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只要是有在滑雪的人，99%都去過日本。

日本的溫泉、美食、香檳鬆雪，搭配世界上其他文化都難以企及的待客之道，一次又一次地溫暖了來自南國的我們。
這兩天，感謝日本的貼文可說絡繹不絕。解封以後努力滑爆買爆愛爆日本，更是成了大家的共同目標。
叔叔也不例外地滿懷感激之情。甚至可以說，沒有日本，根本不會有Snow Sensei的誕生。
今天，叔叔要來講個鮮少人知道的日本故事 （煙~）

嗯，有聽過這種說法嗎？當你身為觀光客，前往日本花錢，日本人都會表現得很溫柔很貼心。但當你身分一轉，前往日本工作，領日本老闆發的薪水，或者是在日本開公司賺他們的錢，真正在他們的社會與文化底下「生活」的時候，他們的態度就會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開始孤立排擠你，甚且看不起你！
——在叔叔結束選手生涯，赴日本創業之前，好多長輩都如此地提醒我。

2015年10月，野雪塾滑雪學校開業前夕，我提早抵達日本準備處理兩件棘手的事情：租屋跟買車。當時還在申請居留的我，跑了好幾間仲介，但根本沒有人願意搭理我這個一邊用著google translate，一邊說著一口怪裡怪氣日本腔的英文，就自以為能跟他們溝通的台灣人。我就這麼跑遍了白馬一帶的每一間仲介，卻毫無進展。一個做仲介的澳洲人還跟我說，現在都要開季了，還想找到能租一整季的獨棟屋子，根本不可能！
無計可施的我，垂頭喪氣地回到長野，又拖著疲憊的身軀前往鄰近的小布施Quest，想說邊練跳台邊想想還有沒有什麼辦法，死馬當活馬醫囉！

叔叔是個很「搞威」的人，過去每一次在小布施練習，只要看到現場有人放大招，即使語言不通也會興奮地鬼叫來鬼叫去。所以雖然不能算是常客，畢竟混久了，逐漸也有了幾位大概比「點頭之交」再熟悉一點點的滑手朋友。
那晚，其中一位英文比較好的Yo君就問我，這次又來日本練跳台嗎？我隨口回說不是，我在白馬找房子，但還沒找到。

Yo君是獸醫，即便已經強到可以做出double cork 1080，但他純粹是把練習跳台當成是高壓且忙碌的本職工作外的紓壓管道，每週兩次，從單程就需要三個半小時車程的山梨縣前來小布施練習。不難想像，在小布施的每一分每一秒，對他來說，是多難得多珍貴的時光。

但，他聽到我的狀況，竟二話不說地馬上跟工作人員借用了辦公室電腦，查詢白馬的空屋狀況。
然後，很快的，他查到了一個看起來像是用html寫的老網站，是白馬的老字號仲介。除非日文程度很好，否則外國人根本不可能找得到這樣的網站。

網站的首頁，貼著一則「臨時放出幾棟雪季檔期空屋」的公告，其中正好有一間符合我們的租屋需求。可是沒有辦法跟他們預約時間看房，因為那間仲介採用的是彷彿當年排隊搶iPhone般的「統一時間，先到先贏制」——最要命的是，開放時間就在明天早上！
一般來說，Yo君都是晚上練完就從小布施開車回山梨，因為隔天上午十點動物醫院就要開門。所以當下我的想法是碰碰運氣，待會兒就開車殺過去，直接在仲介公司門口龜到明天早上，就不信還能有人比我到得更早！

叔叔當時租了一台小車，勉強能蜷曲著睡一晚，當然絕不舒服。Yo君看看我的車，接著撥了一通電話，對著話筒那頭說了一長串聽起來很有禮貌，一直一直反覆「斯米媽線」的日文後，轉頭看著我說：我車上有露營設備，Let’s go camping!
叔叔大傻眼：你明天不是要工作嗎？
Yo君：剛剛請前輩跟我換班了，我明天下午再到就可以。

就這樣，我跟這位只有在排隊等跳台時會聊上幾句，互相連本名都還不知道的日本小哥，在秋冬之交，已然十分寒冷的白馬，坐在停車場邊，開著卡司爐煮著泡麵配啤酒，聊起了他畢業旅行時全班去台灣，被超能吃臭豆腐的同班妹仔嚇到倒彈的有趣故事。
隔天一早，當著仲介大叔彷彿在看神經病的眼神，兩個面帶微笑地坐在他公司門口等他開門上班的人，順利地完成了簽約，拿到了鑰匙。

在大叔的帶領下，走進兩層樓高的聖誕老人小木屋（之後有空叔叔再來介紹這間神奇小屋），我感動地環視著未來三年自己在日本的家，不由得對Yo君道：阿里加多！以後你要是來白馬，一定要來住這邊！
不知道Yo君是沒察覺到他究竟幫了我一個多麼不可思議的大忙，或是日本人真的就是不會邀請不熟的人到家裡來，他先是露出了相當訝異的表情，隨即開心地點頭說好。
當天稍後，共進午餐時，Yo君還提醒了我在日本租房子要注意的眉眉角角，好比冬天時熱水器不能關、暖爐管線要先清理之類的事。最後臨走前，他慎重地跟我說，記得房租要準時匯入銀行帳號喔，不然我會有麻煩。

那時，我才赫然意會過來，原來大叔還是不願意讓我這個外國人租房子，而那個當下，Yo君給出了他的證件，擔起了保證人責任。
看著手上的簽約文件，我終於第一次看到了他的全名。

Yo君跟我就此成了生死之交。我成了日後他婚禮上唯一的外國客人，而我在白馬的房子，無論何時都有一個床位留給他。

這是叔叔在日本打拚多年，遭遇的眾多趣事之一。而那些故事的唯一共同點，就是都有一些純真又美好的人事物在裡面。

疫苗也好，口罩也好，捐款也是。
兩國的關係會友好，絕對是根基於這千千萬萬人民交流後所留下的「美好經驗」。
在曾經的歷史傷痕之上，用幾十年的光陰，用真誠的情感，一磚一瓦砌出來的，無形的跨海橋樑。
這絕對不是政客名嘴酸民魔人們可以抹滅的。

所以我想鄭重的說一聲：
日本的朋友，謝謝你/妳們！ （土下座）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 腓立比書 4 : 8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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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分享】來世再做母子 總統撰文悼母親

103.5.10. 馬英九

媽媽走了，走得平靜安詳。

她彌留之際，我趕到萬芳醫院加護病房，緊握著她微溫的手，這一雙把我養大的手，吻著她的臉頰，在她耳邊低聲的說：媽媽您好走，您的子女、媳婦、女婿、外孫都在您身邊送您，爸爸會在那邊迎接您，妳好好走，不要怕喔！我們結緣64年，來世再做母子，好不好？

我們接著用「生日快樂歌」的調子含淚輕聲合唱：「謝謝媽媽生我，謝謝媽媽養我，謝謝媽媽教育我，謝謝媽媽愛我」。媽媽闔上眼，告別了這個世界，享年94歲。

時間，是民國103年5月2日下午6點16分。

媽媽生長在湖南寧鄉一個書香世家。父母知書達禮，她幼受庭訓，從小聰慧善良，進小學前念過私塾，國學底子不錯，又寫得一筆娟秀灑脫的好字，有大家風範。媽媽小學畢業後，初中、高中念的都是長沙著名的周南女中與省立長沙女中。高中畢業前一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全面侵華，她親身經歷這一場艱苦慘烈的民族禦侮聖戰，自有刻骨銘心的感受，影響她的一生。

高中畢業後，她順利考上中央政治學校（政大前身）與金陵大學，她選擇前者。抗戰時期，政校從南京遷到風光明媚的重慶南溫泉，她也在此遇到法政系的同鄉馬鶴凌─我的父親。媽媽年輕時美麗而有氣質，會念書、字寫得好、又喜歡運動，在學生領袖兼運動健將的父親積極追求下，兩人很快就墜入情網。父親當時稱讚她是「真善美的化身」。

民國33年秋，抗戰進入尾聲，日軍準備反撲，重慶震動。蔣委員長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父親帶頭響應。當時媽媽至為不捨，但以國難當前，義無反顧，她在送別會上說了一句鼓勵父親參軍的話，令人動容，也讓我至今引以為榮：「歷史上成功的男人，都是從戰場上走過來的。」

父親加入青年軍不久，抗戰就勝利了。父母帶著大姊，回到湖南，二姊、三姊相繼在長沙出生。民國37、38年父母兩度來臺灣，媽媽當時曾在臺北一家餐廳當過會計。38年大陸局勢逆轉，父親應長輩與同學之邀，再回大陸西南作最後一搏，此行兇險不小，當時媽媽已懷了我，她憂心忡忡，仍然含淚送行。38年底大陸變色，父親倖免於難，並設法救出在湘潭老家已遭公審清算的奶奶，安排她與二姊、三姊在39年春來到香港。稍早，大腹便便的媽媽也帶著大姊從臺灣趕到香港與他們團聚，我就在那年7月出生於九龍。

當時父母都在九龍「荔園」遊樂場打工，媽媽當收費員，爸爸白天在家做饅頭，晚上到「荔園」去當茶房，奶奶在家照顧四個小孫子女，一家7口，每天只吃兩頓飯。6歲的大姊每天走路送飯給上班的媽媽，媽媽不時典當外婆送她的首飾來貼補家用，全家生活相當拮据辛苦，但在亂世中全家人能夠團聚，已經相當幸運。等了一年多，全家總算在民國40年10月來到臺灣，先借住在桃園，半年後搬到台北市萬華，在一個拼湊的大雜院住了11年，我的童年在此度過，小妹也在此出生。

媽媽天性善良勤儉，伺候老奶奶相當體貼，兩人在家事上分工合作，情同母女，碰到爸媽意見不和，奶奶還常站在媳婦這一邊。

我們家是典型的嚴父慈母，小孩自然比較親近媽媽。當媽媽調到石門水庫工作的時候，就把讀小二的我和小妹帶去。白天我們到龍潭的三坑國校借讀，下午回宿舍跟媽媽共進晚餐。民國47年的臺灣，既無電視、電腦，電影院也少，媽媽就利用晚間，教我讀《古文觀止》。數十年來，每次回憶當時媽媽燈下課子的溫馨畫面，就感動不已。這次媽媽在加護病房的初期，意識清楚。探病時，我背「桃花源記」給她聽，背對了，她點頭；背錯了，她搖頭。我們重溫了50多年前母子共享的快樂時光。現在媽媽走了，我不敢再碰「桃花源記」，深怕自己控制不住奪眶而出的淚水。

媽媽賢淑多才，照料八口之家，五個幼兒。白天上班，晚上有時還要兼課、做飯，十分辛苦。爸爸好客，常邀朋友小聚，媽媽因此燒得一手好菜，很受歡迎。還有不少人專程來吃她拿手的紅燒辣羊肉。媽媽也會織毛衣、做衣服。家中有一台縫紉機，就是她貼補家用的利器。我們姊弟妹念小學、中學的制服，很多是媽媽親手做的。當年父母的薪水微薄，媽媽能燒菜、做衣服、織毛衣，節省了不少支出。我初中一年級暑假，參加童子軍露營，學會了做紅燒茄子。回家後做給媽媽吃，她看到13歲的兒子居然懂得做菜孝敬媽媽，開心極了！也因為媽媽會做菜，我的四個姊妹不但能做菜，還會做整桌酒席。

媽媽非常孝順父母，外公住在新店，媽媽那時幾乎每個周末都去陪他聊天吃飯。外公去世後，媽媽即使膝蓋受傷，不良於行，也要上墳祭拜。外婆當年留在湖南沒有來臺，民國69年，政府尚未開放大陸探親，媽媽思母心切，自己不能赴大陸探親，只好要求旅居美國的大姊到長沙，探望30年不見的外婆和阿姨。大姊回臺灣，帶回外婆的思念和一件特殊的紀念品。外婆在民國72年過世，她們母女從民國38年一別，一生未再見面! 外婆送的紀念品，媽媽一看就流淚，一直保存到現在。我們會把這件紀念品放在富德靈骨樓，永遠陪伴媽媽。

媽媽做人厚道，樂於助人。小時候我們跟奶奶上西園路天主堂，常常領回麵粉、包穀粉等外國救濟品。有一次我在大門口發現一位貧窮的老人在餿水桶中找東西吃，我立刻跑去告訴媽媽，她馬上裝一包香噴噴的包穀饅頭送給那位餓極的老人。看到老人感激的眼神，我很開心，也才懂為什麼「助人為快樂之本」。

媽媽是一個國家民族觀念很強的人。小時候，她講給我聽的床邊故事，不是俠盜羅賓漢或白雪公主，而是鑑湖女俠秋瑾與革命黨員徐錫麟從容就義的故事，她尤其喜歡講述高志航烈士在浙江筧橋機場擊落日機的英勇事蹟。這是最鮮活的民族精神教育，我畢生難忘。媽媽加入中國國民黨75年，這是她晚年最津津樂道的事。

媽媽一直有一個夢，希望有一天，她的子女考上聯考的狀元，那時記者就會來訪問她是如何教育子女，她一直在等這一天。等到民國59年小妹考上臺大外文系，不是狀元，以後家中無人再參加聯考了，媽媽才斷了念頭。沒想到我大學畢業那年，舉辦第一次預備軍官考試，有不少人落榜。我幸運考上第一志願海軍補給科，還是臺大這一科的第一名。有同學打電話來問我考上沒有。我不在家，媽媽接的電話，告訴同學我考上了，還開心的加了一句「還是個小狀元呢！」她的兒女狀元夢，總算勉強實現了！天下父母心，令人莞爾。

媽媽從我們小時，就教我們要勤儉、誠實、清廉、愛國；

要讀古文、讀英文、練毛筆字。病中跟我們筆談時，她還寫著：「你父親和我, 一生不貪財」。家中建立勤勞獎金制度，鼓勵做家事，養成子女勞動與儲蓄習慣。媽媽做事低調、謹言慎行，我從事公職30多年，她從不介入我的公務。她給我的只有支持，沒有困擾。父母都鼓勵我們實踐先祖父立安公「黃金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不空」的家訓，父親並手書「為善讀書不忘家訓，立身行道毋忝所生」對聯，掛在客廳時時提醒我們。我們在文山區住了40多年，媽媽留給左鄰右舍、市場攤商的印象，就是如此。

兩年多前, 當我們知道了媽媽有肺部淋巴瘤的時候, 我很感謝大姊提出、大家一致認同的作法---我們要給媽媽最後的日子有尊嚴、有品質的生活。今天，我們可以很驕傲的說，我們做到了!

進醫院的兩個星期前, 大姊還帶媽媽到台南後壁鄉去看國際蘭花展。只有最後的這三星期她是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但她仍然非常幽默，和我們談以前的趣事。我們要她做一個蘭花手的姿勢，她會刻意用兩隻手來做，還上下搖動，逗得我們大樂，病房常有笑聲，完全沒有受苦的樣子。美青跟唯中探病的時候，安排元中從美國打電話唱歌給媽媽聽，媽媽還記得元中小時候的招牌歌「小小羊兒要回家」，指定要她唱。每次美青和我去探病，我一定會親親她，陪她聊一陣子，再跟她擊掌6次才告別。這段時間，四個姊妹輪流陪伴照顧媽媽，備極辛勞。醫生們都讚許媽媽是最合作的病人─親切而有教養。

媽媽走了, 明天就是母親節，我們怎麼來過生平第一個沒有母親的母親節啊？

媽媽嫁到馬家70年，相夫持家，養兒育女，教忠教孝，含辛茹苦，她對馬家的貢獻太大了。她生前四代同堂，晚輩有38人，和樂上進，可謂福壽全歸。她留給我們兩件世上最寶貴的遺產─母愛與家教。所以，我們在她骨灰罈上刻的字是：

「厚德修身，一生忠黨愛國；

慈母良師，永世難報親恩。」

這是我們對媽媽最崇高的敬禮。媽媽，請您好走，永遠跟爸爸作伴。我們結緣64年，但願來生再續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