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司法胡鬧國民的一頁？
廖緯民／中興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台中市）

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法官法》，過程朝野激烈對抗；民間團體強力抗議。歷來民調顯示，司法造成民眾最大負面觀感的是「法官認知與社會脫節」。何謂法官認知？「認知」二字涉及學術上的知識論，不是簡單的議會表決問題或實務操作問題。

就這部分，英美法主張直觀案情的直覺判斷，其中行為分析是重點。德國法則強調學習法典過程中養成的理性認知，其中思維格式是重點。由於英美判例法源自一般老百姓的普通法（common law），所以向來尊崇個人的直覺，並在前例拘束原則上萃取法則，而嚴格遵從之。這個信念瀰漫整個英美學術思想，形成實證主義（empiricism）的傳統。英美系國家的陪審制，無疑是水到渠成、符合主流思想的。英美法即是庶民法；則柯建銘所謂「素人完全不懂法律」不是缺點，反而是重點。

司法院提出參審制，雖說是參考日本參審制，其實可見德國法的品味傾向。問題在於我國繼受德國法體例與原理，歷經百年以上，台灣法院今日在做事實與法律判斷時，猶無法熟習操作「涵攝」、「三段論」、「眼光流轉」等模式。這種認事用法，無法在實務上服人；其癥結在於華人式官僚體系的干擾。而前日本律師聯合會會長土屋公献律師也指出：「日前日本引進的審判員制度（即參審制），從根本來說是官僚審判制度。美其名曰國民參加司法，實質是利用國民來維護官僚審判制度，與陪審員制度（陪審制）截然不同，距離真正意義的國民參加司法尚遠。」

承上，陪審制是英美法學的精華、也是學術流派中實證主義的核心精神，卻未曾妥善交代，此次立法顯然欠缺智性。做為一種初始概念的主張，民間團體其實不需過多迎戰各種質疑；配套措施及事後修正才是建立新制度的重點工作。畢竟，中華民國的司法制度歷經一○九年也還是無法獲得人民的信任。司法院本於良知，必須說明：不嚴控官僚弊病、強化對法官理性思維的監督與究責，卻又提出可控可防人民見解的參審制是什麼道理？

再者，英美陪審制由於直接訴諸人本的直覺判斷，具有高度普世應用價值；台灣如果要查考人民的本土法意識，就應採用陪審制。歷來主張本土化政治目標、現在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接受此案，又是什麼道理？若皆無道理，那立法院中背離黨綱、同志翻臉、朝野反置的爭執就是一場鬧劇。

《國民法官法》真能開啟人民幽深而潛藏的智慧、或領略專家洞察之言？還是恐將翻開台灣司法胡鬧國民的一頁？其成敗存乎法官一心，司法院長官還請戒慎以對。

2018年11月19日英國金融時報:
臉書把利潤放在對自由民主的關心前面
(Facebook put profits above care for liberal democracy)

作者：Rana Foroohar

全文:

"臉書有22.7億用戶，幾乎比中國人口多上10億。大概就因為這樣，這家公司一直以來姿態都像是凌駕在政府之上。

紐約時報上週出版的一則調查報導，揭露了臉書創辦人祖克伯（Mark Zuckerberg）與營運長桑德柏格（Sheryl Sandberg）如何利用遊說力量與個人影響力，將臉書遭指控在俄羅斯操弄美國2016年選舉、散播惹眾怒的內容一事上，轉移焦點以卸責。該報導花了很多篇幅談美國寡頭壟斷問題有多深多廣，這個問題是讓美國過去10年政治漸走偏鋒的原因，也絕對會蔓延至2020年的總統選舉。

2008年，華府對最有權力的銀行紓困，讓廣大的一般屋主們承擔損失。我們可以討論這個決定背後的經濟學邏輯，但它在政治面帶來的後果，就是出現了整個財政系統被一小群富裕有權力的人掌控的說法。這讓選民從光譜中間漸向兩個極端靠攏。

這樣的說法也導致了川普的勝選。川普不停地抱怨說矽谷那些「自由派」巨頭們運用黑箱式的運算法，歧視保守派。

才怪。如果臉書能給我們任何啟示，那就是他們的領導階層並非自由派，而是自私的自由主義者。政治理想不會阻礙這家公司保護自家股價的努力。從臉書僱用右派公關顧問公司Definers Public Affairs，企圖向記者散佈敵手謠言、把在家收到土製炸彈的著名投資者索羅斯（George Soros）妖魔化即可明顯看出。今年1月索羅斯曾在達沃斯（Davos）經濟論壇上質疑科技平台公司所擁有的權力。

讓我們花一點時間想一下。臉書為了想保住其主宰地位及營運模式，迫切到僱用一家使用反猶太主義來當政治武器的爭議公關公司。索羅斯創立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主席Patrick Gaspard上週寫了一封信給桑德柏格，說：「據傳貴公傳在您指導下，居然會去敗壞些行使憲法第一修正案權利來抗議臉書散播惡意宣傳事件所扮演角色的人士之名譽，坦白說還真的嚇到我了。」

我再同意也不過。桑德柏格女士表示不知道Definers Public Affairs公司用的是什麼策略。祖克伯則說他瞭解這類「具華府風格的公司」可能會用這種策略，但他不想讓臉書跟這些有關聯，且也已跟該公司解約。

這些話的諷刺之處再簡單不過。矽谷的科技公司是美國最大的遊說團體之一，他們贊助學界許多有利於他們的研究，也捐了不少錢給許多掌握權力的政客。

某些官員也表現出類似2008年金融危機的特質。根據紐約時報，臉書敦促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其女兒就在臉書任職)設法擺平其他民主黨員的批評。舒默支持金融業及矽谷兩者保持「自律」。

很明顯地沒有一家公司會自我克制。即使臉書辯稱它無法想像透明的社群媒體怎會藏污納垢或有背後靈?但幾十年來業界人士都知道網路釣魚及假訊息的風險均能透過科技平台應運而生，這已不是新聞了。像The Well這種早期的網路社團就很明顯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風險投資家Roger McNamee在即將出版的Zucked一書中指出，他建議臉書聘請桑德柏格女士，她曾協助Google創造出將目標廣告和搜尋結果連在一起的產品AdWords。

Google相當了解潛在問題，其創立者Larry Page 及Sergey Brin在1998年撰寫有關搜尋引擎的突破性論文中，亦承認目標廣告可能被誤用了。他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市場可能容忍這種模式的缺點。

桑德柏格女士曾和她的團隊合作以淨化Google上的有害內容，現亦嘗試採用以前的模式到臉書的社群媒體上。她和祖克伯相信讓全世界上網的利基大於風險。在加速擴大規模時，公司設法全面自動化讓發現問題的責任丟給用戶本身。他們奉行公司口頭禪"加速前進並大破大立”，誰在半路受傷並不重要”。

就像2008年以前的大銀行，平台科技公司因其產品及服務複雜使其免於批評及法律規範。這種時代結束了。毫無疑問的，我認為矽谷知道在他們的營運模式下，自由民主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而只是單純的想賺錢第一，並會運用所有政治影響力保護自己。

假如2008危機結果是造就了川普政府的產生，那臉書醜聞的結果可能造成Elizateth Warren成為未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無論如何，2008年以後有人制訂了新制度來規範華爾街，那還有誰能更卓越地阻擋新寡頭的產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