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殺警案，還是決定說點什麼。我並沒有要給一個什麼明確的答案，只是提出個人看法，與大家公開討論。先聲明，我一定有我的立場和先入為主的想法，可是我盡可能地用溫和的語氣在闡述，所以，如果你是那種一言不合就一定要謾罵，嘲諷，開酸的人，為了你我都好，麻煩你別看吧，感恩。

老實說，無論是認為精障者犯罪應該獲判無罪，或是認為應該一視同仁地關監禁甚至死刑，兩派都多少有些過激的言論讓人不舒服：認為應該無罪的，會一直喊著人權人權，好似相反立場的人就是沒人性，認為死刑只是為了『報復』。另一派的人，則常夾雜類似詛咒的話，「等哪天你家人被人殺死了，你再來說你不支持他判死刑。」甚至更激進的人會認為，不論大罪小罪，反正只要犯罪，就希望司法判處極刑。

廢死和精障者犯罪無罪，雖然是兩個不同議題，可是支持者時常有著極大的交集，反對者亦是（支持Ａ也通常支持Ｂ，反對Ａ也常跟著反對Ｂ），所以先都歸在一起去討論。而這是不是一個單純的人權議題呢？以人權議題來說，婚姻平權絕對是，畢竟婚姻說到底是關乎兩個人的事而已。但廢死或精障者犯罪呢？這不僅僅是關於（兇手的）人權，還是一樁犯罪，更有受害者的人權（如果還活著）以及其家屬要追求的正義。

以王婉諭來說，第一時間，她的立場是反對死刑的，也因此招來許多嗜血的人批評她不夠愛小燈泡，可是隨著時間過去，她轉為希望兇手被判處死刑。我相信以前的她一定也曾是個廢死派的理想主義者，她大概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這麼希望兇手被槍決。難道她從廢死轉為支持死刑，她就成了不懂人權的人嗎？

我們往往會對自己支持和信仰的事情，找到很好的理由和理論，說服自己也說服他人，可是對相反立場者，卻會用一種過於簡單，而去脈絡化的方式來解讀，甚至以偏概全，認為反對者『都是』怎樣的人。然而，一個人會產生怎樣的立場，一定跟他的生命經歷等等是息息相關的，就像上述的王婉諭的例子。但這去脈絡化的解讀方式，也造成兩邊立場的人無法產生對話。

講究人權是一個世界的大趨勢，但並非所有打著人權旗幟的人，都真的了解其內涵。例如在婚姻平權上，有些人喊著支持，卻又會說那些扮裝皇后，或是女性化（娘娘腔）的男生『噁心』，又或是說，他們支持女同，但反對男同，因為肛交很髒云云。雖然同婚的推動他們還是幫忙推了一把，但說到底，那或許只是在吃人權自助餐，因為喊人權似乎是件很『潮』的事（我指的是部分的人）。而我也有些疑惑，雖然「精障者犯罪應判無罪」的想法是良善的，但其中是否夾雜著一絲歧視的味道？例如原住民考試的加分，我也始終不懂這是否是漢人某種優越感，認為「你不如我」所特立的，即使，那政策是出於良善。

另外，關於精神鑑定，前陣子大家才在說，普篩會有偽陽性偽陰性。再先進的科學分析，都會有謬誤，再精密的程式，也免不了出現bug，可是這時精神鑑定又變成不能被質疑了？倒也不是我不認同那位專業醫師的鑑定，我想，任何精神科醫師去，大概都會判定殺警案的犯人，當時確實處在發病狀態（所以，這案子打一開始就不可能求處死刑就是了）。

而我比較想詬病的是司法程序。我跟一位擔任過法官和律師的朋友聊到此案，他認為應該第一時間送交三組不同的醫事人員做鑑定，並且在不讓他們知道同時間還有別人做鑑定的情況，以自己的專業來做判斷。縱使出來的結果可能一樣，但至少比較能讓人信服，畢竟這是這麼重大的刑案，多花些錢和人力，本是應該，而且也才不會讓單一一位醫師承受所有壓力。

然而現在已經不可能了，時間已久，現在的鑑定都已無法還原犯人當時的身心狀況，而且，鑑定的醫師都已被大眾知道，鑑定結果也半公開，那接下來的鑑定，也就不可能是自由心證，不可能不被影響了。「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

而診斷這件事情，總是一翻兩瞪眼的。即使你的病歷和報告有密密麻麻一大疊，但最後出現「你有/無 高血壓」，就是會影響你能不能申請到保險。然而所有的病症都是一條軸線發展的，今天高血壓的定義是140/90，難道139/89的人就不用擔心，而多了1mmHg就會馬上腦溢血嗎？可是報告上頭寫著「病患犯案時處於心神喪失狀態」或「未達到心神喪失狀態」，就多少會影響我們心中的天平。不過，雖然我認同犯人在當時處於發病狀態，有嚴重被害妄想，但他被捕後說「我知道再這樣下去他會死」這類的話（大致語意是這樣，詳細內容我忘了），所以他是否完全地心神喪失？這有待商榷，不過我當然不是專業。

然而，真正有裁決權的還是法官。過去也是有很多案例，法官不採納鑑定的報告，例如某個醫療糾紛，三位醫事人員鑑定結果，不是沒有疏失，就是疏失本身不足以影響病人結果（死亡），但法官還是對醫師判了刑。而不論是醫師或法官，只要是人就有自己的立場，一位廢死派的法官，大概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求處犯人死刑。這也是為什麼關於同婚釋憲，憲法擺在那幾十年了，明明大家看到的文字內容都一樣，不同的大法官卻對婚姻平權的解讀南轅北轍，說到底，還是每個人的立場根本性的不同啊。

不論這個案子將來如何發展，最該注意的是，將來出現『模仿者』。這模仿者指的是，沒有精神疾病的人，謊稱自己有，或是曾經有精神病史的人，在犯案當下並非發病狀態，卻還是犯案，並宣稱自己發病了，例如王景玉就是這樣。即便他殺害小燈泡時，『可能』有些症狀，但那些症狀不足以影響到他的認知，就不該構成減刑要件。而一旦越來越多人聲稱自己有精神疾病，其中有真有假，然後去犯案，就是更加造成精障者的污名化，讓真正弱勢而應該受到照顧的人，被剝奪資源，甚至讓他們不願出來，也會形成大眾對醫師的鑑定和司法體系更加不信任。

精神疾病有那麼容易判斷嗎？如果今天『與惡』的應思聰出現在你面前，你該如何判定他是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還是演技很好的演員林哲熹？甚至是曾經有應思聰病史，但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或許專業的醫師比我們懂得判斷，但有沒有可能出現演技更厲害的模仿者呢？

記得我高中時讀了『24個比利』這本訪談小說，即便採訪者（本書作者）在一開始就告訴讀者，他相信比利確實是有人格分裂（解離型人格），然而這本小說我從頭讀到尾，我都無法說服自己比利是真的有病，我始終認為他是個模仿高手。除了他的每個人格都太完整太立體，更重要的是，那24個人格多是男性，且多掌握權勢，而佔少數的女性人格，則較為懦弱且邊緣。可是他聲稱犯下多起性侵案的，竟是其中一個邊緣的女同志人格。把責任推給了一個女同志的他，是個完全的生理男性，此舉就像是要淡化自己的罪行。

或許有人會說，一般人不會想被當精神病患，所以不可能假裝精障者去犯案。但同樣地，一般人也不會想去殺人或性侵，一般人也不會想去坐牢呀，因此我們只是用著自身想法，去套用在犯罪者身上，而實際上我以前也遇過一個中國籍人士，希望能以被害妄想症（他認為自己遭中共監控）的名義，讓我們收治住院，可是被老師拒絕了。也遇過幾個在急診喊著希望精神科收他住院的病人，所以這世上真的是各種想法的人都存在啊。大眾期待醫師去拆穿謊言，但說穿了，沒有任何科學方法是能夠完全讓一個人了解另一個人的想法，這實在太為難了。

誤導醫師，影響診斷，實務上有沒有可能呢？我自己曾經幹過一件事。三年前我有一個故事入圍文化的優良劇本獎，後來拿到台北市影委會的劇本獎，還得到兩個文學獎，講的就是一個思覺失調症患者如何『偽裝』成正常人，最後逃出醫院。先說，那個時候的我狀況很糟，媽媽過世，失戀，決定不從醫，並從研究所休學等種種事情接踵而來。為了完成這個劇本，我希望能真實的體會被當成病人的感受，於是我去了身心科。

我先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形象，在我闡述自己的狀況後，醫師也做了些回饋和建議，然後我發現，那些回饋跟建議跟我過去在精神科實習所學到的一模一樣，也就是，當我說我有A的症狀，我知道醫生會給我a這建議，當我說我有B的問題，醫生一定會用b這答案來回答我。因為所有建議和答案幾乎都在我預期之內，所以醫生給予的口語方面的治療，是無效的，然而我並沒有表現出來，而是乖乖領了藥，那些我預期他會開的藥。

接著我想了解，吃藥會引起哪些副作用？為什麼精障者很多不願配合治療？於是我吃了幾天醫生開的藥，直到某天，我頭痛欲裂的起床，卻還要搭高鐵到台中去接案拍照，不僅遲到了，還把行李箱忘在高鐵站櫃檯，我就不敢再服用了。後來我要求醫師為我做檢測，他找了心理師來。看著那一份密密麻麻，有幾百題的測驗，即便題目看似亂數排列，可是我卻能清楚分辨出，「這一題在問我是否有思覺失調症症狀」，「這一題在測試我是否有躁鬱症」等等，也就是，藉由答題，和我在醫師面前形塑的形象，我可以有一定的程度去影響醫師對我的診斷。在那一刻我其實覺得有點可怕，精障的『模仿者』如果可以做到這樣（但實際如何操作，我想還是別說得太細）。

後來我還是跟醫生坦承，我有醫學的背景，目前正在創作劇本（我沒有說我是為了寫劇本才來看診的啦，那太不給醫生面子了，不過我有說他給的建議我自己都聽過，所以沒什麼效果）。在那一刻我才感覺鬆了一口氣，也才終於建立起我跟醫師之間的信任感，不過那次之後我就沒再回診了，沒有後續，當然也沒利用這些去犯罪啥的，申請保險什麼的（題外話，後來接觸很多線上編劇，才知道滿多人都滿瘋狂的啊，為了瞭解酒店文化，去當一日小姐，或是跟著法醫去命案現場之類的）。

雖然我們期待醫生做出正確診斷，也沒有醫生想犯錯，但每個醫生執業生涯中，大概不可能沒出現過判斷錯誤的時候吧。我有一個親戚二十幾年前被診斷為憂鬱症，他的學歷家庭等等都很好，可是他就是發病了，最嚴重的時候，被強制住院治療一個多月。或許大家身邊多少有接觸到憂鬱症確診的親友，可是有因此住過院的應該很少，所以可想而知他當時情況有多嚴重。

往後的十幾二十年，他時不時的會發病，並且一發病就要花很長的時間來恢復。直到幾年前，他才正式被確診為是躁鬱症，不是單純憂鬱症。由於他天生性格就很溫和，情緒的起伏不明顯，以致於他在躁鬱症的『躁期』，看起來也不顯著。而人在躁期時，往往自我感覺良好，很不容易有病識感，因此他永遠在『鬱期』才會去求醫，導致每次醫生看到他，都是在鬱期，也就被診斷為憂鬱症。而如同我前述，「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即便他不斷換醫生，但每位醫生翻開他的病史，密密麻麻都是其他精神科醫生下給他『憂鬱症』的診斷，使得他這麼長時間都被當作是單純憂鬱症在治療。

而實際上不管是哪種疾病，一旦進入長期的慢性病，病人與自己的病『共處』了許久，也就產生『共生』關係，有的時候他們比醫生更能掌握自己的狀況。我有一個朋友，有先天性的心臟異常，導致他心跳始終維持在兩百以上。一般人心跳數如此，早就昏過去了，可是因為他一出生就是200bpm，就像一般人爬山可能會有高山症，但長期居住在高山上的人，身體已發展出一套自我調節機制，所以他可以打球熬夜樣樣來，他甚至是我遇過運動神經最協調的人之一。當然他幾年一次，還是會發生類似休克的瀕死狀況。而在兵役體檢前，他刻意熬夜多天讓自己疲憊，當醫生看到他的數據，想當然爾是判免役了（普通人不要學，他是真的有心臟異常，而且這很危險）。

我也認識一位編劇，曾拿過兩大劇本獎首獎，是個創意無限的創作者，但他本身有躁鬱症。躁鬱症的躁期其實是個自信滿滿，且創意噴發的狀態（並不是大吼大叫就叫躁鬱症。如果有不熟悉躁鬱症表現的人，可以看看電影『LUCY』，裡頭Lucy說自己「腦袋速度跑得很快」就是典型躁鬱症表癥），生病十幾年下來，他其實知道如何調配藥物，讓自己處在輕躁狀態，不會過於失控，卻又能展現創意。

我舉這些例子，不是要大家不信任醫師診斷，而是醫生的判斷確實有許多變因在其中，而這變因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仰賴病人本身給的資訊。坦白說，要醫生從短短三五分鐘（台灣一般門診時間，精神科會再長一些），去下正確診斷，這未免也太強人所難。所以，或許假扮成應思聰的林哲熹不會有，但卻可能存在著不少，有應思聰病史，可是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例如王景玉，或是前陣子新店路上隨機砍死人的現行犯，他們確實有精神病病史，可是他們犯案當下真的沒有判斷能力了嗎？

我們一定都有過生氣的經驗，也有過『模仿』自己生氣的經驗，假裝對某人發脾氣，所以就像我前面舉的例子，生病久了的人，對自己疾病越熟悉，有些人甚至可能具有一定掌握能力，導致醫生的精神鑑定也更加困難，他們在犯案後又一再地在媒體面前強調自己的精神病史，讓大眾對精障者敵意更深，讓弱勢的病患更躲到角落，這些『模仿者』，才是真正與惡的距離很近。

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無助和對身邊的人造成的影響，我其實滿熟悉的。除了上述那個躁鬱症被診斷為憂鬱症的長輩是我三等親，我外婆在糖尿病導致失明後的幾年後，也開始精神錯亂，被診斷為思覺失調（不過她情況特殊，可能是高血壓和糖尿病引起的腦部病變，而有了幻覺），我母親在神經退化性疾病MSA的過程中，也時不時有「我已經死了，心臟沒在跳了」這類妄想的言語，後來也有了憂鬱症，主要照顧者我爸也一樣得了憂鬱症，而我哥則有輕微亞斯伯格（亞斯伯格在2013年以前都屬精神疾病）。也因為這樣，我滿痛恨明明不是在發病狀態下犯案，卻以精神病史來為自己脫罪的人，因為他們造成社會更多的誤解與對立。

『與惡』讓我們開始重新省思，但我認為，或許是題材的關係，『與惡』揭示了一種面向，可是卻不是全部面向。在『與惡』裡，受害家屬的喬安是個社經地位高的女強人，非常跋扈，看似她的憤怒大過於喪子的悲傷，甚至利用職權，一路追殺到兇手家屬。而兇手的父母，憨厚，低薪，縱使隱姓埋名，還是想默默還債。影集對於曉明屠殺的過程，用很快速的方式的帶過，不讓人感受過多可怕或悲傷的氛圍，但卻重複著曉明父母在眾人面前下跪的畫面。觀眾當然在不知不覺中，『沒有那麼同情』喬安，而同情應思聰和李曉明及其家屬。這不見得代表編劇本人的觀點，就像我上述那個寫思覺失調症的得獎劇本，很多人也認為我在為精障者犯罪脫罪，可是那真的就是取材問題，我也許下個案子就是另一種觀點。而相對的，韓國電影『素媛』則是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某些人，就是全然的邪惡，帶給你永久的傷痛」。

回到『與惡』，確實有時候新聞畫面會出現兇手或其家屬在媒體面前下跪的悲慘鏡頭，例如殺警案的兇手妻子就是，但這個社會上也有很多時候，受害者家屬拿不到賠償（雖然那幾百萬根本無法與人命相比，可是對一些低薪家庭，那卻是救命錢，尤其如果死的是經濟支柱），而那在『與惡』中是沒有被呈現的（例如前陣子有一個受害者媽媽跟兇手下跪，請求他賠償，還被兇手踢的）。坦白說，『與惡』為了戲劇效果，確實用了比較極端的方式呈現，但現實生活中，除了事件剛發生時，記者會去採訪兇手家人，可是當時間過去了，有人知道鄭捷或王景玉的家人的現況嗎？

我們先撇除精障者犯罪，或是自我防衛時不慎將加害人誤殺，或是威權時代政府亂抓人亂殺人等情況，先聚焦在一般的殺人案件，以下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些想法：在一場悲劇之後，最該被照顧的，是受害者（如果還活著）以及受害者家屬的心情，其次才考量兇手以及其家屬。如果家屬選擇原諒，其他人也不用在那邊鼓吹一定要上訴，如果家屬無法原諒兇手，那麼國家是不是有什麼能幫助家屬的？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畢竟，這種兇殺案，死者家屬可能連保險都領不到多少。

我外公在我國中時過世的。當天晚上九點多，他獨自在附近公園運動，在台中英才路過斑馬線時，被一輛由剛滿18歲就有車的爸寶，以時速九十幾公里撞過來，拖行了五十幾公尺，我外公頭蓋骨碎裂，當場死亡。在那之前，我外公什麼糖尿病，高血壓，痛風都沒有。家族裡的大人其實都準備好了，在第一時間就調閱監視器，找專人來量煞車痕，而媽媽家族裡有法院書記官也有記者，肇事者滿18歲就有車，家境肯定不差，所以決定提告。

但我外婆卻說「算了」。倒不是她多體諒肇事者或是她為人和善，事實上外婆是我見過最具威嚴的長輩，所有的兒子媳婦孫子都怕她，所以她只是不想頻繁地跑法院，因此肇事者連一毛都沒賠，那個肇事者我也只看過一次，就這樣結束了。因為兒孫們都尊重（怕）外婆，因此再沒有人提出要繼續提告（雖然外婆曾有一說，是外公死後，她獨居，她怕一提告，對方會來私下報復。所以明明是受害者家屬還要擔心被報復，唉）。

然而那畢竟是外婆自己的意願，沒有人強迫，或給她出主意。倘若這時候有人跳出來，「妳一定要告死他」或是說「算了啦，人都過世了，你再告他也於事無補」，我大概都會覺得「干你屁事？」。所以，如果我是受害者家屬，有人說「你支持廢死，你不愛你的家人」或是一直喊著要廢除死刑，然後搖著人權的旗幟時，我大概心裡也會想「所以你在說我沒在care兇手人權？你認為希望兇手被判死的我，是個壞人嗎？」。對於受害家屬來說，他的家人就是無緣無故被人殺了（先不提那種行竊失風被屋主殺了，或是要強暴人反被殺這類的例子），在那悲痛的情緒中，大概沒辦法去想那個兇手是不是精障者，是不是低收入戶。也因此當其他無關緊要的人一直喊著人權人權，或告死他關死他之類的言論，是否有站在受傷最深的，被害家屬去想？我們都只是局外人而已。

對我來說，廢死並不是我們宣布1月1號開始不執行死刑，社會就太平了，而是在各種機制下，不論是犯罪的預防，假釋犯的管理，精障者的社會支持系統，讓我們真的不再需要動用到死刑，那才有廢死的意義。否則，那就像是把期末考門檻降低，讓大家all pass，只是表面上的數字好看。是的，死刑有其『不可恢復性』，一旦死了，生命再也不可恢復，既然如此，那兇手在殘殺被害者時，又怎能輕易地奪去他人生命呢（一樣地，先撇除精障者等等特殊情況）？

我自己也是常常在天秤的兩邊搖擺，然而，當我看到了印度公車上，一個醫學院女生被人輪暴，然後腸子被從肛門中拉出慘死的新聞，看到台灣一群男生因為聽信謠言，而輪暴一個弱智女學生，棄屍在焚屍的新聞，我很難相信會在犯案後說出「她應該乖乖讓我們強暴，這樣她就不會死了」或是將人棄屍在草叢後，跑去夜唱，再回來焚屍的人，是有教化的可能。或許，這個世界真的有所謂純粹的邪惡吧，才能這樣無視他人的生命。

最後，聊到死刑在我心中的意義。死刑的存在，不是為了要我們用它，而是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它，就像保險一樣，我們買保險不是為了發生意外，而是希望永遠不會使用到它。是，這或許是近乎不切實際的理想，但其實廢死派有一部分人不也是理想主義者？某一部分人認為人都有教化的可能，任何生命都有被拯救的價值。

以上，我只分享自己的想法，沒有要影響誰，每個人心中都有著自己的信念，而沒必要因為想法的不同，就去將對方妖魔化，畢竟，每個人的成長和背景都是不一樣的，那我也確實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不同的想法。（能看完的人，也是很厲害。）

第9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於2月9日(當地時間)在美國洛杉磯杜比劇院舉行。 《寄生蟲》入圍了最佳影片獎、導演獎、劇本獎、美術獎、剪輯獎、國際電影獎(原最佳外語片獎)等六個部門的提名名單。

最終橫掃奧斯卡，獲最佳影片等四項大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國際影片。

電影裡，窮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為鏡像。同樣是夫妻，一子一女，卻一個在上流世界，一個在最底層的世界。另一組鏡像是，富人住在地上，窮人住在地下；富人生活在天堂裡，窮人掙扎在地獄裡……奉俊昊在電影中進行平行剪輯，使兩個空間發生的事件互相交織。

這種鏡像只看到了差別，而非本質上的相同。聖經中以上帝視角所展現的人的鏡像，首先需要從人有上帝的形象入手，不論你是窮人或富人，在本質上都是有著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在本質上有差異的不同物種。

電影裡，用一些核心詞來詮釋“寄生”，那就是自我為中心建構的“界限”......當人只出於個人好惡，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界限時，界限就成了一種災難和人與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小七 #寄生蟲 #界線 #貧富差異
http://ocfuyin.org/oc2019081903

*你對這座城市沒有感情，我卻愛它——電影《寄生蟲》
文/小七


5月30日在韓國上映的影片《寄生蟲》，榮獲第72屆戛納電影節最高獎“金棕櫚”大獎，這也是韓國電影首次拿下金棕櫚大獎。

《寄生蟲》剛開播時即在豆瓣獲9.3分，IMDB8.6分的驚人高分。對於導演奉俊昊，他首先被大眾熟知的是2003年執導的電影《殺人回憶》，影評人木二衛曾如此評價：“個體命運的悲劇和動盪不安的時局完整結合在一起……當最後所有矛頭都指向一個人時，希望又瞬間破滅，沮喪之至。” 當然，奉俊昊在社會階級問題的這一母題的延續性上，最直接的應該是他的前作《雪國列車》 。

而《寄生蟲》所要表達的，是在個人與社會整體間做出更深層面的寓言式的探討。


符號下的互為鏡像

《寄生蟲》講述了兩個身份地位懸殊的家庭的故事：宋康昊飾演的無業遊民父親基澤，讓寄託了家人生計希望的大兒子前往IT公司老總樸社長家應聘課外教師。陰差陽錯之間，低到塵埃的貧窮的一家4口，與高出天際的有錢的一家4口，發生了交集……

這部電影最初不叫《寄生蟲》，而叫《謄印》。什麼是謄印？按著字面意思，是指一種複制的圖印。奉俊昊曾在採訪中提到這來源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的藝術概念，為的是追求意外的趣味，進行意象的暗示性，是一種象徵與暗示，是符號。所以，理解這部電影，並不只是從人物本身理解，而是一種群體的鏡像，是個體的寓言。

很多人詬病電影劇情發展不合邏輯，例如富人的智商集體不在線，等等，其實並沒有註意到導演背後的意圖。在某種意義上講，越是扁平的人物，越具有代表性，才更大地凸顯了矛盾、差距以及諷刺。

電影裡，窮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為鏡像。同樣是夫妻，一子一女，卻一個在上流世界，一個在最底層的世界。另一組鏡像是，富人住在地上，窮人住在地下；富人生活在天堂裡，窮人掙扎在地獄裡……奉俊昊在電影中進行平行剪輯，使兩個空間發生的事件互相交織。

這種鏡像只看到了差別，而非本質上的相同。聖經中以上帝視角所展現的人的鏡像，首先需要從人有上帝的形象入手，不論你是窮人或富人，在本質上都是有著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在本質上有差異的不同物種。


不可逾越的界限

電影裡，用一些核心詞來詮釋“寄生”，那就是自我為中心建構的“界限”。出於愛而設置的界限是一種保護，如馬路上的斑馬線、紅綠燈；人和上帝之間有絕對不可僭越的界限；父母告訴孩子不能靠近火是出於愛而設的界限。而不恰當的越界，可以理解為寄生。例如啃老的年輕人寄生於父母；婚內的出軌行為是把本屬於夫妻間的盟約之愛，寄生於第三者。當人只出於個人好惡，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界限時，界限就成了一種災難和人與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

影片中，導演大量使用了“階梯”這個符號，強調頂端與底層的對比和界限。電影中，在富人和窮人之間，隔著一條陡峭階梯。階梯上面是寬闊的豪宅，下面是暗無天日的地下室，上面是天堂，下面是地獄……

導演甚至在電影的某些構圖上，借用玻璃的對角線分割強調階層的界限。例如，前保姆越過對角線拍醒富人妻子，然後再回到原來的區域。

富人爸爸也屢次提到越界。他開除年輕司機時，最恨的不是司機亂搞，而是沒有在自己的座位搞，偏偏越界到後排自己的座位上。新司機問他，應該還愛著自己的太太？富人爸爸表現的是一種面對越界的憤怒：我可以和你表面客氣、禮貌，但我們不是朋友，你是被剝削的階級。

導演在可看到的越界的基礎上，選擇了畫面上看不到的，卻深入骨髓的“氣味”來表達越界。電影中氣味是非常重要的誘因，承載了下層人對自我身份深深的自卑感。它帶有天然的貶低色彩，讓你想到貧窮、困窘、底層和不干淨。

它就像局限在某種界限下的烙印，如一個人的思維模式、生活習慣等。你能洗掉衣服的汗味，卻洗不掉已經融入血液的地下室的氣味。電影中底層的一家人，雖然改造並包裝了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但一場暴雨就能將他們打回原型。階級差異才是如影隨形的屈辱印記。


誰是寄生蟲？

隨處可尋的界限下，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富人？窮人？

導演的用意並非只是簡單的仇富，因為所選富人的角色並不是韓國財閥家族，而是辛苦打拼的IT人，導演在此拋出一個新命題——究竟是誰病了？

電影中的富人以為，他們的寬容和大度，是對窮人的恩賜。在其背後，是發自內心的對窮人的鄙夷，而窮人早就看透了這種偽善；電影中窮人可憐巴巴的背後，是市儈、奸滑和算計。他們找到各種藉口，為自己不道德的行為開脫，比如，如果我有這些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錢就是熨斗，能把一些褶皺都燙平了……

但是，電影最後仇殺衝突的開始，並非是窮人和富人，而是發生在兩個窮人家庭之間。除了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互害，還有窮人與窮人之間的互害。他們成為彼此眼中的寄生蟲，彼此厭棄，最終化為血雨腥風。

電影中，有一個令人髮指的細節。富人全家一直認為掛在牆上的是小孩子畫的自畫像，但畫中卻是孩子所畫住在“底層世界”的鬼、寄生蟲。它與全家福放在一起。導演藉此傳達一個核心思想：兩個世界“互為寄生蟲”。底層與上層世界，在本質上毫無差別。

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其實，真正的寄生蟲，是人的惡。這惡正如電影中的地下迷宮，自帶轉角，永無盡頭。這種惡共同存在於富人和窮人身上，但有不同的表達。富人強調守住特權和界限，窮人想越過界限，拼命往上攀爬，就連電影最後，兒子幻想買房子釋放父親，象徵階層的擁抱，象徵希望和答案。

但是，這只能是幻想，沒有答案。人之惡，正如電影中的“石頭”，電影說它是“甩不開的石頭粘著我”，這隱喻的是人不可抑制的慾望。所有人身上或許都會產生世界末日一般的瘋狂和焦慮，但所有人都強迫自己填平自己的深淵。

奉俊昊說：“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盡力去反映TA所處的時代。”電影只是一種藝術手段，它只是把個體命運和社會真相以寓言的形式，展現給觀眾。它沒有能力去解決如此尖銳的社會問題。

但現實往往比電影更讓人絕望，人生的無奈是無出路的嘆息。因為有時，固有的被惡禁錮，就再無法打開。



約拿的界限

聖經裡記載了一個“升級版”的越界的故事，就是約拿的故事。亞述帝國殺戮以色列人，上帝卻讓先知約拿向他們傳福音，對於一個如此愛國的先知，這絕對是不可跨越的界限。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參《約拿書》1:3）約拿於是選擇逃跑。

可上帝定意要成就他自己的事。他使約拿經歷了風浪，被人扔進海中，被迫在魚腹裡生活了3日。上岸的約拿，仍不太情願地走向了尼尼微城。當尼尼微人聽到福音而悔改時，聖經中描寫約拿的反應：

“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華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耶和華說：'你這樣發怒合乎理嗎？'”（《約拿書》4:1-4）

約拿不但暴怒，還指控上帝是邪惡的，還當場求死！提摩太·凱勒在《諸神的面具》中寫道：“因為人心的本性是自以為義，所以很自然會覺得自己的文化與階層特色比別人的優越，但是這種自然的傾向，卻為福音所抑制。”





越界的憐恤


約拿的故事在這裡戛然而止。上帝在挑戰帶著階層優越性的約拿，同時也給出了最終的答案。上帝的回應是：你對這個城市沒有感情，但是我卻愛他們。

“耶和華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幹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約拿書》4:10-13）

凱勒牧師在《生活中的偶像》中說：

“幾個世紀之後，有一個人說他就是那最終極的約拿(《馬太福音》12:39-41)。當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他離開了那至高也是最舒適的環境，為了要來服事那些不僅可能會傷害，而且必定會傷害他的人；然而為了要拯救他們,他不只向他們傳道，更為他們犧牲了性命……

約拿只是看起來好像會死在魚腹中，但耶穌卻是真正地死了，而且也復活了。這就是耶穌所說的'約拿的神蹟'(參《馬太福音》12:39)……約拿是被丟到風暴中的海裡，而耶穌則是上了十字架最終極的風暴…… ”

上帝暗示約拿，他會用一種約拿不願意的方式，去愛這個世上強大卻失落的城市。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裡，藉著這位真正越界的“約拿”，來成就愛的委身。

世界的規則是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上帝卻“道成肉身”，“越界”成為卑微的人。影片名為《寄生蟲》，或許或多或少有階級歧視的意味，但聖經中有一處記載著​：“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詩篇》 22:6），很明顯，這指向了受難的基督。他因著愛，賦予我們生命相同的​盼望和慰藉。​

上帝越界的憐恤，才能成為這世界的答案，也成為《寄生蟲》最終的出路和亮光。不只是寓言，而是真實的恩典。（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你對這座城市沒有感情，我卻愛它——電影《寄生蟲》
文/小七

5月30日在韓國上映的影片《寄生蟲》，榮獲第72屆戛納電影節最高獎“金棕櫚”大獎，這也是韓國電影首次拿下金棕櫚大獎。

《寄生蟲》剛開播時即在豆瓣獲9.3分，IMDB8.6分的驚人高分。對於導演奉俊昊，他首先被大眾熟知的是2003年執導的電影《殺人回憶》，影評人木二衛曾如此評價：“個體命運的悲劇和動盪不安的時局完整結合在一起……當最後所有矛頭都指向一個人時，希望又瞬間破滅，沮喪之至。” 當然，奉俊昊在社會階級問題的這一母題的延續性上，最直接的應該是他的前作《雪國列車》 。

而《寄生蟲》所要表達的，是在個人與社會整體間做出更深層面的寓言式的探討。

符號下的互為鏡像
《寄生蟲》講述了兩個身份地位懸殊的家庭的故事：宋康昊飾演的無業遊民父親基澤，讓寄託了家人生計希望的大兒子前往IT公司老總樸社長家應聘課外教師。陰差陽錯之間，低到塵埃的貧窮的一家4口，與高出天際的有錢的一家4口，發生了交集……

這部電影最初不叫《寄生蟲》，而叫《謄印》。什麼是謄印？按著字面意思，是指一種複制的圖印。奉俊昊曾在採訪中提到這來源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的藝術概念，為的是追求意外的趣味，進行意象的暗示性，是一種象徵與暗示，是符號。所以，理解這部電影，並不只是從人物本身理解，而是一種群體的鏡像，是個體的寓言。

很多人詬病電影劇情發展不合邏輯，例如富人的智商集體不在線，等等，其實並沒有註意到導演背後的意圖。在某種意義上講，越是扁平的人物，越具有代表性，才更大地凸顯了矛盾、差距以及諷刺。

電影裡，窮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為鏡像。同樣是夫妻，一子一女，卻一個在上流世界，一個在最底層的世界。另一組鏡像是，富人住在地上，窮人住在地下；富人生活在天堂裡，窮人掙扎在地獄裡……奉俊昊在電影中進行平行剪輯，使兩個空間發生的事件互相交織。

這種鏡像只看到了差別，而非本質上的相同。聖經中以上帝視角所展現的人的鏡像，首先需要從人有上帝的形象入手，不論你是窮人或富人，在本質上都是有著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在本質上有差異的不同物種。

不可逾越的界限
電影裡，用一些核心詞來詮釋“寄生”，那就是自我為中心建構的“界限”。出於愛而設置的界限是一種保護，如馬路上的斑馬線、紅綠燈；人和上帝之間有絕對不可僭越的界限；父母告訴孩子不能靠近火是出於愛而設的界限。而不恰當的越界，可以理解為寄生。例如啃老的年輕人寄生於父母；婚內的出軌行為是把本屬於夫妻間的盟約之愛，寄生於第三者。當人只出於個人好惡，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界限時，界限就成了一種災難和人與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

影片中，導演大量使用了“階梯”這個符號，強調頂端與底層的對比和界限。電影中，在富人和窮人之間，隔著一條陡峭階梯。階梯上面是寬闊的豪宅，下面是暗無天日的地下室，上面是天堂，下面是地獄……

導演甚至在電影的某些構圖上，借用玻璃的對角線分割強調階層的界限。例如，前保姆越過對角線拍醒富人妻子，然後再回到原來的區域。

富人爸爸也屢次提到越界。他開除年輕司機時，最恨的不是司機亂搞，而是沒有在自己的座位搞，偏偏越界到後排自己的座位上。新司機問他，應該還愛著自己的太太？富人爸爸表現的是一種面對越界的憤怒：我可以和你表面客氣、禮貌，但我們不是朋友，你是被剝削的階級。

導演在可看到的越界的基礎上，選擇了畫面上看不到的，卻深入骨髓的“氣味”來表達越界。電影中氣味是非常重要的誘因，承載了下層人對自我身份深深的自卑感。它帶有天然的貶低色彩，讓你想到貧窮、困窘、底層和不干淨。

它就像局限在某種界限下的烙印，如一個人的思維模式、生活習慣等。你能洗掉衣服的汗味，卻洗不掉已經融入血液的地下室的氣味。電影中底層的一家人，雖然改造並包裝了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但一場暴雨就能將他們打回原型。階級差異才是如影隨形的屈辱印記。

誰是寄生蟲？
隨處可尋的界限下，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富人？窮人？

導演的用意並非只是簡單的仇富，因為所選富人的角色並不是韓國財閥家族，而是辛苦打拼的IT人，導演在此拋出一個新命題——究竟是誰病了？

電影中的富人以為，他們的寬容和大度，是對窮人的恩賜。在其背後，是發自內心的對窮人的鄙夷，而窮人早就看透了這種偽善；電影中窮人可憐巴巴的背後，是市儈、奸滑和算計。他們找到各種藉口，為自己不道德的行為開脫，比如，如果我有這些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錢就是熨斗，能把一些褶皺都燙平了……

但是，電影最後仇殺衝突的開始，並非是窮人和富人，而是發生在兩個窮人家庭之間。除了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互害，還有窮人與窮人之間的互害。他們成為彼此眼中的寄生蟲，彼此厭棄，最終化為血雨腥風。

電影中，有一個令人髮指的細節。富人全家一直認為掛在牆上的是小孩子畫的自畫像，但畫中卻是孩子所畫住在“底層世界”的鬼、寄生蟲。它與全家福放在一起。導演藉此傳達一個核心思想：兩個世界“互為寄生蟲”。底層與上層世界，在本質上毫無差別。

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其實，真正的寄生蟲，是人的惡。這惡正如電影中的地下迷宮，自帶轉角，永無盡頭。這種惡共同存在於富人和窮人身上，但有不同的表達。富人強調守住特權和界限，窮人想越過界限，拼命往上攀爬，就連電影最後，兒子幻想買房子釋放父親，象徵階層的擁抱，象徵希望和答案。

但是，這只能是幻想，沒有答案。人之惡，正如電影中的“石頭”，電影說它是“甩不開的石頭粘著我”，這隱喻的是人不可抑制的慾望。所有人身上或許都會產生世界末日一般的瘋狂和焦慮，但所有人都強迫自己填平自己的深淵。

奉俊昊說：“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盡力去反映TA所處的時代。”電影只是一種藝術手段，它只是把個體命運和社會真相以寓言的形式，展現給觀眾。它沒有能力去解決如此尖銳的社會問題。

但現實往往比電影更讓人絕望，人生的無奈是無出路的嘆息。因為有時，固有的被惡禁錮，就再無法打開。

約拿的界限
聖經裡記載了一個“升級版”的越界的故事，就是約拿的故事。亞述帝國殺戮以色列人，上帝卻讓先知約拿向他們傳福音，對於一個如此愛國的先知，這絕對是不可跨越的界限。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參《約拿書》1:3）約拿於是選擇逃跑。

可上帝定意要成就他自己的事。他使約拿經歷了風浪，被人扔進海中，被迫在魚腹裡生活了3日。上岸的約拿，仍不太情願地走向了尼尼微城。當尼尼微人聽到福音而悔改時，聖經中描寫約拿的反應：

“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華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耶和華說：'你這樣發怒合乎理嗎？'”（《約拿書》4:1-4）

約拿不但暴怒，還指控上帝是邪惡的，還當場求死！提摩太·凱勒在《諸神的面具》中寫道：“因為人心的本性是自以為義，所以很自然會覺得自己的文化與階層特色比別人的優越，但是這種自然的傾向，卻為福音所抑制。”

越界的憐恤
約拿的故事在這裡戛然而止。上帝在挑戰帶著階層優越性的約拿，同時也給出了最終的答案。上帝的回應是：你對這個城市沒有感情，但是我卻愛他們。

“耶和華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幹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約拿書》4:10-13）

凱勒牧師在《生活中的偶像》中說：

“幾個世紀之後，有一個人說他就是那最終極的約拿(《馬太福音》12:39-41)。當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他離開了那至高也是最舒適的環境，為了要來服事那些不僅可能會傷害，而且必定會傷害他的人；然而為了要拯救他們,他不只向他們傳道，更為他們犧牲了性命……

約拿只是看起來好像會死在魚腹中，但耶穌卻是真正地死了，而且也復活了。這就是耶穌所說的'約拿的神蹟'(參《馬太福音》12:39)……約拿是被丟到風暴中的海裡，而耶穌則是上了十字架最終極的風暴…… ”

上帝暗示約拿，他會用一種約拿不願意的方式，去愛這個世上強大卻失落的城市。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裡，藉著這位真正越界的“約拿”，來成就愛的委身。

世界的規則是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上帝卻“道成肉身”，“越界”成為卑微的人。影片名為《寄生蟲》，或許或多或少有階級歧視的意味，但聖經中有一處記載著​：“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詩篇》 22:6），很明顯，這指向了受難的基督。他因著愛，賦予我們生命相同的​盼望和慰藉。​

上帝越界的憐恤，才能成為這世界的答案，也成為《寄生蟲》最終的出路和亮光。不只是寓言，而是真實的恩典。

（圖片來自豆瓣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