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台獨吞噬國史，追索真相捍衛臺灣

前幾天我提到《沒有1949的國民黨 沒有今天的台灣》，民進黨與他們的附隨組織們群起圍攻，他們到底有多畏懼國民黨把史實講清楚？他們片斷扭曲臺灣歷史無非為了撕裂社會。

這幾年許多民眾向我抱怨民進黨篡改教科書，把操弄史觀當成選舉手段。我要告訴各位，民進黨操弄史觀的手法，早已不僅限於教科書。

2019年電影《返校》，曾獲得文化部補助金，電影情節描寫國民黨濫權抓捕，只是讀泰戈爾就要受到追殺。劇本所參採的歷史原型是共產黨刊物《光明報》事件，事實上，當年某民代之父為追求心儀女子，導致《光明報》暴露，情治機關循線破獲「中共台灣省工委」，拘捕台共首腦蔡孝乾，瓦解了共產黨潛伏在台灣的特務系統。那個出賣朋友的民代之父，在歷史上一度化身為進步青年，因為告發共黨而闔家安康，但國民黨追捕共諜、保衛國家的功績，卻被妖魔化成為一則恐怖的鬼故事。

還有自詡文學史家者在臉書宣稱，如果沒有1949的國民黨，天才作家朱點人跟「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不會失去生命。真正的史實是，朱點人加入台灣共產黨，意圖顛覆國家；呂赫若加入中共台灣省工委，主編共黨刊物《光明報》，並開設大安印刷廠散播社會主義文宣。若在今日，民進黨又會怎麼評價這些「中共同路人」？依照民進黨自己修的《國安法》，朱呂二人今天都將被判處至少七年以上徒刑，併科五千萬到一億罰金。依照現在的刑法，以暴動犯內亂罪，和中共裡應外合的人，民進黨政府難道不會依法求處首謀死刑或無期徒刑？

據說呂赫若死前最後的遺言是：「解放軍本月應該會來吧？」

訴求悲情，再包裝成烈士，卻不敢真正提起他們的共產思想言論？

更有甚者，該作家還把葉石濤擔任國小教師說成顛沛流離十幾年，選擇性提到日據作家龍瑛宗因不熟中文而擱筆，指控國民黨讓他「斷絕了寫作之路」，刻意無視龍瑛宗1999年逝世前，努力以中文書寫，發表作品上百篇，還出版了專書《杜甫在長安》。身為客家人的龍瑛宗，小時候因為日本粗暴的語言政策強制關閉了漢文私塾，而失去學習漢文的機會。若台灣早點光復，龍瑛宗就不需被迫學習日文，這點綠營敢不敢提？

歷史上的國民黨，有功也有過。如果只講過，對當年胼手胝足保衛台灣的軍民同胞不公平；如果只講功，則對戰爭時期承受思想管制與壓迫的受難者不敬。未來國民黨必須要把史實講清楚，但絕不容許民進黨將歷史論述任意剪裁成他們喜歡的模樣、用去歷史脈絡的謊言掩蓋鮮血寫的事實，欺騙我們的下一代。

蔡英文總統在阿富汗事件後搜腸刮肚，竟然找不出民進黨或獨派犧牲生命捍衛國家的案例，結果臉書只能舉國民黨率領不分省籍的年輕軍人用鮮血跟肉身打的823砲戰做例子，説「台灣人民不分先來後到，軍民一心擊退威脅。」還真是要感謝蔡總統對國民黨軍民一心，抵抗共黨，保衛台灣，對此一不朽功勳做了最佳的背書。

馬來西亞華裔作家歐大旭說過：「到處都有人半意識地抹除記憶，整個國家一起抹除，連同文化——所有一切。我們亞洲人非常善於此道。」人們或許為了生活，在現實中忙碌，無暇追索史實，我們對自己國家的過去、這片土地的歷史確實知道得太少，但最可怕的莫過於，一旦歷史詮釋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扭曲與遮掩，把電玩或奇幻電影當史實，掩蓋歷史脈絡專扮成「真相」，實為今天台灣社會的不幸。

「尊重過去，追索真相」是我們面對歷史應有的態度，也才能從各種政治目的的扭曲當中被釋放，得以真正尊重不同政治立場，共同抵抗強權侵略，團結一致，才能捍衛臺灣的民主自由。

曾經為這個中華民國奮戰過、在這片土地生活過的人，他們的貢獻與痕跡都不該被抹殺遺忘。同樣的，曾經想解放臺灣，開放引入解放軍的地下共產黨人，絕不能去脈絡成為無辜的受害者。

扭曲真相、片面解讀歷史與不尊重前人奮鬥的人，正在侵蝕與鬆動臺灣的民主體制，撕裂我們維繫國家安全的共識，我一定挺身與之戰鬥！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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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鄉文集《靠岸》第八章 心中的山

山說 雲動鳥動人動
總要有些什麼不動
才會讓旋轉飛舞的你們
找得到家
～隱地，《山說》。

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有一座山。一座可以標的的山；一座可以仰望的山；一座可以依靠的山；一座可以指引回家之路的山。

那怕跋山涉水，攀山越嶺，那怕背山帶水，迴山轉路，那是座心中的山，矗立在故鄉的那一端，無論你離了多遠，回頭仍能望見那疊嶺層巒的蒼翠；無論你離了多久，它仍能在夢裡回到眼前，一如你未曾遠離。

那麼，對父親來說，一個在17歲時，隨著國軍從大陳島撤退到台灣的漁民之子，那座仍時時在夢裡呼喚的不動之山在哪呢？那座可以指引返鄉之路的山，究竟是什麼樣的山呢？在那段天翻地覆、顚沛流離的戰亂年代，豈止是雲動、鳥動、人動，除了不動的島和遺留的記憶，整個世界都在移動，年少的父親，只能帶著滿腔的愁苦，揮別了他的出生地－大陳島，飄洋過海，隨軍來到台灣，重新面對不確定的未來。

光陰如白馬過隙，一甲子的歲月，倏忽而逝，垂垂老矣的父親，不知何故，經常在夢裡回到那座出生之島，慈祥的曾祖母、操作船帆的祖父、背他上學的長工、通風報信的海盜、私塾的老師、青梅竹馬的玩伴，一一在夢境裡迴旋流轉；而壯闊的落日景色、夜空的滿天星斗、海面的皎潔月光、波光粼粼的海上如搖籃般輕輕飄盪的竹筏舢船，一幕幕、一景景，竟格外清晰地在每晚的夢境呈現，父親在山嶺、林間、溪徑、海濱，以及狂風呼嘯的風裡，奮力奔跑、盡情跳躍，最後，他遠遠望見一處山崖上，有棟二層建築的樓房，在落日的餘暉中，映出悠長的影子，那正是父親的家，無論雲動、鳥動、人動，無論天搖地動、地裂山崩，那個家始終紋風不動，夜夜在父親的夢裡，靜靜與父親對望著，人世的滄海，歲月的桑田，都被摒除到夢境之外了。

原來，那個家，正是父親心中的那座山。

父親在上大陳島的家，就座落靠海的小山崖上，推開向南的前門，在眼前展開的，是一片碧藍的海洋，雲朵悠閒地飄過，浪花拍擊著海岸，千帆點點，海風陣陣，帶著鹹味的空氣，隨著呼吸，充填在父親的胸臆之間，時不時挑動著父親思鄉的情懷。

站在山崖往前眺望，與上大陳島僅一水之隔的下大陳島，以臥龍之姿，橫陳在藍色的海面上，披覆一身蒼鬱的林木，呑吐著日月的風華。散佈在周圍大大小小的島礁，日復一日數落著潮汐，發出喧騰的聲音，獨獨這島，卻像入定之僧，又像沈睡了千年的龍，無論朝代多少更迭，抑或人事如何變遷，總也喚不醒，這座從天上遺落人間的仙島。

「那是一間二層樓、石牆瓦頂的獨棟樓房，以台灣的算法，一層大約有八十坪吧！二層就差不多一百六十坪。當初改建時，很多木料和花崗石，都還是從大陸專程運來的。」父親回憶說：「我們家門前還有一塊很大的曬穀場，不論是曬穀、醃魚、曬鰻魚乾、做大陳年糕，一年四季，總見長輩和長工們，在這塊地上穿梭忙碌。」

在當時的上大陳島，像這樣二層樓的房子，以現代人的評價，可謂是超級「豪宅」了，因為大部分居民住的都是石頭堆砌、茅草覆頂的簡陋平房，絕少有蓋到二層樓的房子。然而這座在當時人眼中的大宅邸，全家人所分配到的住居空間，卻不寬綽，不只是因為曾祖父母、祖父母、父親以及父親三個姊妹、四個弟弟，一家十來口都住在裡面；而宅內大半空間，還得要用來堆放草穀、各種農漁具、搗米的石臼、釀酒的罈子、醃製的魚菜等等；尤當國共戰事緊迫時，羅家這棟踞高面海的二層樓房，更成了後來國軍借住、設指揮所的最佳選擇。

「剛開始是游擊隊，也就是反共救國軍來我們家借住。」父親說。

1949年前後，國民黨戰事失利，國民政府撤遷台灣，部分國軍兵力佈署於舟山群島、大陳列島等江浙沿岸島嶼，有一些地方的游擊隊組織，配合國軍軍事活動，襲擾共軍。

祖父羅啓明和一些游擊隊的頭目熟識，每當他們來大陳島進行補給休整時，熱情好客的祖父，便主動邀請他們暫住在家中，祖父總是把一樓的客廳讓出來，十多位游擊隊員便在客廳打地鋪，並且由祖母負責打理他們的飲食起居。

1950年4月，海南島淪陷，5月，中共第三野戰軍對浙江舟山群島發動總攻，在喪失制空權的12萬國軍被迫撤離舟山群島，而其中一部分的軍隊，就轉進到大陳島。

此時的大陳島，成了國軍在浙江沿海的唯一據點，戰略位置更為突顯。1951年6月，胡宗南被派來大陳島，任「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翌年，國民政府在大陳島設立「浙江省政府」，胡宗南親任省長，國軍正規軍第67軍也調防大陳島，於是這個總面積僅15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島，軍民合計人口竟達36000人之譜，幾乎是1：1的比例。由於軍營宿舍不足，島上家家戶戶，幾乎都分配軍士官兵借住，整島重要的地理位置，也都架起砲台、拉起鐵絲網、構築防禦工事，在可能被搶灘的海岸，甚至還埋下地雷，處處皆見荷槍實彈的士兵巡邏守衛，一股戰爭即將爆發的肅殺氛圍，籠罩了整個大陳島。

自從國軍主導了整個大陳島的防務，羅家的「豪宅」再次被相中徵用。

「游擊隊每次來家裡，也只借住一樓的客廳，一樓的房間還是我們使用，而且為時不久，國軍則把整個一樓都佔用了，包括我在一樓的房間也讓出來，全家人都被趕到二樓住。」父親說：「但和游擊隊十幾個人在家裡打地鋪不同的是，國軍進駐家裡的，只有五、六個似乎是重要軍職的軍官，他們還在一樓做了簡易的隔間，既充當宿合，也當做辦公廳使用。」

父親因當時正值年少，眼見家裡被軍官長期佔用一事，非常氣憤，加上一家十來個人擠在二樓，生活起居難免會發生聲響，而小孩子打鬧嘻笑，也會發出擾人噪音，住一樓的軍官若覺吵雜，還會生氣罵人。有一次，父親實在氣不過，便把二樓的樓板撬開了一個洞，故意把二樓的灰塵與垃圾掃進洞裡，弄得一樓烏煙瘴氣。

「你幹什麼這樣？」樓下的一位軍官被父親的舉動惹惱，大聲喝斥。

「那你幹什麼佔我們的家？」父親反嗆回去。

那位軍官大概不想和小孩子計較，也就沒多說什麼，只是氣呼呼地走到房外抽菸去了。

其實軍官佔住家門的日子，也不全然只有衝突面，一來住久了也就熟了；二來，不高興也不能怎麼樣，只能彼此包容，努力和平共處。

於是隨著共處的日子一天天過去，父親漸漸調適自己的心態，開始能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待家被佔用的事。

「有幾位軍官對我其實也不錯，他們住進家裡來以後，也帶來了一些新鮮有趣的事物，許多東西，像我這種封閉在小島上的小土包子，一輩子都沒看過。」父親說。

有位軍官就在他的房間裡放了一台留聲機，經常播放優美的音樂，或者男音、女音唱著流行歌曲，父親對這個「會自己唱歌」的機器，感到驚奇不已，他想破了腦袋，也不明白，為什麼一個轉盤，放進一張圓片，然後讓一根針札著這個轉動的圓盤，盒頂上釀了金屬大喇叭花的東西，就會唱出好聽的歌。

那位軍官曾經耐心地向父親說明留聲機會唱歌的原理，但不管怎麼解釋，父親就像鴨子聽雷一樣，完全無法理解，只當這台機器是被施了魔法一般。多年以後，父親到了台灣，曾有一段時間，他到台北打了三年的零工，雖然沒存多少錢，卻硬生生買了一台留聲機，日日把玩觀賞，這幾近他人生中最奢侈的出手，就是少年時對留聲機存在的新奇印象，有很大的關連。

而另一樣讓父親覺得像是外星球產物的，就是腳踏車。

「叔叔，這是什麼東西？」父親第一次見到停在家門的腳踏車時，忍不住好奇心，詢問一旁的軍官。

「這是腳踏車，可以騎著它到處走！像騎馬一樣！」軍官笑答。

「你騙我，這東西只有二個輪子，一坐上去就會倒，立都立不直，怎麼可能騎著它到處走？」父親不相信軍官的話。

「那我騎給你看吧！」家門口是一個偌大的曬穀場，軍官立刻跨上腳踏車，在曬穀場繞起圈子。

父親看得瞠目結舌，他不明白，是怎麼樣的機械原理，讓只有二個輪子的車保持平衡？這種驚訝的心情，等同於我們現今若在路上遇見變型金鋼一樣的驚異吧！

軍官本想讓父親學騎看看，但年少的父親，根本就不敢碰觸這個像機械怪獸的東西，直到後來去了台灣，才終於學會騎腳踏車。

「還有一次，我在削地瓜時，不小心把手指上的一大片肉削去了，當場血流如注，痛得不得了，當時住在家裡的醫務官，立刻用碘酒幫我消毒包紮！」父親歷數記憶中的往事：「那時候，不只國軍來到島上，也來了一些美軍。他們開山挖路，協助國軍構築防禦工事。」

在當時，美國確實有以「西方公司」的名義，協防大陳島。在上大陳島，美軍駕駛開山機到處挖山開路，羅家有一大片田，從山頂到海邊，是一梯一層的梯形田，那是曾祖父羅洪亮費了多年心力開墾出來的，美軍開山機在山頂拓路時，大堆大堆的爛泥亂石都往山下推落，一整個壓壞了這片從曾祖父時代就開墾出來的農田，後來家裡再無人力進行整田，只能任其荒廢。

「不像台灣現在，什麼事都可以抗議，什麼事都要求補償，那時候，田地被壓壞會很心疼，也很生氣，但淳樸的民眾，也只能默不作聲地概括承受。」父親嘆息。

美軍有時還會駕駛運補機在島上空投白米、彈藥、醫療用品等物資，其實當時海上運補並沒有問題，這些空投任務，可能只是為了訓練所需，只是空投的物資滿天飛拋，時而壓毀農作物、砸壞室外的生活器具以及民家的屋頂，像羅家的屋頂，就曾被美軍的空投箱子，砸破一個大洞，嚇壞一屋子的人。

不過，這些空投的物資，帶來給島上居民的，並非全是壞事，父親的兩個弟弟，有一次就檢到一整箱機關槍子彈，二個人把整箱彈藥抬到美軍基地，換了一堆糖果回來，開心極了。

有時候，小朋友非常調皮，撿到子彈並沒有送還，而是把子彈的彈頭拔出，將火藥倒在地上，累聚成小塔狀，點火看它轟然爆燒，像過年放煙火一樣。也有一些米糧在空投時括破了包裝，白米散落一地，看到的老百姓會一擁而上，爭相撿拾地上米粒，回家熬粥，一家人吃一頓噴香的米飯，在當時窮困的大陳島，可是件奢華的事。

父親娓娓道來和大陳島駐軍互動的往事，說到興起，雙手不斷在空中比劃飛舞，而他左手食指上，一個隆起的疤瘤清晰可見，那正是當年父親在削地瓜削傷的手指，醫務官幫他止血包紮後，仍留下終生的疤痕。

這個在父親左手食指上隆起疤痕，約莫一公分長寬，像顆時光膠囊一樣，依附著父親的手指，每當父親打開這顆膠囊，年少的回憶如江河湧出，恍如昨日般，歷歷在目，點滴心頭。

這幾位軍官在羅家一直住到1955年2月大陳島撤退。

「他們終於離開了這個家，只是，我們也離開了。」父親說。

「那棟二層樓房的家，後來怎麼樣了？」我問父親。

「不知道，我沒回去大陳島過，但聽曾回去的老鄉說，那房子已經被拆掉，什麼都沒留下了。」父親落寞地說。

樓房雖然拆了，記憶仍在；人雖然離了，島卻屹立不搖，而父親的心中之山，猶然佇立上大陳島的那片山崖上，並時時在父親的夢裡呼喚著，指引回鄉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