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獲民間記者會邀請，出席他們題為「功能組別／每席必爭／光復議會／時代戰役」的記者會。在過去八個月，我婉拒了他們多次，原因很實際，受眾光譜重疊有限，對雙方都沒有好處。所以他們處於「深黃勇武系」、主動關注通過功能組別爭取雙普選，令人出乎意料。他們不斷告訴我，勇武同樣是食腦的，雖然討厭功能組別，但此刻想不到更直接爭取五大訴求的辦法，whatever that works，而在連登、Tg的主流意見，其實相當支持；又說有鑑於我多年來承受haters能力頑強，而依然健在，希望「通過」我進一步促進討論，讓反對聲音的非邏輯性暴露人前，然後就專心處理真正的對手，令人哭笑不得。答應了就應該盡做，這裏不妨再回應一下反對參與這屆功能組別選舉的八大論點。 一、「我們要廢除功能組別、立刻真雙普選，怎可以現在參與功能組別？」 這混淆了「目標」和「手段」。兩條路線爭取的目標，口中說的，都是廢除功能組別，問題是手段如何。其中一條認為，這屆選舉有可能顛覆制度、達到普選（見前文），是否同意，可仔細討論；至於另一條的手段，又是如何？通常到了這裏，不是彷彿靠念力救港，在網上寫一萬遍「我要真普選」、「你們都出賣民主」，就能如願；就是籠籠統統一句：「靠美國」。 那就讓我們具體討論，如何靠美國。 二、「美國已經承諾幫手，點解仲要捨近圖遠？」 美國去年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確有以下條文：支持香港建立「真正民主選項」，香港選民可以「自由和公平地提名及投票」，並在2020年，能公開直接選出全體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以上是願景，正如每一個國家的所有政策，都有無數外交語言的願景。要是香港定時定刻的在2020年（對，還有10個月就過去）不能如願，美國又可以如何？ 根據程序，首先是美國駐港領事館撰寫年度報告，評價法案定義的香港自治情況；然後國務院根據報告，建議跟進方式。理論上，可以甚麼也不做、可以純口頭表態、可以直接經濟施壓（「2020年香港沒有雙普選就對中國經濟制裁」）、可以出兵。上述選項當中，大家不妨各自評估。個人自然認為美國不可能為此出兵，頂多可能在下一輪中美貿易談判中，一如上一輪，「提及」香港問題，特朗普也如此說；至於「沒有普選就制裁」，而且還要是有效的制裁，至今沒有人說過；而下一輪貿易談判是否在今年美國選舉年發生，也很成疑問。 反正2020年很快就過，不能騙人。要是美國沒有盡力向中國施壓、讓香港今年真普選，或真的用盡方法、但中國依然不就範（個人判斷可能性極大），all in「靠美國幫手」的香港人，可以怎樣？號召百萬人當聯署師？向美國駐港領事館遊行示威？支持民主黨把特朗普選下台，然後再期盼新總統？還是衝擊白宮？期盼王師一年又一年，難道就是做實事？單靠美國這條「路線」，究竟有沒有任何活生生的美國decision-maker有任何示意？還是純粹建構一個星戰形象的「美國」，作為宗教上全知全能的神來逃避現實？ 美國盡全力改變別國內政，自然有先例，但需要無數前設，反例數目，卻是幾何級數的更多。我剛從波羅的海三國回來，當地人就不斷回顧：蘇聯1940年吞併三國後，美國一直拒絕承認、強調三國依然是獨立國家、保留雙邊外交關係、官方立場自然是要蘇聯離開三國，三國民間也一度寄望美國出兵。最終三國在1990-91年才能重新獨立，靠的不是美國，而是自己。 三、「參與功能組別選舉，增加佢認受，美國就唔會幫我地」 一個制度有沒有認受性，來自一籃子因素。蘇聯末年參與愛沙尼亞議會選舉的人，都知道目的是取締蘇維埃議會，美國不會因此而研判「蘇維埃議會有民主認受」；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選舉有極高投票率，不會令政權的民主成份得到國際認受；北愛新芬黨和愛爾蘭共和軍一體兩面，不會因為參加了英國國會選舉，就等同接受英國管治、不再勇武。香港制度沒有認受性，已經是common sense，不需要做或不做任何事去論證。 退一萬步，哪位美國政客傳遞了「參與功能組別選舉、就不支持香港人」這訊息？台灣民主化前的威權「選舉」充滿不公平性，無不有黨外人士參加，包括剛成立時的民進黨，美國是否因此而離棄台灣民主化？假如既要靠美國、又不閱讀美國前科，也可以回看香港歷史。今天功能組別的35席，源自2010年政改方案增加5席超級區議會議席，當年美國駐華大使訪港，投票前就預測方案通過，並肯定方案對落實普選有正面作用，「有信心爭議性議題可達成共識」。方案通過後，美國公開表示歡迎，北京沒有警告美國不要說三道四，愛國媒體反而高調報導「美國支持政改」。 事實上，絕大多數美國政客不會具體評論香港內政，會評論的寥寥可數。即使是被美國人視為最支持香港抗爭者、「靠美國幫手論者」奉若神明的「美國共和黨香港首席KOL」Soloman Yue，Twitter上也是呼籲香港人盡力參與功能組別選舉、寸土必爭，起碼是Plan B也好，「美國會依然爭取普選、但不認為駱主任會同意」。至於美國駐港朋友開口閉口說「不要單把普選期望在我們」，已不在此列。 提出以上「參與功能組別美國就唔理我地」這「邏輯」和causality 的美國政要、學者或分析員，究竟有沒有？如有，是誰人？希望開開眼界。我們在遠方如盲目相信美國、卻不講求具體行動...... #全文見blog #光復立會 #2022

[#沈旭暉隨緣家書🇮🇪] 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與建制派議員會面時，有與會者向特區政府要求取消本年區議會選舉，甚至有建議一個票站被衝擊，就要全面停選。然後根據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的演繹，地區諮詢組織在《基本法》並非必要的憲政架構，不是必須存在；由於法例要求所有選舉「公平公正」，假如某選區不能選舉，自然「不公平」；至於出現了一個票站的不公平，整個選舉應否全面取消，他說這是「灰色地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則表示，假如出現騷亂、公開暴力或危害公眾安全情況，特首可按現行《區議會條例》(第547章)，將選舉押後不多於14日；假如未能在14日內安排重選，政府將向立法會提出修訂議案，另擇日子。相關建議是基於建制派選情嚴峻、擔心來自區議會的特首選委會117席全部失守，還是特區政府對《禁蒙面法》止暴制亂缺乏信心，可自行判斷。 非常時期，假如這次區議會選舉真的延期或取消，會有怎樣的後果？責任在政府，還是示威者一方？由於特區政府近來很習慣（片面）引用國際案例，我們也不妨從國際案例談起。 北愛爾蘭紛亂中的選舉 在世界各地，不少選舉舉行前都存在風險，有些是零星暴力，有些則是戰亂當中，特別是處於民主化進程中的地區，選舉能否如期舉行，對政府的公信力、執行力，都有標誌性影響。近來開始有評論以「The Troubles」年代的北愛爾蘭(1968-1998)比較明日香港，而即使有常態炸彈爆炸、恐怖襲擊，愛爾蘭共和軍前後造成1800人死亡、整個北愛死亡超過3500人，這段期間的北愛爾蘭，還是經歷了最少8場英國國會選舉、4場歐洲議會選舉、20場補選，還有2次公投，包括最重要的1973年北愛爾蘭邊界公投。 北愛政府自然知道，選舉期間可能出現意外，但始終盡力令選舉如常進行，因為明白到一旦取消選舉，局勢只會更不穩，而且坊間會認為是政府責任。這是因為主張以激進手段爭取獨立的愛爾蘭共和軍，選擇了「一分為二」的「和勇合流」策略，一方面繼續激進路線，策動針對英國的襲擊；另一方面則以Anti-H Block及新芬黨名義，在八十年代起參與不同層級的議會選舉，爭取境內及國際社會關注，以政治參與捍衛其政治權益。在The Troubles年代，也有北愛議員在獄中抗爭死亡而需要補選，這類選舉，更是絕不可延期取消。當時英國警方的執法、被視為「戰俘營」的監獄對共和軍的虐待，已經引起民間強烈不滿，也有親政府民兵「私鳥」對手。1972年的血腥星期日屠殺發生在Derry市，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卻因為政府劃分選區時扭曲選民結構（gerrymandering），令他們失去優勢，這也是抗爭激化的宏觀背景之一。 總之，選民認為政府能否讓選舉如期進行，反映建制能否容納異見份子進駐，會否利用行政權力搞小動作，會否刻意製造亂局來進行更大打壓，變相成了對英國政府的信心公投。試想假如因為個別票站被衝擊而取消選舉，北愛群眾只會研判英國政府打算配合親英民兵進行軍法管治，只會逼得全民起義。結果英國政府除了加強當地保安外，再沒有其他小動作，這既是建基於對選民權利的基本保障，承擔維持選舉秩序的基本責任，也是相信公民社會能通過選舉自行調節，同時是兩害相權的理性選擇。北愛並非沒有試過延緩選舉，但反而是因為和平後各方的分權談判，而不是選舉暴力。 印度克什米爾取消選舉後，乾脆取消「一國兩制」自治 我們再以飽受恐怖主義威脅的阿富汗為例。2014年，該國迎來首次後塔里班政權的總統選舉，期間紀錄了多達690次來自塔里班游擊隊的襲擊，但最終還是「順利」舉行兩輪投票，完成民主轉型最後一步。在剛過去的選舉，同樣面對塔里班威脅，白宮也曾對總統加尼施壓，要求暫緩，令塔里班參與美國主導的和談。但加尼表明，阿富汗必須維持民主改革進程，選舉也是證明塔利班不能死灰復燃的指標，「任何不是由阿富汗人民意願及憲法的方案，不可能被接受」。雖然因為票站管理、投票技術等問題稍作延期，選民都知道總統頂住了「外部勢力」，不是逃避民主，而這類第三世界的問題，香港並不存在。 至於取消選舉的例子，又有甚麼解讀？我們不妨比較曾有類似「一國兩制」安排的印度克什米爾選舉。2017年，印度選管會官方宣佈，因為「暴力問題」，取消查謨 – 克什米爾邦Anantnag區補選。當地民意認為這代表民選政府無力管理選舉，削弱了其認受性；反對派則將取消定性為當權者害怕選舉失利，令政府威信大受打擊。由於印度政府取消克什米爾自治的呼聲已經出現，任何風吹草動，都引起陰謀論；不具名的警官受訪時直言，取消選舉得不償失，只會令政府失分，被認為在刻意激化分離主義者。最終克什米爾就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被正式取消「一國兩制」自治權，距離那次爭議性取消選舉，只有兩年。 體制暴力Vs街頭暴力：聯合國的「選舉暴力工作坊」 各國政府面對選舉可能出現的不穩，都會自居無辜，宣傳一旦被衝擊，完全是反對派責任。但外間觀感，往往相反，因為事實不是這麼簡單。2011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歐洲委員會共同舉辦了一個有關選舉暴力的工作坊，參與者多認同大部份的選舉暴力，來源更多是當權者，而非挑戰權力的人。 #hk #election #northernireland #afghanistan #kashmir #carrielam #districtcouncil

[#隨緣家書📖🇬🇧] 香港警隊走到這一步，已經完全失去公信力，日後怎可能不被問責？近來香港進入非常時期，當討論警政問題與公民社會千絲萬縷的關係，北愛爾蘭實為一個各方面的完美案例。細節很多枝節，重點係：北愛警察去到咁盡，群眾鬥群眾，最終都有報應。 皇家愛爾蘭警察隊(RIC)可算是現代警察制度的起點，建立「蘇格蘭場」的Robert Peel早於1822年，已在愛爾蘭建立現代警察制度。愛爾蘭獨立戰爭後，《英愛條約》將北部6郡與南部26郡分開，北愛爾蘭成立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聯同愛爾蘭獨立戰爭時成立的阿爾斯特特別隊(B Specials)，一度成為維持北愛爾蘭社區治安的主力。 北愛爾蘭問題複雜，它既涉及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宗教衝突，也有歸英派、獨立派、歸愛派三種不同的政治意見矛盾。因此，在上世紀60年代末，北愛爾蘭進入了長達20年的「騷動年代」(The Troubles)︰由60年代中的和平民權運動得到當時北愛總理奧尼爾(Terence O’Neill)支持，到1968年違犯禁令舉行德里遊行，結果遭當時皇家阿爾斯特警隊鎮壓，多名示威民眾及支持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政客受傷。及後更有多宗由親英派發動的襲擊，希望以「插贓」的方式誤導民眾這是愛爾蘭共和軍所為。最終在1969年元旦日，名為「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的學生組織開始由貝爾法斯特到德里的遊行，途中受盡親英派的滋擾，甚至受到包括「休班警」在內的親英派示威者攻擊。皇家阿爾斯特警隊被指保護示威者不力，最終走上民眾鬥民眾、武裝組織鬥武裝組織、恐怖主義鬥恐怖主義的「持久戰」之路︰1972年的「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1981年的「大絕食」，相信有了解北愛情況的讀者，會明白當中的慘況。 英國政府固然不希望國家分裂，因此在1972年後直接接管北愛爾蘭，前後也嘗試推動的不同調查及改革︰例如1969年的亨特報告書(Hunt Report)提出解散阿爾斯特特別隊，將阿爾斯特警隊的職級及體制與英國本土同化，而將原來阿爾斯特特別隊的準軍事職務，交到阿爾斯特防衛團(UDR)；1972年發表了史嘉文報告(Scarman Report)，分析1969年期間暴動的成因、社會成本以及不同組織的角色。當然，這些改革在共和派及民族主義眼中毀多於譽，甚至在1972年「血腥星期天」後，英軍在北愛的合法性也「一鋪清袋」。但直接管理時期，嘗試以獨立的北愛住房委員會疏理北愛人的「土地問題」，1973年的北愛議會選舉等，都是英政府嘗試以有限權力下放，以及社會福利，希望解決北愛爾蘭內部的政治及宗教衝突。然而當民眾及武裝組織習慣了互鬥之路，建立互信，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處理得了。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沒有逃避北愛爾蘭問題的國際層面，與積極與愛爾蘭政府談判，在1985年的《英愛協議》定下了愛爾蘭在北愛問題的諮詢地位，也因為歐洲共同市場及歐盟體制，變相令北愛地區與愛爾蘭沒有實質邊境，最後在多方同意下促成了《受難日協議》。而英政府在「落實」《受難日協議》的內容上，就以北愛警政改革將為其中一個切入點，並責成則從香港回家的彭定康出任委員會主席，就改革提出針對性建議。 要成立一個有公信力的委員會從來都是政治問題，當年的處理「血腥星期天」的《威傑里報告書》，即使有一個大法官主導，也不一定得出一個令各方接受的結論。因此，除了「英方代表」彭定康出任主席外，其他成員包括時任愛爾蘭參議員，前北愛醫療及社福服務常務次官Dr Maurice Hayes，時任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院長Dr Gerald Lynch；退休警官Kathleen O’Toole；犯罪學及社會學教授Clifford Shearing；前倫敦警察廳副總監Sir John Smith；北愛大律師Mr Peter Smith及前英國電訊總裁(愛爾蘭及北愛爾蘭部)Mrs Lucy Wood。此外委員會也約見多個主要政黨、本地及國際人權、社會服務組織、本地及其他國家的警察團體，以及落區舉行多場公眾諮詢會。 最終，彭定康委員會建議將北愛警政制度「在地化」、「本地化」及「社區化」，包括1) 將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改名為北愛爾蘭警察部(PSNI)；2) 設立由北愛議會政黨代表及獨立市民所組成的警務委員會，負責監督警察運作；3) 建立獨立的警察申訴專員制度及投訴仲裁機制；4) 平衡招募原則︰50 - 50 天主教及新教警員；5) 淡化任何有關「大英」色彩的標籤；6) 重寫新的警察守則、並加強警員在人權事務的意識及社會警政概念。 雖然不知有沒有影響警員士氣，但改革方案得到大部份政黨及市民的認同，北愛治安也慢慢走回正軌。而隨著2006年聖安德魯斯協議(St. Andrews Agreement)的簽訂，連視為激進派政黨的新芬黨，也接納改革並加入警務委員會，全面落實北愛政府自治方案。若非今天的脫歐亂局，北愛爾蘭的政治問題也許走上康莊大道。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就「騷動年代」的多宗暴力行為及謀殺案，展開不同的獨立調查，包括2003年公佈的史蒂芬斯第3份調查結果，認為警察與當時的親英武裝組織如UDA等，有同流合污的情況，包括在搜證及調查時，選擇性將證據不納入官方紀錄、對早知針對天主教徒及共和派的情報視而不見..... 全文見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