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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來台的中國人後代，為什麼要支持法理建國的論述 https://wp.me/pd1HGm-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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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1949年來台的中國人後代，為什麼要支持法理建國的論述？

1.法律面的理由
2.情感面的理由
3.族群面的理由
開始前先說一下我的想法。

台澎法理建國派談的「去殖民化」是以「台澎及其上住民曾被日本殖民，台澎是原日本殖民地」的事實為基礎，所以可以行使自決權建國的住民，就會以「原日本殖民地的住民及其後代」為主。

這是法律上的定性，也是「去殖民化」在執行上的必要原則。

至於因為中國內戰被迫離鄉背井前來台灣的中國難民之所以原則上不能參與「去殖民化」脈絡下的自決建國程序，原因有二：

1.這些中國難民在隨中華民國政權流亡台澎前，既非台澎住民，也未曾被日本殖民，並非「原日本殖民地住民」，所以不符合「去殖民化」脈絡下行使自決權的住民資格。

2.中華民國政權從1945.10.25開始，在台澎的身分就是盟軍佔領代管執行者，是佔領者的角色。則依照國際法中佔領法的相關規範，特別是《海牙第四公約》、《日內瓦第四公約》的規範，中華民國政權非但不得將台澎當成自有領土、不得將台澎住民當成自有國民要求效忠，更不能將其本國國民大量移轉到佔領地台澎。

因此，中華民國政權在流亡台澎的同時，將大量的中國人民移居台澎，本身就違反國際法，因此來台的中國人法律性質是屬於「『非法』難民」。讓「『非法』中華民國難民」沒資格參與台澎自決建國程序的，是難民身上的合法中華民國國籍。

難民並非貶抑，這是具有國際法上的法律身分。

中華民國國籍法是屬人主義（這就是血統主義）為主、屬地主義為輔的折衷主義。所以，「『非法』中華民國難民」的後代也具有合法中華民國國籍，這使得他們的後代在台澎一樣是「『非法』中華民國難民」。

而 1949 來台的中華民國難民及其後代之所以不能參與台澎自決建國程序，就是源自於中華民國政權當年將其違法移置到台澎在他們身上附加的「非法」性質。

至於原日籍台澎住民及其後代，雖然目前都有中華民國國籍，但在法律上並非真正的中華民國國民，其原因在於：原日籍台澎住民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後，因為喪失日本國籍而成為無國籍人。而他們所持有的中華民國國籍，只是身為盟軍佔領執行者的中華民國政權基於管理上的方便所賦予的，並非原日籍台澎住民真正的國籍，原日籍台澎住民自然也不會因此成為「非法」居留在台澎的中華民國國民。

法理建國派主張原日籍台澎住民及其後代在「去殖民化」脈絡下，依國際法行使自決權建國，目的是要讓目前所有在中華民國政權治下地區生活的居民（也包括中國領土金馬東沙生活的居民），能夠成為在台澎建立的主權獨立國家的國民，在台澎安居樂業，徹底遠離中華民國政權這個中國流亡政權身上的一切包袱（一中、中國內戰）、徹底摧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叫囂「武統」的一切法律上藉口，讓台澎能以主權國家的身分跟有台國家簽署共同防禦條約，有效嚇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侵台野心。

而對以「『非法』難民」身分居住在台澎的 1949 中華民國難民及其後代，我們台澎法理建國派不是主張「依法」全部遣返回中國本土，而是主張這些人可以依其意願直接歸化成為台澎國家的國民，從而徹底擺脫「『非法』難民」身分，可以在台澎安居樂業。

法理建國派想要做的事情，是讓所有台澎居民有一個全新的開始，而這個全新的開始，必須以一個在建立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可被質疑的法律上瑕疵的主權國家為基礎。原日籍台澎住民及其後代行使自決權，是要為包括「非法」中國難民及其後代在內的全體台澎居民打造這個基礎，是要為所有台澎居民開啟通往國際社會的大門。

如果 1949 中華民國難民後代，不管是第幾代，口中的「愛台灣」、「認同台灣」、「以台灣為故鄉」是真心的，那就可以理解建國的心。誠實面對自己的身分，也不需要背負負罪感，也不用去繼承祖先的遺志統一中國，支持、協助原日籍台澎住民及其後代行使自決權，建立一個能讓大家世世代代安居樂業的國家。

我們在前幾集有說明很清楚法律層面上的差異，大家可以先行回顧。

👉🏻 內部自決權 vs 外部自決權、民族自決權 vs 住民自決權、自決權的行使 https://wp.me/pd1HGm-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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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集還說明了具體的建國步驟，有說到台澎人的使命就好比一個開門的人，大家住在地窖中，這個門只能被台澎人打開，因為台澎人握有KEY，就是法律資格可以行使去殖民化。

開門以後，大家都可以走出去，走出去的人是大家，所以我們不是只為台澎人而建國，我們是希望現在居住在台澎上的所有人都可以獲得自由，透過了解客觀史實，有了共識認知，一起前進，所以法理建國派並沒有要割捨任何人，也不是為了某些人的私利。

台澎住民要意識到這個行使自決權是為了大家，也為了不具有法律資格的其他人。
沒有經歷日本殖民的人，沒辦法行使住民自決，但仍舊可以了解這個目標，來支持台澎人握著KEY。

就好比參加運動會，班上會派出選手去比賽，其他同學在場下會為上場的同學加油，獲得勝利時，榮耀是整個班級，並不只限於選手，大家各司其職，都可以知道目標是什麼。

大家有空可以到戶政事務所申請直系血親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可以清楚判斷在台澎自決建國程序中，誰可以是上場選手，誰是當啦啦隊。例如：我的戶口調查 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27327559092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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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來台的中國人後代，為什麼要支持法理建國的論述？

１.法律面的理由
法律層面來看是沒有模糊空間的，1949年來台的中國人就屬於國際法上的難民身分，其後代也會是難民後代，這沒有任何貶抑喔！在這情況之下，如果沒有法律上的正當理由去賦予新的身分的話，那難民的身分就會一直跟著。台澎在國際法上是主權未定的狀態，不是主權國家，所以1949年落難的中國人來到台澎就沒有正當權限，法律性質就會產生許多影響，而且難民的心態也會存在，如果在法律上有明確的身分定位，那留在台澎上思想、視角也會不同。

舉個例，敘利亞難民在歐洲有數百萬的難民，他們身分是有明確標示出來，也因為這身分在法律上受到許多限制，但同時也因為這身分也得到法律上的協助。沒有人會希望自己從原本的國家、土地逃難到他國，犧牲了原本生存的空間，但若真的發生了，真的要探究法律身分就會被他國認定為外來者、避難者、暫時居住未必久留。

1949年流亡的中國難民的心態，要逃的是中國內戰，以他們視角就是國共內戰，這個威脅始終存在，對他們來說台灣離中國還是很近，心中仍舊會有強烈的不安，因此有很多中國人逃難來台，無論是用非法還是合法得到的財富，他們下一步幾乎會是移民到其他國家，就是海外移民潮。而1952.4.28以前的日籍台澎住民很少會主動移民海外，比較常見會是戒嚴時期被列入黑名單被迫移民海外。

這樣相比之下1949來台的中國人會把台澎當作一個暫時地，不會想久留，會想逃到更遠的地方。就算移民到很遠的地方，擁有雙重國籍，心態上仍舊還是會自認為中國人的想法，就是華人依戀，所以若中華民國政權辦選舉，還是會回來投票選親中政黨，就算移民也沒辦法真正當他國的國民，割捨不了原本是中國人的心。

中華民國政權本身的國籍，有在國籍法上要求，若要歸化必須先放棄原有的國家國籍，對很多國家來說，是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代表政府，也不會承認中華民國國籍有國際法上的效力。因此若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人，在這些承認PRC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的國家立場上來看這就屬於 「非法」中國國籍（此處的「非法」指不承認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的國家不承認其核發的國籍為合法有效的中國國籍的狀態。若是承認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的國家，中華民國政權所核發的國籍就是合法有效的中國國籍）。

所以如果為了歸化到他國國籍要先出具放棄原本國籍身分的證明時，拿ROC政權發的沒有用，而要去找PRC政權申請，這就會很尷尬了。

在國際法上有基本原則，世界人權宣言中有說人有權擁有國籍 ，國際公約上也有說要盡量減少無國籍人士。因此持有不被承認的中國國籍的中華民國人，移民前的申請放棄國籍的申請會遇到困難，而他國國籍的人士，來台多年想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要放棄原本國籍時，也會遇到原本國家不給放棄，因為要避免無國籍情況，主要原因就是該國不承認ROC政權的 「不被承認的中國國籍」 。

（中華民國政權發的中國國籍只對不承認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的國家才會是「非法」的國籍，平時避免單獨將中華民國政權發的國籍稱為非法中國國籍，應稱為「不被承認的中國國籍」或「無效的中國國籍」。事實上，國際上只有15個國家承認這個中華民國政權發的中國國籍。）

舉個例，在台生活多年的傳教士，遲遲拿不到中華民國國籍身分證，就是因為原本國家申請不到放棄國籍，拿不到放棄原國籍的證明就無法歸化成中華民國國籍，後來ROC政權有修法寬待給在台灣有貢獻的外國人，可以不用這些麻煩手續，就能拿到中華民國國籍身分證。

再舉個例，若與他國國民結婚，伴侶要歸化成中華民國國籍，但原先國家不承認ROC政權是中國政府，就不會讓他國民放棄原本國籍，拿不到原國籍放棄證明就無法完成歸化程序。

台澎建國後，原1949難民及其後代要住在台澎，在法律面要除掉中國難民身分，就是拿到新的國家身分，就可以理直氣壯的生活在台澎。

台澎建國後，台澎人就會是在國際法上合法擁有台澎主權的國家的國民，不會再受限一中兩政權的框架下，被ROC/PRC政權給制約。若生涯規劃要移民他國要放棄台澎國籍取得新國家國籍，也會很容易取得放棄台澎國籍的證明，也不會被他國質疑這份「放棄原國籍證明」的法律效力。

1949年來台的中國人後代，為什麼要支持法理建國的論述？ 法律面就是台澎成為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台澎人的國籍就會是國際法上合法國籍，能讓1949中國難民及其後代歸化新的國籍身分在台澎安居樂業，也可以有其他人生規劃移民他國，也會讓路走得更順，如果與他國國民結婚，伴侶要歸化成台澎國民也會容易許多。

法律面也不一定是1949中國難民及其後代會遇到這些問題，也會是現在台澎人在國際法上無國籍的身分會遇到的難題，所以台澎建國後可以處理原本因為中華民國國籍造成的問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法律面後來共同合作來完成自決建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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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情感面的理由
我的想法是1949年來台的中國難民有的位階身分較高的會帶有優越感，我會稱他們為既得利益者，但我後來也發現他們的後代也不一定會有這樣的心態，也可能有不同政治立場，就會想為了台灣做點什麼，但是在剛接觸法理建國論述時，就會因為「沒辦法參與住民自決」而感到氣餒，但就像開場時說的，他也可做啦啦隊，可以成為法理建國的推廣者，大家來分工合作完成自決建國前的條件。

情感面很好的理由其實就是從小生長在台澎的人，對中國的依戀會比較少，不會像長輩總想著認祖歸宗，對台灣這塊土地文化與歷史不在意。在台澎成長的中國難民後代也不一定跟祖父母輩一樣對中國大陸有情感，也不會覺得骨灰要葬在中國大陸，反而對這塊土地文化與歷史充滿感恩。

其實只要愛著從小生長到大的台澎這塊土地，願意以台灣為出發點思考，就會知道對台澎最好的未來就是建立個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真正切割一中兩政權的紛擾。

情感面可以分兩個方面，第一是對台灣的情感，第二是對中國的情感。

1949來的中國人(第一代)對原本的中國有強烈的依戀，希望落葉歸根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第二代、第三代在台灣出生長大的，會面臨到情感面的衝突，因為缺少對中國的記憶，對中國的情感則是源自於祖父母、父母，所以對中國的連結就沒有直接接觸，那如果對台灣的土地有連結，這個連結是「臺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這個立基點，但事實上中華民國政權根本無法「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客觀層面來說這已經是無法達成的事情，所以這種心態認同會導致他覺得自己是愛台灣的，但是與「不認同 臺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的人來講就是不同，因為對「愛台灣跟台灣未來的想像」不同，所以就會不斷遇到情感面的衝擊與矛盾。

台澎住民上有許多「愛台灣」的主張，但是「怎麼去愛」大家做法不盡相同。

探究到底就會發現「愛台灣」最終的目的跟理由，如果是要「從台灣以中華民國視角統一中國」，就會受到另一群「愛台灣」，但最終目的是脫離「一中兩政權」的人的撻伐。

換句話說，當你是1949中國難民後代，你對台灣的連結卻是中華民國，目標則是統一中國，想著中國，那你今天忠於自己的情感坦承這個想法，就會面臨到大多數不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人對你的指責，這個情感面的對立就會很難以有共識。

所以台澎建國後可以真正讓大家的情感面都從建國後這個當作起點開始發展。

舉個例子，就好比你苦苦追求一個人，屢屢遭到拒絕，但真正可以讓你死心，就是對方已經有對象，或甚至已經結婚了。當對方法律定位已經很明確了，那你也會有很好的理由不要繼續依戀下去，可以好好的割捨重新出發。

法理建國派很理解情感面要真正切割「中國依戀」是很不容易，特別是情感連結源自於家族，讓1949中國難民後代沒辦法背棄家族，就會放不下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的執念，所以當台澎建國以後，就可以協助 中國難民後代 「斷捨離」，可以斷的乾脆一點。在國際法上台澎的領土主權就會歸屬於台澎新的國家，就不會有任何理由去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無論是ROC/PRC政權），而反攻大陸的心態也會放下。

那1949中國難民後代如果有認同台灣的人，不認為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人，也就不會有大中華主義，所以對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跟中國PRC政權藕斷絲連，也會感到很不舒服，這時候可能會產生「原罪」負罪感、愧疚感、自卑感，會想到自己這個身分造成現在台澎的困境，而感到難受，這樣的中國難民身分其實也不是可以選擇的，你並沒有做錯什麼，1949中國難民也算是大時代的受難者，跟著中華民國政權逃難來，無論是主動被動的決定，來到台澎後生下的後代也是非自願的，在台澎成長後了解台澎的歷史，當聽到台澎人指責二二八、白色恐怖時也會感到煎熬跟歉意，這樣的煎熬心結其實是很需要解開的。

1949年來台的中國人後代，為什麼要支持法理建國的論述？ 情感面來說就是讓1949中國難民及其後代可以找到放棄的理由，放下大中華主義、放下中華民國、擺脫一中兩政權、重新在台澎出發、愛著台澎土地在此生根。而對支持法理建國的1949中國難民後代就是可以放下心裡的負擔跟愧疚感重新出發，會有更開心的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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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族群面的理由
我的想法是台灣人四百年史，就是不斷的有不同民族來到台灣，在四百年中台灣的意識逐漸被重視，法理建國派想的是建立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就可以包容任何年代來到台灣與在台灣出生的人，不用再分你是原住民、新住民、客家人、福佬人、以及台澎人、中國人。

大家都知道史明主張「台灣民族主義」，如果台灣民族已經形成，就不需要倡議，但這是一個進行式跟目標，因為建國以後就會形成以國為本的生命共同體，就是「國族」認同感。

國族之內會有不同民族，就像說自己是「美國人」，美國人就是國族認同，而細分美國人裡面還有不同民族。我期許的是台澎建國後，台灣人成為如同「美國人」般的國族名稱，這個國族裡面包含屬於各種民族的國民，沒有任何民族會被抹煞。台灣四百多年來的殖民給我們的的最大啟示，就是惟有建立真正屬於自己「具有國家法人格」的國家，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多民族國家」，才能真正終結殖民悲劇。

族群面要處理的族群之間的衝突。

在台灣主張的台灣獨立運動，許多主張者都會提到中華民國政權在台灣做的暴行，這就產生的族群緊張對立，就會由所有具有相關屬性的人來承擔，這樣對立存在就會很明顯。就好比在中華民國政權體制內做的轉型正義，就會發現族群邊界就會出現，追究不當黨產時也會提到族群的不同。

舉個例，詐騙集團台灣民政府，曾經辱罵中華民國榮民身分的人上新聞，如果說台澎建國了，這些中華民國榮民若選擇歸化台澎新國家，大家的身分基礎就都一樣了，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重新開始了，不會因為你是從哪個時期來，受到怎樣的遭遇、得到法律上的利益，這些不平等的福利就會被重置跟修正。

無論你是以優越感的身分、或者是背負原罪有愧疚感的中國難民及其後代，都會說自己是「外省人」，這個身分標籤及說法會把自己說成「外」，就是把自己當成外來者；無論是哪個台灣原住民族，被說是原住民的身分，這個「原」就是被歸類在很早就住在台澎上的人；還有「本土」族群的說法這個「本土」就會形成族群上的差異性。這個差異性就會有排斥性，不只對「本土」族群來說，也會對「中國難民」這個標記造成根本上的對立。

這樣的情況下對自己的稱謂有這樣的標記，要與其他族群生活，要怎樣成為「想像的共同體」？

其實建國前有「同在一條船上」的共同體意識存在其實就足夠了，不需要將族群身分明顯做出標記。建國後都可以成為第一批的國民，也不會再有內外之分。

法理建國的論述其實是包容性很大，我們想建構的國家是可以包容所有不同時期來到台澎的族群，我們誠實面對現在的狀況，提出的論述是所有的台澎居民一起來建立長治久安的國家。

👉🏻 具體建國步驟、行前具備條件以及終止代管自決建國後的工作 https://wp.me/pd1HGm-7P

台灣其實善用台澎法理地位這個「領土主權未定」的法律狀態，可以很好的切割中國（PRC/ROC政權）與台灣。

❤️台灣有的優勢有：

1. 沒有主權母國的干涉，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是簽署《舊金山和約》及其子約的國家都不能漠視的法理地位。

2. 天然海島屏障，天然的戰略地位。

3. 台灣人有辦法透過民主自由選舉來掌控中華民國政權，使其承認「盟佔代管機構的身分」。

4. 台灣的民主、經濟、人民素養有一定的水準。

善用國際社會所遵循的規範靠自己站起來，必須先自助而後才會有人助、天助。

願大家一起走在法理建國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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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黨 宋楚瑜 治國政見-讓我們共同改造台灣

關鍵四年 讓我們共同改造臺灣

工業革命，奠定了英國富強的基礎；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近五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任誰也無法想像，一個蒸氣機的發明，立即改變了整個生產過程，甚至富強了一個國家。任誰也無法想像，一個理念的宣揚，立即改變了傳統中國的封建制度，甚至創造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當時代的巨輪不停向前轉動的同時，也意味著新、舊典範之間的開始競爭、轉變、位移。正如同美國獨立運動所創建的民主政治制度，對當時仍堅守君主專政制度的法國而言，不可不謂是前所未有的奇聞，然而，到了最後，卻成為法國共和政體所欲學習的對象。

這意味著典範之間的競爭，在一開始可能會有所衝突；典範的轉變，在一開始可能會無法讓人欣然接受。在任何一個時代之中，總有一群人扮演拒絕改變的保守派，相同的，也總有一群人扮演接受時代挑戰的變革派。兩者的差異，端視其面對外在環境改變時，所抱持的心態是抗拒，還是正視外在環境的變遷，而找尋適當的對應方式。老羅斯福總統，面對經濟大蕭條的年代，選擇前衛性的擴張需求政策，使美國安然渡過經濟難關。蘇聯戈巴契夫總統，面對追求民主化的蘇聯共產政權，選擇用和平轉移政權的方式，避免了一場流血衝突。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以及敘利亞總統格達費，面對人民追求政治上的自由民主，選擇以鎮壓的方式，回應民眾的需求，終至自己領導的政權垮台。顯見國家領導人面對時代變遷、典範轉移時，他所做的任何決定，都影響了國家是繼續前進，或是對立內耗。


一次寧靜革命

民國76年，堪稱是臺灣社會運動史上，關鍵的一年。由於國民黨宣布解嚴，並開放政黨登記，使得臺灣社會更朝向正常民主國家的方向發展。勞工運動、農民運動、教師運動、殘障者與其它弱勢族群爭取權益運動、老兵福利自救運動、政治受難者人權運動和大陸來臺人士返鄉運動等，相繼出現，讓臺灣的社會運動從基本人權走向政治人權。這樣的變革，讓過去生活在戒嚴威權時代的民眾，完全無法想像。爾後，伴隨人民政治知識的增加，以及民國79年，司法院做出的第二百六十一號解釋文，讓知識份子以及有志青年群聚中正紀念堂，號召野百合運動。野百合運動的主要訴求是改選萬年國會，讓臺灣得以落實真正的民主化。野百合運動的出現，大大衝擊當時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而四十年未曾改選的國民大會代表以及立法委員，終究在民國80年底全數退職，堪稱臺灣政治史上第一次不流血的「寧靜革命」。因為寧靜革命，臺灣人才得以用自己的選票選出立法委員、省長，甚至是總統。

國會全面改選的重要性在於開啟了總統直選的可能。回首第一次臺灣舉辦總統民選的過程史，我們才會知道總統民選是件多麼得來不易的一件事。有的人站在歷史的浪頭上，選擇委任選舉，也有的人站在歷史的浪頭上，選擇全面直接選舉，不同的選擇造就出不同的歷史結果。但我們慶幸臺灣人民選擇正確的一方，不畏懼國內、外政治環境的壓力下，堅持由臺灣人真正當家作主，用民主的方式，選擇自己想要的國家領導人。不但傲視東亞，更贏得民主國家的敬重。


二次寧靜革命

然而，歷經了四次總統選舉以及兩次的政黨輪替，我們發現臺灣的民主並沒有因此深化，反而讓臺灣的民主被統獨、藍綠意識型態所綁架。政治人物的想法，不再是為了提升人民的福祉努力，反倒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犧牲大眾的利益。前人辛苦爭取來的參政權，也變成政治鬥爭下的奪權工具。試問要求選民含血、含淚投票的政客們，心中究竟把選民的福祉放在第幾順位？到底是增進升斗小民的福祉比較重要，還是維繫政客們的既有權力、既有利益比較重要？茉莉花革命的號角，喚起了人民自覺的力量，也敲響了西非獨裁政權的喪鐘。這股來自人民自發性的力量，強烈宣示主權在民的真理。

臺灣囿限在統獨枷鎖、藍綠對抗的紛爭已經十多年。這個政治人物創造出來的假議題，虛耗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的動力。不但阻礙了經濟的成長，也延緩了民主的深化。未來四年是臺灣要脫胎換骨的關鍵四年，面對國際各方面強烈的競爭，我們需要再一次脫胎換骨的改革，這就是「二次寧靜革命」。寧靜革命，不是要挑起對立，血淋淋的與敵人對抗，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相反的，二次寧靜革命是要重建人民彼此之間的信任關係，摒除藍綠、摒除統獨、摒除對立，用民主的機制、用投票，向挑起對立的人說NO，重建一個和諧、互助、互信的新臺灣社會。我們期待臺灣在經過這次脫胎換骨的寧靜革命後，讓臺灣成為全球華人最想居住的地方，讓臺灣成為引領大陸巨龍前進的龍珠，讓臺灣成為東方的瑞士。



讓臺灣成為全球華人最想居住的地方

二次寧靜革命是一種體質的改造，要由內而外的，改造政府的體質以及人民之間的關係。它包含改變政府做事的態度，並且引領整個社會建立互信，進而引領整個國家產業進行根本上的變革。唯有重整政府，讓政府施政效能提升、產業改造，讓整體失業率降低、重建信任，讓社會各階層、各族群和平相處，方能吸引全球華人來臺定居。

一、重整政府，重建人民信任

「重整政府」，不是一個口號隨便說說，而是要讓政府不但清廉，更要有效能，要能確實的發現問題，進而解決人民問題。執政者（政府）除了做好一個管理者，更要主動做好輔導者的角色，幫人民過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重整政府是要讓政府更有公信力，才能更有公權力；如此一來，人民才會真正相信政府。
為了讓政府效能提升，因此，當前行政機關必須進行根本性的體質改造。首先是組織文化的改造，消滅欺上瞞下，建立良性競爭。政府官員面對人民，不是面向長官；人民才是政府的主人，官員只是為人民服務的僕人。其次，政府機關必須去疆界化（Boundary-less），政府各部門必須總體作戰，不能各自為政。政府機關猶如人體構造，人體沒有任何一個器官可以單方面運作，而不需要其它器官的輔助。相同的，政府也是。單兵作戰、各自為政英雄主義式的政府，只存在於童話故事之中。現實生活中，政府必須整合，進行上下左右機關的連結。否則一個政策順了姑意，逆了嫂意，不是政令不出行政機關，就是政令朝令夕改，民眾無所適從。第三，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關係，不論財政、體制、指揮、總體監督與執行，都必須重新規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中央政府必須一改過去是地方政府上級單位的心態，中央與地方關係，不再是絕對的上下、從屬關係。中央與地方是伙伴關係，中央政府協助地方政府，共存共榮的和諧新關係。第四，強化國會監督功能，賦予國會閣揆同意權與總統到國會進行國情諮文。過去幾次修憲，讓我國的政府體制，始終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難以釐清。這樣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各政黨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方式來解釋政府體制，造成國家體制混亂不清。唯有強化國會監督功能，賦予國會閣揆同意權，才能讓立委協助執政者抓漏補洞，一起監督執行，而非單純的幫行政部門護航蓋章。
二、重建公平正義社會

「重建信任」，一方面要讓人民彼此之間重拾信任，不否定對方對這片土地的情感，另一方面則是要，拋開藍綠與族群的對決，重建臺灣社會整體的信任感。因此，首先要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讓臺灣社會各階層、各族群沒有被剝奪的感覺。

古典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唯有降低生產成本，資本家方可利益極大化。資本家唯有不斷尋找更低廉的勞工、更便宜的生產原料，才能創造出最大利益。在這樣的勞動經濟結構下，勞資關係是處於對立面。一方唯有盡可能的壓縮對方利益空間，才能讓自己獲利。這樣的勞動關係是緊張的、脆弱的以及充滿不確定性的。20世紀初，美國經濟大蕭條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便再有錢的資方，也無法抵抗沒有消費力的市場。勞資關係應該是相輔相成、互助合作的。資方應該重視勞方無形的人力價值，而非計算有形的勞（體）力價值。相同的，勞方也應該計算資方的投資風險，而非只看到資方利益。如此一來，勞資關係方能和緩、和諧。有關類似基本薪資問題、外勞數量等問題，我們不該再以勞資對立的方向來思考，而應以勞資互惠的方向處理。唯有讓社會多數人有了穩定的工作後，國家的財政也得以穩定、有收入，進而推動社會福利政策，讓溫暖的陽光能夠照映到每一個黑暗的角落。

對於年輕人、社會新鮮人，我們主張提供青年兩桶金、國有地籌建國民住宅，讓年輕人買的起房子，落實居住正義。兩桶金，一桶金協助年輕人輕鬆租屋，另一桶金則協助年輕人購屋。近幾年來，臺灣年輕人的起薪逐年降低，然而臺灣房價卻逐年增高，使得年輕人不但沒有房子住，更不敢結婚、生子，養育下一代。這樣造成臺灣社會少子化、高齡化，長久而言，將導致臺灣產業競爭力、國防安全、社會福利支出等，出現重大問題。當解決年輕人居住正義的問題後，吾等再進一步提出「扶老攜幼」政策，解決年輕人不敢生，老年人口逐年成長的問題。我們提出「八六五」方案，鼓勵年輕人生育下一代。初生嬰兒每月補助8,000元、1~2歲幼兒每月補助6,000元，以及3~4歲兒童每月補助5,000元。對於老年人，我們提出「居家照護」方案，一方面提供最好照護，一方面開創新的就業機會。

公平正義社會，另一個要處理的問題是「改革司法，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身為執政者，必須捍衛司法正義，絕不選擇性辦案、干涉司法判決。為了減少司法資源浪費，未來司法審判，將著重提升第一審法官素質以及恢復宣判前送閱制度。

當前司法的三審制度，司法體系並未特別重視第一審法官的資歷，導致許多第一審判決，與社會主流價值相違背，造成司法威信喪失。未來應該改成資深的司法人員擔任第一審法官，減少與社會主流價值相違背的判決。恢復宣判前送閱制度，並非干涉審判，而是在宣判前統一司法見解，避免人民無所適從，降低司法威信。


讓臺灣成為引領大陸巨龍前進的龍珠
一、建立臺灣共識，堅定臺灣優先的立場

兩岸關係，從過去到現在甚至是未來，對臺灣而言，都是當前最重要且最需要面對的課題。親民黨認為兩岸關係須依中華民國憲法所揭櫫的國家定位來決定。亦即，依兩岸目前存在的事實和中華民國主權現況，推動兩岸互動，並須受到對岸和國際的承認和尊重。
兩岸問題已非表象的統獨爭議，而是現實的臺灣人在大陸權益保障的問題。因應當前現況，兩岸不論在經濟貿易、文化、學術、宗教等交流，早已日趨頻繁，尤其臺商在大陸所創造出來的經濟產值與就業機會，對促進大陸的現代化，可謂功不可沒。但臺商在大陸的經貿保障以及人身保護，相較而言，至今仍顯不足。

親民黨主張，總統與立委選舉過後，不論哪一個政黨勝選，都應該立即召開國是會議，召集朝野政黨，爲兩岸問題尋求最大的共識。我們有必要先重建人民之間的信任關係，再重建政黨之間的互信機制，進而促成臺灣共識。產生臺灣共識，沒有時間表，亦沒有預設立場，而在臺灣內部沒有共識前，兩岸關係應以維持現狀，和平發展為最高原則。
二、進行第三波產業革命，讓臺灣成為大陸巨龍前進的龍珠
過去大家所熟知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金融海嘯、國際熱錢、物價上漲等新問題，衝擊著各國政府的經貿反應能力。以前是「資本→原料→工廠→市場→利潤」的結構，演變成現在直接由「資本→利潤」，因為錢賺錢比較快，結果造成了生產關係與金流間的脫鉤。各國都以金融操作、金融衍生性商品，創造出亮麗經濟數字，卻同時出現可怕的失業數字以及忽略了泡沫經濟的可能。

然而，舊時代的政府只會在問題發生時，試著找尋方法解決。殊不知政府一個政策出櫃，從概念、規劃、到法令通過，最快就要一年，再等預算、人才、組織到位，又是一年，到了實作修正，再來一年。所有的問題越滾越大，舊的方案趕不上新環境的變化，導致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金錢都無法降低失業率以及刺激經濟成長。所以現代化的政府，最少要看到三年以後的趨勢，馬上著手，見微知著，這樣防患於未然。這本是執政者本能的作為，卻因大家不重視，反而變成「有效率」的政府，倒果為因。
隨著國際經濟自由化的趨勢，以及國家疆界模糊，沒有一個國家能再以封鎖邊界來阻止人流、金流、物流、資訊流，四流的移動。這是國際化必然的結果，也是臺灣應當正視的問題。四流在國際間快速移動，產業鍊亦可以整批移動，貼近市場（銷售中心）或工資低的地方（成本優勢）。對臺灣而言，是危機也是轉機。當前很多失業問題不再是「job-less」，而是「desk-less」，不是裁員或不景氣導致失業，而是這個職位根本不被需要了。在國際經濟快速變化的浪頭上，臺灣若掌握的好，將引進大量的人流、金流、物流、資訊流。反之，臺灣若掌握不好，現有的人流、金流、物流、資訊流將快速移出。一念之間，可以讓臺灣是東亞小蟲，亦或是東亞龍珠。面對這樣新時代的挑戰，我們還要繼續談統獨、談藍綠嗎？這就是新的經濟型態，政府應該提早準備、告訴大家，而非一昧怪罪全球經濟不景氣，是咱們政府不爭氣。
日前媒體報導，臺灣面板以及DRAM產業，今年虧損，恐達千億臺幣之譜。這是多麼可怕的數字，顯示出臺灣電子業已進入微利時代，代工已無利潤可言，電子業要活下去，就要建立自己的品牌與通路。政府應加速產業進行革命，而非被動補助、補貼。
三、臺灣的機會與臺灣經貿策略
臺灣的機會在於，我們有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尊重人權以及豐富的多元文化。由於臺灣歷史的發展，使得臺灣人的包容性與多元性都是其它地方所沒有的。臺灣與中國自古以來文化相同、語言相通，加上成熟的民主制度與對人權的尊重，使得各國企業在臺灣的投資，能獲得完全的保障。臺灣可以成為各國企業創新發展的試點場所，待試點成功後再至大陸開展乃至行銷全世界。臺灣在軟、硬體上的技術與開放態度，是對岸所不及，尤其網路自由上，臺灣主張絕對的自由，不但可激發更多的創意，更大大保障人權不受侵犯。在地理位置上，臺灣享有與生俱來的海洋與地理位置優勢。若以臺灣為經濟軸心，向外進行輻射，則美、日、東南亞等經濟體，都是未來臺灣發展的可能。在人力資源上，臺灣擁有比大陸更平均的教育水準，比歐美更勤奮的民族性，比東南亞更忠實反應中國文化傳統。這些都顯示，臺灣人絕對是世界經濟進入中國大陸的先鋒軍。


讓臺灣成為東方的瑞士
一、面對環境變遷，重新建構人與土地的和諧關係
過去我們常言：人定勝天。但一次又一次的氣候變遷、大自然對人類的反撲，已經不是全球暖化問題所造成的，而是全球氣候極端化。中國長江可大旱三個月，卻又在一夕之間洪水氾濫。日本接二連三的地震，不但造成人員、財產的傷亡、損失，更可怕的是產生許多無法救治、處理的災害，例如輻射。泰國連續一個月的洪水，也驗證了全球氣候的極端化，不是一地、一省或一國的問題，而是全世界都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誰也無法預知下一次的災難將會發生在哪一個國家。
臺灣必須重新進行國土規劃，改變人定勝天的觀念，重新建構人與土地的和諧關係。地層、水利、水源、房價、人口、區域發展，均需進行國土重規劃。以房價問題為例，臺北地區房價高，是因供需關係，臺北人太多，所以打不下來。人為什麼擠臺北？因為工作機會。人跟著工作走，工作跟著產業走，產業都集中臺北，自然人都在臺北。所以，要解決房價問題，不是連臺北以外地區低房價一起打，而是做好國土規劃，規劃好特定產業區域，自然人們往此移動。再者，區域應有發展特色，城鄉應有發展區別，不應齊一化。徹底的在地化，就是國際化。我們不必要什麼地方像普羅旺斯，而是要這地方與普羅旺斯齊名，特別到全世界獨一無二。此外，政府的公共工程建設也要一改過去「遇山鑿洞、遇水架橋、填海造地」的觀念。因為大自然反撲的速度，永遠比人類建設的速度要快的多。唯有和諧的與土地共存，不濫墾、不濫伐，不過度開發，亦不過度建設，順應自然而為，適時發展綠能產業，才可確保我們生活的寶島得以永續發展。
二、發展綠能產業，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臺灣綠能產業的發展，在全世界有不錯的表現，尤其太陽能相關產業方面，更是領先國際。第三波產業革命，不但是要將產業結構進行汰舊換新，更是要將生產思維進行全面改造。過去我們仰賴核能發電，但我們只計算發電成本，卻沒有計算風險成本以及善後成本，這就是產業舊思維。但看看德國面對核能發電的態度，我們不禁要更審慎面對我國核能發電的問題。我們要提出一個新的思維模式，當計算風險成本以及善後成本後，我們就知道即使核能發電也僅是權宜之計。當前臺灣有許多地方進行「養水種電」試辦工程，不但可延緩沿海地層下陷的問題，更進一步的提供「新能源」方向，就是一個嘗試朝向綠能產業的思維模式。
另一個產業思維新模式就是逐年降低勞力密集、資本密集產業，朝向小而美，需要高度人力素質產業。隨著臺灣逐漸開發，臺灣勞工已經不俱有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論勞動力成本，大陸、越南勞動力成本，比我們更低。這幾年我們已經深受其害，產業紛紛外移設廠，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我們更應該思考臺灣人力的優勢，發展高度人力素質產業，例如生醫產業、觀光旅遊業。生醫產業是臺灣的優勢，不但沒有排放二氧化碳問題，更擁有臺灣人力資源作為後盾，而觀光業則是臺灣人的熱情好客與服務態度，都不是其它國家短時間內可以超越的。



我們要與時間賽跑。2012年起的關鍵四年需要大家共同打拼，為臺灣找出新的方向與契機，共同改造臺灣。親民黨為此結合多位國內各領域專家、學者，提出新時代、二次寧靜革命綱領與政策活頁書。我們期望人民能冷靜地用選票力量，跳脫藍綠對抗思維，選賢與能，重新開啟臺灣發展動力，找回失去已久的光榮感。親民黨政策活頁書的意義，便在於根據「人民優先、公平正義、永續發展」三大原則彈性制定國家發展方針與策略，能夠與時俱進，開誠佈公，而一反過去政見白皮書，只是單向與民眾傳達理念。親民黨政策活頁書並不是僵化的、固定不可變更的。相反的，它是更靈活的，配合當前的局勢，調整政府步伐，並開誠佈公，集眾人智慧，一同謀全體人民最大利益，它是可以與全體國人雙向討論的。親民黨活頁書的結構包含：兩岸與國安、政府與國會、環境與經濟、人資與教育、生活與公平五大類。親民黨用最開闊的心胸與社會大眾一同參與討論，寄望活頁書政見能最貼切民眾之所需，並以此帶領臺灣進行再一次蛻變、脫胎換骨的改造工程，使得臺灣得以成為東亞龍珠，立足全世界。

洗淨台灣的「政治輕佻症」

對於內部政治，台灣已經患上輕佻症近20年，每臨近選舉，更顯嚴重，社會就像晚期帕金森症患者一樣，自律神經幾乎完全失控，渾身不由自主的抖動，尤其是嘴皮，還有腦部最幽暗的那一部份。

台灣特色的政治輕佻症，最顯著的臨床症狀就是，媒體、政治人物的綜藝化，爭論的酸臭化，議題的雞毛蒜皮化。外人看台灣內部政治，總覺得在看一場拙劣的馬戲表演或是經常失手的雜技表演。

先要澄清一個觀點，以免誤會。台灣的輕佻症是一種疾病，就像帕金森症是一種疾病一樣。帕金森症有其生理原因，輕佻症也有其結構性的病因。與其說台灣的政治輕佻症是一種將長伴台灣的心理疾病，不如說它是一種政治生理結構變化帶來的病。然而，有病就得治，不敢面對得病的事實，後果就是病態奄奄、終其一生。

台灣的政治輕佻症，由結構而來的病因至少有三個：對威權體制的恐懼，以及殖民地的無主體性，還有移民社會的無根性。為什麼挑這三個，略述於下。

早年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威權體制，雖然在表面上已成過去，但是其深層結構卻被繼承了下來，並未因政黨輪替而去除。體制難除的道理很簡單，固化結構下的權力、利益就像擺滿一桌的滿漢全席，誰掌握了執政機器誰就能先吃，甚至某些菜色還能通吃。剛開始民主化時，一般人民在一人一票下，拿到一雙筷子就已經很高興了，不會特別注意到那些少數的「內行人」手中的碗公。隨著民智開啟、世代更替，平民開始意識到台灣還存在著一群不分黨派但「靜靜吃三碗公」的既得利益者，心生怨懟，但對威權文化的戒心猶在，害怕被體制報復，因而轉向情緒宣洩，極盡挖苦嘲弄之能事，繪聲繪影，口味越來越重，直至造謠生事的地步。任何嚴肅事件，就這樣都被輕佻化了。

人會走上輕佻，通常是因為心中無錨。這裏所說之錨，就是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主體意識。一個主體意識不強的人，輕佻往往成為一種處世方式。台灣是一個被殖民地文化主宰之處，生存、避禍、賺錢、階級身份，幾乎佔據了整個人生目標，很少人會問「我為什麼是一個人」、「我作為人的主體性何在」這哲學問題。輕佻，遂成為逃避主體性問題的金鐘罩。

再往下談，就是移民社會的無根性。什麼是移民？沒有土地的就是移民。搬遷到一個地方的人，哪怕過了三代、十代，只要沒有一塊自己可以掌控的土地，心態上就還是無根的移民。這樣講好像很抽象，但舉個你身邊的例子就具體了。為什麼有「北漂」這個詞？那指的就是南部到北部打拼、但在北部沒有房地產的人。一直到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前，佔台灣大量人口的佃農，無論是第幾代人，心態上還屬於移民。無恆產者無恆心，也就是無根。無恆心無根，也是台灣在文化記憶下容易傾向輕佻的緣由之一。

台灣社會面對政治事務的輕佻性，有其深層的歷史、體制、文化因素。天地悠悠，靠著輕佻台灣就這樣過了幾百年，但台灣現在已經沒有再輕佻的餘地了，除非台灣社會放棄對主體性的追求。

其實換一個角度看，台灣的政治輕佻症只是銅板的一面，相對的另一面，就是對自我負責的抗拒，不承認自己對政治環境中惡行惡狀也負有責任，不承認自己也是問題的一部份。這是很基本的心理學道理，罵人、酸人、損人、對人不對事等等習慣，本質上都是在反映一種態度：責任不在我，對這個現象我沒有責任。

一人一票，既不是天賦人權，也不是必盡義務，而是在具有主體意識的前提下，願意對所在社會負責所換來的權利。如果是天賦人權，那麼索馬利亞人也應該可以來台灣投票；如果是必盡義務，那麼就可以像交通規則一樣對不投票的公民開出罰單。承認自己也必須對社會現象負責，才是一人一票的對價。

那些患有政治輕佻症的台灣公民，應該面對自己的遺傳病史，否則，台灣不會好。

（本文原刊於蘋果日報 2019-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