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今天，都會提醒自己做教學的初心】

大家好，我是可樂老師，一直到現在，我還是經常被詢問，為什麼當時不在日本把博士唸完，在日本的大學裡當教授不是很好嗎？

其實這是有原因的，今天我想利用幾年前的今天，在臉書上寫的文章回顧，來回覆大家，為什麼我剩半年就能拿到博士學位，而且我是學振的特別研究員，每個月有20萬日圓可領，畢業後也有在日本大學裡從事教職工作的保證，但在最後的半年，我卻放棄了一切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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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早起床查資料，不小心讓我找到以前唸博士班時寫的論文集，很讓我懷念，我們學校的規定比較嚴格，博士班一定要發表6篇論文才給學位，我每半年發表一篇，在博班上了2年半時，也就發表5篇了，算起來我論文的產量算是很足夠的，而且在博班2年級的黃金週假期時間，當別人都去放假時，我自己一個人待在研究室裡，整整花了七天，寫了一萬多字的研究計畫書，然後被選為日本文部省的「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JSPS DC2）」，這是在日本大學裡絕對就職的保證，而且有非常好的待遇，每個月有20萬日圓可以拿，每半年又有60萬日圓可供我買電腦、相機、出國等買研究相關物品，而我唯一的工作就是寫論文，此時我每一篇論文都要附注是「JSPS給的研究費做出的研究」。

不過做研究真的不是我的興趣，特別是帶有意識形態的主題，因此第6篇論文，當我已經決定好題目，也找好資料準備開始寫時，我做了一個重大決定，跟我的教授分手…

當時為了這件事情我們大吵了一架，家人朋友也都很反對，但我實在不快樂，對於我自己的人生規劃我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最後還是毅然放下一切，回台灣一切從0開始，我之前曾講過向阿姨借40萬做補習班的故事，就是那時回台灣之後的事。

雖然學業半途而廢了，但這2年半來我是非常有收穫的，首先，我知道如何快速定出論文的架構，只要有資料，我可以很快地寫出一篇論文，另外這2年半來，不管是新還是舊的，我收集了日本比較好的文法書，而且絕大部份的時間，我都在看這些書，這也造就了我現在教學的基礎。

我現在做補習班很快樂，但其實我偶爾還是會做夢，夢裡的我一個人又在關大的研究室裡，開著檯燈，桌上放著一杯熱茶，我邊查資料邊打字，然後突然間又醒過來，也許在我的潛意識裡，我是很回味過去的吧。

未來有機會的話，我想另外舉辦寫論文的講座，或簡單的心得分享會，這應該是日文教學外，我另一個專長吧。

【經典回顧－面具篇】
　
關於這個「面具」，一切要從2007年我碩士班畢業後回台工作開始說起，當時我有著遠大的抱負，想在職場裡大展身手，但在日商的工作其實並不順利、也不快樂，加上薪水不到3萬元，為了轉換心情與增加收入，我決定下班後去補習班兼職日文老師。雖然剛開始的教學還不熟練，但我總是花很多時間鑽研日文教學，學生也都很喜歡我的奇怪口訣，也因為這樣學生人數愈來愈多。 雖然當時補習班的時薪只有300～320元，但最後我還是把工作辭掉，專心教補習班並在自己家裡開始小班制的日文教學。可是因為日文教學的收入不穩定，剛好我在日本的老師找我回去唸博士，於是我決定回日本唸書，即使如此我還是非常喜歡日文教學這份工作。
　
2009年對我來講是個關鍵的一年，那一年的黃金週，我每天去研究室寫「研究計畫書」，後來被「日本學術振興會」選拔為「特別研究員（JSPS DC2）」，這是號稱日本最厲害的獎學金，可以讓我出國去調查資料或購買研究相關電腦相機等。儘管我的研究生活很充實，論文也固定半年就能發表一篇，但我怎麼也忘不了日文教學的樂趣，因此2010年，我在朋友的介紹下，利用日本放暑假的期間，帶了6位日本人來斗六，舉辦了2個月的日文短期課程。
　
2個月的時間很快就到了，有一天晚上，我躺在沙發上看電視的時候，突然想到，我的教學方式這麼受歡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拍一些影片上傳到YOUTUBE呢？可是因為我的身份是「特別研究員」，如果被知道我暑假回台灣從事日文教學的話，可能會有爭議，所以我就想說不然戴面具上課好了，因此大家熟悉的戴面具教日文這就樣開始了。
　
拿到面具後，我用它拍了人生中的第一部YOUTUBE影片，就是「動詞て形變化速成」，這影片當時非常紅，甚至有一個台灣超人氣樂團的主唱，他看了影片後，主動連絡我去台北當他的日文老師，關於這部份以後我們有時間再談。
　
因為有面具的關係，回到日本後，我在家裡買了白板，陸續地又拍了一些影片，每一隻影片，我都載著這面具拍攝，如果說2007年是因為工作不順的關係，我開始嘗試教日文，那我確實是因為這面具，所以能更自由地拍攝教學影片，這也讓我開始思考日文文法的特點，然後將這些想法一點一點地累積起來，成為今天王可樂日語巨大的教學資料寶庫。我很慶幸我當時有想要為自己留下一些影片的想法，讓它能具體實現，並能持續下去，過了10年後再回頭來看，特別有一種逐夢踏實的感覺，謝謝當時的我，也謝謝那一個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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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ysses Yang的翻譯好文，有女兒的父母值得看看：
　
「無意間看到了一篇近期由朝日新聞評論，關於一位研究日本佛教思想史的女性研究員西村玲於2016年自殺的新聞。我看了內文，發現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時我理解絕大部分人對英文文章有距離感，所以我全文翻譯出來，希望大家看一下（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同學）。」

最近比較少上臉書，但我無意間看到了一篇近期由朝日新聞評論，關於一位研究日本佛教思想史的女性研究員西村玲於2016年自殺的新聞。我看了內文，發現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時我理解絕大部分人對英文文章有距離感，所以我全文翻譯出來，希望大家看一下（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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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的自殺反映了無希望的博後人生】

西村玲(Ryo Nishimura)的日記表達了她的夢想，她想在實現職業目標的同時，還有著快樂的家庭生活，但隨後又進入了一個反映她混亂內心的黑暗轉折。

｢那會比其他任何事都還要危險，並且事情會更糟，｣她寫道。｢所以我會將事情保持原樣。我必須這樣做才能活下來。｣

這位一度前途大好的研究員，對她的問題尋求著一種｢奇蹟式的解決之道｣，藉以｢重置自己的人生｣。

但奇蹟從未發生。

這本從2015年11月開始記載的日記才開始寫不到三個月，這名43歲的日本思想史博士就離世了。

在財務不穩定、求職困難和破碎婚姻的煎熬下，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的死，是一個日本病態笑話的縮影：｢一旦你進入了博士學程，所有的道路都導向毀滅，尤其是人文學科。｣

［得獎的研究員］

西村玲在東北大學就讀，她在2004年取得關於佛教史的博士學位，主要研究１８世紀的重要思想家和僧侶－德門普寂。

她隨後搬回她父母在西東京多摩市的房子，並全心進行研究。

隔年，她獲得了由日本學術振興會頒發的傑出博後生資格，該頭銜提供每月約４５萬日幣的獎學金長達三年。

｢有這筆錢，我可以買一大批研究用的書。｣欣喜若狂的西村告訴她的雙親，並承諾她自己要更努力研究。

她決定每年出兩份研究論文和四份會議報告以符合獎學金的期許。

西村帶了大量的佛經到她二樓的房間，除了和父母在餐桌吃飯以外，她很少離開那裡。

但是即使在用餐的時候，她也會快速而不停地談論她的研究。

｢我希望我可以用塑膠膜把自己的頭包起來，這樣我記得的東西就永遠不會漏出來了。｣西村曾經這樣說，在餐桌上帶來了一陣歡笑。

她在2008年出版的第一本書備受好評。她在2009財政年間獲得了年輕研究人員的JSPS獎和日本學士院的另一個獎項。

在當年獲得日本學士獎的六位獲獎者中，只有兩位具有人文背景。西村是第一個以宗教獲得研究獎的人。

｢她帶領一群年輕的研究人員開拓了新的學術場域，並一個接一個地取得了成果，｣為西村提供指導東京大學的佛教學者和榮譽教授Fumihiko Sueki寫道，他。｢她幾乎是無與倫比。｣

然而，在傑出研究員資格和獎學金補助結束後，她的生活開始走下坡。

西村的衣、食、住都依靠父母。為了支付她的研究開銷，西村在一所私立大學擔任講師，並在其他職業學校和文化中心從事兼職工作。

為了從大學圖書館借閱研究資料，西村依靠支付學費註冊為旁聽學生(auditing student)。

一位資深的學者，無法忍受目睹著她的掙扎，在2012年給了她一份檢查佛教文學英譯的工作。

西村接受了這份工作，並且很開心地看到她的年收入超過200萬日元。

但這份工作只持續了一年。

西村將她的簡歷發送到20多所大學，尋找一個學術職位。

一所大學要求她提交六份自己的創作，以作為申請過程的一個環節。每份複印都要花費數千日元。在這個縮衣節食的時期，她決定將它們複印並寄送給大學。

除了一封又一封的拒絕信之外，她沒有得到任何回饋。

她的申請材料和一封信同時被寄回，該信寫著：｢我們很抱歉，但我們無法奉行您的意願……。｣

西村懷疑一些大學甚至沒有看她的簡歷。

她用一個迴紋針來固定申請表格，但退回的材料幾乎沒有跡象顯示，迴紋針曾被移動過。

她沒有收到任何大學的解釋，關於她沒有得到這份工作的原因。

她家庭生活的現實開始陷入困境。她的父母年紀越來越大，她找不到穩定的工作。

這些情況導致了一個步入歧途的抉擇：｢我要結婚。｣

2014年春天，西村在餐桌上向她震驚的父母解釋了她的婚姻計劃，稱其將｢打開一扇救生門｣，走出她發現自己已受困其中的洞。

她在網路上認識的未婚夫，大她超過十二歲。當他們結婚時，她不知道他有嚴重的個人問題。

2015年4月，西村離開了她父母的家，開始了與丈夫的新生活。

但婚姻很快地惡化，西村開始自責並且患上了精神疾病。

2015年11月6日，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幾乎病了，我決定離婚，但他拒絕了。我承認我蒙蔽於試圖找到生活中的安全感，但很難真正承認這一點。｣

西村的日記顯示，她的情緒波動歸咎於幾個主題：她對研究的熱情，她渴望與丈夫和孩子度過穩定的生活，以及她處理生活現實的痛苦。

12月7日，她寫道：｢當我和父母一起吃飯和喝茶時，我感到非常高興。但我自己毀了那幸福，現在它無法挽回了。｣

她在2016年1月7日的日記寫道：｢說實話，我想活下去。但是怎麼活？我希望活得快樂又陽光，並再次與大家一起歡笑。但似乎我必須經歷很多麻煩才能達成。｣

她終於讓她的丈夫簽署了離婚協議，並在2月2日遞交到市政廳。

當天晚上，西村自殺了。

在寫給她父母的遺書中，她寫了：｢我認為我沒有未來｣和｢我不能繼續努力下去了。｣

這對父母經常如此教他們唯一的孩子：｢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並且付出大量的努力。你可能不會變得富有，但你可以過上自己的生活。｣

他們的女兒領略了這些價值。

她的母親和父親都是編輯，他們灌輸女兒大量的書籍。西村在2歲時已擁有50本書。她很快就學會如何閱讀和寫作，並在幾年內成為一隻書蟲。

當她沒有書讀的時候，西村會大聲誦讀報紙廣告或鎮內招牌上的東西。

她的父母對於西村這樣，為成一名研究員的童年準備感到非常自豪。

但現在，她75歲的母親說：｢事後看來，我已經無法判斷它是好或壞。｣

她81歲的父親說：｢現在大學不是在尋找知識分子。他們只是在尋找方便的勞工。我的女兒意識到了這一點。｣

［學術工作的缺乏］

由於警覺到與歐美相比，日本缺乏博士生的現象，日本政府在90年代將高等教育的重心從大學轉移到研究所。

研究生人數飆升，但許多大學面臨財務問題，並且教學職缺沒有增加。

這在學術就業市場上創造了黯淡的前景。

根據文部科學省(the education ministry)的數據，2007年完成博士課程的人數為16,801人，是1991年6,201人的2.7倍。

然而獲得教職的博士人數在同期增長相當緩慢，僅從1,520增加到2,191。該領域的競爭非常激烈，找到工作的機率從1991年的1：4.1躍升至2007年的1：7.7。

即使在大學獲得職位也不能保證長期任職。

在政府鼓勵大學經濟自主的政策下，文部科學省在2004財年開始削減對國立大學的補貼，使學校依賴基於申請的競爭性專案補助。

大約在同一時間，大學開始招聘更多具有任期限制的“非常規”教師以及兼職講師，這個職位被認為很容易填補。

根據東京地區大學兼職講師工會的統計，全國大學的講師目前約有一半是由兼職人員擔任。

在工會和日本女性科學家條件改善協會(Japan Associ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nditions of Women Scientists)進行的2017-18調查中，711名兼職講師中有69%的人表示他們的年收入不到200萬日元。89%的人說他們每年的收入不到300萬日元。

｢兼職講師的職位曾經是學術社會的最底層，現在卻連得到都很難。｣工會秘書長Noboru Shida說。

此外，大多數有空缺的全職職位都有任期限制，這使得博士學位持有人很難制定長期計劃。

“博士之路是條毀滅之路。” Shida說。“栽培出的人才已被丟棄到水溝中。”

這現象對於人文學科，一些雇主認為｢沒有用｣的學術領域來說，前景更為黯淡。

根據文部科學省收集的年度數據，約有30％的人文學科博士在近幾年中，既沒有找到工作也沒有接受進一步的教育。該百分比是全學科博士學位的平均水平1.5至1.8倍。

那麼在人文學科中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會發生什麼事？根據該部的數據，其中近20％被列為｢死亡｣或｢行蹤不明｣。這一比例高過於全學科平均博士生的兩倍之多。
（OS：這太可怕了…）

為了給年輕博士提供更安全的研究環境，該部開展了一項計劃，資助僱用年輕研究人員的研究機構。

然而，大部分工作都轉到了科學與科技領域。

2017財政年間，在該部門“優秀青年研究人員領導倡議”下聘請的72名研究人員中，只有一位是人文學者。

一位30多歲，專門研究平安時代（794-1185）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員，在3月底完成了他私立大學講師的任期後。他沒有找到新工作。

｢我會繼續尋找研究工作，但與此同時，我會依靠失業救濟過活，｣他說。｢我也可能會成為兼職或臨時工。｣

他補充說：｢我每次在便利商店看到年齡在40到50歲之間的職員時，我都不禁想知道這個人是否也是研究員。｣

西村的死在學術界似乎並不是一個異常現象。

2018年9月，一名46歲的男子在九州大學福岡校區被發現因火而死。

他曾在那裡的博士課程中學過憲法，但在2010年就輟學了。

根據一名認識他的榮譽教授表示，這位前學生努力維持生計，他除了擔任兼職講師，同時也在倉庫和包裹遞送公司做粗工。

然而，即使在晚上，他也一直回到他已結束研究的辦公室。

在校園搬遷計劃期間，大學管理部門發現了這位前學生，並要求他淨空辦公室。

在9月7日的早上，辦公室發生一場可疑的火災後，該男子的屍體被發現在一個攜帶式汽油罐和一個煤油桶旁邊。

［需要保護他們自己］

｢我認為許多研究人員對西村的故事感到震驚，並認為，『這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病理學家Eisuke Enoki在｢朝日新聞｣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Enoki撰寫了關於日本博士學位問題的文章，解釋了問題的背景。

｢首先，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常規學術職位非常稀少，以至於即使是一位前景光明的研究人員（如西村）也不被接受，｣Enoki寫道。

他還質疑了招聘流程，特別是女性候選人，是否公平公正。

傳統的統一就業體制主要集中在新畢業生的集體招聘，這是系統性問題的一部分，因為｢這些公司不願意僱用30多歲或有研究經驗但更年長的人，｣Enoki寫道。

根據Enoki的說法，對於大學畢業生和研究所畢業生，特別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生來說，獲得工作的機會是有限的。

但他說，研究人員自己需要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並應該學會如何在學術界之外保護自己。

｢許多研究人員認為『沒有學術工作的人是失敗者』｣。難怪他們一旦發現自己屬於該類別就感到絕望和認命，｣他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