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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570的網紅Miya chung專業彩妝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彩妝技巧】台北專業彩妝師的一天 MIYA Chung Makeup Artist 今天是服裝品牌形象拍攝 來看看專業彩妝師工作都在做什麼? 還有團隊怎麼合作完成品牌形象照 妳們絕對不知道/時尚工作者其實跟勞工沒兩樣 FB名稱Miya chung Makeup ar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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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象理髮器刀頭 在 Miya chung專業彩妝師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2019-10-19 10:37:24【彩妝技巧】台北專業彩妝師的一天
MIYA Chung Makeup Artist
今天是服裝品牌形象拍攝
來看看專業彩妝師工作都在做什麼?
還有團隊怎麼合作完成品牌形象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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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名稱Miya chung Makeup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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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濕精華:九號玻尿酸水潤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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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濕霜:BLAKMORES [冰冰霜]
遮瑕:ETUDEHOUSE 三色遮瑕膏
眼部底膏:Innistree
眼影:MAC SOBY
睫毛膏:Innistree 極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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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妝技巧 台北專業彩妝師的一天
穿搭圖 我們拍照8小時所以秘密武器很重要
接下來就開始我們工作的ㄧ天
台北專業妝髮師的一天所有步驟
步驟1先上化妝水
步驟2保濕精華液
步驟3保濕乳霜
把乳霜全臉按在臉上均勻抹在臉上
步驟4上底妝
步驟5遮黑眼圈
步驟6眼部底膏
頭髮也要像化妝ㄧ樣打底
頭髮才會蓬鬆自然
步驟7眼影
步驟8膏狀修容
使用美妝蛋讓粉底與膏狀修容融合
步驟9液狀腮紅
步驟10秘粉定妝
步驟11眼線
步驟12用相近色眼影暈層次製造深淺
步驟13 夾睫毛
步驟14睫毛膏
步驟15畫眉毛
步驟16粉狀腮紅
步驟17口紅
妝容完成開始用髮型
助理先把髮型底打好我再來塑型
綠茶也是妝髮造型師
把髮跟用吹風機吹鬆
慕絲可以讓上過電棒波紋明顯
完成第一個造型開始拍攝
這些衣服我們要幫模特兒穿脫
避免妝髮碰到衣服
所以我們也算是勞工
攝影師不只要會拍照
還要跟模特兒溝通動作
如動作還不行還要親自示範
每換完ㄧ套衣服都要整理髮型
要看攝影師電腦拍出來的照片
看整體可不可以不行馬上調整
因為所有的時間都很寶貴
所有的專注都要放在
模特兒跟攝影師身上
吃飯是我們有長ㄧ點休息時間
這是客戶幫我點的便當
客戶都會問還有多久
通常換妝時間不可以太久
時間對客戶來說就是金錢
所以換造型要快
換完頭髮還要改妝
改妝都是客戶為主
換完造型或吃飯都會在幫模特兒補妝
與客戶確認完後開始拍攝
第二個造型開始拍攝
開始忙碌的下午
在拍照同時助理就要準備下ㄧ套衣服
攝影助理想辦法把小茶杯固定在模特兒腳上
工作中很常在ㄧ天內要換好幾個髮型
所有好梳開頭髮梳子很重要
通常最間單的頭髮都最後
1 捲髮 2扎髮 3直髮
通常換最後ㄧ個造型模特兒已累
因為其實換妝髮也是她們休息時間
這是我們最後ㄧ個造型
我們差不多快要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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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象理髮器刀頭 在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推薦閲讀:撤退阿富汗🇦🇫倒數第五天:這次他不是記者,他是加入逃離的難民》
* 一名阿富汗記者 Bilal Sarwary 眼中的阿富汗二十年悲歌:(BBC精選)
我們國家的風景,是謊言,在靜䀄的天空下,殺戮始終蠢動。
塔利班在 2001 年被推翻,他的國家發生了轉變。
但在他看來,美國錯過了試圖帶來持久和平的機會。
過去兩周,他的家鄉發生了可怕的轉折,他自己的生命也處於危險之中。
⋯⋯⋯⋯以下為阿富汗記者Bilal的文章:
2001 年,我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明珠飯店擔任地毯銷售員,度過了平凡的一天。
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我在銷售地毯時,無意中瞥了一眼電視,親眼目睹了一架客機駛入紐約世貿中心的戲劇性鏡頭:然後第二架飛機,最後另一架飛機撞上五角大廈。
我知道,我們的生活永遠不會一樣了。
國際注意力立即集中阿富汗,執政的塔利班被指控為恐攻主謀賓拉登和他的基地組織提供庇護。
就在第二天,飯店大廳突然擠滿了數百名外國媒體工作人員,他們迫切需要會說英語的阿富汗人,在他們越過附近邊境進入阿富汗時,協助他們擔任翻譯。
我接受了這個提議,從此以後我沒有停止這份工作。
我小時候並未在阿富汗生活——1990 年代蘇聯軍隊撤退時,我們全家逃離內戰。時隔多年,當我第一次再次進入喀布爾時,我震驚地發現我的故鄉如廢墟,建築物變成瓦礫和扭曲的金屬。
所有城市歡樂喧囂的跡像都消失了。
人民如此貧窮,如此恐懼。
我最初在阿布扎比電視台工作,並與其他五名記者一起住在洲際飯店。每天早上醒來,籠罩於恐懼的陰霾中,因為喀布爾已成為美國空襲的主要目標。
我看到基地組織特工和塔利班從我們飯店空中、大廰裡來來往往,我看到他們在附近的街道上閒逛。
爆炸聲響徹夜空,我當時想:我們的飯店會不會是下一個轟炸目標?
然後,12 月初的一個早晨,塔利班消失了。
幾個小時之內,人們再次在理髮店外排隊剪鬍鬚。有節奏的阿富汗音樂再次於街道響起,填補爆炸留下的真空。
阿富汗在那天早上,好似重生了。
從那一刻起,我密切參與觀察阿富汗人的第一手生活,當他們恢復日常生活時,我不再是一名翻譯,而是身為一名記者。
從東面的 Tora Bora 到 Paktia 的 Shai Koat 戰役,我親眼目睹了塔利班被推翻。
塔利班戰士消失於山區農村地區,他們的領導人逃往巴基斯坦。回想起來,這是一個錯失的機會,那是美國應該與塔利班坐下來討論和平協議的時候。
我看到曾經信奉塔利班統治的民眾,真正願意放下武器,重新開始他們的生活。
但美國人不希望那樣。
在我的報導生涯中,包括我和許多其他阿富汗人都認為:美國的動機是在 9/11 事件之後,進行報復。
隨後的幾年更是一連串的政策錯誤。
貧窮而無辜的阿富汗村民,遭到美軍轟炸或拘留。阿富汗政府支持美國人在各山區作戰,於是在政府與人民之間,造成了可怕的鴻溝。
我清楚地記得在喀布爾和加德茲之間的高速公路上,美國人錯誤地逮捕並拘留了一位名叫賽義德·阿巴辛的出租車司機的事件。
他的父親 Roshan 先生年事已高,是 Ariana 航空公司的僱員。在我們揭露資訊錯誤後,阿巴斯先生最終獲釋。
但其他人並沒有那麼幸運。
美國人堅持採取強硬手段,在阿富汗平民中造成了過多的生命損失。為了盡量減少美軍的傷亡,他們使用炸彈和無人機。當炸彈和無人機被放在戰爭武器的優先位置時,代表許多無辜民眾會死亡。因為無人機分不清誰是塔利班,誰是平民?
於是對美國人的信任,日月削弱,雙方和平談判的希望也逐漸消退。
阿富汗可能會變成什麼樣子?我也有過短暫的樂觀情緒。
我曾經可以在開闊的道路上行駛數千公里,不必擔心死亡。
在深夜或清晨,從喀布爾開車至霍斯特省和帕克蒂卡省的偏遠村莊,我平安穿越阿富汗那些美到驚人的山谷、湖泊、鄉村。
2003年是轉折點。
那一年,美國侵略伊拉克,這激怒了99%信奉伊斯蘭教的阿富汗平民。
起義者開始以新的力量進行反擊。
我清楚地記得某一個日子。那一天,一枚巨大的卡車炸彈刺穿了喀布爾的心臟,震動了這座城市,震碎了窗戶。
我是第一批到達現場的記者之一,我對自己目睹的一切感到震驚。這是我第一次親眼明瞭什麼將成為阿富汗人民的新常態,一種生活中不得不承受的事實——屠殺、肉體和死屍散落濺滿鮮血的阿富汗土地上。
之後,情況變得更糟。
後來我們才漸漸明白,在市中心發生針對阿富汗軍隊、外國軍隊和手無寸鐵的平民的卡車炸彈和自殺式襲擊,只是標誌著這場殘酷悲劇的序幕。
作為回應,美國人升級了對空襲的依賴,這一次他們擴大了對塔利班清掃的目標清單——結果是所謂反恐包括了轟炸阿富汗農村地區的婚禮和葬禮。
阿富汗人開始將天空視為恐懼之源。
凝視日出、日落、星星,成為靈感來源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
在前往坎大哈市附近鬱鬱蔥蔥的綠色 Arghandab 河谷的旅行中,我渴望看到阿富汗最著名的石榴。
但我抵達時,紅色流淌的是當地居民的鮮血,而不是石榴果實。
我所看到的是阿富汗許多農村地區發生的事,只是整個阿富汗戰爭的一個縮影。
塔利班已將他們的戰士推入山谷,但政府軍正竭盡全力將他們擊退。山谷地區的控制權在雙方軍事力量之間拉鋸,無辜的阿富汗平民被夾在中間。受傷、癱瘓、或是死亡。
那一天,我細數了 共33 次美軍的空襲。
而之後我已經數不清塔利班發動的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的次數了。
房屋、橋樑和果園,都被炸毀了。
美國的許多空襲都是由虛假情報導致的:這些情報往往由一些想要在村莊解決自私的阿富汗個人領導權或土地糾紛的人所提供。
美國地面部隊和阿富汗人之間日益缺乏信任,這使美軍已無法從謊言中分辨真相。
塔利班就在這些謊言所製造的美軍攻擊中,使阿富汗人開始反對政府,也成為招募聖戰士的沃土。
就在此時期(2001 年至 2010 年),阿富汗的 9/11 一代——那些已獲得印度、馬來西亞、美國和歐洲留學機會的年輕阿富汗人——回來加入阿富汗的重建工作。
這個新世代本來希望成為偉大民族復興的一部分:結果完全相反,他們發現自己面臨著難以接受的挑戰。他們熱情地回到家鄉,但他們看到的是美國人扶植的新軍閥,他們看到的是政府腐敗盛行。
我們國家的風景,是騙人的謊言。
美麗的山谷、陡峭的山峰、蜿蜒的河流和小村莊,很容易讓旅人驚嘆。
但它呈現出的和平形象並沒有給阿富汗人帶來任何和平。
阿富汗人在自己的家中,沒有安全感,無法找到安寧。
大約四年前,我在瓦爾達克省的一個小村莊參加婚禮。夜幕降臨,人們聚集,星空下享受食物。天空如此晴朗,但突然間,爆發出轟隆隆的無人機和飛機的聲音。很明顯,附近正在進行手術式飛彈空襲攻擊。
厄運降臨婚禮派對上。
那天晚些時候,我發現自己與一名塔利班戰士的父親分享了 Kabuli pilau、麵包和肉,他詳細描述了兒子如何在赫爾曼德省被殺的。他的兒子只有 25 歲,留下了一個寡婦和兩個年幼的孩子。
父親帶著憂鬱的驕傲解釋,雖然他只是一個卑微的農民,但他的兒子是一個有才華的戰士,他相信人民應該為不同的生活而戰。
我啞口無言。
在這個老人的臉上,我看到的只有痛苦和悲傷。
在塔利班的控制下,音樂是不被允許的,即使在婚禮上也是如此。
相反,所有的村民聚會,都充斥著這些悲傷故事的交換。
人們常常忽視塔利班的成員是誰:他們有寡婦、失去兒子的父親,以及因美軍轟炸,而被炮彈攻擊癱瘓的年輕人。
當我問這位塔利班戰士的父親想要什麼時,他的眼裡充滿了淚水,他說:“我要結束戰鬥。夠了。我知道失去兒子的痛苦。我知道阿富汗必須有一個和平進程,必須停火。”
我的喀布爾辦公室,距離一家大型軍事醫院只有幾公里。
來自我的家鄉庫納爾省的朋友、家人和熟人,經常要求我陪他們去醫院,以確認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成員親屬的屍體。
有時候,我覺得我所在省份眾人的心,已經被這些棺材的重量壓垮了。
當美國川普總統政府2019年在多哈開始與塔利班談判時,我們最初也滿懷希望。阿富汗渴望全面和永久停火,談判被視為唯一途徑。
我和數以百萬計的阿富汗人一樣,在我有生之年從未見過我的國家和平。
沒過多久,我們的夢想就破滅了。
很明顯,和平會談只是塔利班為了利用戰場上的勝利,再下一城:它不是試圖就和平願景達成一致。
從阿富汗人的角度來看,這個和平協議毫無意義且充滿著被出賣感。
2020年美國人從監獄中釋放了 6,000 名塔利班戰士和指揮官,這些士兵和指揮官被釋放,以交換塔利班願意實現可信和有意義的和平以及永久停火。
但那從未發生過。
相反,和平進程在令人心碎的高調暗殺中,蒙上了陰影。
我們國家一些來自媒體、法律部門和司法部門的最有能力的人士,一個又一個在家門口被莫名殺害。
就在美國人和塔利班進行談判的時候,我記得一位當地警察局長在一場戰爭委員會會議中突然站起來,指責美國人通過與敵人交談,放棄阿富汗軍隊。 “他們在背後捅了我們一刀,”他生氣地說。
像許多阿富汗人一樣,他與美國近二十年的關係,也陷入了痛苦之中。
我以前的一個同學是塔利班成員,我們年齡相仿。在過去的 20 年裡,儘管他堅持不同的意識形態,但我們仍繼續交談。
但最近,我在婚禮上看到了他,我可以看到他的態度是如何變硬變壞的。我看到並感受到了這場衝突,如何真正分裂了阿富汗人。
當我們見面時,我們幾乎無法交談。他不是我在白沙瓦的記憶中,那個打板球和用多汁的橙子塞滿我們臉的同學。
他個人的故事又是另一個阿富汗人深深的失落之一。
他的兄弟、父親和叔叔,在一次美軍因虛假情報和當地塔利班小規模對抗的突襲中,平白無故喪生。
十多年來,阿富汗累積的悲痛與殘酷,使和平成為太遙遠的夢。
最近幾週,我報導了落入塔利班的首府喀布爾,當地大規模投降,無人反抗。
但起初我還認為塔利班無法進入喀布爾,並無從接管這座城市。
我記得事情發生的前一個晚上,我採訪過的政府官員,仍堅信他們可以在美國空襲幫助下,繼續控制喀布爾。
美國的空軍沒有出現。
也有人預測權力會從和平過渡到包容性政府。
但當前總統加尼乘著直升機離開,一切皆成幻影。
塔利班突然進入這座城市。
空氣中瀰漫著恐懼——人們非常害怕看到他們,回來了。
最後,我被告知我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我換了兩件衣服,和我的妻子、我的寶貝女兒和我的父母一起被帶到一個秘密地點。
這是一座我非常熟悉的城市——每一寸土地,我都如此熟悉,我屬於這個城市,我真是難以置信竟然沒有一個地方對我而言,是安全的。
我想到了我的女兒索拉——她的名字意思是“和平”——我想到我們曾經許諾給她的未來,已經破敗不堪,這簡直是毀滅性的。
當我前往機場時,有人提醒我,這是我生命中第二次離開阿富汗。
我到達那裡,多年工作的回憶再次讓我不知所措——那應該只是我作為記者前往戰爭前線的旅行吧!
然後我看到所有在機場的人,這些家庭都排隊想逃跑。
他們是埋葬夢想和抱負一代的阿富汗人。
但這一次,我不是來報導這個故事的:我是來加入他們的。
Bilal Sarwary: 'The plane hit the tower and all our lives changed'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south-asia-58071592
—圖片:阿富汗瓦罕走廊美景,阿富汗進入新疆的唯一通道,玄奘取經來回經過的地方。走廊三分之二在阿富汗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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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中離開的巴士媽媽]
巴士媽媽離開了。讀者們都知道,這幾年我兩次訪問這位「巴士媽媽」,數年前她為智障人士爭取牙科撥款,致電電台,因為兒子牙患影響儀容,而多搭不容易被別人看到臉容的巴士少搭地鐵,得到了這個稱號。
昨晚我出席了她的守靈祈禱會,訝異一位基層婦女的最後聚會,竟吸引近百人出席。巴士媽媽是虔誠天主教徒,她每個星期日定必帶智障兒子阿豪出席彌撒。這天,阿豪也來了,安靜地參與。院舍的工作人員,用圖片解釋了讓他明白,媽媽去了天家。
大家不用擔心阿豪,巴士媽媽雖然離開,但仍然有很多人愛護他。
巴士媽媽在患上肺癌的這段日子,病情有起有跌,公開替同路人爭取藥物治療,不願優先用民間捐款,拖着病軀到立法會陳情,最終獲得藥費,但癌病時好時壞,幸運地獲得愛心醫護幫助,最後有一段狀態好的時光,她約我和她全家一起品茗,更和家人短暫出遊。
她更細心地籌劃最後一段路,把自己心愛的物品送贈出去,把公屋收拾好交還政府,還教導女兒亦即是豪的妹妹如何接手照顧阿豪。
巴士媽媽就是如此一個負責任,為人設想的人。她的女婿在儀式上分享道,外母大人認識他之後,不斷請教他電腦剪片技術,由燒錄光碟,從網上下載音樂,他還好奇一個婦女在搞邊科?
原來巴士媽媽一直惦記其他同路人,希望其他智障子女的家長可以藉着聽粵曲放鬆,所以錄製音樂分享給其他家長,更籌備了一個粵曲小組,經常粉墨登場,定時到老人院表演。
自己已經很多負擔,但她總在想別人。這也解釋到,為何昨晚這位基層婦女的告別儀式上,即使在疫情寒冬裡,澳門的親友不能到來,也把偌大的教堂擠得人頭湧湧。天主教教友,弱能人士和家長們,粵曲小組的朋友們,院舍的工作人員們,都要親身來送別巴士媽媽。
那美好的仗她已經打過了。我沒有看過這麼充滿愛的喪禮。
在最後的日子,巴士媽媽和兩名一手帶大的孫女、女兒、女婿一起生活。女婿透露,孫女和婆婆一起玩樂和鬥氣,「就像平日一樣」。這位婆婆非常搞笑,每日替孫女改一個不同的花名。
紀念冊裡有一幅照片,是阿豪拖着小女孩的背影,原來阿豪從院舍放假外出,外甥女會親切地牽着舅父的手「照顧」他,讓婆婆特別安慰。在滿滿的親情和愛裡,巴士媽媽最後一刻沒有經歷太多痛苦,離開了世界。
在喪禮上,巴士媽媽的女婿公開感謝不同的人,包括我這位記者和張超雄議員,我們實在受寵若驚。蘇小姐更親手送贈了孫女手繪的感謝卡給我們,對着女兒說:「這位就是記者姐姐」。我又感動得熱淚盈眶。
她們這一家,總是如此充滿感恩之情。這本應是她們一家人傷心的時候,她們卻永遠記着要感謝別人,蘇小姐的笑容,永遠溫暖和誠懇,我相信,這就是家教,來自巴士媽媽的承傳。
蘇小姐還替巴士媽媽編製了一本精緻的紀念冊,裡面寫了她和很多親友的懷念說話。
我也獲邀在紀念冊裡寫了悼念文章,特此獲蘇小姐同意轉載。她會想讓我在這裡感謝曾經關心過,祝福過她們一家的讀者。
***
[我和巴士媽媽這一家]
我在大學教新聞已十年,教導年輕人時,忍不住勸說學生若他日做記者,要學習和受訪者保持一定距離:「有熱情是好,想幫人也是好。但做一個好記者,要懂得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始終記者和受訪者關係微妙。」
但我也不忘補充:「或許你會問,記者可不可以和受訪者做朋友?也不是不可以,如果對方像『巴士媽媽』這種人,你用長時間看得清楚了,作為受訪者的她不是想利用記者,反而倒過來說,你做記者在受訪者身上看到公義和人性的善良,當然可以做朋友呀。」
蘇太在我的新聞採訪裡,有「巴士媽媽」的暱稱,這是因為她在2017年3月公開爭取政府向智障人士牙科繼續撥款的時候,曾經致電到電台烽煙節目,談及曾經與未糾正牙患問題的成年智障兒子阿豪出街時,若坐港鐵時,因為座椅是面對面的,其他乘客會因兒子儀容被嚇到雞飛狗走,反而坐巴士因為別人只看到兒子背部,所以沒那麼大壓力。直到兒子醫好牙患戴上假牙,就成個「靚仔哂」。
我慨嘆,在現今香港還有人因為得不到醫療照顧而受着這種歧視。另外,蘇太那種黑色幽默,在苦難由仍會說冷笑話的性格,令我留下深刻印象。
於是我抽空替她和兒子做了半天深度採訪,在明報刊出了全版報導,後來收錄到我的著作《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一書裡。
我記得採訪那四小時裡,我窮追猛打地提問,讓我挖出了更多故事。例如即使蘇太兒子是政府資助牙科服務的受惠者,即使醫護人員有愛心地做了一套假牙給阿豪,蘇太還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一段很長時間去訓練兒子戴假牙才成事,那不只是撥款不只是純粹錢銀的問題。
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位慈母,還看到蘇太是一位有責任心,有智慧,有遠見的女性,她不但公開大方地告訴大家她的兒子有智障問題,亦沒有婦人之仁地溺愛兒子,而是咬實牙關訓練兒子餘下的能力,希望他能過有尊嚴的人生。
而公開自己的家庭狀況,她也不是想讓別人知道自己有多偉大,而是想社會更公平,想政府繼續支持特殊牙科服務的撥款,讓更多同路人受惠。也是因為有她的付出,後來政府再替這個牙科服務更新了維期三年的撥款,又有多幾千個智障人士受惠。
做記者多年來,我訪問過很多有需要群體,只要稍作交流,我就知道受訪者是不是只想從記者身上得到益處,是不是想利用記者的影響力,是不是只想求私利。蘇太和她的女兒蘇小姐,肯定不是這種人。
智障牙科的採訪過一段落之後,蘇太於2019年4月才聯絡我。短訊第一句就寫道:「我在三月初驗出肺癌」,我了解蘇太性格爽直,沒有多餘的客套,單刀直入,她清楚告訴了我治療過程,因為癌病的基因特變而適合使用一種新藥,而公立醫院的規定卻要求病人需要先服用舊藥証明沒用才可以獲得新藥資助,而這種新藥若由病人自已付費卻是天價。屋漏逢夜雨,蘇太已動用了原來給兒子儲下的基金應急。
我稍作資料搜集,即發現蘇太所言非虛。而我很了解蘇太為人,她是那種不想隨便麻煩別人的人。
在智障牙科服務記者會上,蘇太拿出了小型理髮器和口腔檢查小鏡控訴:「兒子的頭髮我會剪,牙齒我也幫他檢查。我想告訴政府,我們家長不是坐著等你幫,自己做到的一定做,是忍無可忍才向你們『官爺』出聲。」她說完這句話,全場喝彩。
蘇太就是這種人,沒有真正需要,不會找上我來。我立即採訪了她把文章在自己公眾臉書戶口上發佈,她亦公開到立法會申訴,說話鏗鏘有力,即使自己身體虛弱,正被病痛折磨。
讀者得知這位「巴士媽媽」患病的消息,熱情地留言:「請求蘇太接受大家捐款」「可不可以請蘇太先接受眾籌藥費,明白她想其他病友受惠,但請勸一勸她,爭取時間治療,再繼續申訴。」蘇太幫過很多人,這一次,公眾希望她先想一想自己和兒子。
然而蘇太和女兒蘇小姐婉拒了公眾的捐款,她們表示暫時可以應付,希望做的是改變不公義的制度,讓更多人受惠,不希望自己早於其他病友先用藥。
做了記者廿年,我採訪過這麼多人,蘇太和蘇小姐這兩母女,比社會上很多所謂的達官貴人,情操要高尚得多。即使她們一家面對着絕境,也沒有忘記同途人,不想自己先受惠。這種會考慮公義的做人處事方式,說的人多,做到的沒幾多。
所以我更盡力去幫助這一家人,即使我做的僅是做回一個記者做的事,把事實鋪陳,說服公眾,向政府施壓。
事情過後,蘇太和蘇小姐經常把感謝的話掛在嘴邊。但說實在,作為一個記者,我卻感到,我從這個家庭所見證到人性的光輝,感受到來自平凡人的善良,所得到那種真摯的關懷,相比我所付出的,算不得甚麼。
坦白說,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也有一個兄長是長期病患者,但家人的應對態度,相比下沒有蘇太那麼勇敢,那麼坦然,那麼有遠見。而近來我亦因為要處理家事,自己的情緒也掉入了低谷。所謂能醫不自醫,記者幫不了自己的家人,唯有去幫更有勇氣的陌生人。
而令我領悟到的是,蘇太兩母女與我非親非故,對我的關愛,卻是如此的澎湃,潤澤了我的心靈。
在病患和喪親之後,蘇太和蘇小姐依然記念着我。蘇太在她離世前一個月,仍給我發短訊:「很掛念你,(記得)對自己公平一點呀!精神支持你。我們認為你定能跨過困境,天助好心人。有空隙就善用一分鐘來錫下自己!」
即使面對母親離開,蘇小姐仍不忘給我送上安慰:「感激你一直支持守護,好多謝您的大愛,在我們最無助時以您的專業和熱情扶我們一把。雖然一切已過去,但您的恩德我們會永存心中,媽在天上會為您祈禱。」
看到兩人的短訊,我總是熱淚盈眶,幾次忍不住掉下了眼淚。
我只是做了一個記者應做的事,並沒有甚麼特別。反而是蘇家的情操,不想打擾他人的體恤,對別人的感激之情,每一次都深深打動着我。能夠認識你們,是我在專業和人生裡的莫大運氣。
我永遠記得,蘇太那種舉重若輕的黑色幽默,談起艱難和挑戰,她總會說一些冷笑話,緩和一下人生的苦澀,讓氣氛不致太肉麻。這是我喜歡的蘇太,她身上有一種平凡婦女的獨有智慧和堅毅。她常說,自己是一個普通人,自己的經歷也很平凡,不明白為何我會那麼喜歡訪問她。她總是把自己那海量的付出和愛心,說得輕描淡寫。
為了忠於她本人的真性情,我在三年前訪問她的文章這樣作結,我相信,如今她在天堂,也喜歡我再次引述這一段,為她的地上人生作一個小結。
「蘇太叮囑筆者別把她寫得太偉大:『或許別人會說,你生了這個仔很委屈,但我信天主教,信仰令我覺得,我們來這個世界像是一趟旅遊,表面上角色扮演是『我是阿媽你是仔』,其實在神面前我們都是弟兄姐妹.我的態度好像嬉笑怒罵,只因我覺得沒所謂開心或屈辱,面前純粹是一個task,只能一往向前完成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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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媽媽的女兒蘇小姐在紀念冊裡寫了一個後記:
回想媽某天跟我說:「有個記者跟了我大半天,還跟我去佐敦接(孫女)放學。」我不以為然,原來那個「不明來歷」的記者,正是日後我家天使Vivian。她寫我媽,比我知的還要多,我沒耐性聽的,她甘之如飴;我沒空做的,她去做了,寫出一篇影響深遠的報導。
這位從空氣中冒出來的神奇人物,與我媽惺惺相惜,對媽的狀況她有切膚之痛。老實說,我覺得她和我媽很相似,認定了是對的事情,就一股腦兒去做,不計較付出,或許這就是緣份。雖然說了很多次,還是要再一次向妳道謝,願天主賞賜你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