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都早已習慣身份證隨身而行，有否想像過，在七十多年前香港居民並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文件，並在1949年起才開始為每一個合資格居民簽發一張沒有照片、僅寫上持證人個人資料的卡紙？

1949年制定的《人事登記條例》，明文規定香港居民需申請身份證明文件，合資格的香港居民開始申領身份證。除了基本個人資料如姓名、性別、相片、身份證號碼之外，紙質身份證還需列明住址、工作地址和職業，並容許僱主協助僱員辦理，以確保更多合資格人士申領。也因為香港擁有多元種族，當時的身份證更需申報種族及國籍。在往後的1950-70年代期間，為了確保民眾均申請身份證明文件，當局更特別設有流動登記隊前往南丫島、大澳、新界區、街坊福利會、高爾夫球會、學校、鄉事委員會、廟宇、魚市場等提供登記服務，推動全民登記身份證。在這個階段的香港，增進的不止是人口及社會經濟發展，更多人也開始以香港為家。一紙身分證，標誌著「香港人」身分意識的萌芽。

1987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為配合回歸過渡安排，身份證分為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香港居民身份證（分別為3粒星和1粒星去區分），前者列有「本證持有人擁有香港居留權」字眼，確認持證人於回歸後仍有香港居留權。而隨著社會變遷及科技日新月異，身份證設計亦越見繁複，並反映在材質選擇、晶片嵌入及防偽技術上，2018年開始更換的智能身份證，便擁有9種防偽功能，也記錄更多個人資訊，跟六十年代只有中英姓氏、身份編號、相片和指紋的膠面身份證不可同日而語。歷史檔案館向入境事務處借來歷年各代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以及多部處理申請事務的原裝機器，包括製作身份證相片的放大機及查閱身份證紀錄的膠卷閱讀機，連同昔日歷史照片及海報同步展出，詳細介紹身份證設計及人口政策在七十載的變化。

（圖片來源： 香港歷史檔案館網站）

「言歸『證』傳」| Identity Card – A Timeless Proof
展期：8月23日起 逢星期一至五
地點：九龍觀塘翠屏道13號（香港歷史檔案大樓展覽廳）

#身分證 #身份認同

［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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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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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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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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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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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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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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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曾經的天主教社群彌撒地、今日荒廢的古屋——龍躍頭石廬】

繼續和大家走訪龍躍頭的五圍六村，提起這條文物徑上的古蹟，大多觸得及看得到，唯獨是在崇謙堂東面的圍欄之內，就在這樣一座雜草叢生的古舊建築，既沒有發展又不向外開放，充滿神秘色彩。

這座背山而建的建築物名為「石廬」，是由香港華仁書院及九龍華仁書院創辦人徐仁壽先生於1925年所建，直至1980年代為止，這座建築物一直都是徐氏家族的居所。

「石廬」樓高兩層，整體建築風格為中西合璧，牆身、露台及石柱都極具殖民地時期建築的色彩，而屋頂則是用上中國傳統的金字屋頂，配以木樑及板條承托，並鋪砌瓦片；屋內的天井及房間布局如同傳統的中式民居。雖然今時今日「石廬」並不對外開放，但在1930年代，徐仁壽就曾經借出此地予天主教社群舉行彌撒，只是後來新界西區司鐸區鴻慈神父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婚姻觀念與天主教有異議，才決定另覓土地興建教堂。

「石廬」在1996年就已轉手他人，雖然古諮會已將之列為一級歷史建築，但業權人不予修葺，政府亦沒有出手挽救，至今只落得荒廢的下場。

上水Sheung Shui位於香港新界北區西部，是香港最北面的主要市鎮，也是粉嶺／上水新市鎮的一部分。上水一帶原為農田，於1980年代起發展為現代化新市鎮，區內住宅和商業區以石湖墟和港鐵上水站一帶的市中心發展，是上水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也是北區的主要商業經濟中心，昔日的農田現只可在市中心北部，西南部等村落找到。上水因靠近中國大陸邊境，為大陸居民進入香港的首站，因此區內不論假日均有大量深圳一帶自由行旅客和水貨客在區內消費和從事水貨活動，使到區內人流和商業活動增加，為區內居民正常生活造成滋擾，上水的區內民生店鋪和小店都變成了藥房，而政府亦無積極解決居民需要，因此曾觸發多次示威而表達不滿。上水與粉嶺、沙頭角、打鼓嶺組成了北區，其中上水和粉嶺已發展成為粉嶺／上水新市鎮。上水一帶以低地和丘陵為主，高山不多。根據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出版的《香港文物》，上水區內的上水華山曾出土新石器時代及兩漢時期的文物。而根據《北區風物志》（1994年）記載，上水及粉嶺一帶古稱「雙魚市」，因上水北面有一條「雙魚河」。自廖族於元末由福建遷來廣東南部之後，子孫漸漸散居於今新界橫眉山、嶺下、小坑、雙魚、福田、上水一帶，並建成村落。傳至對風水有認識的七世祖廖南沙，倡言必須聚族而居，後代子孫方可昌盛。乃根據風水學說追尋「龍脈」，選定龍口地形像鳳之處，合力鑿池（即護城河）築城，建成「圍內村」（今上水鄉老圍）；號召廖氏三房子孫盡徙圍內居住。由於圍內村立於梧桐河之上，廖氏族人便稱其為「上水鄉」，漸漸「上水」便成了附近一帶地方的名稱。上水與粉嶺、打鼓嶺和沙頭角同屬於1979年成立的北區行政區。並在1980年代開始發展現代化新市鎮。上水發展主要是在港鐵上水站一帶的市中心，由附近屋邨前往鐵路車站一般都在15分鐘步行時間內。昔日，附近村民會集中在石湖墟進行交易。雖然現在上水已經發展成為新市鎮，但由於石湖墟鄰近鐵路車站及巴士總站，所以並沒有因為發展而衰落，人流反而更多。尤其自由行政策後，經常有自由行旅客和水貨客往來上水及深圳購買日用品和走運水貨。古洞不但是地區名稱，亦是一條村。在青山公路旁有古洞村公所。古洞村不是原居民村，大部分村民在1949年前後，從內地逃難而來，因親戚朋友的關係，定居古洞村。這位置一帶又稱石仔嶺。有那裡開廠的人表示稱為石仔嶺是由於挖到地下深處，滿地都是石仔。泥不夠肥沃作耕作。沿河上鄉路一直北行，至河上鄉排峰路交界轉入河上鄉排峰路直上，便可到達河上鄉。村公所旁邊是鄉村式酒樓，成為了村民飲茶及的士司機吃午飯休息的地方。從前由於古洞是墟市，曾有四、五間酒樓。石仔嶺花園 位於新界上水古洞附近位置，前身是英軍軍營，後來被改建成多幢 安老院 舍，由於環境清幽，因此不少郊遊人士都會到來稍息，成為了該處的一個景點 。石仔嶺花園有古洞「老人村」之稱、由前英軍石仔嶺軍營改建的石仔嶺花園，園內有十六間樓高兩層合共廿五棟安老院舍，已有十六年歷史，有近一千二百長者入住，但因政府發展新界東北而面臨「滅村命運」。

(歇後語：「太公釣魚，願者上鉤」)曾大屋Tsang Tai Uk又稱「曾氏大屋」，舊稱「山下圍」或「山廈圍」，位於香港新界沙田區城門河東博康邨南端旁邊，鄰近獅子山隧道，是區內保存得最好的圍村之一。圍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收容逃難人士，所以被尊稱為「曾大屋」。曾大屋是曾氏家族的住宅，由曾貫萬（又名曾三利）於1848年建造，歷時二十年，至1867年才建成。曾氏建宅的起源如下：
一、曾氏在阿公岩經營石礦場，並開設三利石廠，後來致富，便在沙田興建圍村供族人居住。
二、曾貫萬是五品官，相傳有一班海盜劫漁船得鹹魚16甕，登門求售，曾以每甕800錢買下，後來他發覺鹹魚下面全是金銀，而海盜又一去不回，遂用之興建建宅。
總面積達6,000多平方呎，圍牆採用了花崗石、青磚和精選的木材，而四角均築有鑊耳型的三層高碉堡，碉堡上有槍孔和瞭望台，用以對付盜賊的侵襲。本來曾大屋外面有一條護城河圍繞整座堡壘，以吊橋啣接，但現已遭填塞，吊橋亦拆去。村內的建築主要分上、中、下三廳，廳與廳之間有天井分隔，這三個廳又稱為三楝上下進與左右兩橫屋相連，形成棋盤狀，圍屋內有住屋99間，取其長長久久的好意頭。圍村入口有三個大門，中門最大，門頂圓拱形，四週以麻石砌成，門頂石匾鐫刻着「一貫世居」，門上有酸枝木和鐵枝製成的門閂，並有一道鐵門。正廳門前有「大夫第」木匾和「祥徵萬福」石匾。庭院內還有兩口井。曾大屋的建築充滿官家氣派，將防禦和抗敵的因素集於一身，與新界的其他圍村迥然不同。

九華徑Kau Wa Kang位於香港新界葵青區，原名為狗爬徑，因舊時山路極爲陡斜，村民及野狗上山時都似爬行模樣而得名，後來因名稱不雅而改作「九華徑」。九華徑位於下葵涌東南面，範圍包括九華徑村、九華徑新村、九華徑長坑村、南面的荔灣花園和華豐園以及位於荔園舊址的住宅華荔邨和荔欣苑。南面的呈祥道為深水埗區及葵青區的分界，所以該區屬於葵青區。但清麗苑及盈暉臺是屬於深水埗區。據報載，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出生時，曾在九華徑村居住（其母秦厚修女士則在荔園售票）；與此同時，不少左派文化人士，包括國畫大師黃永玉、作家端木蕻良及妻子蕭紅、樓適夷、詩人臧克家等等三十多人在香港避難時，也住在九華徑村。藝人曾華倩也出生在九華徑村。擁有三百年歷史的九華徑，舊村以曾姓族人為主，保留著本身的祖祠和點燈風俗。村內有三座祠堂，其中饒公祠（地址：九華徑舊村26號A）建於1905年前，是族人祭祖及舉行宗族會議的地方。九華徑舊村一系列建築，大都超過八十年歷史，展現了上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西洋平房的建築風格；全村只有一座未曾改動的村屋，採用傳統中式建築風格。先祖在康熙八年撤銷遷海令時移居香港，並扎根於此。村民享有新界原居民權利，以姓曾為主，曾氏跟陳氏和鄧氏是葵青區三大客家姓族，村內有三座祠堂，仍然保留點燈傳統。九華徑村曾經有個小街市，就在「養正學校」對下一個大水井旁，村子有豬肉檔、菜檔、魚檔、粥麵腸粉檔、可訂火水石油氣的糧油雜貨舖、文具店等等，十分興旺，卻在九十年代初逐漸消失。今天入村，觸目所見盡是閉鎖的店舖鐵閘、剩下一根石柱的藥行，較諸薄扶林村和茶果嶺村更顯荒涼，那唯一的茶檔，現已變成村子唯一的士多，舊村與新村之間的農田變成燒烤場。客家人本以耕田捕魚維生，六十年代的九華徑仍見漫山農田，據《葵青──舊貌新顏．傳承與突破》記載，香港二十年代曾大量招聘中國人上蒸汽船當船員，先是美國總統輪船公司招人，後來不招人了，村民便轉赴荷蘭及英國等地的輪船工作，有些甚至當了海軍。航海生活讓村民見過世面，小部份人在異鄉落地生根，大部份海員都會回鄉，把多年積蓄用來修建西洋平房，以示衣錦還鄉，變相把當時西方國家最先進事物帶回舊村，令村民大開眼界。這批海員亦為教育出力，清末民初舊村有家卜卜齋名「養正家塾」，屬家族學堂，教授四書五經，1921年，養正家塾改名「養正學校」，便是由海員支援辦學的，並招收海員子弟讀書，1922年成為首批教授英語的津校，至七十年代學生漸多故興建新校舍，至1992年被殺校。在抗日期間，著名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指揮官曾生，曾在養正任教，所以不難明白，何解舊村村民組成的游擊隊，大部份都是接受過西方文化洗禮的海員。
荔園於1949年開業的荔園遊樂場曾是香港規模最大的遊樂場，設施包括各類劇場、機動遊戲、攤位遊戲、水上遊戲及動物園等。1961年邱德根購入荔園並增設「宋城」景點。海洋公園於1977年落成後，荔園入場人數下跌。荔園動物園首先於1993年關閉；1997年，荔園與「宋城」一同結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