商機，分別是我們自家的國旅市場、日籍觀光客市場，而這正是我在今年2月19日對行政院長蘇貞昌提出的施政總質詢主題。

台灣的觀光市場品質沒有創新提升，造成我們台灣自家人的消費力流失到國外，尤其是日本，台灣與日本每年有近新台幣1000億元的觀光逆差。此外，外籍旅客在台灣的消費力也呈現年年衰退衰退，每人的「日均消費金額」從2013年的224美元降至2017年的179美元。

大家想想看，這流失到日本的1000億元消費力如果留在台灣，我們GDP成長率可以增加0.4個百分點，整體上達到3%的成長是可能的，完全可以填補流失掉的陸客市場。

至於外籍觀光客的消費力，在中國、港澳、日本、南韓、新南向及其他國際旅客當中，日客才是商機含金量最高的客源。

根據觀光局統計2017年日本旅客最愛台灣景點，清一色都集中在台北，中南部景點對日客吸引力不足，但這就是潛藏的商機，就看中南部地方政府怎麼吸引日客。

（3）台灣內需消費力正在轉強

中國宣布限縮陸客自由行之後，南投縣長林明溱直呼「完蛋了」，但是卻也有更多網民高興的說「終於可以環島旅行了」、「又是國旅的好時機」、「終於可以好好遊日月潭了」，更有網民說「不來也好，說話大聲，沒有禮貌，到處殺價，一條龍服務對台灣經濟跟本沒提升。」

中國限縮陸客自由行，台灣觀光市場最需要的及時雨，其實就在我們自家人身上。

今年上半年，所得稅制優化幫319萬戶民眾退稅，今年前5月平均每人每月總薪資增加1245元，上半年平均就業人數成長7.4萬人，就業增加、薪水增加、退稅增加，大家留在口袋裡的錢變多了，就願意花錢消費。

我們的零售業、餐飲業等庶民經濟果然受惠，經濟部上個月就公布好消息，我們的內需轉為熱絡，零售業、餐飲業在今年6月及上半年的表現，雙雙創下歷年同期新高，這一股消費動能還會持續到暑假。

更好的消息是，美中貿易大戰促成台商回流，投資金額5,000億元大關早已提前達標，創造了4萬多個的工作機會，目前正在向8,000億元目標邁進。官員評估，如果美中貿易大戰持續延燒，回流投資金額向1兆元叩關也並非不可能。

無論如何，被政治化的觀光不會穩定的發展、也不會永續的發展，台灣社會應該要看破、要醒覺、要預防中共操弄觀光撕裂台灣的手段與野心。我們已預知台灣大選以前，中共一定會再重複操作觀光問題，也因此做了準備。

台灣觀光人次不僅在去年創下歷史新高、觀光客的來源國也更多元，而調整產業結構、改善內需經濟，不但讓我們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更獲得國際財經媒體彭博社的肯定。

經濟動能強勁與投資熱絡，台灣的內需經濟沒有看淡的理由，誰說一定要靠中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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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於著作中表示，基於台灣與大陸經濟交流日漸頻繁，兩岸重新統一只是時間問題，任何國家都不能阻止。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本的講話，足以證明台日關係密切，相信這點是台灣經濟能否擺脫對大陸經濟依賴的關鍵因素。

『 前總統李登輝對日本國會議員演說稿 - 台灣的典範轉移 』

2015/7/22 於 日本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

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先生、岸信夫眾議院議員等先進，以及齊聚會場的諸位國會議員、秘書，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今天，有機會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談話，感到非常榮幸。我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跟各位談談台灣如何建立主體性的過程，從中國式的「託古改制」到台灣式的「脱古改新」這種典範轉移，以及台灣今後應該推動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和憲改。

一九二三年，我出生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小鎮，接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長大成人。從少年時代到高中時代，有機會廣泛接觸各國古今先哲的典籍和言論，這是當時日本教育重視教養的良好遺產，我到現在還是感謝這種教育。

我在京都大學求學，後來只是一介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但是，緣於意料之外的偶然，蒙受後來擔任總統的蔣經國注意，他希望重振衰敗的台灣農業，我就因此踏入了政治圈。

料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八年擔任副總統的時候，由於蔣經國猝逝，結果讓我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個偶然的機遇，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工作上自我勉勵，期待早日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提升台灣人的尊嚴。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

突然間，人民對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來了，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總言之，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但台灣人還是存在奴隸般的狀況，台灣人無法努力邁向自己的前程，也不能開創自己的命運。所以，台灣人之間便湧現「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學術上稱為「邊緣人」（marginal man），也就是說，雖然屬於不同的複數集團，卻無法完全歸屬於任一集團，而是處於各集團邊界的人，沒有個人尊嚴。

然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戰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也是外來政權，而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從黃帝以降的夏、商、周到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

這個體系被稱為「法統」，是正當繼承政權之意。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而且，這些帝國都一樣必須修正託「古」制度這種「託古改制」的思想。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模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並非沒有道理。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如前所述，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本人於是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

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我常想「建立讓人民安枕無憂的社會」，擔任總統的十二年間，戮力以赴，終於打造出差強人意的民主社會，這是個人畢生的榮耀。

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全部由台灣人民選出，還有人民直選總統，都陸續獲得實現。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而且，我們決不同意中國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這種主張。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後來在一九九八年凍結台灣省，其實就是廢省。所謂的台灣省，是把台灣放在虛構與矛盾的位置，意指中華民國統治的廣袤大陸裡，台灣只是其中一個「省」。一旦處於這種狀態，勢將永遠讓國際社會誤解台灣與中國是同一國，本人主張台灣與中國各自存在，所以把台灣省凍結掉。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接受德國之音訪問，進一步闡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於該媒體事先送來的提問，新聞局草擬的答覆是「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對於這種不易理解的表達方式，我拿出鉛筆修正原稿，明確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清楚劃分台灣與中國的界線。

我認為，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昧關係。說個題外話，這個「特殊國與國關係」，是我從某位日本外交官的談話中獲得靈感思考出來的表達方式。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從「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如果運用自然科學的概念，這種過程就是台灣的典範(架構)轉移。典範這個詞彙在日文中很難表現出來，或許可譯為「某個時代主導事務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結構」。

例如，直到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前，科學家都是在牛頓力學的架構裏從事研究，宏揚該理論。但是時代進步了，出現牛頓力學這種典範無法解決的例外情況，舊典範主導的現象開始動搖，新典範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於是取代舊典範，導致根本性的變化。

把典範概念置入台灣社會來看，一九八○年代後期到九○年代，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

在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同時，「大中國」這種虛幻的傳統意識形態遭受質疑，其結果，擁有主體性的「台灣認同」這種新典範就應運而生。

剛剛跟各位談到的是，台灣「脫古改新」這種歷史大業的成功，這是台灣的典範轉移工作。透過這個過程，台灣社會迎向新局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時代。但是，當時完成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近年來已發生很多瀕臨極限的情況。

一九八八年解嚴後，言論變自由了，國民黨的獨裁體制瓦解，二○○○年完成政權和平轉移。透過這種方式，台灣成為邁向民主最成功的範例，經濟上也走向自由化與多元化。這些都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

但是，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顯露退縮的徵兆。政黨間產生喪失理性的無謂對立，領導人變成不踏實、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賴。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達極限，遭遇無法跨越的障礙了。

民主化以後，二度政黨輪替的經驗，現在已暴露出民主體制的重大缺失。代議制度無法順暢運作，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聲。政府不只追求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唯黨利是圖的現象。

而且，中央與地方政府沒有攜手合作，只要不著手新的改革，這種民主體制不但無法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還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響徹雲霄。所以，台灣有必要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雖然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但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卻沒有明確規範，完全端視總統個人民主素養和自制力的狀態。依照立憲主義「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理應對民選總統的權力設限。

去年三月發起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清楚浮現出來。

當時，在馬英九總統的主導下，台灣與中國簽訂許多經貿協定，政府想用密室協商強渡關山，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從而引燃學生怒火，爆發佔領立法院議場這種前所未聞的事件。

學生發起的示威遊行聚集了五十萬人，人民要求改革的聲音跟著大了起來。

另方面，應該推動「緊急權條款」的設計。日本也是一樣，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已歷四年，為了加強救援速度和物資配送，有人指出未明定政府暫時性集權的「緊急權條款」是日本憲法的缺點，中華民國憲法也有相同問題。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時候，為了避免憲法保障的空白現象，實有必要儘早加以改善。
如同剛剛跟各位所談，我在總統任內推動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獨裁體制，樹立民主社會，這點可說已獲得成功。

這些成果，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我不會沉醉在這種驕傲裏。現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台灣真的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了。

我現年九十二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想把餘生獻給台灣。

今後，台灣和日本一樣，都會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視為最高價值，台日攜手為國際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懇請日本國會議員諸位先生，繼續對台灣表達關心。

謹以上述談話，結束今天的演講，感謝各位聆聽。

(李登輝前總統演說照片擷取自李前總統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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