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立法院通過了紓困預算 ，昨（24）日行政院更公布紓困4.0精進方案，希望能讓更多人領取補助度過難關。時代力量認為，經濟及資源相對薄弱、急需政府協助的小型店家、攤商以及自營工作者，面對疫情的衝擊更大，也更容易受到忽略，我們呼籲，行政院的紓困方案要因應不同產業現況即時滾動式調整，讓紓困金可以更彈性且精準地投放，讓紓困援助幫助真正需要的產業和勞工。

＃全面照顧租屋族群 ＃房租店租皆納入
立法委員 陳椒華表示，租金支出對許多人來說，是每個月的肩上重擔，尤其疫情肆虐下，更是讓人不堪負荷，時代力量先前在紓困預算審查時，就提案要求內政部研議發放租金補貼，並建議中央訂定統一減免標準，好讓地方放寬補助對象。

在我們的努力爭取下，包租代管部分，只要提出受疫情影響的證明，或領取任何一個部會紓困補助的證明，就可以緩繳三個月的租金；而針對一般民眾租金的紓困補貼，補貼金額也將從每月 2,600 至 5,000 元調整為每月 2,000 至 8,000 元。

我們也提醒，行政院本次公告的紓困 4.0 方案，幾乎都是一次性補助，恐怕只能暫時救急，政府應趕緊考慮長期性的紓困規劃。

＃勞工紓困與貸款資格再放寬 ＃勞動部發放生活補貼應納入投保超過2萬3100元的打工族

針對自營工作者的部分，邱顯智委員指出，勞動部要求2020年所得申報必須在40萬8千元以下，才可獲補助，此一門檻過於嚴苛。乍看政府是希望以有無繳稅來作為排富依據，然而這樣的標準對於自營工作者來說其實是有問題的，因自營工作者的收入大多是「執行業務所得」，實際收入恐低於綜合所得總額與投保級距，因此時代力量要求＃自營工作者的生活補貼門檻與勞工紓困貸款條件應該放寬，此類工作者的補貼，應納入無保勞工、放寬所得總額。

同時，勞動部終於在昨日針對打工族提出「部分工時受僱勞工生活補貼」，但條件限定月保薪資2萬3,100元以下者，可領取1萬元補貼，這種薪資標準劃分界線顯然有疏漏之處，舉例來說，月保薪資2萬4,000元的勞工，受到疫情的衝擊就會比較小嗎？因此，時代力量主張，同為勞動部方案，＃打工族的生活補貼應參照「自營作業者生活補貼」，是以勞工的投保薪資當作發給級距，超過 24K 的給 1 萬，低於 24K 的給 3 萬，以避免顧此失彼，讓部分勞工成為紓困孤兒。

最後，在 ＃勞工貸款 部分，勞動部的現行做法，是將沒有繳稅需要的無報稅勞工排除在外，限制銀行認定與放貸。但許多勞工實際的經濟狀況是去年報稅所得是零，或根本沒報稅，面臨銀⾏端拒絕核貸的困境。邱顯智委員表示，銀⾏評估是否核貸紓困的關鍵，應是評估申請⼈在未來是否有能⼒還款，⽽不是把去年的報稅資料當作條件，希望政府能要求銀⾏端調整核貸紓困標準。

＃勞工補貼別綁雇主 ＃政府應給予相關勞工自行申請薪資補貼的發動權

時代力量主張，勞工不應該只能透過企業來取得薪資補助，因為若遇到雇主停業、或是惡意不申請薪資補助，將會造成勞工有實質薪資減損、卻求訴無門的情形。我們要求，行政院應全盤檢討這種員工薪資補貼綁定雇主申請的紓困模式，儘快開放受雇勞工也能依據實際工作和收入減損證明，有權利直接申請薪資補貼，使勞工不會因為雇主違法而導致薪資和紓困補貼都落空。

除了關注勞工的紓困權益，王婉諭委員也提出，這次國內受國內疫情爆發衝擊最嚴重的商業服務業，其中雖然多為小吃店等小店家，但整體卻撐起我國相當大的就業人口，若真的發生大規模關店潮，不但相關從業人員生計會受到嚴重衝擊，失業人口大增對於防疫政策所需的社會穩定也相當不利。

時代力量認為，維持產業生存，穩定勞工就業，應該是目前紓困政策最重要的目標。但目前經濟部針對商業服務業的紓困方案，仍存在 ＃申請門檻過高、＃缺乏長期補貼規劃、＃補貼太少且與產業現況不符 等三大問題。對此，我們認為應放寬開放申請條件，並改成有延續性的補貼方案，同時提高產業補貼的額度，以增加事業單位繼續支持經營而非直接關店歇業的誘因。

＃幼托機構與大學體系紓困規劃標準不一
＃藝文產業兼職人員成補助漏網之魚

在 ＃教育部紓困 的部分，王婉諭委員則指出，目前鐘點人員的給薪僅規劃至 7 月 2 日，後續可能因為銜接困難，導致無法適用勞動部的補助條件而影響生計。另外，停課期間校方首當其衝，包含幼托機構、大學體系都受創嚴重，但教育部及衛福部至今卻遲未建立幼托機構合理比例的收退費基準，也未訂定大學紓困資金中「經濟確實受疫情影響者」的認定條件，導致各校標準不一，影響發放公平性和預算規模，造成校方、學生、家長三方均受創的困境。

另外，此次疫情同樣重挫的藝文產業，竟有去年能申請藝文補助的兼職人員，今年卻被剔除的情況。6 月初紓困 4.0 方案一公布，王婉諭委員就發現遺漏了劇場界打工/兼職且有在接案演出之前台人員，文化部當時表示將會從寬認定，但直到至今的 4.0 精進方案出爐，藝文兼職工作者實際上仍無法申請藝文紓困。

甚至，文化部將原本投保在藝文事業單位的部分工時勞工紓困補助，全面回歸勞動部處理，此項措施將影響這些藝文工作兼職者所能申請紓困的金額，從原來可能拿三萬元降為僅有一萬元的選項，也恐對疫情下的藝文兼職工作者的生計更不利。

最後，在 ＃防疫照顧假 部分，時代⼒量主張薪資的給付是由「勞⼯、資⽅、政府」三方共同分擔，⽽不是讓勞⼯獨自⾯對，呼籲政府必須儘快提出具體⽅案，包括擬定底薪或無薪日數來補貼等補貼措施，讓勞資政有合理依據分擔責任。

以上種種皆是受到疫情影響，生計嚴重受創卻無法受到政府紓困協助的工作者與產業的現況。時代力量呼籲，各部會在銜接方面應持續檢視及改善，別讓規劃不週全形成一個個紓困漏洞。

【專訪蘇葆立: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響】

✏️六四32週年之際，跟前美國國安會亞太事務主任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的訪談。聽他回顧從胡耀邦之死談到天安門的槍響，以及美國內部的決策過程與32年後的反思。

✏️蘇葆立親歷上世紀8、90年代的美國重大對華外交政策製定過程。他在多年前出版《天安門事件之後 ：美中關系的政治學 》一書後，正在撰寫第二本書《胡耀邦傳》

✏️六四爆發後的十多年裏，胡耀邦三個字在中國成了禁忌。直到2005年後，中央領導公開談述胡耀邦，才讓他的精神遺產再次浮現，更成為中國自由派緬懷的改革者。不過，習近平上臺後，局勢再次有了轉變。

✏️ 「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會支持這樣的觀點——若胡耀邦沒有在1986年被迫下臺，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


文長～但希望能為這個特別的日子留下一些紀錄。


▫️上集: 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響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jt-06022021095409.html

▫️下集: 習近平如何“片段”紀念胡耀邦?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jt-06032021134450.html


—

▪️胡耀邦之死成為六四催化劑

記者: 32年前的4月15日，住院一周的胡耀邦去世，他的死引發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並在6月4日的武力鎮壓中達到高潮。回顧歷史，胡耀邦的死，對於當時天安門學生運動的作用與意義是什麽?

蘇葆立:我認為胡耀邦的去世是一個催化劑，(他的死與天安門事件)不僅僅是一個因果關係。當時，五四運動70周年的相關活動已經讓很多學生聚集在一起，蒐集他們對社會體製的不滿，並談論他們期望的方向，包含民主、科學、西化等等。在胡耀邦去世時，(學生)已經有很多準備工作，他們有些人也抱有愧疚，認為應該在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臺時就有更多動作。
這些自發走向天安門廣場哀悼胡耀邦的人，不僅有學生、有大學教授，還有黨員。當呼籲改革的力量從校園延伸到天安門廣場，就成了公共秩序及黨的問題，最後成了共產黨對自身聲譽的擔憂。


記者: 74歲的胡耀邦是在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然心臟病發倒地，人們對他的死因真相是否存在疑惑?

蘇葆立:各種猜疑是有的。但胡耀邦是一個一天抽四、五包菸的人，他的健康狀況並不好。 他曾多次重病，而且他真的沒有照顧好身體，他是一個工作狂，從不請假去看醫生。他的生活就是在工作、抽菸、工作中循環。他在1987年被迫辭職後曾在湖南待過一段時間，當時曾有過輕微的心臟病發。

▪️胡耀邦、鄧小平： 誰是真正的改革者?

記者: 你從上一本書《天安門事件之後：美中關係的政治學》到現在寫《胡耀邦傳》的機緣是什麽?了解胡耀邦的故事能夠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時中國的歷史?

蘇葆立:這是個好問題。在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我在美國政府工作。我一直對胡耀邦很感興趣，他個子非常矮小，聲音很高、精力充沛、對思考和討論問題很感興趣，他不是像毛澤東或鄧小平那類偉大領袖人物的形象。
當我更深入研究他在位期間的作為，我越意識到胡耀邦比鄧小平還像是真正的改革者。事實上，有很多中國研究者也認為把改革成果都歸於鄧小平有些言過其實。我開始把我的這些疑問與興趣整理起來，最後得到了史密斯·理查森基金會的支持，讓我持續做胡耀邦的歷史研究。

記者:這很有意思，您從一位美國的對華政策資深官員，轉變成研究並撰寫一位被中國共產黨選擇性紀錄的政治家傳記，您研究胡耀邦的過程是什麽?遇到那些困難?

蘇葆立:我從2014年末就開始考慮，2015年我去了一趟中國、造訪胡耀邦的家鄉、他曾經當官的省份，以及他在江西的墓地。我的那趟旅行蒐集了很多書籍，大多來自香港，閱讀之後我再繼續作線上資源的調查，尤其在胡耀邦家族的歷史資料網站蒐集了大量的資訊。當我越展開調查，我發現越來越多讓我感興趣的文章與資訊。

▪️美國內部對於六四反應有分歧

記者: 回到32年前，當時美國政府內部是怎麽辯論如何應對六四?您曾提到當時內部有很大的分歧?

蘇葆立:我不認為當時內部(對於如何處理中國)有很大的分歧。我只能說每個人都錯愕又震驚(shocked and appalled)，即使我們有些人清楚(中共的武力鎮壓)即將到來，但我們曾試圖給中國政府警告，希望他們不要做出不良的反應。連著好幾個禮拜，我們都盯著電視看。

六四的隔一天，周一，我參加一系列跨部門的會議。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之間有些分歧，國會對於人權議題更加重視，特別是在令人震驚的天安門影像傳出後，國會要求製裁、貿易限製、取消兩軍互動等等，並認為布什總統不願對華強硬。布什則認為他了解中國，他稱鄧小平為“我的朋友”，行政當局希望在考量蘇聯議題的情況下，維持與中國的戰略關係。

記者:中共對當年的六四、以及今日香港民主運動的處理都讓國際社會震驚。您怎麽對比美國看待天安門事件、以及香港民主運動的差別?

蘇葆立:盡管我們也看到美國民權及人權團體，對於中國在處理香港問題上的失落與憤怒，但在整體的情感上，美國看待香港遠不如當時看待六四時的強烈。另一方面，我認為美國和中國在政治、意識型態上的距離比 1989 年要大得更多了。

▪️擔憂中共“暴政領導”的傾向

記者:歷史把胡耀邦貼上推動中國自由化、“擁抱民主精神”、“黨的良心”、“偉大的解放者”這些標簽，在研究了這麽多關於他的史料之後，您是怎麽評價的? 您認為他最重要的遺產是什麽?

蘇葆立:與他共事的人對他的性格進行了很多塑造，但我認為胡耀邦一直最對自己正直的人格感到自豪。1989年的共產黨內部已經開始有許多腐敗，胡耀邦並不在其中，他深信改革的本質不是一系列政策，而是態度。

他相信若是犯錯，就公開承認並修復它；若想達到正確的政策，就要從關註人民利益出發，他一直是為中國普羅百姓維護法律利益的人。

因此人們對他的記憶是大膽的，他發表了一些演講或文章，對於鄧小平及陳雲等黨內大佬來說是過於前衛的。比如啟用黨外民主人士、或在農業政策上推動以農民為主體的改革。胡耀邦一旦進入任何一個官僚機構，就會想要修復它。

胡耀邦還提出促進黨內民主、反對暴政。胡認定毛澤東是一個暴君(tyrant)，他擔憂鄧小平正在往那個方向前進，也意識到共產黨對這種領導模式有自然的傾向性，因此挺身而出。

▪️胡耀邦與鄧小平: "從來不是朋友"

記者:胡耀邦的這種改革信念會與鄧小平決裂的原因是什麽?胡耀邦的改革為什麽會失敗呢?

蘇葆立:當華裔或美國政治學者在做研究時，會傾向認為某個議題是政客決裂的主要原因。這在中國及中國共產黨內部，只有一定程度的適用。在中共的體製內，所有的問題最終往往變成很私人的，這導致忠誠與私人關系比什麽都重要。這也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核心，獲取權力、使用權力，權力可以是製度性的，也可以是私人性的。

對於鄧小平來說，權力就是很私人的問題。我認為1978年至1993年、鄧小平和陳雲之間在中共黨內的權力競爭並沒有被好好地研究。胡耀邦跟陳雲處得並不好，1986年黨內幾個大佬把胡耀邦推擠出去，他們認為夠了，胡耀邦所作所為不符合他們所要的路線，因此用1980年對待華國鋒的方式處理掉胡耀邦，基本上已經類似驅逐出黨了。

至於鄧小平與胡耀邦也從來不親密，他們尊重對方、一起打橋牌，但他們從來不是同夥，也不是朋友。

▪️天安門事件後 “胡耀邦”三字成禁忌

記者: 六四爆發後，關於胡耀邦的歷史如何在中國被記錄?

蘇葆立:在胡耀邦1989年的葬禮上，趙紫陽為他準備了一個相當寬厚的悼詞。胡耀邦雖然得到黨的稱贊，他的喪禮安排卻不是總書記規格，只把他視為政治局常委。胡的家屬對此表示不滿。

胡耀邦一生鉆研馬克思列寧思想及意識型態問題，卻沒能在死後被冠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號，他的家人也難以接受，更認為胡耀邦被迫下臺的決定是錯誤的。

接下來的故事是，天安門鎮壓發生後，胡耀邦的名字基本消失。媒體不再提到他、他的故事他的文章不被允許講述，胡耀邦就像不存在一樣。

1990年代中期，《炎黃春秋》雜誌開始為胡耀邦挽回名聲，關於他的史料及故事被記錄下來。直到2005年江澤民逐漸淡出，黨內大佬也逐漸去世後，黨內開始出現一些想法，認為胡耀邦的名字能夠代表中國共產黨好的一面。

2005年，在胡錦濤的允許下，為胡耀邦舉辦了90誕辰論壇，政治局常委曾慶紅重新為胡做了另一個版本的悼詞。黨還開始允許出版關於胡耀邦的一些文章及一本三卷的傳記，對於胡耀邦的關註開始盛行，來自他前同事、下屬的文章爆炸性的增長，贊譽他的為人、能力等等，《炎黃春秋》每個月都有關於他的文章。

▪️習近平時代 被片段紀錄的胡耀邦

記者: 到了2015年，習近平似乎對胡耀邦百年誕辰的紀念活動進行了精心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誇獎他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和開創建立了不朽功勛”。習近平是怎麽看待胡耀邦的?關於胡耀邦的歷史，被記錄的是什麽?被忽略的又是什麽?

蘇葆立:2012年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後，氣氛開始發生一些變化，自由派雜誌和中國的許多文章開始被大量編輯審核，包括《炎黃春秋》。幾年後，《炎黃春秋》以及一些自由派網站陸續被迫關閉。

2015年的這個紀念儀式並沒有為胡耀邦的下臺平反、也沒有稱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更沒有關於對他工作的分析。胡耀邦傳記的其中兩卷還被大量編輯，刪除了很大的一部份。胡耀邦的故事用習近平感到舒服的方式被講述出來，就像是1981年《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析一樣，黨說，好吧，就這樣吧，我們已經完成對所有壞事的討論了。

胡耀邦故事只能在黨的允許下片斷地書寫，僅此而已。

記者:你提到兩卷傳記中被大量拿掉的部分是什麽?

蘇葆立:基本上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臺的故事都被刪掉了。傳記的最後兩卷談到他在這段過程的掙紮，以及一些胡耀邦所發起的改革，而這些改革最後都被歸屬於鄧小平的成就。這些細節在審查修改後的傳記，都被毫不隱諱地撕掉了。

▪️習家族與胡耀邦

記者:胡耀邦曾幫助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習家族與胡耀邦的關系是什麽?

蘇葆立:習仲勛在1962年被毛澤東解職，在文革期間遭受嚴酷對待。到了七零年代後期，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在幫助習仲勛平反、釋放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習仲勛最後得以回到工作崗位，胡耀邦把他帶進書記處，其中一段時間他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

在1987年1月一場批判會上，習仲勛以行動回報了胡耀邦。當時胡耀邦因為沒有對學生抗議行動有足夠作為而遭鄧小平的擁護者猛烈批判。習仲勛站了出來，認為這種批判胡耀邦的大會是荒謬的，並要求批判停止。到最後，是胡耀邦出面緩和習仲勛的憤怒情緒，他對習仲勛說，別擔心，我能處理。在某種程度上，胡耀邦明白自己已經走到最後了，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批判。

習近平在2012年接班時，他與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有過會面。當時，關註的焦點都是太子黨、紅二代的故事。

如今，胡耀邦的名字與聲譽在中國仍然被崇拜著，即使關於他的文章已經不像以前那麽多了。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會支持這樣的觀點——若胡耀邦沒有在1986年被迫下臺，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

#心智化 #重磅上市 #經典好書 #十年磨一書
#摘自本書前言 #依附 #情感調節 #自我發展
.
書名：心智化：依附關係．情感調節．自我發展（Affect Regulation, Men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f）
作者：彼得．馮納吉、喬治．葛瑞蓋、艾略特．朱里斯特、瑪莉．漢普沃斯
譯者：楊舒涵、魏與晟
.
本書的付梓仰賴於許多事物的貢獻。我們引進了多方的資源，雄心壯志地期待本書能針對多重的讀者群，包括心理學研究人員、臨床心理學家以及心理治療師，同時也包含了其他領域的發展學家。從最一般的層面來說，我們希望可以突顯 #發展心理學對於心理治療與心理病理學有多麼重要。我們整合了心理學發展的科學知識，以及與成人及兒童工作的臨床經驗，來解釋心理治療。我們相信，只有在個別心理治療師與專業研究人員雙方能持續合作的情況下，患者才能受到最好的照顧。像這樣的整合，其價值當然無法馬上獲得所有人的接受（見Green 2000; Wolff 1996），也確實不需如此。心理治療師主要是透過談話來給予病人臨床上的幫助，因為這些病人所尋找的幫助不（只）是藥物，更是一個願意對他將心比心的人。相關學科在科學上的進展不一定會對心理治療的實務有所幫助，比如說，1940與1950年代霍爾（Hull）與史金納（Skinner）所提出的學習理論研究，對當時的心理動力取向治療師就沒什麼幫助，卻有益於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心理治療學派，比較強調行為與環境，較少關注個人與意義。
.
我們的工作立基於那些傑出的前輩們，他們在精神分析與發展的理論上投注了相當大的心力，也建立了很好的理論基礎，如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馬勒（Margaret Mahler）、布洛迪（Brody）、埃姆德（Emde）、史騰（Stern），與其他許多人士。特別鼓舞我們的例子是安妮‧柏格曼（Anni Bergman 1999），她是分析師瑪格莉特‧馬勒知名的共同研究者，在她的書中，完美地整合了發展理論與臨床思維。讀者們也可在本書中發現柏格曼書中的許多想法，只是換成稍微不同的觀點來講。所有心理治療的發展都是起源於對人類發展的觀察，因此必然會共同享有許多重要的特色。同時我們也相信，在本書中討論的許多想法──像是父母鏡映的社會生物回饋理論、目的論與意圖位置、反思功能、精神現實中的精神等同與假扮模式、異化自我、心智歷程、情感等，當然還有最重要的情感調節與心智化──都為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提供了真正的新方向。
.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本書的思維與關注的方向並不侷限於精神分析，我們還運用了心智哲學的概念，以捕捉與描述嬰兒是如何透過探索他人的心智，來成就自身心智的歷程。人類會透過他人來探索自己，這個概念源自於德國的唯心主義，而後精神分析式的心智哲學觀又進一步地拓展了這樣的想法（Jurist 2000）。在社會認知的領域中，心智哲學的運用相當普遍。但我們的理論導向有些不同，因為除了認知外，我們也同樣關注情感。也因此我們援引了依附理論，依附理論強調嬰兒與原初照顧者的關係品質會影響到嬰兒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並且有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確切來說，我們的工作不只借用了依附理論，更對依附理論做了重大的重新概念化。我們認為，依附並不只有依附關係本身而已，而是能更進一步發展出表徵系統的能力，這可能是人類為了有助於存活而演化出來的功能。因此本書另一個具有貢獻的面向，便是舒緩了過往精神分析與依附理論的一些長期緊張關係 （Fonagy 2001）。
.
本書的書名是由三個標題（情感調節、心智化、自我發展）組合而成，主要內容就是在談這三個主題與其相互間的關係。我們主要關注嬰兒、孩童、青少年到成人的心智中，對心理狀態表徵的發展。心智化是一個發展理論界很熟悉的概念，論述了 #個體是如何理解到自己運用心智的方法，#好用以調整對於外在世界的經驗。心智化可說是自我發展的根本，因為心智化會逐漸豐厚內在組織，讓個體能參與社會，並與共享此能力的他人構築出複雜的人際關係。另外，我們也用「反思功能」這個詞，為「個體有多少心智化的能力」做出操作型的定義 （Fonagy, Target, Steele, & Steele 1998）。
.
心智化會立即令人聯想到自我的兩個層面：主體性（agentive）與表徵性（representational），也就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90）所說的「主格我」（I）與「受格我」（Me）。自我表徵的發展一直以來都受到學者的高度關注，詹姆斯的「受格我」，或是「實體自我」（empirical self）（Lewis & Brooks-Gunn 1979），指的是我們認為自己身上所真實擁有的一系列特徵發展，儘管這可能是藉由推論外在環境對我們的反應而得來（Harter 1999）。因此，心智化的這層面在精神分析理論與認知理論中，都是有著長久歷史淵源的概念（Morton & Frith 1995）。但是自我做為心智主體，或我們在他處所說的「心理自我」（psychological self）這個概念（Fonagy, Moran, & Target 1993; Fonagy & Target 1995），相對來說是常被忽視的研究主題。心理學家與精神分析學者對鞏固自我主體性的發展歷程這個議題的漠視，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上受到太多笛卡兒主義者「第一人稱權威」的影響，認為個體能夠直接並正確無誤地得知內在的心智狀態，而不是將其看成是一個困難重重的發展成就。瑪西亞‧卡佛爾（Marcia Cavell 1988, 1994, 2000）的工作尤其提醒了大家，精神分析的後設心理學其實與笛卡兒主義相差無幾。精神分析與人類發展學經常附和笛卡兒的傳統假設，認為心智主體性的經驗是天生的。我們試圖在本書打破這個主流哲學傳統，提倡心智主體性應該是種逐漸發展或建構出來的能力。
.
對於意圖行動之表徵的發展與哲學研究都顯示出，意圖心智狀態的表徵可能有更為複雜的內在結構。個體可能可以部分意識到這些意圖結構，也可能完全無法意識到。這件事情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要能理解到自我是個心智主體，就得透過人際經驗，特別是與原初客體相處的經驗。#心智化包含自我反思與人際知覺，這兩種要素結合在一起，就可以使兒童區分內在與外在的現實，也能從人際溝通中區分出內在心智與情緒歷程。在本書中，我們會同時運用臨床材料與實證研究，佐以發展上的觀察，來呈現嬰兒能經驗到自己是個擁有心智的有機體，或是經驗到他自己的心理自我這件事，並非先天固有，而是從嬰兒期至兒童期逐漸演化出的一種結構。這樣的發展極為仰賴兒童與更為成熟、友善及具有反思的成人進行互動才能完成。
.
我們認為，心智化不僅只是一種認知歷程，同時也是透過與原初客體的互動來「發現」情感的過程。因此，本書也會把重點放在「情感調節」這個概念上。在許多發展理論與心理病理學的領域中，這個概念都十分重要（例如Clarkin & Lenzenweger 1996）。情感調節就是主動調整情感狀態的能力，與心智化關係密切，因為心智化就是自我感與主體感的基石。在我們的想法中，情感調節是心智化的前提；但是我們也相信，一旦個體開始心智化，情感調節的本質便會有所轉變。在此我們辨識出情感調節可以是種情感狀態的適應，若發展出更複雜的型態，也能運用情感來調節自我。「心智化情感體會」這個概念，指的是一種更成熟的情感調節能力，讓個體能在自身情感狀態中，發現主觀的意義。我們認為，在每一種心理治療取向當中，心智化情感體會都是療效的核心，這代表著 #個體能在經驗上理解自己的感受，而 #這種經驗遠遠超出了僅能在理智上理解感受的狀況。也是在這種境界中，患者的抗拒與防衛才有意義，因為此時治療者對抗的不只是特定的情緒經驗，同時還是一整個心智模式的功能；這些受損的模式不只會扭曲心智表徵，阻礙療效的進展，同時也抑制了心智功能 （Fonagy, Edgcumbe, Moran, Kennedy, & Target 1993）。所以我們可能會誤解自身的感覺，以為自己處於某種感受，但實際上真正感覺到的卻可能是另一種情緒。不僅如此，個體甚至有可能會把自己從情感豐富的經驗世界中踢出。比如說，有些人沒有能力從心理和心理社會的前因後果設想而一再重蹈覆轍，這可能就是因為此人的心理歷程受到了廣泛的抑制，或是鞏固這些能力的心理歷程發展出了問題。
.
我們的情感調節與心智化理論更豐厚了先前的理論學家所提出的論點，如約翰‧鮑比（John Bowlby）所談的依附的演化功能。我們認為，早期客體關係的演化功能是為了使幼兒打造出某種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可以充分地開展出理解他者與自我心智狀態的能力。我們假設，對於自我與他人心智的反思，都是建構出來的能力，是由早期關係演化而來。對人類而言，發展出能解讀人際互動的心智結構非常重要，而由於心智化又是人際功能的核心，由此推論，心智化在演化上必定有其特別的地位。語言當然是象徵性互動的主要方式，但為了要適當地運用語言，就需要組織主觀世界。內在狀態必須要有其意義，才能夠用來與他人溝通；同時我們也要有能力解讀他人的心智，才能在工作、情愛與遊玩時與他人合作。
.
本書會清楚強調，早期的人際經驗是最初的中介變項，影響著往後心理疾患與心理治療中會出現的心智能力。某種層面上，我們延續了心理社會取向的傳統，認為親職與早期的人際環境是發展病理學中的關鍵 （Cicchetti & Cohen 1995; A. Freud 1981; Masten & Braswell 1991; Rutter 1993; Sameroff 1995; Sroufe 1996）。儘管我們支持上述的觀點，但在上個世紀的精神病學與社會科學中，隨著領養與雙生子行為基因學研究證據出爐，上述觀點也開始陸續遭到批判（Eaves et al. 1997; Hewitt et al. 1997）。這些研究者們認為，過去的研究因為無法控制好基因上的變項，而過度高估了社會環境的影響。然而我們也注意到當前的精神病學文獻都變成了單純的先天論觀點，覺得只有基因資料是寶貴的，而且還有著精神分析這種只注重心理層面資訊的學門所無法提供的價值。其結果就是，早期環境只剩下少許影響，而且這些影響還是由於生理因素的緣故，而非心理因素（例如Marenco & Weinberger 2000）。
.
（未完待續，更多詳請請見本書）
.
《心智化：依附關係．情感調節．自我發展》
心靈工坊文化 出版
📖 https://tinyurl.com/4j7sms3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