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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卦]日本古代官職是什麼？優點缺點精華區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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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代官職」的推薦目錄

日本古代官職 在 台灣服飾誌 Instagram 的最佳解答

2021-09-16 09:21:23

｜#清領後期──仕人鄉紳｜ ⠀⠀⠀ ◆清朝文青你敢嘴？ ⠀⠀⠀ 終於進入到開港後的清領後期啦！ ⠀⠀⠀ 「#仕紳」通常是地方上具有科舉背景，並且商業上也有一定勢力的家族。 ⠀⠀⠀ 在日本統治之初，許多管理治安的行為都是由地方仕紳領導，可以說是當時一批菁英階級，既能從商也能文青。 ⠀⠀⠀ 台灣仕紳的興...

日本古代官職 在 歷史｜历史｜中國歷史｜古人生活｜諺語新知｜動漫知史 Instagram 的最讚貼文

2020-05-09 09: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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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古代官職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2021-09-17 21: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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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倍晴明
    #陰陽師
    #阿贊姜凱
    #安倍家族為狐仙後代

    中國「陰陽師」一詞，最早在詩經《大雅公劉》一篇中出現，記載周代人的祖先公劉以陰陽法來測定周人定居，所以中國古代，陰陽師又稱陰陽風水先生。

    雖然日本陰陽師起源於中國陰陽先生，都含有「陰陽」二字，但其實，陰陽先生同陰陽師是兩種不同的職業。

    中國的陰陽先生早期多從道家演化而來，擔負勘測風水，給測字祈福，降妖除魔，婚喪嫁娶，厲害的人物偶爾客串下給皇帝們弄個風水龍穴等等等，只要是能和鬼神沾邊兒的，都有份，並且陰陽先生多為民間起主導地位。

    而在日本，雖然也傳承中國文化，但陰陽師主要負責為皇家出力，偶爾也算命什麼的，但是其主要職責還是為皇家統治工具，源博雅一心為京都貴族們安危操心的樣子就體現出他們的職責。

    事實上，陰陽師在古代日本社會裡相當於一位科學家、曆法家、天文家、數學家、地理風水家、哲學家......

    日本的陰陽師最早出現於飛鳥時代（約始於公元593年，止於遷都平城京的710 年），是隸屬於中務省陰陽寮的一個官職。陰陽師基於陰陽五行思想（額，也是古代中國流傳過去的），通過修習陰陽道來占卜、看風水，並從事天文觀測和制定曆法。後來，陰陽師的職責逐漸超過了律令範圍，開始進行預言、巫術和祭祀。到了中世以後，在民間進行預言、占卜等的人也被稱為陰陽師，又叫「聲聞師」。

    根據日本律令制，除了陰陽寮中修習的學生外，從官到民都不可涉及天文、陰陽、曆法之事，並且天文觀測和時間計量的相關儀器，及陰陽道的書籍被禁止帶出陰陽寮，甚至連私人占有都是不允許的。

    【安倍晴明其人】

    晴明是日本最有名、影響最大的陰陽師。有關晴明生平事跡，在平安時代後期就已有書籍所傳述。

    晴明從小熱衷天文和占星，數學知識也厲害，所以師傅賀茂忠行將「天文」傳承於他，而自己的孫子賀茂光榮則將「歷道」發揚光大。晴明在陰陽寮里最高職位就是天文道的天文博士，並為朝廷制定了完善的天文曆法。

    晴明的占卜預言神乎其神，而且通曉人心，同時又有一定的政治灼見，當然備受朝廷青睞與信賴，撐起了陰陽寮的「場子」，成了「看板郎」。

    陰陽師要熟稔禮儀、風雅事，能夠迎合統治者的「口味，和歌、漢詩、琵琶、笛、香道茶道等都要涉獵甚至精通，晴明無疑都做到了這些，所以他在後世眾多的作品創作里都是相當風雅瀟灑的人！

    日本歷史對于晴明真實歲數記錄相差很大，有說晴明活到85歲，有的則說活到了45歲，雖然在年齡上有所出入，但是文料上都記載著晴明大器晚成。

    而且他是白狐之子，所以才這麼神通廣大。

  • 知史

    日本古代官職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21-02-19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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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淡的康乾盛世

    歷史春秋網

    作者：陳路

    中國朝廷似乎免不了被滅亡的命運，宋太宗得知日本天皇是萬世一系的時候，表達了自己的羨慕之情。

    在傳統的歷史敘述中中國的大一統王朝往往經歷初創、發展、繁榮、衰落四個階段。其實，這就是積累充足和不充足的區別而已。在前兩個階段，尤其是第一個階段，往往大家都很窮，這種窮是超越階級的普遍貧窮。到後來積累充足了，因分配問題開始走下坡路。拋開日本天皇和中國皇帝在政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日本之所以「萬世一系」，很可能和他們一直貧窮有關。
    　　　　
    探花不值一文錢

    經歷了晚明大變局後，清朝初年是十分貧窮的，葉夢珠、呂留良都曾記載，「今日之窮，為羲皇以來所僅見」，「四海之內，日益窮困」。但滿清並沒有與民「休養生息」，在清朝初年，順治皇帝接納朱國治的意見，還搞了偷稅漏稅的普查。

    這本無可厚非，一個政權即便對社會寬鬆，但還是需要一定的資金來維持正常運轉，但剛剛從東北過來的清朝皇室的做法，顯然太過野蠻。他們制定了剛性規定，只要是欠稅的，不管官職大小，也不論數量多少，當官的一律降兩級，有功名的，從秀才到進士，一律革去功名。如果什麼都沒有的，請君入獄。就有這樣一個倒霉蛋，他叫做葉方靄。他是順治十六年的進士，還高中探花。朝廷按照規矩，讓他當了翰林院編修，官職品等為正七品。

    他家世代為讀書人，土地並不多，官府清算之後，發現他少繳了一文錢。由於當時的政治氣氛，數量雖然微不足道，也被報送到朝堂之上。要知道，那時候清廷已經急紅了眼，奏銷案牽扯了一萬多人，多他一個也無妨。於是，葉方藹便被革去了功名，好不容易得來的探花也丟掉了。這一年發生了很多大事，順治皇帝本人也駕崩了，新登基的是年僅八歲的康熙。葉方藹藉著新皇登基的契機，自己上表陳清，表示確實欠了一文錢，也願意補交，希望能得到開恩。可是，這個請求卻被無情的駁回。

    消息傳到老家，苦中作樂的百姓將此事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到處流傳有「榜眼不值一文錢」的笑話。從這裡，我們不禁產生一個疑問，滿清在草創初期，為何會如此敲骨吸髓式的盤剝，還波及到了算是統治階層的葉探花呢？

    康乾盛世怎麼來的？

    順治時期稅收收入，和萬曆晚期差不多，而遠高於崇禎時期。剔除徵稅能力不考慮，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說明實際上在清代初年經過長時間的戰亂和80%的人口損失，中國家庭仍然能保有一定財富。

    一直到滿清統治者沒有下限的勒索，才變成全國性貧困。經過大亂，還能禁得起滿清統治者勒索，也能反證明末的中國家庭是相當富裕殷實的。更別說達官貴人。大明公司最後一位董事長朱由檢，為了軍餉問題，頭疼不已，甚至把故宮大門上的銅釘都拿去熔作貨幣。

    當時的一條解決方法就是以皇帝的名義去借，史料有記載，有人提議讓崇禎皇帝去跟京官和商人借錢，少則五百，多則一千兩千。「俟皇上財用有餘還之」，結果無人肯借。崇禎皇帝只能大發感慨，說跟那些達官貴人借錢，他們不肯借。真要等流寇來了，照樣被搶光，真是愚蠢至極。等到大明這個公司沒有了資本公積，沒有了法定公積，沒有了利潤盈餘，最後就只能山窮水盡破產清算。朱董事長的結局值得我們同情，但那些不肯借錢的人是不是就很可恨呢？

    要知道在古代賺取財富，獲得資產積累就必須通過儲蓄。這就得靠一代又一代守財奴對家產的守護，通過時間來完成原始積累。不能怪他們拎不清大勢，我們也只是站在新世紀開上帝視角罷了。而中國最後的帝制王朝，秉承了老百姓錢太多不太好的思路，玩命把民眾往死裡盤剝，也不知道是誰發明的康乾盛世的說法。朱由檢征不上稅，也代表了人家是要臉的，儘量不擾民，跟滿清比起來，他吃相好看得很。無怪乎，人們都懷念明朝。
    崇禎如果不顧吃相會如何？

    拋開東林和閹黨忠奸的問題，假設崇禎沒有誅殺魏忠賢，利用閹黨制衡東林，是否能征到稅，讓明朝免於滅亡呢？古代中國王朝的統治，高度依賴於由文官構成的職業官僚系統。

    無論是對資源的汲取還是分配，這套系統都遠較其他文明的政治系統要高效合理的多。但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等價交換才是世間的真理。古代王朝在享受這這套系統創收的同時，也必然要承擔維繫這套系統所需要的成本。而汲取與分配能力的高效，意味著需要具備相應的規模和專業性，自然這套系統的維繫成本也就遠較日本、西歐那種封建化的治理系統要高的多。

    而且，這套系統本身並非固定不變的。人類社會的各種組織體系其實也如人一樣，有著強烈的自我壯大的傾向。與官僚體系的壯大相伴隨的，是資源與分配能力的擴大。但是社會上所能夠被汲取的資源是有限的，官僚體系的自我增殖是無限的。這有限的資源汲取一旦不再能滿足不斷自我增殖的官僚體系的需求，這個體系的第一反應就是削弱社會救濟來維繫組織自身的存在，由此便會形成亂源，從而導致王朝的崩潰。

    閹黨的成員，很大一部分也是文官，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層面，和東林並無不同。但是你別看崇禎天天哭窮，當時官僚系統的汲取能力卻是空前的強悍。如果顧炎武所言屬實的話，當時明末地方所收繳的稅賦，已經有九成被解送朝廷，地方所留不過一成，可以說幾乎所能汲取的資源都已經完全被轉移到中央去了。滿清比大明佔便宜的地方在於，明末改朝換代的大規模戰亂，實際上相當於給社會整體來了一場徹徹底底的格式化，特別是對官僚體系的格式化。

    清朝初期官僚機構的規模是很小的，有時在編的官員數量甚至不超過萬人規模，這與明末十幾萬的龐大編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船小好掉頭」，所以滿清才有精力對欠一文錢的葉探花進行懲處，換到乾隆後期，你試試？

    滿清為何沒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康乾盛世雖然是吹出來的，但是整個社會趨於穩定也是事實，只要不出現大的動亂，人們的財富還是能越來越多。

    當滿清走到王朝的一般規律時期，為何又延長了那麼久的國祚？農業社會，積累普遍充足時期，必然面臨兩種道路選擇。一是原有通道的擴大，二是新通道的開闢，比如工商業。因為工商業的效率要高於農業。這世界，永遠是高效率行業吸收低效率行業的過剩產能。這就是為何富士康當年出現了那麼大的新聞，那些年輕工人為何不會義無反顧回家種地的原因。同理，可以解釋為何某知名人物會喊出「996是福報」的口號，拼夕夕員工的淒慘絲毫不影響它的股價躥升。

    就目前社會而言，互聯網行業的效率算是最高的。可發展工商業，需要一個工具，那就是槓桿，也就是負債經營。崇禎跟人借錢都不行，說明了在農業社會搞這個是太難了，因大夥兒的思維慣性接受不了。就跟改革開放沒多久，很多人下海一樣，當時可是銀行主動給人貸款，人都不敢借。滿清到了晚期，也遇見了晚明同樣的問題，但他們卻沾了全球化的大便宜。

    那就是西方列強的到來使得過去封閉的經濟體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滿清不再依賴於傳統的農業稅收來維繫系統的運作，而是可以通過關稅以及找西方列強借債來維繫系統的運作。所以滿清不但扛過了太平天國這個大劫，又續了幾十年，還能砸錢搞洋務搞近代化。如果沒有每年上千萬兩收益的關稅和抵押權益換取的各項巨額貸款，這些大動作幾乎都是難以想像到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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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知史 #歷史 #中國歷史 #長知史 #康乾盛世 #探花 #繁榮 #衰落 #朝代 #唐朝 #順治時期

  • 知史

    日本古代官職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2020-11-19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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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之洞的學問怎不如福澤諭吉管用｜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作者：程萬軍

    晚清中國，在學問上聲望最高的官員，既不是科舉落榜生袁世凱，也不是一生沒留下一本像樣著述的李鴻章，而是準狀元郎、官至總督的清流領袖張之洞。

    政見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進。品性上，清廉自律。學問上，著述頗豐。在很多讀書人心目中，是官學雙豐、時代大師級人物。

    就政治派別而言，張之洞總體屬於晚清洋務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務比李鴻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論水平也高於李鴻章。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多干吏，理論不成體系，而洋務派中唯一像模像樣的文字東西，是張之洞作品《勸學篇》。

    《勸學篇》主要寫了什麼？其中心思想可用書中一語概括——「中體西用」。何謂「中體西用」？張之洞在《勸學篇》闡述得比較清楚，即：在中國傳統政體政教不變的情況下，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實現強國。

    具體說來，什麼是「中體」？那就是帝制儒教。堅持中國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堅持傳統國家核心價值觀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則主要指歐美「火器」，堅船利炮，先進的軍事裝備。

    張之洞的《勸學篇》，為他在國內圈了大量的粉絲。其中不乏一些學術達人。比如，張之洞帳下有個幕僚名喚辜鴻銘，是個翻譯家，精通多門外語，號稱學貫中西，但卻是「中體」的堅定維護者。後來清廷被推翻後，他堅持不剪辮，以「小辮學者」著稱。

    辜鴻銘喜歡辯論，可謂張之洞手下的「首席辯士」。作為能言善辯的「文化怪傑」、香帥的擁躉，辜鴻銘不遺餘力地為「中體西用」之「洞見」鼓吹，留下了不少辯論「佳話」，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訪清國，南下拜會張之洞，香帥令辜鴻銘隨同出席，並令辜將他的成就——儒教經典教材《論語》英譯本送給伊藤博文。張之洞和辜鴻銘本以為，收到此禮的日本客人會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卻對辜鴻銘一通搶白：

    「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並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言以對。

    這段舌戰辜鴻銘引以為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縱橫天下，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佔據了上風。但從本質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卻是明顯的詭辯。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混為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並論?如果說孔子的理論是永恆的，那麼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該長盛不衰才是，怎麼被放棄儒教的蕞爾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張之洞、辜鴻銘的「學問」到底管不管用，歷史早已給出答案。

    甲午戰爭爆發前，身為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對大清戰勝日本非常樂觀，「小日本、窮日本」是他的日本觀。為此，他曾向急於求戰的光緒皇帝提出不戰而勝之計：「只要我們召回公使禁止對日貿易，這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就會陷入窮境。用不了一年，他們就會不戰自亂。所以我們強化海禁就夠了。」

    事後證明，張之洞之計，就是個笑話。

    有人評價張之洞是個巧宦，勸學也不過是投機、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來，張之洞的勸學更像東施效顰。因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學者出版了同名書作《勸學篇》，二人「撞書」了。

    不過，卻不存在抄襲問題，而只是暴露水平問題。因為日本的這本勸學，不僅對東方國家學西方之本釐清，而且還把東方「人的近代化」說得通透。

    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現行日本最高面值紙幣：一萬日元上的老人頭——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比張之洞大兩歲。出身士族。與張之洞不同，福澤諭吉雖是一位士人，卻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沒任什麼官職，但這卻成為露臉的事。因為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獨立。

    福澤諭吉的初學是漢學。他的父親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漢學家。福澤諭吉出生時，父親剛剛得到了一部名為《上諭條例》的漢籍，於是給他起名「諭吉」。福澤諭吉家學淵源，少年時除了《史記》《漢書》《戰國策》之外，曾經讀過十一遍《左傳》。但最終他對漢學卻「恩將仇報」。自青年時代開始學習「蘭學」起，他就對漢學產生了疑慮，尤其25歲時遊歷歐美之後，就成為徹底的西學者。

    1885年，五十歲的福澤先於張之洞十年，發表了著名的《勸學篇》，見識之深刻後者望塵莫及。

    比如對民權的認識，張之洞認為萬萬使不得：「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而福澤諭吉則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來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沒有上下之別的。就這些人的基本權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區別的。所謂基本權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維護其財產和珍視名譽。」

    還有對做官的態度，張之洞以為是青雲之志，而福澤諭吉則認為，要緊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個人獨立：「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這是福澤諭吉《勸學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國人以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福澤發表《勸學篇》時的日本雖處維新之中，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願做官，就是要給年輕人打個樣，「做獨立的榜樣」。

    福澤諭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猶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他認定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於強民，而強民的標誌，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

    福澤諭吉把東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歸結為孔子儒教的遺害。所謂「青雲之志」就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輕人能從這種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顯然，福澤諭吉對傳統儒教是持排斥態度的。他稱儒學系東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脫離實際的學問」。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像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拋棄漢學與儒教傳統，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說，「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實用知識就是洋學，即西方科學。他大力提倡學習的西洋科學，與張之洞不同，其科學含義並不侷限於科技，而是涵蓋社會科學，相比數理化，福澤對法學、社會學等西學更為推崇。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受他影響，明治政府維新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誌性口號。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幹。這個「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層建築方方面面。

    堅決不做官、做獨立榜樣的福澤諭吉將著書辦學辦報視為自己三大事業。如今有著「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的日本慶應大學，就是他在1858年時創辦。現在日本發行量很大的報紙《產經新聞》，也是由他在1882年創辦的《時事新報》合併而來的。

    福澤諭吉的辦學宗旨是「獨立」。慶應大學的校訓是「獨立自尊、筆比劍強」。

    他的辦報方針依然是「獨立」。「獨立不羈、不偏不倚」是《時事新報》公佈於眾的辦報精神。福澤諭吉說：「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為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為敵人而排斥之。」

    日本維新時代，教育家、報人福澤諭吉發揮了點石成金作用，用他的書、學校和報紙，催生了一批「近飛日本」的青年精英。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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