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語錄．我居家他們美容·海芋的回憶》

* 人若活得不自由，最大的原因是思想不自由。不擅長獨立思考，那麼總會被周圍的思想帶著走。所謂自由不是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你不想做什麼，可以不做什麼。 —-康德 ​​​

* 多數時候，因為冷漠、順從尤其投機取巧，我們只能是隨波逐流或被眼前利益左右。—-卡繆《卡謬自述》 ​​​

* 那些因緣分而來的東西，終有緣盡而別的時候。—-三毛《我的寶貝》 ​​​

* 人的一生是短暫的，決不能白白把生命浪費掉。如果我一天工作沒有什麼收穫，晚上躺在床上就疚虧難安，認為是慢性自殺。—-季羨林 ​​​

* 我在自己周圍築起高牆，沒有哪個人能夠入內，也盡量不放自己出去。—-村上春樹《海邊的卡夫卡》 ​

* 春天裡的花，夏日裡的花，秋風裡的花，開不過心中的花。—-老樹 ​

* 每個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自己的渴求、慾望，以及難以啓齒的需要。所以，日子要過下去，人們就要學會寬恕。
——伍迪•艾倫

* 每一次，當他傷害我時，我會用過去那些美好的回憶來原諒他，然而，再美好的回憶也有用完的一天，到了最後只剩下回憶的殘骸，一切都變成了折磨，也許我的確是從來不認識他。—-村上春樹 ​

*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靈魂萬中挑一，一生太短，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才不負光陰。—-王小波 ​

* 時間，每天得到的都是二十四小時，可是一天的時間給勤勉的人帶來智慧和力量，給懶散的人只留下一片悔恨。 —魯迅 ​

* 旅行的樂趣，就是沈浸在他人故鄉，然後又完好無缺地走出來，心中充滿快樂，任憑他人承受自己的命運。沒有哪種幸福能勝過旅行的自由。因為僅僅活著是不夠的，還應該穿越生活；對城市而言，僅僅看過是不夠的，還應該穿越它。一個思想僅僅想過是不夠的，還應該超越它。
——波德里亞《冷記憶》 ​

* 二次世界大戰也是展現人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某些人慷慨，某些人小氣；某些人可能有強烈的自尊心，但他的使命感，他對祖國的熱愛，讓他願意委屈求全。多少人，為了生存，很快的投降；多少人，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軟弱，反而對真正的英雄給予無情的批判。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二次世界大戰史稱D-Day 之後的第八天， 戴高樂回到了法國領土。他對盟軍光復的最大一個鎮──貝約鎮的鎮民們發表簡短演說，然後唱起了馬賽曲。這首馬賽曲，到現在法國總統大選時，有一些聲稱愛國主義的人還經常演唱著；這是很優美的一首國歌。我每次聽到，就在想這首歌最好的演唱者一定是戴高樂，但他的聲音當時沒有被錄下來。

他哽咽的唱這首歌時，你可以想像每一個音符，幾乎皆是走調的。他唱歌的音樂天分其實相當高，理由是因為他泣不成聲，他實在唱不下去。慢慢的，德國的戰敗到了倒數時刻，許多人可能並不知道當時有一個故事。我們過去看一些歷史書上都說，巴黎之所以完全沒被摧毀，是因為維琪政府很快就投降了，法國人為了愛護他們的文物。

哇！這真的是對一群無用之人最好的美化之詞。事實上，在納粹原本的計畫裡頭，希特勒曾經下令，一旦巴黎開始內戰，英美盟軍一進入巴黎，他要求德軍駐巴黎的司令官柯爾提茲Choltitz將巴黎炸毀。所以巴黎在原來的希特勒計畫裡是全部炸毀， 他下令炸毀的還包括了塞納河上的四十五座橋樑、艾菲爾鐵塔，還有其他歷史著名的建築物羅浮宮、凡爾賽宮︙︙巴黎必須變成廢墟。

巴黎可以留下來，純粹是因為柯爾提茲這位德軍駐巴黎司令官，他住在巴黎，愛上這座城市，捨不得摧毀它。所以他不僅沒有執行希特勒的命令，還派遣密使進入盟軍陣地，找到戴高樂身邊的人，告訴他這件事。於是，戴高樂只好請求艾森豪將軍整個D-Day 的總指揮將軍提早光復巴黎的計畫，因為，如果希特勒發現柯爾提茲沒有按照他的命令裝設炸藥，他可能會換另一個司令官。但艾森豪不理睬他，後來，法軍將領雷克勒Philippe Leclerc de Hauteclocque再度和艾森豪提到他也獲得相同的情報，艾森豪念頭一轉，才同意了。

所以，這裡我想講什麼呢？面對一個你必須完成大事時，面子和自尊心是最不重要的事。戴高樂自己告訴艾森豪將軍，艾森豪回他「不」，戴高樂只好派雷克勒遊說。

戴高樂心想，你們都討厭我，可能跟我的個性和說話方式不無關係；那我再派另外一個人說服你，告訴艾森豪相同的訊息，結果艾森豪同意了。

這裡頭只差了三天，一個人的態度就完全變了。所以當你無法說服一個人時，你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自己過去給別人的印象和成見不夠有說服力，而不是直接的攻擊對方。

那個時刻，戴高樂在日記裡寫下：

有的時候我可能要為自己的身高，過去的過度高傲和自尊心，負一點責任。但這些，都比不上偉大的巴黎。

艾森豪同意之後，八月二十二日，盟軍以一個排的兵力光復了巴黎；二十五日正式進入巴黎。德國軍隊本來就準備要投降，所以他們進去之後，根本沒有真正的交戰，就往牆上的希特勒肖像，啪啪啪發射一排子彈。原來，通報他們消息的就是柯爾提茲，這位司令官雙手放在腦後，從樓上走下來，正式投降，所以巴黎的建築文物得以被完整的保留下來。

雙方不到幾個小時，就完成了投降文件。

儘管如此，戴高樂並沒有特別的喜悅，他沒有說什麼太多的話，雖然這代表偉大的勝利已經接近了。

八月二十六號，戴高樂舉行一場盛大的勝利遊行，他和底下的將領們，首先重燃凱旋門下、無名戰士紀念碑前的火焰。

這個動作很重要， 你看一個領導者就看這些細節，他不是來宣告自己多偉大，不是來接受所有的人對他的歡呼。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帶著將領們，重燃凱旋門下無名戰士紀念碑前的火焰，告訴大家，是他們讓法國被保留下來，讓巴黎被保留下來。他知道這場戰役死傷的人太多了，他不該是在這個場合唯一接受歡呼的人。

他把自己擺到後面，把自尊心擺在光復祖國後面， 把戰爭勝利者的身分擺在戰亡將領的後面。

然後，他才沿著壯麗的香榭麗舍大道，慢慢的遊行，走到協和廣場。

那天戴高樂在日記裡寫了一段話，太特別了。如果你是當時的戴高樂，你想想看：離開法國的時候你被別人說是逃兵，是叛將，後來證明你一路是對的；你受到美國人的羞辱，最後回到你的國家，勝利在望了。你會告訴自己什麼？這一切都太值得了，多多少少你會覺得自己是英雄吧？

但答案並非如此，這也是為什麼我要講述戴高樂故事的原因。

我覺得一個了不起的人，往往具有在某個關鍵時刻自我提醒的能力。

在日記裡頭，戴高樂說：

我知道戴高樂將軍已經成為一個活生生的傳奇，人們對這件事情已經有一個固定的形象。所以從今天開始，不論我去哪裡演講，或者我要做出任何重大決定的時候，我都要捫心自問，這樣適不適合戴高樂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這樣對不對得起戴高樂的角色。

戴高樂的名言還有一句：

如果沒有偉人就不會有偉大的事功。一個人只有執意成為偉人，他才會成為偉人。

——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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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在家隔離，但狗狗可以去美容院。史先生一副帥像，西西里島爽酷，忽忽集團及東大寺、三白超級可愛。隔離期間，讀書、改新書稿、整理山區花園，以即將凋謝的海芋插花佈置茜茜家族：生活，突然之間，少了無謂的奔波，多出了許多時間。紀念沒有白活的一天

【#地下評論】《#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
　
法國大文豪維克多雨果 19 世紀問世的名著小說《悲慘世界》，在 21 世紀成了法國新銳導演拉德利鏡頭下的犀利映襯，一本書、一部電影，不同媒材但核心異曲同工，盤根錯節的結構性問題、人性不斷的對立、來自社會底層貧窮的掙扎，仍舊不斷重演，人類文明看似不斷前進，卻被拉德利拆解成停滯，甚至是倒退，雨果筆下的革命百年之後，對於拉德利來說或許近在咫尺，全片擲地有聲，令人膽戰心驚。
　
此作開場對準 2018 年的世足賽，攝影機來去自如地在小巷中運動，穿梭在喧囂、吵雜的人群中，即使是膚色、種族、宗教有所差異，但所有人都有志一同地不斷揮舞法國三色旗，沈浸在世足賽冠軍的勝利喜悅中，高奏勝利的凱歌，迎來屬於法國的驕傲。此時此刻，因為運動帶來的團結，讓群聚在凱旋門前的法國人有所歸屬與依靠，但本該美好的氛圍，導演拉德利將《悲慘世界》的片名「Les Misérables」慢慢浮出，準備揭示埋藏在美好底下的假象，以極其諷刺的對比拉開電影帷幕。
　
光從短短 5 分鐘的場序，就可感受到拉德利的穩重，開場的人群調度與攝影機運動的確看不出是初執導筒的導演，頗有大將之風，且令觀者好奇所謂的悲慘世界該是何種面貌。
　
揮別場序的激情之後，拉德利將攝影機帶向公部門的警察局，帶出三人一組的警察小隊，其中包含經驗豐富卻仗著「警察」牌子耍流氓的「Chris」、遵從 Chris 的指示只求安穩度日的「Gwada」，最後則是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的菜鳥「Stéphane」，拉德利聰明地透過這三位個性鮮明的警察視角，遊走（巡邏）在充滿犯罪、危險氣息的底層街頭，觀眾也得以紮實地一窺與警察處在對立位置上的各種小人物，拉德利也進而描繪出這些小人物們不同的求生輪廓，拼湊出郊區的完整樣貌。
　
包含整天惹事生非的街頭小流氓、相互強佔地盤的地頭蛇們、行事風格衝動的馬戲團、金盆洗手的地方大老、與警察合作私下做盡髒事的組織等等，各方勢力爭權奪利，龍蛇雜處的巴黎郊區飄散著微妙的平衡氛圍，而觀眾則因導演刻意近距離的觀察，產生極近的親密接觸，這些人物好似皆處在暴力懸崖邊上，隨時準備向下墜，透著銀幕都能真實地感受到巴黎遺棄的灰色地帶。
　
難能可貴的是，拉德利並非一味地批判，在這樣的灰色地帶中，「善」與「惡」當然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例如有「Chris」這類極端父權的惡劣警察，也有試圖維繫平衡的地方流氓，「善」、「惡」時常模糊且難以區別，正如同片中夜晚降臨前的黃昏，夕陽餘暉照耀著冰冷高樓中每顆顫動不安的心，在橘色光芒中，你我有何區別，拉德利灑脫且無助地將此問題拋向觀眾。
　
若真要挑毛病，拉德利筆下的這些人物們都太單一功能性，每個角色都代表且服務著某種立場，並不複雜，會讓角色少了縱深，但瑕不掩瑜。
　
而整部電影的重大推動，在於成長街頭，名為「Issa」的孩子從馬戲團偷走一頭幼獅，引發馬戲團的爭吵與鬥爭，警察三人組進行鎮壓，避免混亂，但卻發射塑膠子彈槍傷了 Issa，整起事件遭到另一名孩子的「空拍機」意外錄下，進而引發最終的暴動。
　
在槍傷事件中，對於觀眾而言有趣的是視角的轉移，我們從拉德利深入紛爭的鏡頭，刻意被帶向處在高空中，空拍機的俯瞰視角，原先觀眾全然置身於躁動的事件本身，突然抽離，被放在冷靜、旁觀者的位置，此作法有著導演意識且深具目的性，展現了「觀看」本身的差異與可能性。
　
再來，到了最終場戲，在公寓樓梯間，警察與暴民在緊張、對立的狹窄場域中，觀眾的視角又突然拉開，被帶到另一側安全的房門內，透過「門孔」觀察這場武力對峙，警察們的求助是失效的，處在門孔另一側的角色，選擇緊閉房門，不願意替被圍攻的警察打開一線生機，觀眾只能默默從此視角看著角色的選擇。
　
最後，當 Issa 手持火藥對準警察們，拉德利決定選擇「開放式的結尾」（且最後的縮小聚焦也契合了門孔的作用），不明說 Issa 是否對警察狠下殺手，此筆讓原先只能處在被動視角的觀眾們，進而掌握「主動性」，帶著懸念步出戲院，終能浸身思考這場暴動的後續走向，警察脫困與否，Issa 是否走向無可挽救的結局，最終這兩股勢力有無和解的可能，全由觀眾「主動」定奪，不再只是接受角色的選擇，拉德利提供觀看與被看的詮釋方法，視角的遊移、主被動的換位思考，皆是拉德利精妙、高明的手法。
　
而 Issa 與警察們的對峙，神似片子中段 Issa 被馬戲團團長抓著讓雄獅恫嚇的場景，在 Issa 與獅子、警察的兩次對立中，狩獵與被狩獵的關係展露無遺，拉德利在雄獅的野性與本能中，道出人們違反自然地馴服與教化（雄獅想攻擊 Issa 卻又裹足不前），殘忍而暴戾，而最終與警察的僵持，透過上與下（Issa 在階梯上，警察在階梯下），轉換狩獵（權力）關係，此時此刻，誰是雄獅誰是獵物，不言而喻，有沒有教化的可能性？不得而知。
　
而狩獵的主被動關係，取決於絕對的武力壓迫，手無寸鐵的警察碰上手持火藥的 Issa ；手無寸鐵的 Issa 碰上張牙舞爪的雄獅，都是佔據武力的絕對優勢方所產出的暴力霸凌，對於「暴力」這一命題，拉德利以畫面說故事，透過這兩場戲精準詮釋。
　
綜觀全片，《悲慘世界》是一部生猛有勁的作品，拉德利展現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剛強氣勢，在巴黎郊區中完成了一場艱難的衝突，隨時充滿箭在弦上的挑釁，引人入勝，且其暴力筆觸也神似賈克歐狄亞在 2015 年拿下坎城金棕櫚的《流離者之歌》。
　
《悲慘世界》仍然是部打破文化藩籬的作品，此種對立走出巴黎，在世界各地、社會的角落上仍舊不斷上演，但或許，拉德利並不想極為悲觀地認定人性的無可救贖，開放式的結尾以及開場的人心凝聚就是很好的證明。
　
「親愛的朋友，請謹記。沒有劣苗或惡人，只有壞的耕養者。」雨果百年前提筆的嚴厲警示，到了 2019 年，拉德利巧妙地挪用，鏗鏘有力地奏出一曲法國當代的底層荒涼悲歌。
　
‼️感謝『海鵬影業 / Swallow Wings Films』試片邀約，現正熱映中。
　
#最近有點忙有點懶
#所以評論來晚了點
#最近的片子都不錯有空再寫出來

【#地下評論】《#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
　
法國大文豪維克多雨果 19 世紀問世的名著小說《悲慘世界》，在 21 世紀成了法國新銳導演拉德利鏡頭下的犀利映襯，一本書、一部電影，不同媒材但核心異曲同工，盤根錯節的結構性問題、人性不斷的對立、來自社會底層貧窮的掙扎，仍舊不斷重演，人類文明看似不斷前進，卻被拉德利拆解成停滯，甚至是倒退，雨果筆下的革命百年之後，對於拉德利來說或許近在咫尺，全片擲地有聲，令人膽戰心驚。
　
此作開場對準 2018 年的世足賽，攝影機來去自如地在小巷中運動，穿梭在喧囂、吵雜的人群中，即使是膚色、種族、宗教有所差異，但所有人都有志一同地不斷揮舞法國三色旗，沈浸在世足賽冠軍的勝利喜悅中，高奏勝利的凱歌，迎來屬於法國的驕傲。此時此刻，因為運動帶來的團結，讓群聚在凱旋門前的法國人有所歸屬與依靠，但本該美好的氛圍，導演拉德利將《悲慘世界》的片名「Les Misérables」慢慢浮出，準備揭示埋藏在美好底下的假象，以極其諷刺的對比拉開電影帷幕。
　
光從短短 5 分鐘的場序，就可感受到拉德利的穩重，開場的人群調度與攝影機運動的確看不出是初執導筒的導演，頗有大將之風，且令觀者好奇所謂的悲慘世界該是何種面貌。
　
揮別場序的激情之後，拉德利將攝影機帶向公部門的警察局，帶出三人一組的警察小隊，其中包含經驗豐富卻仗著「警察」牌子耍流氓的「Chris」、遵從 Chris 的指示只求安穩度日的「Gwada」，最後則是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的菜鳥「Stéphane」，拉德利聰明地透過這三位個性鮮明的警察視角，遊走（巡邏）在充滿犯罪、危險氣息的底層街頭，觀眾也得以紮實地一窺與警察處在對立位置上的各種小人物，拉德利也進而描繪出這些小人物們不同的求生輪廓，拼湊出郊區的完整樣貌。
　
包含整天惹事生非的街頭小流氓、相互強佔地盤的地頭蛇們、行事風格衝動的馬戲團、金盆洗手的地方大老、與警察合作私下做盡髒事的組織等等，各方勢力爭權奪利，龍蛇雜處的巴黎郊區飄散著微妙的平衡氛圍，而觀眾則因導演刻意近距離的觀察，產生極近的親密接觸，這些人物好似皆處在暴力懸崖邊上，隨時準備向下墜，透著銀幕都能真實地感受到巴黎遺棄的灰色地帶。
　
難能可貴的是，拉德利並非一味地批判，在這樣的灰色地帶中，「善」與「惡」當然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例如有「Chris」這類極端父權的惡劣警察，也有試圖維繫平衡的地方流氓，「善」、「惡」時常模糊且難以區別，正如同片中夜晚降臨前的黃昏，夕陽餘暉照耀著冰冷高樓中每顆顫動不安的心，在橘色光芒中，你我有何區別，拉德利灑脫且無助地將此問題拋向觀眾。
　
若真要挑毛病，拉德利筆下的這些人物們都太單一功能性，每個角色都代表且服務著某種立場，並不複雜，會讓角色少了縱深，但瑕不掩瑜。
　
而整部電影的重大推動，在於成長街頭，名為「Issa」的孩子從馬戲團偷走一頭幼獅，引發馬戲團的爭吵與鬥爭，警察三人組進行鎮壓，避免混亂，但卻發射塑膠子彈槍傷了 Issa，整起事件遭到另一名孩子的「空拍機」意外錄下，進而引發最終的暴動。
　
在槍傷事件中，對於觀眾而言有趣的是視角的轉移，我們從拉德利深入紛爭的鏡頭，刻意被帶向處在高空中，空拍機的俯瞰視角，原先觀眾全然置身於躁動的事件本身，突然抽離，被放在冷靜、旁觀者的位置，此作法有著導演意識且深具目的性，展現了「觀看」本身的差異與可能性。
　
再來，到了最終場戲，在公寓樓梯間，警察與暴民在緊張、對立的狹窄場域中，觀眾的視角又突然拉開，被帶到另一側安全的房門內，透過「門孔」觀察這場武力對峙，警察們的求助是失效的，處在門孔另一側的角色，選擇緊閉房門，不願意替被圍攻的警察打開一線生機，觀眾只能默默從此視角看著角色的選擇。
　
最後，當 Issa 手持火藥對準警察們，拉德利決定選擇「開放式的結尾」（且最後的縮小聚焦也契合了門孔的作用），不明說 Issa 是否對警察狠下殺手，此筆讓原先只能處在被動視角的觀眾們，進而掌握「主動性」，帶著懸念步出戲院，終能浸身思考這場暴動的後續走向，警察脫困與否，Issa 是否走向無可挽救的結局，最終這兩股勢力有無和解的可能，全由觀眾「主動」定奪，不再只是接受角色的選擇，拉德利提供觀看與被看的詮釋方法，視角的遊移、主被動的換位思考，皆是拉德利精妙、高明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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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世界》仍然是部打破文化藩籬的作品，此種對立走出巴黎，在世界各地、社會的角落上仍舊不斷上演，但或許，拉德利並不想極為悲觀地認定人性的無可救贖，開放式的結尾以及開場的人心凝聚就是很好的證明。
　
「親愛的朋友，請謹記。沒有劣苗或惡人，只有壞的耕養者。」雨果百年前提筆的嚴厲警示，到了 2019 年，拉德利巧妙地挪用，鏗鏘有力地奏出一曲法國當代的底層荒涼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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