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玄機】

不少名畫令人着迷之處，在於藏在畫中的細節與玄機，正如以上作品《使節》，看似只是兩個男人的肖像畫，但細心一看，地板上中央突然斜放的是甚麼？沒錯，那是一個骷髏頭骨。大家現在能夠認出，主要是因為作品在大家的電腦或手機屏幕前縮小了。如走在2米高的原作前，很難認出那是一個人頭骨，觀賞者一般需要走到原作旁邊望過去（從右邊往左向下望，或從左邊往右邊向上望），變形的骷髏頭骨才會清楚展現眼前。這種「變形透視」（anamorphic perspective）繪畫方法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發明，說明畫家對人類視覺已有高水準的把握。這幅作品的畫家小漢斯．霍爾拜因借此表現出他高超的繪畫技術。

畫中站着兩位男人，左邊是衣着華貴的法國駐倫敦的外交使節Jean de Dinteville，另一邊是衣着簡樸，曾任主教的學者兼法國外交官Georges de Selve。1533年，兩人在倫敦相遇，促成此畫。畫面內容十分豐富，多年來都吸引學者發表各種不同的解讀。最常聽到的說法是，二人代表兩種不同的世界觀：一種是華麗世俗的，另一種則有宗教意義的，而兩位學識淵博之人合起來，交織成對世界與宇宙的認知。畫中層架，上層放有天球儀、圓柱形日晷、四分儀等；而下面則擺放了地球儀、數學書、魯特琴和一本寫着宗教讚美詩歌的樂譜。可見物件反映出這兩人涵蓋幾何、算術、天文、音樂等知識。

然而，在智慧洋溢的氣氛下，為什麼會在畫面下方畫一個骷髏頭骨？學者對此有不同解讀。其中一種較簡單的說法是，骷髏頭骨寄託了Jean de Dinteville的座右銘「Memento mori」（拉丁語片語，意思為「勿忘你終有一死」）。

即使如此，為什麼畫家不正經畫個人頭骨，要用變形的方式畫呢？這個處理手法可說語重深長。當我們從正面看這幅作品，注視當中的人和物件的細節時，就好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金錢、權力、學識等等，沒有留意死亡一直隱藏其中。只有當我們移動到畫的旁邊，視線看不清其他東西時，「死亡」反而清楚透現出來。

這幅畫還有很多寓意可以解讀，不妨瀏覽這幅作品的藏館──英國國家畫廊，將畫作放大，細心觀賞。
https://www.nationalgallery.org.uk/paintings/hans-holbein-the-younger-the-ambassadors

作品資料：
1533年 德國 小漢斯．霍爾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使節》（The Ambassadors）
油畫 橡木板
縱207cm，橫209.5cm
英國國家畫廊藏

#有人物 #在山水裏看花鳥 #用筆記 #着墨彩 #放位置 #記共鳴 #畫 #藝術品 #藝術 #文化 #繪畫 #歷史 #宗教 #歐洲 #骷髏骨 #知識 #文藝復興 #apaintingaday #artlover #painter #hkinsta #instagood #hkig #artist #museum #nature #skull #religion #knowledge #renaissance

【新文章】為什麼一天有24小時？

我們都知道時鐘走一圈有12個數字，當時針走完兩圈就代表是24小時過去了，是新一天的開始。然而，你又有否想過為什麼是24而不是23或25，又或者不乾脆用10呢？

現代科學裡，時間的國際單位（SI unit）是秒。1秒的長度有精確定義：銫-133（cesium-133）原子基態的超精細結構（hyperfine structure），當進行量子躍遷時釋放的電磁輻射頻率的9,192,631,770個週期的時間長度[1]。秒是七個物理基礎單位之一。

一天24小時可能源自古埃及文明。古埃及的人在一年之間變化的夜空中發現了24顆明亮的星，剛好能夠把整晚分成24等份。由於埃及接近赤道，黑晚長度大約是12個小時，但不要以為一晚只能看見12顆星！由於星星會東升西落因此在埃及的一年中任何時刻，都能看見18顆星（剩下的6顆位置接近太陽因而看不見）。而且，頭尾各3顆星都出現在日出或日落時候，因太陽光的關係而很難看見，因此真正容易看見的只有黑夜中的12顆星。所以，他們把夜間劃分成12等份（注意不是11，只要12顆星放於每份的中央即可），亦按照此習慣把日間分為12等份。

不過在日間看不見星星，古埃及人如何得知時間？原來，他們會在日間使用一種稱為日晷（sundial）的儀器。這是一種把一個「人」字型垂直放在一個圓盤上的儀器，太陽光照射下來，便會在圓盤上投射出陰影，陰影指着的數字就是日間的時間。在晚間，除了使用12顆星之外，也有一種比較可靠的計時方法，就是利用放在特製水桶中的水位高度來顯示出夜間的12等份。

早晚各分為12等份亦有可能來自另一個原因。古埃及人採用的是12進制而非現在我們所使用的10進制。有些歷史研究指出，他們可能習慣用拇指數數目，而其他4隻手指各有3節，因此就等於12了。因此，一天24等份剛好等於兩隻手除了拇指之外的指節數目，所以這亦可能是他們採用24這個數字的原因。

不過在未來，一天可能會有25小時，甚至更久呢！因為月球所引起的潮汐，海水會與地球摩擦，使地球的自轉速度減慢。大約每5萬年地球自轉就會減慢1秒。因此，在大約1億8千萬年以後，我們一天就能有25小時用了！同樣道理，在大約14億年前，地球的自轉比現在快多了，當時一天可是只有18小時呢！原來，一天並不一定就是24小時的啊。

之不過，如果一天被分為24等份，為什麼1小時和1分鐘都卻被分成60等份？這就與古巴比倫人使用60進制有關。對古巴比倫人來說，60是個非常方便的數字，因為它能夠被非常多日常需要用到的數目字除盡：1、2、3、4、5、6、10、12、15、20、30。這對於表達一個數字的分數很有用。

這個習慣被流傳到古希臘。事實上，小時和分鐘被分為60等份的做法，與西方科學和數學之中把角度分為360等份有關。測量地球周長的古希臘科學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首先把一個圓形分成60等分。之後喜帕恰斯（Hipparchus）把這定義推廣為360等份。最後，為了量度比1度更小的角度，古希臘人把1度再分為60角分、1角分再分為60角秒。

角分的拉丁文是partes minutae primae，意即「第一分割」，英文譯作first minute，漸漸簡稱成minute，即我們說的角分或分鐘。角秒的拉丁文partes minutae secundae，意思就是「第二分割」，即是second minute，之後就簡稱second，即我們說的角秒或秒。不過直到16世紀末發明機械時鐘之前，普羅大眾基本上都不使用分鐘和秒。

總結來說，「從上而下」把1天分為24小時，是古代天文學和度量衡傳統而來。「從下而上」由定義1秒到60秒為1分鐘、60分鐘為1小時，再反過來把1天的長度定義為24 x 60 x 60 = 86,400 秒，則是現代科學的做法。

[1] 可參考國際度量衡局（BIPM）對秒的定義：
https://www.bipm.org/metrology/time-frequency/units.html

想念施並璟

施大哥過世後這幾天，我不斷在找他的手稿。高雄的愛河、燈會、光廊、世運大道....等都好，我明明記得有保留一些，卻怎麼找都找不到？

這些手稿不是畫作的底稿，都是在咖啡館、海產攤、施工現場、各種會議中，隨手撈起紙筆，速描而成。

有時候，施大哥西裝口袋中會有一枝水溶性簽字筆，畫完粗細線條，他會用拇指食指直接沾口水，蔭開黑墨，讓明暗立體浮現，若畫在他開的TOGO 咖啡館的餐墊紙上，真是絕配。

但我們的討論，多半是「就是要海尼根！」一起，天南地北臨時起意，所以最常用的是最便宜的原子筆，路邊攤、海產擔或者咖啡桌的餐巾紙、衛生紙信手捻來，都是他畫圖解說的工具，勝過長篇大論。

你問我：既然找不到，幹嘛花那麽多時間講這些手稿？

我說，因為在謝長廷市長的時代，施大哥作為景觀總顧問、「城市美學」的關鍵推手，很多的思維、構想、甚至「設計」，都轉化為政策，「真真實實地改變了高雄這個城市！」

高雄城市的蛻變，一定要記施並璟一筆。而他最習慣的「提案」方式，就是他不斷產出的手稿。

我記得他初試啼聲的是：1999年愛河改造第一期的設計稿，那時舊國民黨時代留下來的，在美麗的愛河旁竟設計小橋流水、涼亭假山，疊床架屋，惡紫奪朱，我們看了都傻眼。

施大哥和我們討論後在設計圖上用「全刪法」，除了保留大樹、簡化植栽、鐵鏈欄竿，其餘只種草皮（只用橡皮擦，算不算有手稿？）。

結果，「只種草皮」就是施大哥把愛河救回來的設計，他說，在那麽美的愛河旁邊，哪需要多餘的設計？「less is more! 」「不設計就是最好的設計」愛河才保有今日美景。

又譬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1年高雄燈會「鰲躍龍翔」主燈的基座，楊奉琛設計的主燈已被我們改為不銹鋼，因為時間超趕，基座就是由施大哥在餐墊紙上免費設計給工務局。（我很希望還能找到這張）這個主燈，以驚人的速度完成，卻是台灣辦了30餘年國家燈會，唯一現地保存者。

若再舉到公共藝術，審議推動的不勝枚舉，就不多說了；直是他創作的，則是早期的日晷「海洋光廊」，巧妙將1999年高雄等待數十年的市港圍牆第一次打破、新光輪渡站觀景平台，加上當時的舊臨港線嘟嘟火車站（預告未來輕軌）三合一結合的藝術站體。

我至今仍記得在他一邊畫，一邊以日晷的角度直指大海説「這才是海洋首都！」（附圖）

還有，中山路、博愛路為舉辦2009世界運動會迎賓大道路幅修改，他大膽的堅持，大筆一畫，移除分隔島上無用雜亂的大王椰子或植栽，將兩側人行道拉寬到巴黎香榭大道的12米，整合高闊的太陽能路燈與標示，實現人本、節能、國際大道的世界城市格局。

（族繁不及備載....）

其實施大哥「出手」的手稿很多，上述舉例，只是浮光略影的一時回想，很可惜，施大哥生前低調，不知道有沒有完整的紀錄？若能整理出來，無疑就是一部高雄城市蛻變的歷史！我很慚愧，我跟他密切共事，幾次搬家後，竟連一張都還沒找到。

不過，我找到一本2002年為小眾印行的小冊子「城市的放樣」（附圖）這是為設計謝長廷競選總部的說明，施大哥不但是空間規劃的召集人，更將「市民美學」、「生活美學」的意涵納入選舉，來總部可以洗頭、閱讀、玩沙、手做工藝，這在當時也是改變選舉文化的創舉。

施大哥為文闡述了他的城市美學，「城市的空間文化形式是建構市民優質生活的基石，以人為主體，市民共同參與，一起建立海洋首都的空間美學」（摘要）

小冊中也有篇我的文章，我說施大哥是「城市藝術家」，並列舉我們進入市府後改造的大小景點（看附圖所列），只要施大哥「一出手」就流露卓然脫俗的品味，那時候，高雄在城市美學的展現，幾乎讓人嘆為觀止（忍不住吹噓）。

講到這裡，陳菊市長時代也不斷進步，但2018年到底那個人是怎麼用「又老又醜」迷醉高雄市民的？百思不得其解。

小冊中還提到一段插曲。施大哥的至親大哥施並錫是執教於師大美術系的知名畫家。施並璟從小也展露極高藝術天份，繪畫自認不輸並錫，鋼琴、吉他均無師自通，而且兩兄弟身高均在180左右，俊帥挺拔，很受矚目，對我來說，兩位都是施大哥。

有次施並璟與我們小酌後開玩笑，說他們家不用出兩個畫家，「並錫的創作空間在畫布之內，我創作的空間則是整個城市！」。

沒想到話傳到施並錫耳中，並錫立刻整理長年關心台灣社會的文章，出版了一本書名「畫布之外」，隔空叫陣！後來更成為高雄縣文化局長，傳為南方佳話。

我很早就聽聞施並錫，但是認識施並璟卻是1996年總統選舉的事了。

那時我擔任彭明敏的新聞秘書，南征北討，選情不見熱烈，唯每到高雄即見到他們夫婦倆抱著幼子到演講會場。

有一次，施大哥拿著一本手寫影印的選舉決戰企劃書，主軸是「終結外來政權」，讓我印象深刻。那一年選舉文宣不容易，我忘了他的提議被採用多少，但我幫彭教授擬的稿，倒是經常偷渡「終結外來政權」這口號，後來陪著彭教授到他開的咖啡店小坐，乃結下不解之緣。

1997年我隻身為助選搬到高雄，我們一拍即合，台灣未來、城市願景與美學、選舉策略、文宣創意...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臭味相投，選舉團隊日夜為伍，遂成知交好友。

事實上，施大哥是我所見過曾參與政治中人，創意浪漫，才華洋溢，但最無爭、內斂、樂於分享的人。

他從不居功，總是把榮耀光環歸於謝市長；他口才便給，卻總推說牙齒不好少說話；他樂於傾聽，路邊攤海產店可以討論各種議題，三五小時不推拖。

1998～2003年間，「咖啡+酒精」幾乎每晚都有不同的藝術家、建築師、文化人...加入我們的討論，由於謝市長的信任與授權，竟蔚為城市改造的風潮，很多外部的創意或見解，就是在隔日轉為市政的提案，像城市光廊、舊火車站保存...最源頭的想法，都是這樣得來的。

施大哥也不吝提攜後進，現任立委鄭運鵬、趙天麟.....（只提出名的人）等，都曾領受他作為前輩的照顧。

對我，他更是如師、如友、如兄、如故，我在高雄十年歲月，與他幾乎是「焦不離孟」，或者是台語說的「師公聖杯」，無役不相與共。

1998謝市長當選，我擔任新聞處長，他擔任有給職顧問，後來我轉副秘書長，他幾乎在我辦公室上班，我離職北上以後，他就成了「施副秘」，完全無縫接手，後來我在台北選舉，他也義無反顧，必然進駐。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緣份，得遇這樣的良師益友。我想，可能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我們兩人同屬「浪漫行動派」，心靈契合；另一個原因，應是性格互補，相輔相成。

施大哥對台灣追求自由獨立國家，懷抱理想；對實踐台灣價值，推動政治改造，立場不移；尤其對文化、美學與空間改造，有超乎常人的浪漫熱情；而他對創意思考的著迷，永遠轉不停。

我很快就發現，我們不只在同溫層，更是幾乎是同頻率，長期與他創意激盪，相互支援。他會設計，我偏概念，我常扮演他執行的角色，比如說，當年他天馬行空描繪各種建築空間，我會打槍說「超出預算5倍了！」，他從善如流，必修改得出更好的作品。

而我也不乏超現實的夢想，他則成為我印証的靠山。那些年，我從施大哥身上，激發出我「概念型」的創意，如發國際標命名「美麗島車站」、「貨櫃藝術節」、「愛河文化流域」、「駁二藝術特區」，而我提出之前，第一個討論的對像永遠都是施大哥。

這些概念，應該說，沒有他的牽成與無限耐煩的討論來支持，那些都不可能生出來變為政策。二十年後，我挑戰台北，並提出很多不一樣的政策，都與這一段經歷有關。

今天送施大哥遠行，我知道，那段馳騁城市創意、美學與熱情的歲月不再，我也知道未來相濡以沫的知音，再也難尋，我更知道，再也看不到你肆意創作的手稿了....

但我相信，你的手稿仍不斷在我心中描繪，城市中到處都有你的手筆，高雄人也終將流傳這段故事，想念你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