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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兩項活動、都與印尼有關。

在台灣的印尼社群，除了新移民、還有在台的勞工，印尼國家的企業，也有許多企業社會責任的投入。

今天印尼朋友邀請我，特別來向在台北的印尼勞工朋友們致意，在台北火車站六樓的一個演講廳，透過運用，成為讓印尼朋友們訓練美髮的地方，台北市是一個多元城市，未來我們也希望能夠創造更多機會，讓印尼朋友們可以在台灣工作的時候、也能使自己能力增長，對台印雙方的經濟成長都能更加互惠。

另一項活動，也離車站不遠，剛好騎腳踏車，一下就到了。在大樓上面，有另一個提供印尼勞工學習華文的機會，我看到有印尼大學生，在指導其他勞工朋友學習中文。

之前的「冬季印尼饗宴」，感謝各局處的協助、幫忙，在會後給予很多建議，也圓滿成功，讓印尼朋友在台灣有機會可以聽到看到他們的樂團表演，只要能做的，我們都盡量做，希望城市平台，能夠加強兩國邦誼。

我相信，對各國的交流，除了與代表、大使聯繫，產業，以及最直接的勞動的朋友的關係建立，也非常重要。

我們要的是代表市場的外交，而代表市場的，可以是大使，可以是商人，可以是學生，更可以是勞動朋友。

一起努力！

#Taipei #Indonesia

嗜食人間煙火的新教長

周伯戡／台大歷史系兼任教授（台北市）

教育部長吳茂昆。記者林伯東／攝影

大學教育本質上和小學、中學、職業等其他型態的教育不同，因此教育部長不必然要從大學中找。即使要從大學中找，也不必然從科研傑出的學者中找，蓋大學的教學和科研是兩個不同型態的知識活動。

所以我們看吳茂昆過去在政府部門的任職，與他的科研成就和他在國際物理學界的聲望無關。我們關心的是，他是否能經營中華民國的教育與大學。他未來適任與否和他的博雅教育水平有關。這點，就要回頭看吳部長在東華大學校長任內如何致力於該校的博雅教育了。他若對博雅教育關心，應該也會對十二年國教課綱有點看法，但是我們過去從沒聽到他提過。

廿一世紀對高等教育最大的影響大概是美國在一九八○年通過的Bayh-Dole法案。這是由普渡大學（工學院很強）帶動的法案，大學可把政府支助的研發經費所產生的研發成果，透過和企業界談判，共享擁有權，後者要進行產品的商業化與市場行銷。如此，大學可增加經費，政府科研經費的使用也更有實效。這個前提是大學必須受益，而且要透過大學與企業界共同先擬好的協議進行，不能（或協議）進入個人口袋裡。

反映這新高校政策的教育現象是，工學院、商學院與法律學院蓬勃發展，但對博雅教育或文理基礎學科的教師收入頗為不利。

日本高校要到一九九九年才立法，踵步美國之後。中國大陸大概也在這時候開始要求大學要「搞創收」。當時北大中文系教授來台大，大吐苦水，說這是「逼良為娼」。中國大陸大學許多奇怪的現象大都和「搞創收」有關。

但中華民國高教似乎迄今沒有對此風潮有過反應。一位工、商、法律的教授很容易在這新型態的高等教育中獲得利益，而且可能不違法（因為無法可管），特別是主管與菁英。更不幸的是，台灣本土自主研發的薄弱，抬高有國際聲譽的學者（最好是本省籍）。唯一能箝制他們的是傳統高等教育「不食人間煙火」的道德倫理。事實上，這種傳統讀書人的倫理道德被譏諷是酸葡萄。

本來大學就對傑出的研究學者比較寬容，若他們以他們的知識從事牟利的活動，如作顧問、諮詢、董事、開公司（當然用人頭）、或「國際交流」等，集聲望、金錢與知識於一身，使得許多好學的年輕人必定說，大丈夫當如是也。先要到美國或學術領先的學術機構取得聲望，然後回台灣靠近執政者，享受榮華富貴。它改變了知識追求的價值。

作為政治任命的中華民國教育部長，還要知道一個歷史故事。希特勒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提升有直接的貢獻。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平白把德國及其占領區的優秀人才送給了美國。二戰對歐洲大陸的摧殘，也使戰後非德國的高校人才為討一份舒適養家的生活，紛紛移民美國。一九八一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有百分之五十四教授的學士學位不是在美國大學拿到的。

請吳部長珍惜台灣社會多元思想，並重視高校教授低薪問題。或許當今台、美高校對科技應用的文化不一樣，但你是中華民國教育部長，如果你過去所為不能符合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的價值，應知所進退。

《文茜的世界財經周報》MIT Media Lab人工智慧台灣學子系列報導〜博士研究生林家樑：製作人李祈臻、記者彭智宏採訪報導

【MIT Media Lab最大特色就是鼓勵跨領域無框架的創新 逢甲建築畢業的林家樑目前在MIT Media Lab攻讀博士班 也是PEV自駕腳踏車計畫的規劃者 它結合Uber+ Youbike+ Self-driving 讓腳踏車自己開到使用者家門口 更可提供不方便騎乘的人自動駕駛功能 而建築專長的林家樑更讓自駕腳踏車 外觀美的像是一輛法國嬰兒車】

一個城市平均40%的土地，被車輛佔據，等於說將近半數空間，只為了停放這些交通工具，對寸土寸金的大都會來說根本違反使用效率。於是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城市科學團隊(City Science)，開發出一套軟體平台，要重新定義都會區的移動方式。

PEV的意義，就是說服別人改變交通方式，選擇比較環保的移動工具。科學家預測，未來城市的樣貌將是compact urban cell(小型都會聚落)的模式，包括走路、以及各式的共享交通工具，移動時間可能都在20分鐘內。因此未來運輸工具，要以每個district(區)之間短距、低速移動作為基礎，而這也就是PEV設計的起點。

「比如說一些車輛分享系統，對這種系統而言最大的問題是你如何去把車子擺到正確的地方，讓使用者可以很快速的拿到車，現在hubway，現在在台北的hubway，他們是用卡車manually去用人工的方法去挪這些車，那我們覺得無人車的技術，是可以把他兩個結合在一起，那你就不需要去，你就可以把腳踏車當成像Uber一樣，把它叫過來，所以我們試著去做的是將Uber和YouBike兩個東西把它結合在一起。」MIT媒體實驗室博士生林家樑。

「因為像腳踏車的話，現在已經有一些Bicycle pollution，像台北市的街頭有一些，有一些這個stationless的自行車分享系統，它就會到處亂停，那YouBike的話有時候車子會多、有時候車子會少，有時候我們去還車，他會沒有空位可以讓我們停車，那所以無人車進來的話是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那它就可以自己去找到下一個客人，或是它停車沒停好它可以自己自動歸位。」MIT媒體實驗室博士生林家樑。

除了具備YouBike和Uber的便利性之外，為了同時具備電動和自動駕駛、且適合作為短程接駁的功能，因此把PEV設計成三輪電動單車。你可以當自行車來騎(留白一段)老人小孩或是行動不方便的人，也可以當作自動駕駛車來搭乘(留白一段)，可行駛在指定的單車道上，同時前方配備有感應鏡頭，可以辨識周遭環境，而且這套軟體已經可以分類並追蹤移動物體的路徑，不管前方是卡車、行人、還是貓狗動物、或是靜止的物體，都具備高度的辨識準確度，一旦偵測有人在一定距離內，環繞PEV的LED會自動用不同顏色的燈號顯示，跟路上的紅綠燈一樣，紅燈表示前有障礙，綠燈表示可以繼續依照原設定路徑前進。而要尋求一個更有效率服務城市的方法，PEV不只要載人，還要能載貨。當你用app把PEV叫到面前來搭乘的時候，車籃子裡可能已經擺了幾件網購商品，要送到你目的地附近的買家手上。

他是林家樑，就是PEV的開發者，在媒體實驗室大家叫他Michael，資深的MIT人，如果在大樓裡看到一個人對著講中文的參訪團介紹Media Lab，十之八九就是他。乍看之下不像書呆子、也不像科技宅男，身上也沒有特別的科學家氣質，但他在MIT的尖端學術實驗室一待就是十年，而且從事的還真的是尖端技術。Michael是個道地的台灣人，從逢甲建築系畢業後，拿了工研院的獎學金來到Media Lab，從此跟這裡結下十年的緣分，修完建築和城市規劃的兩個碩士學程後，發現自己在建築設計之外，更喜歡機械設計、電子設計，於是Media Lab成了他的應許之地。念博士班過程中還一度休學回台灣開公司，2012年才被現在的老師Ken Larson找回去參與開發無人電動三輪車。問起Michael，明明光靠手上這套無人車解決方案，就可以去找大廠合作、甚至成立新創事業，為何還要留在學術機構，Michael直言"我不是來做產品的"。

「在MIT我們做研究，我們不做產品。做了研究之後，我們希望對社會有更多的impact，這些impact 其中open source是一個，可以提供一個，可以讓我們接觸到全世界同樣在做這樣研究的人，所以PEV我們不把它當作一個產品，而是當成一個平台。這個平台基本上有硬體、軟體，那麼我們定義了這些規格之後，我們還是需要準備一些教材，我們希望把我們所學的去跟其他城市、其他國家甚至其他學術機構一起去分享。」MIT媒體實驗室博士生林家樑。

"改變人類生活、拯救地球"，似乎是MIT人的DNA，也造就Media Lab與產業界的特殊互惠關係。實驗室開發出的技術，若不能真正成為可以使用的產品，那科技就無法達到改善人類環境的目地。Media Lab九成經費靠企業贊助，開發技術也都多以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的軟體以及低成本素材為主，讓所有人都可以分享研究結果。因此當Michael在與台灣產業界增加互動的時候，意外成為Media Lab與台灣技職教育學界最好的橋樑。

「當我2012年再回到MIT的時候，我的目標就是希望跟台灣的產業界做一些連結，那我們比較不會是都待在實驗室天馬行空想自己的東西，到時候東西又做不出來，那所以去跟台灣產業做連結，做一些研究，那這中間很重要的是有台北科技大學的幫忙，台北科技大學就是很積極的跟MIT連絡，也牽了一個合作協議，那現在北科大有MIT在亞洲的第一個Spinoff的實驗室。」MIT媒體實驗室博士生林家樑。

說起來簡單的學術機構協議，其實裡面包含台灣很需要的科技人才培育，這些年來，Media Lab接受來自北科大的交換學生，在城市科學(City Science)團隊裡受訓，Michael說，他們不求一個高材生、也不一定要英文很好，但求有一顆可以接受挑戰的創意腦袋，最重要的是願意動手做。

正因為有幸在這種"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且跨領域的環境下做研究，Michael希望能分享給更多台灣學生。每年從台灣來的交換學生，從專業知識和技能之外，甚至生活、語言、住宿、經費，都是Michael的"業務"範圍，因為只要把這些台灣交換學生訓練好了，這些種子學生才有機會改變台灣的科技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