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並非醫療專業，不過這篇劉潤謙醫師撰寫的文章涉及 #偏鄉資源議題，該文作者與我都曾在澎湖服務也有密切的合作，看完這篇後，深感所言不虛。
所以要推薦給各位閱讀這篇〈十年公費，十年醫奴？延長下鄉年限不是偏鄉缺醫的解方〉：https://bit.ly/2KMywyT

題外話，來介紹一下這篇文章的作者，以及過去在司法精神醫學領域的合作經驗：
這篇作者為衛生福利部精神科公費生，於澎湖下鄉服務，還完公費後又自願留任兩年才調回高雄凱旋。而我司法官學院結訓分發到澎湖地檢服務一年後也可調回本島，但也是多留一年，後來是因為要回到台大博士班上課，所以才調回新北。

劉醫師與我都曾經在澎湖服務，雖然我們分別在司法與醫療體系看似截然不同的領域，但是我們在司法精神醫學方面有密切的合作，關於偏鄉資源問題也有很多類似的感慨，雖然懷抱熱忱，但一己之力有限，只能「做多少算多少」。
我是在澎湖地檢署服務的第二年認識劉醫師，當時我注意到澎湖的精神疾患與酒癮犯罪議題亟需解決，而劉醫師當時擔任澎湖醫院身心科（精神科）主任，他對於司法精神領域議題不但有專長也有熱情，因此我們一起努力促成了地檢署與該醫院的一些合作契約，也推動了好幾個個案在司法與醫療合作的社會復歸。
除此之外，我之所以能夠在澎檢推動 #偵查中司法精神鑑定（特別是羈押被告於案發後的即時鑑定）、 #刑前保安處分的無縫接軌、 #偵查中輕症轉介門診醫療 等措施，劉醫師其實也是幕後的推手，如果沒有他力排萬難的跨領域協助，我是不可能辦到這些「高難度任務」的。
除了精神疾患被告／受刑人的執行模式，在酒癮家暴被告、施用毒品被告等處遇領域，也都建立合作關係。

那段歲月面臨的困難、挑戰重重，每天都覺得很累，也常常在左支右絀下感到失望，但如今回憶那段努力點亮社會陰暗角落日子，覺得非常溫暖。

而以上的這些工作，在我到新北，所謂的「大都會」後，反而做不到。

許多檢察官、律師也常常問我「澎湖經驗」，很好奇為什麼我國偵查體系做不到的事情，反而在偏鄉離島能夠執行。
我們當時各自的團隊（醫院的醫護人員／地檢署的行政人員）也有合作與溝通熱誠，例如住院被告／受刑人突發狀況的即時聯繫、司法精神鑑定過程中醫院與地檢署的即時溝通，這也是促成合作的關鍵因素。
在那段期間，我也唸了許多司法精神醫學的文獻（包含手冊）、劉醫師也跟我討論了不少與法律有關的議題，彼此都從各自的領域跨出一步。

所以關鍵不是只有在人數、設備、財力，體系中人的熱誠與跨領域合作也很重要。
或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不只是在醫界，在司法（偵查）體系亦然。

------

關於澎湖地檢期間司法精神領域有關的故事：
吳忻穎觀點：一封來自醫院的信─他們的犯罪人生不是沒有原因 https://bit.ly/39rJBQm
吳忻穎觀點：無彩青春離島版─一個智能障礙、思覺失調患者的人生故事 https://bit.ly/3fSED0c

好文給推

「政府付錢讓人靠著福利就能無所事事，他們根本是在羞辱我們這個社會！我們是努力工作的人，卻因為每天工作而被嘲笑！」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

作者自序：我雖是白人，但完全不把自己當作是東北部那些白人盎格魯—薩克遜新教徒的一份子（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我屬於美國數百萬蘇格蘭—愛爾蘭裔的勞工階級，而且是拿不到大學文憑的那一群。對於這些傢伙而言，貧窮是家庭傳統，他們的祖先是南方奴隸經濟體系中的臨時工，之後成為佃農，再成為煤礦工，近年來又成為工廠黑手和磨坊工人。美國人稱他們為鄉巴佬（hillbilly）、紅脖老粗（redneck）及白人垃圾（white trash），但我稱他們為鄰居、朋友及家人。

凡斯在17歲就察覺民主黨「言行不一」；在打工時，抱怨「我窮到買不起丁骨牛排，但託山姆大叔的福，我得替其他人買的丁骨牛排付帳」；又說「我實在搞不懂，為什麼我們家得辛苦度日，這種人卻可以靠福利津貼享受這些我完全沒機會嘗試的小玩意」。是的，他打工獲得的微薄薪資，還要扣稅給這些不工作靠領救濟金的人。

根據數據顯示，白人工人階級是美國最悲觀的一群人，甚至比領救濟金的拉丁西語系移民及最貧窮的非裔美國人更悲觀。這群白人藍領不僅生活貧窮困苦、社會流動幾乎停滯，離婚、家暴、藥物上癮更是普遍現象。他們在社會中感到全然的孤立無援，還把這種絕望感傳給子孫，在惡性循下，悲慘似乎成了宿命。

白人工人階級的貧窮率自1970年後開始上升。一項對白人家庭的統計顯示，1970年，25%的白人孩童住在貧窮率高於10%地區；到了2000年，比例已高達40%，在2016年川普參選前，這數字或許已超過50%。這也是除了投給雷根外，一向票投「代表工人階級」的民主黨的白人藍領們，政治傾向轉換成共和黨，促成川普當選的重要因素。

2016年傑德·凡斯（J.D. Vance）的這本《絕望者之歌》，在美國出版後，引發相當大的矚目，並且連續登上銷售排行榜冠軍。左派把它當成川普依靠「民粹」與「吹牛」哄騙無知藍領白人而當選的解釋；而右派則認為這本書闡述了美國工人階級因全球化經濟，製造業外移而失去工作，成為美國社會底層，幾乎無法向上流動。而川普承諾把製造業帶回美國的競選帶給他們希望，事實上川普在隨後三年的施政也履行了他的承諾。

以下是2018年9月白宮網站所列川普政府的成就：

1. 選舉後創造了近400萬個工作崗位。
2. 現在就業的美國人比我們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多。
3. 自我當選以來，我們已經創造了超過40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
4. 製造業就業增長速度是三十年來最快的。
5. 上個季度的經濟增長達到了4.2%。
6. 新的失業申請人數最近創下49年新低。
7. 家庭收入中位數創下歷史最高水平。
8. 非裔美國人的失業率最近創下歷史最低紀錄。
9. 西裔美國人失業率創下歷史最低紀錄。
10. 亞裔美國人的失業率最近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
11. 婦女失業率最近達到65年來的最低水平。
12. 青年失業率最近創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比率。
13. 沒有高中文憑的美國人失業率創下歷史最低紀錄。
14. 在我的政府下，退伍軍人的失業率最近達到了近20年來的最低水平。
15. 自選舉以來，近390萬美國人不再使用食物券。
16. 對美國工人的承諾使雇主承諾培訓400多萬美國人。我們致力於職業教育。

https://www.whitehouse.gov/trump-administration-accomplis…/…

這本書我前後讀了三遍，中文翻譯版正文前的推薦序讓我覺得啼笑皆非。一個是把書中描繪的貧窮藍領白人與台灣「下港人」類比，並且很老套的說脫離貧窮方法就是「好好讀書」；第二個推薦序則以「階級」論證，並歸咎美國製造業無法面對國際競爭，而流失大量就業機會，也類比台灣的勞工待遇、實質薪資停滯，卻沒提及最重要的因素：製造業為何外移？

推薦序三作者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特別提到寫序前三月回到母校參加校友團聚活動的經驗，她形容過去只有小貓兩三隻的活動，當時卻被擠到水洩不通。在一場名為「民粹主義」講座中，有位畢業70年以上的老校友拄著拐杖站起來用沙啞的聲音說，還一邊留下激動的淚水：「我在這裡讀書時，碰到二次世界大戰…我以為，沒有人會忘記納粹的恐怖…但是…為什麼我心目中最偉大的國家，現在會選出一個像希特勒的總統？我們有這麼無知嗎？我們的世界要崩解了嗎？」

這時身旁的許多人，都留下無助跟恐懼的淚水，主講教授拿起麥克風，先請老先生就座，然後說「我可以出作業嗎？所有人，回去讀一本書，叫做《絕望者之歌》。」序者並說，包括比爾．蓋茲、《紐約時報》等，早已將《絕望者之歌》列為理解現代「民粹主義」最重要的一本書之一。尤其對於認為「川普選民」不可理喻、甚至無知愚蠢的眾多高等知識份子們，這本書是超越恐懼、促成理解的一座關鍵橋梁。基於教育工作者身份，序者之後也寫了一大段關於「負面童年經驗」的影響與如何改變。

對於這本書的解讀，我認為這是一個愛國、保守、信仰基督、捍衛尊嚴，信奉透過勞動獲取金錢報酬的族群。因為失去就業機會，他們大多數只能打零工維持最起碼的生活卻不願領取失業救濟金，少數領取失業救助者也常在尊嚴與懶散中掙扎。但很顯然由於長期處於貧窮與極強自尊心，使他們普遍有憤世嫉俗、訴諸暴力解決傾向；而且他們面對問題時，不是採取強力對抗就是退縮。

就地理環境而言，這群「鄉巴佬」生活在大阿帕拉契山脈地帶，深受阿帕拉契亞大山谷文化之影響。這個區域很大，從南部的阿拉巴馬州一路延伸到喬治亞州，再往北直到俄亥俄州及紐約部分地區。他們長期自我封閉，依靠伐木、挖煤而自給自足。但伐木業因破壞水土保持被禁止，煤礦業也因高汙染且不符成本效益而被停礦，居住山區的「鄉巴佬」們生活立即陷入困境。

二戰時興起，從阿帕拉契山區到中西部的工業經濟重鎮開始大移民潮，許多「鄉巴佬」拖家帶眷離開山區前往工業發達的地區去追求「美國夢」，大多數依靠勞力的努力工作者，也達到「中產階級」的經濟水平。但好景不常，在二十世紀末期這場無遠弗屆的全球化浪潮中，整個工業鏈從迅速繁榮，又更迅速衰退，他們猝不及防，夢想破滅、家庭破碎、對未來徬徨不可知，只能依靠衝突發洩憤怒，用槍枝捍衛在外人看起來可笑的尊嚴。

以民主黨及資本家，左派主導的主流媒體、好萊塢娛樂業，這群代表「政治正確」的新自由主義不但在政治、社會、學界稱霸，連帶經濟也是。新自由主義者曾經預言全球化分工及貿易將帶來世界大同與均富，但長期以來這群「鄉巴佬」被東西兩岸的主流社會和菁英階層遺忘、背叛、蔑視，光鮮的「美國夢」跟他們毫無關係。

東西兩岸越是亮麗，中南部就越是黯淡。歐巴馬在談起中西部小鎮上的失業人士時輕蔑地說：「那裡的工作已經流失25年了，沒有新的工作出現……這群人變得忿忿不平也不足為奇。於是他們依賴槍支或是基督教，或者對與他們膚色不同的人感到反感，或通過反移民和反貿易的情緒，來表達他們的挫折。」這種居高臨下、帶有侮辱性的說法，似乎是說，你們的失敗都是自己的問題。這種說法讓美國勞工階級更為憤怒，於是他們成為川普的強烈支持者。

傑德·凡斯的家族來自東肯塔基州的山區，是蘇格蘭、愛爾蘭白人移民，從東岸平地來到山裡謀生，定居在此。這裡曾因伐木業及礦業發展出繁華小城，二十世紀初政府開始保護阿帕拉契山林木，加上煤礦業沒落，廣大居民失去工作機會，經濟及社區發展一蹶不振。隨著二十世紀上半葉鋼鐵、汽車等工業興起，「鄉巴佬」們移居平原地區的新興工業城市，成為大型工廠中裡的工人。他們開始成為城裡人，擁有現代化住宅、穩定的收入、水準不錯的公立學校，「美國夢」似乎近在咫尺。

但二十世紀末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美國的鋼鐵和汽車等工業喪失競爭力，製造業紛紛離開美國，資本大幅移出到人力成本更低的亞洲或南美設立新廠。與此同時，受惠於柯林頓的支持，中國不但獲得美國最惠國待遇（柯林頓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還加入WTO成為「世界工廠」。正要晉升為中產階級的「鄉巴佬」們，卻被中國的農民工奪去工作機會，成為全球化的犧牲品。正如1990年代的台灣，台商大舉西進投資，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薪資停滯30多年一般。而這群「鄉巴佬」被困在在日漸衰敗的城鎮中，因政府住屋計畫買房又面臨房價大幅跌落，即便售屋也還不上貸款，又找不到新的工作機會僅能靠零工維生。加上公立學校水準不斷下降、家庭破碎、暴力及毒品泛濫，由此形成惡性循環。他們的希望逐漸破滅，被絕望所籠罩。

華盛頓的政客、遊說團體；華爾街資本家、經紀人和律師；被投行炒作，股票扶搖直升的矽谷高科技與網路巨頭；好萊塢的明星、娛樂圈藝人、流行歌手、運動明星等，這些人成為「美國夢」的代表。他們享受到全球化經濟的紅利，錢財如潮水般湧進戶頭。但缺乏製造業支撐的美國內部卻在逐漸潰爛和腐化，而「鄉巴佬」們就是最大受害群體。

有學者指出，歐巴馬任內的政策如減碳、發展綠能以降低暖化速度，立意看似進步，但勢必降低化石燃料使用、增加營運成本甚至關閉工廠。自由貿易協定雖有助全球化與加強與盟國互惠，卻會伴隨「去工業化」及工廠移出，這些政策受害最深的是中西部各州的鄉村小鎮，以及在全球化下工廠大量關門的鐵鏽帶—密西根、俄亥俄、賓州等。美國不分政黨，三位總統柯林頓、小布希到歐巴馬都是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支持者，藍領與中產的反體制憤怒，讓川普在共和黨黨內初選階段輕鬆擊敗以建制派為主的16位參選者。

川普是極少數體察到「鄉巴佬」的憤怒和痛苦的政治人物，他在總統就職演講中說：

長期以來，我們國家首都的一小批人從政府獲得好處，而買單的是人民。華盛頓繁榮了，但人民卻沒有分到好處。政客發達了，但是工作流失了，工廠關閉了。既得利益集團照顧了自己，但是沒有保護我國公民。他們的勝利沒有成為你們的勝利。他們的成功沒有成為你們的成功。……母親和孩子陷於市區的貧困當中，廢棄的工廠像墓碑一樣遍佈全國各地，教育系統資金充足而我們年輕可愛的學生卻無法獲得知識，犯罪、幫派和毒品奪走了太多的生命，也奪走了我們國家太多未能發揮的潛力。

川普上台之後確實扭轉了這種只讓東西兩岸菁英分子受益的全球化趨勢，通過重新簽署與外國的貿易協定，讓更多的工廠和工作機會轉移回美國。中國加入WTO時承諾，在2015年全面開放市場卻沒兌現，歐巴馬政府也視而不見。於是川普開始要求中國兌現承諾，經過多輪談判仍得不到結果，才採取經濟制裁，引發所謂「美中貿易大戰」。但一般美國人民受媒體愚弄，認為是川普獨斷挑起大戰；包括川普上任後，對世界各組織與協定的退群，也是因為那些組織被中國滲透到根子，許多協定只綁住美國和西方國家，中國卻成為受惠方。

凡斯成長過程依賴他的姥姥、姐姐、老師，及女友支持；因加入海軍陸戰隊學會「永不退縮」精神、鍛鍊出體力、耐力、韌性，甚至從海軍陸戰隊的課程中學會理財與如何選擇人生。也靠個人奮鬥及好運，考上常春籐名校耶魯大學，並從法學院畢業擺脫了「鄉巴佬」命運。但他擠身「高等美國人」上流社會行列後，也沾染上左派的「政治正確」，沒投票給川普。他聲稱並不是討厭川普，而是討厭他的說話方式，而川普的說話方式正是他出身「鄉巴佬」群體所認同的。他仍在鐵鏽地帶的鄉親們，聽到川普的競選談話，重新燃起希望，成為川普的熱誠支持者。

但主流媒體不願傾聽「鄉巴佬」們的心聲，更沒料到川普具有如此強大的民意基礎，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與希拉蕊的對決大獲全勝。根據選舉結果，鐵銹地帶幾個中部州的翻盤，至為關鍵。威斯康辛、密西根、俄亥俄、賓夕法尼亞等州，向來是民主黨的鐵票區，民主黨認為工人和工會必然支持他們，而信心滿滿的希拉蕊從未去這些地方催票。

選票開出來之後，這些州全都由藍轉紅，民主黨滿口政治正確、進步價值，視「鄉巴佬」為敝屣的政客悔之晚矣；遂以川普操弄「民粹」與「階級」為由，卻對「鄉巴佬」們的憤怒依然視而不見。而2020大選，這些從川普促成製造業回流而受惠的「鄉巴佬」們，將更堅定支持川普。

下圖為「鐵鏽地帶」廢棄的教堂、廠房、社區與鐵路。

月蝕下團聚

各大教會長老、各位叔父輩、各位師兄弟姊妹：

我想呼籲大家停止發表「嚴正譴責暴力」的這種聲明。今時今日，「暴力」「暴徒」這些詞語已經失卻了原本的意思，本來對和平和生命的熱愛是普世追求的價值，但在政府機關的話術扭曲之下，這些名詞已經變成了一種立場、而不是一種真理的描述。凡支持政府的人都是市民，凡反對政府的人都是喬裝市民；國際特赦組織關注警察濫權屬於外國勢力干預特區事務，北韓朝中社全力支持中共解決香港事態就可以是外國的盟友。請停止助長這種混淆視聽的言語，我們要真正恰如其分地檢視所有的事情。

不少人仍覺得示威者堵路、堵站、堵人、拆閘機、拆招牌等等是搞搞震的行為，令人覺得不安，會引解放軍入城，政府機關亦以此期待著傳說中未到的民意逆轉。逆不逆轉，乃是你和我每一個人都有份的事情，微細如一個個體，都是民意的一部份。今時今日，我們去看任何行為的時候，不能再從合法與犯法、秩序與擾亂等線性單向的角度去判斷，我們需要認清香港的政治現實，並且從這現實中去再出發。

我們的政治現實是甚麼? We are anything but democracy.

少數服從多數的「經典民主」並不屬香港人擁有。9月2日高等法院裁定周庭的選舉呈請勝訴，在判詞第37段法官提醒了香港人：「It is also important to bear in mind that Hong Kong law does not provide for important issues to be determined by referendum. The concept of referendum has no basis under our legal system.」公投作為「少數服從多數」的一個具體表現，在香港的架構中根本沒有任何法理基礎，蘇格蘭人可在2014年公投選擇獨立，香港人並沒被賦予這項權利；而過去數年的事件，例如2007年皇后碼頭清拆、2011年菜園村清拆、2018年一地兩檢與今年逃犯條例都反映，民意在社會政策的建構上，並不具有任何力量，公眾咨詢比口水會還不如。反之來說，多數服從少數可能更貼近香港的政治現實。

中學的通識教科書形容香港的政治屬於「代議政制」，我們透過選出代議士來為廣大的市民發聲，曾經泛民的確是香港人的希望，也有令人興奮的參選人競逐行政長官。但回歸後短短廿年的歷史為我們見證代議政制的崩塌，建制派以手心雷、蛇齋餅粽的方法拈污神聖的選舉，每個人蓋章投票的那一刻固然在體現他的意志，但將一車車老人院送去投票的政黨，絕不是在以政綱、理念等正當方式贏取到他們的議席；至於昔日市民的朋友泛民，也與不少示威者形同陌路，三跑48億額外撥款、智慧燈柱撥款與東北7項150億工程撥款都找到泛民缺席/贊成/棄權的可疑足跡。前幾個月我去政府合署搞文件，看見一大班比我小一大截的小妹妹登記緊做選民，我突然就心諗：唔怪得政府咁急，等啲一批中小學生們逐一長大成人能夠參與投票，我們將會成為地區直選的主流聲音。 我諗都未諗完，即刻被旁邊的朋友大潑冷水：你有你成人，人地單程證來港，而家都已經黎左百幾萬人，仲未計本地出世既雙非，新香港人都溝淡晒。當下即刻灰晒。2018年，梁頌恆、游蕙禎、梁國雄、姚松炎、羅冠聰及劉小麗6人被褫奪議席，2019年朱凱迪參選元崗新村被選舉主任宣告提名無效等等，仲有遲遲未到的行政長官的普選和功能組別的廢除。原本有限的選舉權已是一門笑話，現在香港人的被選舉權更全面淪陷。香港人並不需要一個聖人來擔任首長，林鄭有甚麼性格能力不足、警隊情緒有多難控制完全不是市民需要關注及市民需要體諒的事情，我們的城市只需要一個真正accountable to its deeds和responsible to its citizen的政府。不幸，孫中山在1905年《民報》提出三民主義，其中的「民權」包括了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香港的公民現在所擁有的權利乃是四缺四，所謂的「代議政制」比100年前的思想還要落後。

香港原本大部份「行之有效」的機制已然失效，所有制度性的表達參與渠道都是通向一池屎水。清早一起身家中四道牆仍在，但香港已不是一個「常規」運作的社會，我們已然進入了一種「例外」的非常處境。我們逼切需要停止與偽裝文明的政府玩文明的遊戲。

政治不再是妥協的藝術，香港的政治實體是一個敵友判斷和無情鬥爭的場地。毛澤東《中國各階層級的分析》教我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為達到打擊敵人的目的，所有手段都在所不惜。」納粹黨法學家Carl Schmitt施密特認同毛澤東點出了政治的本質就是要區分敵友，他提出：「政治活動必須具有高於法律的至上性，這思想已經拋棄了經典民主的多數人統治精髓。」由612以來我們見證的局面反映共產黨與香港政府的思想其實比我們更多人更先進，當我們還在公論與民意中猶豫的時候，我們的敵人已經拋開了文明和民主的包袱。

在這個戰場當中，香港現行唯一有效的政治制度就是恐嚇與武力。香港全面回歸祖國完全不是社會的共識，內地與香港的文化價值完全不同，但是港人自決不可談，因為會挑戰內地引解放軍來港。不可做任何擾亂香港的行為，因為會挑戰內地引解放軍來港。警隊不可以解散，因為會挑戰內地引解放軍來港。林鄭不可以下台，因為只會換來更親共的特首。總之大家驚就唔好出街。政府的正當性只來自恐嚇，我家暴你是為了證明我還有能力強暴你，那外面的強姦犯便不會來強暴我們的家，實在用心良苦。合理的事情，不可說、不可做；不合理的事情卻偏偏站得住腳，原因只有一個，因為政府知道秩序並不是由道理所建立。施密特半世紀前已啟示了遊戲的規則：固守和平時期的法律規範、按步就班的程序，只會延誤決策的作出。一旦「常規運作」的社會受到挑戰，必須從法律以外的情況發動鬥爭，因為「常規」是由「例外極端」的鬥爭勝出者來決定。

所以政府一日要求大家在社會運動平息後才作出溝通讓步，一日示威者與政府都將永遠無法溝通。對不起。政府希望維持的常規，正正是示威者希望打破的秩序，而且政府每日也在打破更多常規。和約來自尊重，也來自雙方底牌的份量。但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不能像政府那樣變成不道德的野獸，當政府與其支持者談「合法性」的時候，我們真正要談的是「正當性」。

警隊對和平示威發反對通知書是否具「合法性」? 可能有。是否具有「正當性」?絕對沒有。
如此示威者繼續在公園或道路上示威是否具「合法性」?可能沒有。但是否具有「正當性」?絕對有。

從這裡可以看到，在一個邪惡的政權下，「合法性」的討論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這只是一個容許政權自我解脫和壓制市民工具，你說今天警察打到示威者骨折和不戴委任證的行為有違規例，但明天只要修改警隊條例、警察通例，甚麼非法行為都可以變成合法，甚麼合法的行為都可以變成非法，就像共產黨昨天是叛軍，今天可以是正統政權，因此我們在今時今日，應該追求的是具「正當性」的行為。「正當性」並不一條絕對的信條，一方的正當、往往便是另一方的不正當，「正當性」的力量來自不同群體透過歷史與社會演變，共同所建立出來的價值，所以不同群體之間對正當理解不同，這條分間線便成為了群體的分野，而相對的群體在「極端」時期，只能透過互相鬥爭的來爭取到生存空間。相信很多上年紀的叔父輩縱然不滿政府，但對前線手足的很多行為卻可能同等地不以為然。但如果你相信政府歪曲事實、香港政府不顧市民利益、公權被濫用不受制止等是不正當的情況，而你亦相信香港的制度需要改革是正當的話，那麼我邀請你再審視勇武派的行為，再審視他們行動的正當性。因為直到今天，勇武派的行動只針對抗爭的對像破壞公物，但不以傷人為目的，更不是以推翻任何政權為最終目標，勇武派其實只是示威行動的極致，在文明制度的方法都失效的情況下，用最後的方法向政權表達意見，向惡勢力表達市民的力量。在今天遊行示威都可以被反對通知書取消、罷課會被打壓、政府要監控互聯網、個人言論會被政治清算、示威可能喪生，我們失去的已經很多了，縱使這樣，勇武派還只是說「五大訴求」，經歷了這麼多後，我們都還只是卑微地推出訴求。所以對事情判斷和價值判斷的相近的人，我懇請大家不論如何，繼續擔當勇武派的同路人。毛澤東話：「中國革命且三十年而成效甚少，並不是目的錯，完全是策略錯。所謂策略錯都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這正是不割席的真義。勇武爭取的事情與和理非所爭取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這就是他們的「正當性」，爭取的是甚麼?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如果媒體上的畫面令你不安，我鼓勵你走到社區之中，感受一下勇武派是一些甚麼人。我家附近作為其中一個撤退的重要線路，不時置身在幾十個豬咀黑衣人中，佢地同我地街坊講得最多既竟然係「多謝」同「辛苦晒」。香港現在是身處「極端」的例外處境中，正當而不合法的行為，不是人人也有信念與覺悟投身其中，但請大家繼續理解與支持那些挺身而出的人。而且我必須強調，衝擊行為是絕對違法，但示威者是沒有辦法衝擊法治的，就算拉登復活來撞到香港島陸沉也沒有辦法衝擊法治。所有被捕的示威者，已經全部被法律程序所檢控、提堂和準備受審，違法達義者面對違法的相應後果，正是法治的體現。相反公權力機關所有違規的行為從沒有受過任何制裁，甚至政府支持者的違法行為也幾乎沒被起訴過，政府機關狠狠地違背了Equality Before the Law的原則。上星期還要聽到警方說太子地鐵站裡的市民要證明自己不是「暴徒」方可脫身，公然挑戰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再講，HK01六日前發表〈不能讓暴力示威成為常態〉，叫「和理非亦應該有腰骨，不要隨意讓暴力示威者騎劫」，質問「他們有組織地在地鐵內換衫，企圖在人群中「消失」，不是有預謀的犯罪行為嗎？」講到勇武派十惡不赦。我身處最前線現場的經驗真的不多，但我相信大家能接受到足夠的資訊，勇武派沒有任何能與催淚彈、胡椒彈、布袋彈相抗衡的武裝，(求指教)沒有無差別把市民壓倒在地亂棍圍毆， (求指教) 至今受傷最重的警員好像是那名挖人眼被咬斷指的警察， (求指正) 然後全港官員的皮都沒擦損過一塊。以武力論武力，如果警方至今的行為是專業克制的話，那勇武派的只能算是佛祖顯靈。

話題扯遠了，在現在的極端現實中，若你相信政府的不正當性，就必須要做「常規」時期不會做的抗爭，彰顯你心中的正義，及不可讓政府的圖謀輕易得逞。我發現除了黃藍黑白之分，其實中間有一批是屬於「怕黑」的人，嚇怕做事會受到可怕的後果，現在香港的政治真的很可怕，但我們需要你們每一個人站出來，讓將來不會變得更可怕。而且衝擊並不是唯一的手段，所有和政府成命和社會現況抗衡的行動都是抗爭的重要一環，和理非發動的遊行人數、創意文宣兒歌、用公理反駁政府的歪論與親身改變身邊每一個的看法，每一個行動都有深深的力量。專制制度用多年腐蝕香港的基業，我們也要在各階層發起抵抗。沒有哪一派應該說自己是抗爭的最重要力量，也沒有哪一派應質疑另一派的付出，因為我們作為民眾其實一無所知。單單撤回一件事，這事情是出於林鄭初心、中央授權、派系黨爭、怕咗勇武、服膺民意、還是上帝的旨意，我們無從得知。沒有哪股民間的力量是獨一carry著香港，我們真香港人是在不同地方上互相carry著大家。官紳鄉黑共的集團近乎沒底線地互相包庇，我們看到他們這個團隊發揮了如何顯著的力量，我們也需要與同路的朋友如此緊密地合作。

在眾多恐懼中，解放軍入城接管香港是其中一個最多人的噩夢，特別是經歷過六四的一代。但我先大膽推算攬炒機會是微乎其微，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有幾威？〉指出「全世界有大約七成人民幣支付交易係經香港處理。目前每日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成交約9000億人民幣咁多」，除非共產黨不用再同海外做生意，再沒貪官的黑錢需存入瑞士、美國銀行，否則國內還未餓死要感謝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樞紐的恩情。而官媒的說法也是絕對，環球時報在8月27日發表社評〈就維護香港高度自治說些大實話〉：「第一，香港高度自治是必須保持的，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實事求是，也是唯一可行的原則。不搞“一國兩制”，不堅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能有別的選項嗎？“一國一制”在當前是完全不現實的，中國內地沒有直接治理香港的政治和法律資源。」大家評一評理，如果會解放軍會出動來光復香港這個反動基地，最煩的喉舌報會不大鑼大鼓搖旗吶喊嗎? 如果對手的喉舌也說一國一制在當前並不現實，那我們不用未日落先怕黑，更不應為一個未知的可能性，猶豫不做正確的事情。

納粹在5年內殺害600萬猶太人，平均每天死3千多人；盟軍在D-DAY反攻諾曼第後3個月內陣亡約5.5萬人，平均每天陣亡600多人；大躍進後5年內共產黨餓死了3600萬人，平均每天死2萬人；八九六四當天市民死亡人數估算在1.1萬人之內......如果每天都起碼有200萬香港人各施奇謀、在各自崗位上抗爭，再不義的政權也無法在一天內把我們趕盡殺絕，世上無光，便由我們親自去照亮世界。

中秋將至，德不孤，必有援。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