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企業經營管理的王道哲思以追索對於人群服務的相關發想
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晴天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

一場王道與東方矽文明的專題講座，背後也糾結了關於人群服務的相關發想與自為反思。

誠然，即便時局的詭譎多變，但是，利益眾生的王道哲思，還是要勇於捍衛創造價值、利益平衡以及永續經營的核心價值；連帶地，落實於當代人類社會的王道實踐真義，指涉的也不再是一君萬民般的威權統治，而是大小組織的領導之道，如何得以找出共榮共存的東方王道哲學，如此一來，從企業經營管理的營利或牟利出發，能否產生創造性的轉化機制，藉此有其『您好、我好，大家都共好』的新利他主義，以此觀之，施振榮先生Stan哥的企業經營理念，突顯的乃是從有形到無形、從直接到間接、從現代到未來以迄於從利己到共好的處世哲理，這也使得被欽佩的不是引領風騷的科技創業教父美譽，而是一生懸命或仿是狗吠火車般，用以追逐「東方矽文明」與「矽科技」的文化底蘊，顯然，這是一條衣帶漸寬也不悔的第三人生道路，期盼的不是斯人也孤獨的不勝寒喟然，而是世代接棒之於歷史賡續的東方文明再造。

冀此，從Stan哥企業經營管理的王道哲思而來的人群服務的相關發想，包括：首先，『認輸才會贏』的處世哲理，針砭之所在乃是某種敬天愛人、遵行正道和去除私慾的我執主義，從這個見解而來的自為關照，又何嘗不是指陳出來當代人群服務的社會工作，就其以人為本的核心精神，已經是漸次模糊抑或是早已淪喪，而這也讓對於價值維護、體制衝撞或是有所為的社工理想性格，有如鏡花水月般有些空幻不實在；其次，『大權旁落』的管理哲學，直指的是信任而來的充分授權，以此觀之，當前臺灣社會工作的生態環境，信任與共好早已被框架於從學術權霸到行政霸凌的權控關係裡，多的是不可一世的「老大」，而非是令人折服的「大老」，此一知識涵養及其經驗傳承的歷史遺業，無法鑲嵌於世代接棒的心靈結構，這也是另類「東方隙文明」的發展性危機所在。准此，在這裡的思忖所在，如何找回人性本善、利益眾生的初衷，藉由共存、共榮與共好的合作精神，以強化人群服務的智財內涵，而非只是一味地追求品牌、方案、服務績效的移植主義，更遑論於諸如從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到PSR（Pers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個人社會責任）與非營利社會責任以及從挑戰困難到突破瓶頸和創造價值的社工魂魄以及對於「Me too is not my style」的思維翻轉。

最後，科文雙融產與學共創的遠見胸襟，也是人群服務工作者要有的自我覺察，換言之，被墊高的不是權勢、官位、社工師、學者、專家等「名器」，而是如何在這些不同位置上的角色扮演，適切展現出此一「公器」所應該要有的人身典範，如此一來，態度雖然是用以決定高度，但是，謙卑的學習心靈所引領殊勝的性格胸襟，會是這一場心靈智慧饗宴的最大收穫。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轉型正義與社會和諧


基隆市政府為啟動「國門廣場」計畫，預計將銅像拆除，送往桃園大溪兩蔣銅雕公園清整。3月3日清晨，火車站前面圓環的蔣中正銅像，被噴上紅漆，銅像五官面目全非，基座四面出現噴出的字跡，如去除威權、實踐正義、創建共和等語，想必出自政治異議份子的手筆。又在施工時雕像不慎摔落，頭身斷裂，再度呈現極端錯亂的歷史糾葛。

蔣中正在1949年12月7日撤退來台，實施戒嚴統治，為鎮壓台灣抗爭，必須造神立威，因此在全台各地公共場所樹立大小不一的銅像，或立或坐。然而隨著民主化的腳步，個人崇拜紛紛崩解，言論及思想自由蓬勃發展，獨裁者的塑像一尊尊被拆除斷裂，並非台灣特有的現象。幾年前伊拉克強人海珊的塑像，就在革命烽火中應聲而倒。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時，種族主義的火苗也燒掉好幾座美國開國元勳的立象或頭像。

這幾年頗流行「轉型正義」這四個字，意謂著歷史不斷變動，正義隨著歷史變動而有不同的內涵。然而什麼是正義？它的反面不正義又是什麼？背後含藏著深度的價值內涵，誰來界定它？

前幾年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各界原本寄與高度期許，但願從此正義伸張，不正義快快銷聲匿跡。哪想到一位檢察官出任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副主委，在內部會議半開玩笑說要把轉型正義委員會變成台灣的東廠。經過內部吹哨者漏洩，舉國譁然，他雖引咎辭職，轉型正義委員會從此揹上「不正義」的黑鍋，再也正義不起來。這個教訓很簡單明瞭：權力不代表正義，權力往往就是製造不正義的武器！

不久前名導演李崗與許明淳新成立的影像基金會推出一部叫「光計畫」的紀錄片，用盡心思來回溯中國國民黨來台以後的歷史記憶。蔣介石從大陸撤退來台後，為了「反攻大陸，消滅共匪」，居然將八年抗戰的對手日本化敵為友，而且以德報怨。他無罪釋放二戰時日本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並將一群日本退役軍人指派到台灣，隱姓埋名參加「白團」，為蔣介石的反攻大業執行「光計畫」，但因美國阻止反攻大陸，光計畫變成暗計畫，日籍老兵逐一客死異鄉。白團見不得光的結果，不就是「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

基隆市政府原打算把火車站前的蔣中正銅像移到桃園大溪，讀者朋友知道為什麼嗎？不是因為慈湖蔣介石陵寢在大溪，而是因為大溪有座「兩蔣銅像公園」，而那個公園是1998年我擔任桃園縣縣長時，出自我的發想，逐漸打造出來的。

話說那年某一天，媒體報導高雄市議會一尊龐大的蔣介石座像腰背部半夜三更被人敲碎，隔天早上議場藍綠議員為此大打出手。消息傳出，當晚嘉義某處的雕像也被噴滿紅漆，接著許多縣市跟著人心浮躁。桃園縣到處也有他的銅像，包括縣政府大門口。我心生一念，民主化的台灣要多元包容，可以清理歷史，但不必點燃仇恨。在我管轄的桃園縣境，復興鄉角板山有他的賓館，風景據說酷似他浙江奉化的老家，更重要的是平地大溪慈湖和頭寮，分別是蔣介石及蔣經國父子未入土的陵寢。「反攻大陸」既已無望，他們註定就會永久待在桃園。

歷史無法重寫，功過自有公斷，與其任令各縣市掀起鬥蔣反中的民怨，不如桃園縣開善門，收容各地想遷移的雕塑，好歹讓它成為具有歷史和雕塑藝術的公共空間。我預知兩岸不久會開放觀光，大陸遊客飛抵桃園機場，極可能直奔慈湖，我乾脆在那附近開闢一片綠地，歡迎各鄉鎮雕像挪移過來。我的構想獲得議會無異議通過，而時任大溪鎮鎮長曾榮鑑是忠誠國民黨黨員，全力支持。我還行文給全國各鄉鎮市公所，通告此一消息。

幾年下來，雕像越來越多，從此不再聽聞藍綠為此爭執，而兩岸開放觀光後，果然陸客爭相前往，遊覽車絡繹於途，為當地賺飽觀光財。更有趣的是，海外華人聞風趕來的也不少！管理員告訴我新加坡某藝術學校，由校長包機帶領全校師生齊來觀賞，同一個蔣介石，風貌形容不盡相同，倒成了雕塑藝術的戶外立體櫥窗。

上個禮拜，幾位好友一同去瀏覽公園內外無一處提到我的名字，大多數人絕對想不到那真是出於我的發想。我不在乎留不留名，但我想或許把這個公園的來龍去脈說出來，更能突顯其意義。讀者朋友不妨去走一遭，記得一定要走到極右端一座巨大破損的銅像，才能驗證故事的起源，就是它！

附帶聲明：我開發此一園區，絕不表示我肯定蔣介石的歷史功績，當初只想兼顧轉型正義與社會和諧，也認為每個人應該勇敢，真實面對歷史。事實上，這回我發現蔣經國及孫中山的雕像也間雜當中。

但我心目中最想呼籲的是：我們應該另外興建一座公園或紀念館，為台灣歷史上有貢獻的人另立塑像，無論在政治、經濟、醫療或文化、社會各方面，讓後代子孫，記住台灣過去的悲歡離合。感謝先烈先賢的努力，才有台灣的今天與明日！

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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