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使親人已被槍決，被國家監控的日子卻沒有結束 】
　
「我們小時候不懂事，很天真很可愛，總以為匪諜就是蝴蝶的一種。直到長大以後才慢慢知道，原來人家稱呼我們是匪諜的孩子。」
　
政治案件當事人 ＃湯守仁 長子 ＃湯進賢談起父親被槍決後的成長歷程，聽來輕鬆，內容卻是情治機關的糾纏。看到檔案中對他的「安全描述」後，忍不住感慨：我總是很警惕、很小心，「不要走上老爸那種莫名其妙被抓走沒有回來…。」
　
威權統治時期，政治犯子女成長過程飽含辛酸，非但沒有父（母）親陪伴，還長期受到情治機關嚴密的監控與調查──這些「特殊分子」主要由警政系統輔導與考管，而他們的言行與人生紀錄，也都被收放在警政署檔案中。
　
2020年10月，促轉會邀請幾位已決犯與政治犯的家屬到會閱覽警政署檔案，儘管成長過程早就一路面對警察的戶口查察、到工作場所盤問，但實際看到檔案，對於裡頭紀錄之詳盡仍感震驚──有人看見母親曾經在臺北市長選舉時投給 ＃高玉樹 一票，大呼：「＃為什麼他們這個都知道？」有人談到妹妹曾經因為受不了警察問話萌生輕生念頭；有人看見警察形容自己「談吐尚稱文雅」，心想自己安分守己果然奏效；也有人確認當年他是因為「安全問題」而無法順利出國…。看著這些檔案紀錄，他們心情與感觸不一，但多少受到衝擊。
　
■ 「教到你好痛苦，我還要寫報告」
　
＃郭志強是 ＃郭廷亮 長女，許多人聽過 ＃孫立人 案，卻鮮少知道在這案中被誣陷為「匪嫌」的郭廷亮與他的冤屈。郭廷亮於1955年5月25日凌晨5點鐘被憲兵抓走，而他的家人隨後也被拘禁於保密局南所，當時郭志強年僅兩歲。記憶中，他的哥哥郭家瑜會在黑色牢房中唱歌壯膽，幼小的她只能跟著唱出尾音。
　
小時候，鄰居小孩會拿著石頭丟她，說她是「匪諜的孩子」，她卻天真的以為那是飛碟；國中老師也會當面指著她說：「 ＃教到妳真是倒楣，＃我還要寫報告 。」並且跟她的朋友說不要與她玩在一起。除此之外，她還要想辦法與情治人員的騷擾共處，努力保護被屏蔽孤立的家。但這些都比不上家人總是無法團聚的缺憾，「我好像一個永遠交不出期中報告的小女孩。」當父親在榮總去世之後，看到他的遺體，郭志強心想必須要長大了，「沒有了爸爸，還是要長大。」
　
■ 母親晚年失智仍畏懼警察，身分證不敢離身
　
＃黃鈴蘭 與 ＃黃春蘭 的父親 ＃黃溫恭 涉及「省工委燕巢、路竹支部案」。原本父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但是當他的案件呈報至總統府時，蔣中正竟在核覆內容裡寫下「黃溫恭死刑餘如擬」，黃家從此沒有爸爸。黃溫恭妻子則在警察長期騷擾的壓力下養成隨時拿出身分證反覆確認的習慣。
　
「後來她晚年失智，有時候她檢查完身分證又馬上忘記，忘記了又再檢查，常常翻箱倒櫃弄了老半天。」黃春蘭說，母親在臨終前，還是會將裝有各式證件的小包包放在床邊，只要找不到就會驚慌，讓他們深感困擾，但母親會說：「那個不行啦，如果沒有，警察會把我抓去關。」黃鈴蘭則對於檔案內連她家中訂閱了什麼報紙都有紀錄，感到非常詫異。

■ 監視名單仿若族譜，務農親戚直到過世都遭監控
　
＃鍾繼東 、 ＃鍾佐民 是 ＃鍾浩東 的兒子。1949年，因為「光明報案」，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馬場町遭槍決。自此之後，除了警察頻繁上門查戶口以外，鍾浩東妻子 ＃蔣碧玉 每年都會收到來自警備總部的「問候信」，但他還是教導孩子不要害怕，若是警察不太客氣，蔣碧玉也會公然反抗。
　
鍾佐民之女 ＃鍾吟真，在檔案中還看到父母都已遺忘的結婚紀念日，甚至看到自己的出生與名字，感到不可思議：原來所謂的「過去」，並沒有很遠。
　
她為長輩們因此受到的干擾和影響忿忿不平，而家族被監控的人列滿三頁，很多都是沒見過面的親戚，她自嘲警察幫他們建好族譜。她舉鍾浩東的兄長鍾里虎為例，檔案中紀載他安分守己務農一生、不關心政治，即使當地警員發文建議撤銷列管，但始終沒得到回應，直到他去世。「這樣的一個人，被監控了一輩子，從他中年到老年過世，一輩子都在政府的監控當中，這是件非常荒唐的事。」
　
■ 不堪警察騷擾，每次上門皆包五百元紅包打發
　
同樣受到光明報案牽連的老師還有 ＃藍明谷，他的妻子 ＃藍張阿冬 也連帶被送往綠島交付感化一年，並且一輩子活在失去親人的恐懼當中。小學六年級時，＃藍芸若 才從同學的轉述意外得知父親是遭到槍決的政治犯，人生因此過得戰戰兢兢，努力讀書，安分守己，而檔案中對她的紀錄也是如此。她說，當時並不知道真相，於是對父親是「共匪」感到心虛，長大後面對警察不斷上門查戶口、詢問，感到相當厭煩。
　
「警察總是問東問西，最近怎麼樣呀？妳有做什麼事嗎？妳有跟哪些人接觸呀？大概就是這些。反正他就像牛皮糖一樣賴著不走，那我只好包個紅包想要盡快把他打法走。」
　
■ 原住民部落實施山地控制，趁熟睡時入門盤點人數
　
＃湯進賢，阿里山鄒族人，1954年，他的父親湯守仁捲入政府羅織的政治案件，最後在新店安坑刑場遭槍決。他為此受到警察的考管，學生時期的寒暑假、乃至於當兵放假回家，首先在家等待他的都是警察，問他去哪裡，都與誰接觸，退伍後，還必須要到警察局寫報告，煩不勝煩的他忍不住在報告中提出控訴：父親自從出生以來就是日本時代，並且保送至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受訓，二戰期間替日本政府服務，「請問在國民政府把他抓走槍斃以前，政府什麼時候照顧過他？」控訴之後，臺灣省警務處長官將他招來訊問，也並沒有放鬆監控。
　
由於威權當局擔心「匪諜」或不肖分子躲在山區，因此進行山地控制，除了禁止人們入山外，也會進行戶口查察。湯進賢對此的回憶是警察會在半夜大家都熟睡時，敲門而入，拿著手電筒，一一數著屋內的人數，若是多一個或少一個，就會盤問。「有時候，有朋友來山裡找我，回去後，警察就會上門，問他們來找我們做什麼。後來，他們都不敢來找我們了。」湯進賢無奈表示：警察不但知道他什麼時候放假回家，哪一天應該到家，就連誰來找他們都知道。
　
■ 11/11（三）政治檔案徵集與研究初探發表會
　
這些父親已被槍決或被長期關押的政治犯子女，自小就都跟著家人一起成為警察紀錄言行的對象，滿18歲就有屬於自己的檔案紀錄，即使結婚、另組家庭，監控也沒有被撤銷──從檔案中可以看到撤管被允許的理由，只有死亡。家屬因此而獲得的，除了害怕，還有不斷累加管考簽到單而導致厚重的戶口名簿。
　
「政府不只是監控，它還會左右你的生活，然後用它想要的結果，讓獄外之囚來配合獄中的人。」郭志強如此總結自己長達22年的被監控經驗。促轉會在11月11日即將舉辦的政治檔案徵集與研究初探發表會，也將邀請政治受難者家屬現身說法，由他們親自分享當年的心路歷程。
　
　
🔍 「政治檔案徵集與研究初探發表會」報名網址｜https://www.surveycake.com/s/04Mmy

【專文】五月泰源五烈士慷慨就義五十週年
文／朱孟庠（李登輝民主協會顧問）
970年2月8日，五位泰源監獄的外役政治犯—鄭金河、陳良、詹天增、江炳興、和謝東榮，為追求台灣獨立依計畫發動武裝革命。目標是先佔領台東富岡電台，播放《台灣獨立宣言》，號召台灣人起來推翻國民黨蔣介石的外來殖民政權。起義行動失敗後，五壯士向山區逃亡，到2月18日先後被捕， 5月30日從容就義，在新店安坑刑場被槍決，從容赴死的台灣魂，足堪為台灣子孫的典範，是青少年們不能忘記的民族英雄！
歡迎青年學子參加徵文
國中組：歷史課不教的泰源起義
高中組：泰源起義所彰顯的台灣魂
大專組：泰源起義失敗的教訓和啟示
每組各錄取三名，由主辦單位發給獎金和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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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就是劊子手】

容許在台灣土地上為劊子手建廟立像膜拜
就是對每一個台灣人的羞辱
也是對每一個受迫害的政治犯的羞辱

#不分國籍

By @陳新吉：

真正的劊子手是蔣介石

1964年9月，我被關在台北市西寧南路保安處的黑牢(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和我同押房的是一位政工幹校的教官，叫馬驫中校，他是湖南衡陽人，被指控通匪。

1965年1月，我和他同時移送到台北市青島東路三號警總軍法處看守所。他一個人被關在放封區東邊的病房，我則關在西邊第一押區的1號房， 這押房可以從窗口看到放封區和病房。

1965年2月間，有一天的清晨，我忽然聽到馬教官在大喊大叫，我探頭看到他的雙手被銬住，有人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巴，然後被架出看守所的大門。

1987年，解嚴後，我和一位理髮師(他被判10年)去探望已退伍的看守所副所長謝鴻鈞，他在新店開西點麵包店。當時他因糖尿病腳被截掉。

在交談中，我提到 1965年馬教官被拉出去的事，他嘆了一口氣說，馬教官是他讀政工幹校時的教官，也是他那中隊的中隊長，相處4年，他的死讓他難過很久，他說馬教官事前他並不知道已被判死刑，那天早上把他叫醒，將他的手銬起來，他才警覺不對，大喊大叫，不得已我用毛巾塞住他的嘴。

到了法庭後，我才把毛巾拿掉，他的眼睛一直瞪著我，我跟他說「對不起！」

法官問:「你叫馬驫嗎？」 他點頭「今天你被判死刑，罪名是通匪，奉總統的命令，今天早上要執行，你有什麼話要說？」「我只是想家，寫信給黃埔軍校時的同學，我並沒有通匪。」

法官用白紙條寫「馬驫」兩個字，這叫 「亡命旗」， 把它貼在他胸前，又另寫一張馬驫的名字， 用毛筆沾紅墨水，在名字上劃一筆，順勢將毛筆拋向前方，憲兵將馬教官五花大綁，並灌他半瓶米酒。

憲兵將他架上軍用吉普車，開往新店安坑刑場，隨行的人有:軍法官.憲兵劊子手.醫官.攝影師.殯葬人員和監獄官等。行車中，醫官用白紙畫一個紅圈，將它貼在馬教官背後心臟的位置。

到了新店安坑刑場，將繩子剪斷，軍法官右手高舉，憲兵押著馬教官向前走，位置到了，軍法官右手放下，憲兵退後，劊子手開槍，並大喊"奉總統命令"，馬教官向前仆倒，劊子手立刻向前用右腳踩馬教官的右腿，不讓他翻身，鮮血直噴在地上，等鮮血流的差不多，再將他翻身供拍照。

事後劊子手有大紅包，其他人有小紅包， 回軍法處，將槍決前的相片和槍決後的相片，呈給總統府的蔣介石再批示。

謝鴻鈞副所長跟我說，馬教官死不瞑目，眼睛一直在瞪著他，這一幕常跑到他的夢中，很久不得安寧。他上香告訴長官:「真正的劊子手是蔣介石，請原諒我！」

我本來不想寫這一段， 因至今受害者口述歷史不少， 就是沒有一個加害者出來認錯，必須用追訴的方法才能使真相大白，所以檔案公開很重要，這工程浩大，光說X X紀念堂要廢掉，得先廢掉X X紀念館的組織法，要行政院提到立法院通過，在執行時，又要知會台北市政府。如果台北市政府理念不同，就會延耽。

如今獨派青年等不及什麼組織法，被廢除這一關，他們採取這樣的舉動，一定會讓蔡政府加緊腳步，把X X紀念堂那棟很像北京天壇的造型拆除， 將此地歸給人民，興建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總館，讓轄下的綠島和景美白色恐怖紀念園區保持原貌不用建新的建築。

新建築的國家人權博物館可供展示歷史文物，演藝廳可供舞蹈.戲劇.音樂.電影.演講，國際人權會議等活動，讓世界各國認識到幾十年來台灣人民為人權自由.民主不斷奮鬥的精神！

國家人權博物館將在世界發光發熱這也是台灣的軟實力！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9397624400/posts/21398819430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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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我被關在台北市西寧南路保安處的黑牢(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和我同押房的是一位政工幹校的教官，叫馬驫中校，他是湖南衡陽人，被指控通匪。

1965年1月，我和他同時移送到台北市青島東路三號警總軍法處看守所。他一個人被關在放封區東邊的病房，我則關在西邊第一押區的1號房， 這押房可以從窗口看到放封區和病房。

1965年2月間，有一天的清晨，我忽然聽到馬教官在大喊大叫，我探頭看到他的雙手被銬住，有人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巴，然後被架出看守所的大門。

1987年，解嚴後，我和一位理髮師(他被判10年)去探望已退伍的看守所副所長謝鴻鈞，他在新店開西點麵包店。當時他因糖尿病腳被截掉。

在交談中，我提到 1965年馬教官被拉出去的事，他嘆了一口氣說，馬教官是他讀政工幹校時的教官，也是他那中隊的中隊長，相處4年，他的死讓他難過很久，他說馬教官事前他並不知道已被判死刑，那天早上把他叫醒，將他的手銬起來，他才警覺不對，大喊大叫，不得已我用毛巾塞住他的嘴。

到了法庭後，我才把毛巾拿掉，他的眼睛一直瞪著我，我跟他說「對不起！」

法官問:「你叫馬驫嗎？」 他點頭「今天你被判死刑，罪名是通匪，奉總統的命令，今天早上要執行，你有什麼話要說？」「我只是想家，寫信給黃埔軍校時的同學，我並沒有通匪。」

法官用白紙條寫「馬驫」兩個字，這叫 「亡命旗」， 把它貼在他胸前，又另寫一張馬驫的名字， 用毛筆沾紅墨水，在名字上劃一筆，順勢將毛筆拋向前方，憲兵將馬教官五花大綁，並灌他半瓶米酒。

憲兵將他架上軍用吉普車，開往新店安坑刑場，隨行的人有:軍法官.憲兵劊子手.醫官.攝影師.殯葬人員和監獄官等。行車中，醫官用白紙畫一個紅圈，將它貼在馬教官背後心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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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劊子手有大紅包，其他人有小紅包， 回軍法處，將槍決前的相片和槍決後的相片，呈給總統府的蔣介石再批示。

謝鴻鈞副所長跟我說，馬教官死不瞑目，眼睛一直在瞪著他，這一幕常跑到他的夢中，很久不得安寧。他上香告訴長官:「真正的劊子手是蔣介石，請原諒我！」

我本來不想寫這一段， 因至今受害者口述歷史不少， 就是沒有一個加害者出來認錯，必須用追訴的方法才能使真相大白，所以檔案公開很重要，這工程浩大，光說X X紀念堂要廢掉，得先廢掉X X紀念館的組織法，要行政院提到立法院通過，在執行時，又要知會台北市政府。如果台北市政府理念不同，就會延耽。

如今獨派青年等不及什麼組織法，被廢除這一關，他們採取這樣的舉動，一定會讓蔡政府加緊腳步，把X X紀念堂那棟很像北京天壇的造型拆除， 將此地歸給人民，興建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總館，讓轄下的綠島和景美白色恐怖紀念園區保持原貌不用建新的建築。

新建築的國家人權博物館可供展示歷史文物，演藝廳可供舞蹈.戲劇.音樂.電影.演講，國際人權會議等活動，讓世界各國認識到幾十年來台灣人民為人權自由.民主不斷奮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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