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說明一下。（見前文）

先來說說音樂班的好，我是一個對自己成長的地方很有歸屬感的人，我所唸過的學校，即便不是別人的第一志願，也都是我心裡的第一志願。對於音樂班環境，它最可愛的地方就是它的獨特，尤其穿梭在琴房裡這事。

到了琴房，可以看到同學在聊天打屁鬼混講秘密，也可以看到同學們喪失保護自我耳朵的意志，不同樂器一起在同一個琴房練，轟炸彼此耳朵，也可以在期末考試前，聽到術科老師們吼叫到整條琴房都聽得到，所有科班人的回憶，都建立在琴房裡的故事，不管這些故事多甜多蠢，都很可愛。

#關於音樂班的只練兩分鐘（以前是三分鐘），圈外人可能很難理解這種事，但其來有自。坊間非科班的孩子不會有這種現象，因為他們沒有術科考試，他們學樂器，不用考試，只有檢定比賽，是類似議題。

在普通班，大家準備學科考試的時候，有多少人願意看考試範圍以外的東西呢？大家都知道課外讀物很重要，但有多少人願意花大量時間閱讀？也有家長會喊「趕快念書，不要看那些東西」，是吧？這些過程，我們都很熟悉，這種文化，很自然的也出現在音樂班的環境裡。

#當音樂與升學考試制度綁在一起的時候。

只練兩分鐘，當然是亂象，但當你在一個環境裡，班上同學有人練完整首，有人只練前兩分鐘，#而你的老師丟給你一首難曲，#說考試不會考後面，練前面即可，上課也只上前兩分鐘；音樂班辦公室跟你說副修只佔20%，顧好主修就好，你會怎麼做？你會覺得聽起來好像很合理。

對於以考試為導向在學琴的思考方式，他們會覺得這是考試的權衡之計（#但是是錯的），概念有點像補習班：「我只為了考試幫你做決策，以後的事我不管（你能力培養多少，我顧不了）。」

他們看待這件事的角度，不是在學音樂，而是在升學、在考試。在學校的期末考，通常辦公室為了避免學生投機只練兩三分鐘，所以會有「抽全曲」的制度：當場抽一個學生要全部彈完。但升學考，沒有抽全曲一事。

若學校風氣好一點，或剛好抽到全曲的學生，跟的老師是給正確觀念與訓練的，這位「籤王」自然穩穩安然過關，一塊小蛋糕。但，籤王彈了兩三分鐘後開始出槌，然後開始「掰」，然後評審們全停下筆，手托著腮兩眼放空，坐等籤王把曲子掰完（或掰不完）這種場景，很常見。

那練兩分鐘，錯在哪？

首先，請記得，學音樂跟準備學科不一樣。準備學科考試，可以花一兩年猛讀補上所有進度，但音樂上的技藝無法，真的不是一兩年就補的上的，天才也無法，所以不能以準備學科的方式來看待。

第二，重點在於，#你要什麼呢？

再說一次，「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才最重要，制度不會對你的人生負責、旁人的言語也不必管。但往往小孩還沒有太多想像，只能跟著大人走，而大人若沒有經驗，自然看不見這些會影響未來什麼，所以家長的思考，會受老師影響。

上一篇我提到，若有其他人生規劃，只是暫時需要一間學校念，那只練兩分鐘無妨。但大部分音樂班家長（尤其台北市）在這階段不是將孩子設定為「未來隨便有間學校念就好」，意思是，家長很希望小孩優秀，希望小孩學的好，所以投注了相當多的資源在孩子身上。

必須知道，A同學一個學期只練考試曲，B同學一個學期練很多首曲子，#三四年下來程度會差多少？非常可觀的差異。也就是前一篇提到的「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有人念了四年小學音樂班進入國一，連巴哈創意曲都還沒彈過，四年每學期只練一首考試曲；有人從小一就開始念音樂班，念了八年也都一個學期只學考試曲，到國二悲愴第三樂章還彈得亂七八糟（台北市）；也有小學五年級老師叫他彈貝多芬奏鳴曲op.110；小學同時彈巴哈初步跟李斯特練習曲；沒彈過古典時期，直接彈普羅高菲夫。慘不忍睹的狀況比比皆是，而且，他們在班上都不是後段生。

現在音樂班，優秀的學生可是非常優秀，有些是國中階段甚至小學畢業，就可以開整場的獨奏會，曲庫十足，音樂自然、技術純熟。

就算不期待小孩成為最優秀的那位，也不會希望他到中學越念越挫折，越練越累越追不上，變得沒自信吧？

而這樣的學生到了大學，音樂系教授會有多痛苦呢？當你的孩子到了大學，想補救的時候，很多大學教授不知道從何開始幫他打基礎，因為有期末考，變成考三首，未來有畢業音樂會，彈整場，這樣程度的學生光音都練不完了，教授要多有耐心多有愛，心臟多強大，才能好好幫他重新打基礎、建立看譜練琴的速度，還有解釋那些學生從來沒懂過的音樂？遑論出國。

練兩分鐘到底對不對，有時是沒經思考的，真心建議學子與家長，在考完試好好放鬆，然後 #思考學音樂的初衷，與 #未來期待的樣子。#找一個不取巧、#真的會教的老師，寒暑假正常上課。

不為制度，不為老師，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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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為我們對音樂班有感情，看到後輩小弟妹的這些情況，從我們那年代至今沒有改變，是讓人難受的。

我們希望音樂班留下好的傳承，疏漏的文化該被呼籲及提醒，不適任的老師不該坐穩位置繼續怠慢，不慎疏忽的地方趕緊補足。

我們希望音樂班繼續生存，不只是擔心學生跑掉、擔心升學率，而是體質良好，吸引更多孩子去念，保留好的傳統與資源，去掉漏洞與弊病。真正繼續培育優良子弟。

不然，大家為什麼要去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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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鋼琴老師沒告訴你的24件事 – 學音樂，追求什麼》
博客來：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6431

＃鋼琴老師沒告訴你的第13件事－教育制度與功利氛圍不會為你的人生負責，只有你能決定如何在制度與氛圍哩，倚著什麼姿態存活。
＃鋼琴老師沒告訴你的第15件事- 允許自己慌張焦慮，但請別在孩子面前展現。
＃鋼琴老師沒告訴你的第20件事- 與其替孩子想好出路，不如為他建立能力，委屈時忍得住，付出時不猶疑，沒路時自己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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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音樂 #音樂班 #鋼琴老師 #音樂系

老松國小生日快樂！

2021年5月1日，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舉行125週年校慶園遊會。（張哲生 攝）

臺北市老松國校在1966年9月的時候，全校計158班，學生數達11,110人，創下了當時全世界學校班級數和學生數最多的紀錄；然而但受到少子化影響，目前全校學生只剩500人，學生銳減，教室被質疑閒置，內政部曾一度提出要將老松國小改建為社會住宅的構想。

2017年4月，老松國小校長林明助表示，早年車水馬龍的萬華如今已改變許多，加上新北市新設很多國小，許多家長為了讓孩子跨區寄讀升學率高的國中，便先讓孩子就讀當地國小，再升國中，如今老松小學部學生只剩約500人，若加上幼兒園、夜補校的學生，也僅有約800人。

老松國小位於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64號，其前身為艋舺公學校，創立於西元1896年5月，為日治初期台灣最早的一批小學。

學校成立時的名稱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初期曾利用艋舺學海書院與艋舺祖師廟作為臨時校舍，直至1907年1月才遷至現址（蓮花池畔），建造木結構的校舍，並改校名為「艋舺公學校」。

據當時校舍平面圖看，校園三面有教室，中央留設操場，此為日治時期最常見的小學規劃形態。後至1920年代末，因木造校舍遭蟻蝕而嚴重毀損，便易以鋼筋混凝土構造，校舍仍保持三面式佈局。

老松國小的校舍雖屬對稱式的佈局，但教室空間高敞，光線明亮。走廊設計為半圓栱，帶有一絲古典趣味，它是日據中期台灣的小學校舍之典型例，值得保存。

明治29年（1896年）3月31日，臺灣總督府以「敕令第94號」發佈「臺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創設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與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同年5月21日，以「府令第5號」發佈「國語學校及附屬學校名稱位置」，老松國小前身「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正式創立（第一附屬學校位於芝山巖，第三在大稻埕），7月11日設校址於艋舺學海書院（今廣州街與環河南路口），11月1日開始上課。

會稱為「附屬學校」，是因為其作為國語學校師範部學生們教學實習的專門實驗學校之故，附屬學校未置校長，以國語學校校長兼任。總督府為創建殖民行政，必須教育一批能日語的臺灣人作為官廳雇員與通譯，以遂行施政，故開出每日15錢津貼，且畢業後錄用為公務員等條件招攬學生（也可升學國語學校）。入學年齡規定8歲以上25歲以下（1898年8月以後，與公學校一樣，改為8至14歲），在學年限四年。結果，第一年招攬了10名學生（1900年3月第一屆7名畢業）。

1897年1月，校址遷至艋舺祖師廟，此時學生已增至150名。次年（1898年）因應「臺灣公學校令」實施，附屬學校也進行廢校或合併，該校於同年10月改稱「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第一、第三廢校）。

1907年1月，改稱「艋舺公學」，同年5月4日被指定為「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代用校」，依然是國語學校學生教學實習的附屬公學校。

1907年10月，由祖師廟遷至現址，位於當時蓮花池街與八甲街街廓上（1922年4月更名老松町），新蓋木造教室20間，此時學生數為457名。

1908年4月，從六學年制改為八學年制，但1914年4月復改回六年制，並設置二年制「實業科」，由公學校畢業生就讀，以培養一技之長（1919年改為「簡易商業學校」，1922年再改為「高等科」，皆二年制）。

1914年7月，完成磚造兩層教室8間及大禮堂。

1919年4月，國語學校改稱「臺北師範學校」，該校也改稱「臺北師範學校附屬艋舺第一公學校」，學生1,080人。

1922年4月，改稱「臺北市老松公學校」，仍為臺北師範學校附屬代用公學校，直到1927年5月，才正式獨立。

1936年12月，木造教室改建成二層鋼筋水泥教室。

1941年4月，「國民教育令」實施，廢止小、公學校之名，以示日臺人共學、平等，此時改稱「臺北市老松國民學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11月1日接收該校，改稱「臺北市龍山區老松國民學校」。

1955年2月，正面校舍（北棟）陸續新建、改建為三層鋼筋水泥大樓，至1960年共分六次增改建才完成現今規模，今昆明街側之原二層磚造教室（東棟）也在1960年改建完成，以因應持續增加的學生，如1964年9月，已達156班，學生數突破10,000人；1966年9月，更達158班，學生11,110人，為創校至今之最高記錄。

1968年12月25日，配合政府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改稱「臺北市龍山區老松國民小學」。

1978年8月，創立「臺北市龍山區老松國民小學補習學校」，同時廢止「民眾補習班」。

1990年3月22日，配合臺北市行政區域變更，改稱「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

1999年6月29日，臺北市政府指定老松國小正面的校舍（北棟）為市定古蹟。

2010年4月，校門開始改建，並於同年8月30日完成改建。

一百多年來，老松國小對艋舺地區人才的培養具有深刻的教育與文化意義，是當地非常重要的學校。

🌞週日的重讀🌞書人生專欄🌞 有方文化社長余宜芳👉〈成為《台北人》的前世今生〉
　
上世紀70年代中，一個八月溽暑天，在離忠孝東路口不遠的杭州南路上，一片大約200坪的鐵皮汽車修理廠內隔出的小房間，二個少女躺在上下舖鐵床聊天，討論等一下要去哪裡逛逛。

大一歲的表姊是偶像，剛上國一，不但會照顧下面三個妹妹一個弟弟，對我這個每逢寒暑假就從南部北上到親戚家輪流住幾天的鄉下表妹，極有耐心。為了招待我，表姊跟一向出手很凱的爸爸、我那來自浙江、陸軍汽車兵退役的二姨父伸手要了豐富零用金，她對我眨眨眼，笑瞇瞇說：「走！我們去玩！」

兩人先搭公車到台北車站，然後走路到重慶南路逛書店，再一路往下閒晃。經過總統府，她指指對面很小很不起眼的的門口說那是北一女中，台北最好的女子中學，能穿上綠制服是榮耀，雖然那個綠真的有點醜。「小芳，北一女是姊姊的夢想，我先考進去，妳也努力一點，來台北考聯考，可以住我們家哦，我們一起上學。」

可能嗎？來台北唸高中？會很貴嗎？我敢嗎？從來沒有一人出過遠門的鄉下小女生，好羨慕表姊的獨立自主，羨慕她的見過世面，什麼都懂。

那天，我買了爾雅出版社琦君的《三更有夢書當枕》，表姐買了晨鐘出版社白先勇的《台北人》，以及洪範陳若曦的《尹縣長》。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逛書店」，因為在小鎮岡山，只有最熱閙的中街上有一家「書局」，我們會去買文具和參考書，以及母親最愛的皇冠雜誌。窄小的書局不像台北大書店有寬敞走道，大家可以站在書架前隨意翻書，愛看多久就多久。書店和書局實在很不一樣，而台北和岡山，當然也不一樣。

暑假結束，我帶著琦君散文集回家。升上國一，功課忙好多，天天都要補習，隔年暑假再北上，念國二的表姐似乎變了，沒之前那麼開朗笑咧咧，她就讀的「懷生國中」聽說是台北市著名的高升學率學校，她必須補習甚至請家教。大概為了補償沒空再帶我出去玩，臨走前大方出借心愛的《台北人》。說是借，其實就是為了顧及我自尊心的送。

在那之前，不知道白先勇，沒有聽過「現代文學」。我是罹患閱讀飢渴症的少女，東方出版社的系列少年版文學名著再也不能滿足我了，讀遍母親的皇冠雜誌，愛瓊瑤，也喜歡司馬中原和高陽，然後想辦法從母親友人和鄉鎮圖書館借到張曉風和琦君。因此，鄰居有人不帶惡意地說我「早熟」，囡仔人讀大人冊。母親只要我能保持第一名，基本上不大管讀閒書，但分數稍微退步，就會威脅管制。

深夜做完功課，一遍又一遍翻開晨鐘版精裝本的《台北人》。彼當時，當然分辨不出什麼是「嚴肅文學」什麼是「通俗文學」，不知道何謂寫實手法何謂意識流，但很奇妙，能清晰感知白先勇和瓊瑤的不同。瓊瑤的愛情故事當然有魔力，是拿到皇冠便迫不急待要翻開的連載，往往邊讀邊流淚，少女的粉紅心跟著故事情節砰砰跳動。但是，看完就結束了，高潮就在句點。既然知道故事發展，很少會再看一遍。

《台北人》帶來完全不同的體驗，每一篇短短的，卻讀得很慢，隨著〈遊園驚夢〉錢夫人的眼睛進入一個場景一個時空，跟著她下計程車看到天母主人家門口一排黒頭小轎車、客廳的闊氣擺飾、女主人手上蓮子大的鑽戒，以及其他女賓客身上及膝的短旗袍。著了魔般，讀了一遍一遍，每讀一遍彷彿多懂一點作者明寫場景暗寫女主角的侷促與今昔對照的心酸。《台北人》14篇短篇小說，14個曲折幽微的人生故事，所有的驚心動魄藏在錢夫人喝下的三杯花雕酒裡，隱在𡿨一把青〉朱青沒心沒肺的歌舞中。

彼時，外在世界是阿公阿嬤堂哥堂姐十幾人吃飯要分二桌的大家庭，阿公動不動「幹恁娘」策天策地，孀居的母親將人生希望寄託在我的成績單上，何其慘淡的青春期哪。但沒關係，只要躱進小房間，翻開小說，我就變成《台北人》，立刻進入一個富麗堂皇又無奈蒼涼的世界，既是沒有明日般歌舞昇平的南京與上海，也是無數落難王孫懷念過去怨嘆現在的台北。

說來諷刺，書裡寫盡民國38年後各省新移民遷台後的苦悶眾生相，相較故土，台北什麼東西都是粗糙的，是上不了檯面的膺品與次級貨，但對青春期的小姑娘我，台北代表自由代表冒險，代表可以大膽的未來。

二年後高中聯考，如願穿上綠制服，我終於跨進「台北人」窄門。表姊前一年也考進北一女，卻是夜間部。我們的情感似乎揉進了「比較」的雜質，再也回不到過往。再後來，能幹的表姊成為第一批西進上海做生意的台商，她終於可以親眼看看「金大班」的百樂門與外灘，去長樂路找上海老師傅做旗袍。而慷慨的二姨父，沒有等到兩岸解凍開放探親即病逝了。

從第一次翻開《台北人》算起，40年後，我成為白先勇的編輯，協助他出版《白先勇細說紅樓夢》。一次，陪同他南下高雄與一群中學老師講《紅樓夢》，高鐵上聊天，忍不住將這40年的《台北人》之路概述，談到大一時努力打工存錢，就是為了去看盧燕、劉德凱演的舞台劇「遊園驚夢」，那可真是當年文化界盛事。

老人家談興極高，披露演出前，權傾一時的王昇將軍突下令禁演，理由是有影射最高當局私生活之嫌。「我氣死了，到處想辦法，最後揚言要到香港開國際記者會！」說起為了藝術創作自由與政治人物抗衡的過往，他細節無一或忘。

「白老師，這些故事太精彩了，你以後一定要寫出來，留下歷史見證啊！」

「好的好的」他答應我。

白先勇曾說，之所以美國教職退休後憑一己之力，無怨無悔狂推崑曲復興，根源來自於10歲左右曾在上海看過一代名伶梅蘭芳唱的〈牡丹亭〉，「太美太美了！」後來在上海偶遇文革時期仍練功不輟的蘇州崑劇團成員，讓他好感動。年少時一齣好戲種下的養分，讓他青年時寫下「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賦予斷井頹垣」的〈遊園驚夢〉，壯年時推動崑曲，這一切該說是偶然還是天定呢？

不久前，與一對子女聊天，或許因諸多外省老館子近年陸續結束營業的觸發，詢問他們：「你們同學都是哪裡人啊？外省人多還是本省人多？有沒有人會去xx樓吃飯啊？」他們回以詫異的眼神，直接了當懟我：「我們根本都不關心這些，誰會管同學的祖先是哪裡人，大家都是台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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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那麼一本或數本書，一位或多位文人作家，曾在我們的閱讀行旅中，留下難以遺忘的足跡。「書．人生」專欄邀請各界方家隨筆描摹，記述一段未曾與外人道的書與人的故事。期以閱讀的饗宴，勾動讀者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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