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1次專注，持咒經行思惟「原始佛教」，佛教史的最初階段，一般指從佛陀證道傳教或佛滅後開始，指的是釋迦牟尼開始說法，建立僧團，一直到根本分裂後部派佛教形成之前的歷史階段，此時的教義與釋迦牟尼原始的教義相去不遠，被認為是最初始的佛教核心教義。現存所有佛教典籍都是第三次結集之後記載下來的，因而初期佛教主要研究對象仍是部派佛教三藏。現代佛教研究學者，又將此時期稱為原始佛教、根本佛教。這幾個術語經常被混用，學者經常賦與它們不同的定義。但亦有將根本佛教一詞用作佛陀傳道時期，而原始佛教一詞用作佛滅後100年左右的使用方法。這個術語最早為日本佛教學界使用。現代佛教研究學者，以歷史觀點來對佛教進行研究，但因為學者間採用了不同的定義與名稱，造成原始佛教這個術語有很大爭議，也經常與初期佛教、根本佛教混用。一般來說，這幾個術語，都是指向佛教部派開始分化以前的時期，也有學者將此時期泛稱為前部派佛教此一時期分為前後兩期，一是佛陀住世到入滅當年的第一次結集，二是佛滅後到阿育王時部派分裂以前。廣義上，這兩階段都被稱為原始佛教，有學者主張細分，將第一時期稱為根本佛教，又稱最初期佛教、佛陀的佛教；第二時期為狹義的原始佛教。有學者認為在文獻上難以區分這兩時期，主張無需細分。佛教研究者主要透過比較文獻學、語言學與考古學資料，比對源自不同部派的文獻，探覓這些部派文獻當中，擁有的共同說法。他們希望能夠透過這種研究，還原出佛教最早階段的樣貌，了解部派間爭論與分立的由來，以了解佛教在歷史中的發展。在1890年代之前，原始佛教這個說法並沒有被人提出來。南傳上座部與大乘佛教信徒，各自認為自己傳承的經典才是最正確的。初期佛教的說法，最早出現於英國佛教學者托馬斯·威廉·里斯·戴維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A.D. 1843～1922）著作《Early Buddhism》一書。他將釋迦牟尼過世之後，一直到阿育王在位晚期，定義為初期佛教。英國學者主要以巴利藏為最早的佛經，結合考古發現的阿育王柱銘文，以此來分析佛教的歷史變化。日本佛教研究學界，接續早期西方學者的成果，進一步以此來與漢傳佛教典籍比對。1910年，姊崎正治出版《根本佛教》，使用根本佛教之詞，意指釋迦牟尼在世，直到根本分裂之前。1924年，木村泰賢在探究初期佛教之《原始佛教思想論》中，提出「原始佛教」的說法，並將相關研究介紹到日本佛教界。木村賢泰認為研究「原始佛教」，主要目的在於探求，何者為代表「真正之佛說」。他主張以阿含經與律藏來探求原始佛教。接下來的日本佛教學者，如松本史朗、宇井伯壽等，都同樣使用原始佛教一詞，成為日本佛教研究界中的術語。日本學者首次採用梵文經典、巴利文經典與漢語經典對校的方法，逐步找出原始佛教原貌，但是他們仍然接受巴利藏是最古老來源的說法，同時提出了大乘非佛說的看法，許多漢傳佛教經典也被認為是偽作。日本佛教研究傳入中國後，引起漢傳佛教界的震動。虛雲法師、歐陽竟無、梁啟超等人，重新開始對漢傳經典的研究。其中，呂澂與印順法師認為，巴利藏傳承自分別說部，並不能說是最古原型。呂澂發表《雜阿含經刊定記》，確定四阿含經是依《雜阿含經》為根本，而《瑜伽師地論》中的攝事分，是依《雜阿含經》次第而造。印順法師發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同樣確認四阿含中以雜阿含經最早，九分教中以修多羅、祗夜、記說三者為最早。他隨後發表的《雜阿含經論會編》被認為是原始佛教研究的里程碑，因為他以《瑜伽師地論》攝事分，還原了漢傳《雜阿含經》的原始編集次第，這與南傳《相應部》次第相類似，確定這兩部經典擁有相同來源，同屬上座部傳統。大眾部所傳的雜阿含次第，較接近原始經典，但是已經失傳。在印順法師的研究中，發現《雜阿含經》及《相應部》當中的「七事修多羅」——『因緣相應』、『食相應』、『聖諦相應』、『界相應』、『五陰(蘊)相應』、『六處相應』、『四念處等道品相應』，根源於說一切有部的傳說，是雜阿含經當中最早成立的部份。他承襲日本原始佛教學者的說法，將佛滅百年間的佛教，定位為「原始佛教」，再另外將佛陀時代的佛教稱為「根本佛教」。他主張，現存的《雜阿含經》及《相應部》都是來自部派的誦本，經由經典對照，將可探求出原始佛法的樣貌，但是不能說這些經典即是原始佛法。現代佛教研究學者，主要是透過經典間對照的方法，企圖還原出原始佛教的樣貌。主要使用的經典為來自分別說部傳承的巴利藏，對照漢傳佛教保存的各部派經典，主要是來自說一切有部、根本說一切有部、化地部、法藏部與大眾部等。藏傳佛教保存的藏傳大藏經，在尼泊爾發現的梵文佛經，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吐火羅文佛經，考古發現的阿育王詔令以及在阿富汗發現的犍陀羅佛教原稿，也是研究的重點。佛教研究者，發現不同部派傳承的佛經中，某些片斷與偈語是共通的，顯示這些段落是由更古老的佛教文獻中摘錄出來。這些文獻的核心部份，經過比對，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敍述中，則根據不同部派，加入自己的解釋。這顯示，這些佛經都有共同的來源。經過文獻比較，學者發現，所有佛教經典，中心教義也都是類似，這些共通教義，在部派未分化前就已經出現。但是也有部份共通原始教義，在部派佛教出現之後，因為被忽略而消失了。

⭕️第359次專注，持咒經行思惟「原始佛教」，佛教研究術語，指的是釋迦牟尼開始說法，建立僧團，一直到部派佛教形成之前這段歷史，這個術語最早為日本佛教學界使用。現代佛教研究學者，以歷史觀點來對佛教進行研究，但因為學者間採用了不同的定義與名稱，造成原始佛教這個術語有很大爭議，也經常與初期佛教、根本佛教混用。一般來說，這幾個術語，都是指向佛教部派開始分化以前的時期，也有學者將此時期泛稱為前部派佛教。此一時期分為前後兩期，一是佛陀住世到入滅當年的第一次結集，二是佛滅後到阿育王時部派分裂以前。廣義上，這兩階段都被稱為原始佛教，有學者主張細分，將第一時期稱為根本佛教，又稱最初期佛教、佛陀的佛教；第二時期為狹義的原始佛教。有學者認為在文獻上難以區分這兩時期，主張無需細分。佛教研究者主要透過比較文獻學、語言學與考古學資料，比對源自不同部派的文獻，探覓這些部派文獻當中，擁有的共同說法。他們希望能夠透過這種研究，還原出佛教最早階段的樣貌，了解部派間爭論與分立的由來，以了解佛教在歷史中的發展。在1890年代之前，原始佛教這個說法並沒有被人提出來。南傳上座部與大乘佛教信徒，各自認為自己傳承的經典才是最正確的。初期佛教的說法，最早出現於英國佛教學者托馬斯·威廉·里斯·戴維斯（A.D. 1843～1922）著作《Early Buddhism》一書。他將釋迦牟尼過世之後，一直到阿育王在位晚期，定義為初期佛教。英國學者主要以巴利藏為最早的佛經，結合考古發現的阿育王柱銘文，以此來分析佛教的歷史變化。日本佛教研究學界，接續早期西方學者的成果，進一步以此來與漢傳佛教典籍比對。1910年，姊崎正治出版《根本佛教》，使用根本佛教之詞，意指釋迦牟尼在世，直到根本分裂之前。1924年，木村泰賢在探究初期佛教之《原始佛教思想論》中，提出「原始佛教」的說法，並將相關研究介紹到日本佛教界。木村賢泰認為研究「原始佛教」，主要目的在於探求，何者為代表「真正之佛說」。他主張以阿含經與律藏來探求原始佛教。接下來的日本佛教學者，如松本史朗、宇井伯壽等，都同樣使用原始佛教一詞，成為日本佛教研究界中的術語。日本學者首次採用梵文經典、巴利文經典與漢語經典對校的方法，逐步找出原始佛教原貌，但是他們仍然接受巴利藏是最古老來源的說法，同時提出了大乘非佛說的看法，許多漢傳佛教經典也被認為是偽作。日本佛教研究傳入中國後，引起漢傳佛教界的震動。虛雲法師、歐陽竟無、梁啟超等人，重新開始對漢傳經典的研究。其中，呂澂與印順法師認為，巴利藏傳承自分別說部，並不能說是最古原型。呂澂發表《雜阿含經刊定記》，確定四阿含經是依《雜阿含經》為根本，而《瑜伽師地論》中的攝事分，是依《雜阿含經》次第而造。印順法師發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同樣確認四阿含中以雜阿含經最早，九分教中以修多羅、祗夜、記說三者為最早。他隨後發表的《雜阿含經論會編》被認為是原始佛教研究的里程碑，因為他以《瑜伽師地論》攝事分，還原了漢傳《雜阿含經》的原始編集次第，這與南傳《相應部》次第相類似，確定這兩部經典擁有相同來源，同屬上座部傳統。大眾部所傳的雜阿含次第，較接近原始經典，但是已經失傳。在印順法師的研究中，發現《雜阿含經》及《相應部》當中的「七事修多羅」——『因緣相應』、『食相應』、『聖諦相應』、『界相應』、『五陰(蘊)相應』、『六處相應』、『四念處等道品相應』，根源於說一切有部的傳說，是雜阿含經當中最早成立的部份。他承襲日本原始佛教學者的說法，將佛滅百年間的佛教，定位為「原始佛教」，再另外將佛陀時代的佛教稱為「根本佛教」。他主張，現存的《雜阿含經》及《相應部》都是來自部派的誦本，經由經典對照，將可探求出原始佛法的樣貌，但是不能說這些經典即是原始佛法。現代佛教研究學者，主要是透過經典間對照的方法，企圖還原出原始佛教的樣貌。主要使用的經典為來自分別說部傳承的巴利藏，對照漢傳佛教保存的各部派經典，主要是來自說一切有部、根本說一切有部、化地部、法藏部與大眾部等。藏傳佛教保存的藏傳大藏經，在尼泊爾發現的梵文佛經，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吐火羅文佛經，考古發現的阿育王詔令以及在阿富汗發現的犍陀羅佛教原稿，也是研究的重點。佛教研究者，發現不同部派傳承的佛經中，某些片斷與偈語是共通的，顯示這些段落是由更古老的佛教文獻中摘錄出來。這些文獻的核心部份，經過比對，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敍述中，則根據不同部派，加入自己的解釋。這顯示，這些佛經都有共同的來源。經過文獻比較，學者發現，所有佛教經典，中心教義也都是類似，這些共通教義，在部派未分化前就已經出現。但是也有部份共通原始教義，在部派佛教出現之後，因為被忽略而消失了。

⭕️第358次專注，持咒經行思惟《大乘起信論》，略稱《起信論》，是大乘佛教的一部論書，法性宗的提綱挈領之作，相傳為馬鳴菩薩依據《楞伽經》所造，依據真諦三藏之弟子曹毘為其所作傳記，此論為真諦於太清四年（公元550年）譯。篇幅凡一卷，是自隋、唐起對漢傳佛教影響很大的一部論著。本論主要闡述了於大乘佛教生起正信的理論，簡明扼要地概述了如來藏唯識學派思想，體現了漢傳佛教部份宗派所推崇的即身成就見性成佛之宗旨。主要分為五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因緣分」，敘述造本論的目的在於讓人們正確地瞭解大乘佛法的根本旨意，從而通過修行脫離苦惱、證得極樂；第二部份為「立義分」，確立本論的中心論點；第三部份為「解釋分」，詳細闡釋主題，為全論之重點所在；第四部份為「修行信心分」，著重指出通過修行鑒定大乘佛法的重要性；第五部份為「勸修利益分」，顯示依據本論進行修行將帶來的功德利益。本論以南朝梁真諦三藏的譯本較為流行，譯於太清四年（公元550年），有說此真諦譯本為智愷執筆於承聖三年（公元554年），稱為梁譯；另外，唐代實叉難陀重譯此論，稱唐譯。據說玄奘大師至印度求學時，曾經將此書自漢譯梵。近代楊仁山居士曾經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合作將本書合譯成英文。對本書的註疏，歷代甚多，其中以隋代慧遠的《大乘起信論義疏》、新羅元曉的《大乘起信論疏》、唐代賢首法藏的《起信論義記》最為重要，三書合稱為《起信論三疏》。關於《大乘起信論》的著者、譯者及其是否為來自印度佛教的學說，在佛教不同宗派間和學術界內，歷來眾說紛紜、爭論不斷。隋朝開皇十四年法經等著《眾經目錄》記載當時傳說本論為真諦譯，但是因為此論未見於真諦譯經目錄中，將它歸屬於疑惑部，此目錄所記載的真諦譯作除二則列為疑惑之外都記為在陳代所譯。唐朝智昇《開元釋教錄》稱隋朝《眾經目錄》將《大乘起信論》列入疑惑錄是錯誤的。隋朝開皇十七年費長房著《歷代三寶紀》引述了二篇真諦三藏譯經目錄，分屬梁代與陳代，本論為梁代所譯，時間為太清四年（公元550年），此說為《大唐內典錄》及其後的譯經目錄所承襲，《歷代三寶紀》提及了真諦弟子曹毘所作《真諦三藏曆傳》。唐朝道宣《續高僧傳》引述了《真諦三藏曆傳》，其記載的真諦譯經的部數及卷數，是《歷代三寶紀》所引二篇目錄的總和。馬鳴菩薩的禪觀法門由姚秦鳩摩羅什傳譯於《坐禪三昧經》之中，作為譬喻師的代表人物，時人以馬鳴、龍樹先後並舉，鳩摩羅什所傳禪法甚至被稱為「宣馬鳴所述」。隋朝淨影慧遠《大乘起信論義疏》記載，在《心論》、《雜心論》和《成實論》流行之後，馬鳴菩薩依據《楞伽經》造《大乘起信論》。《開元釋教錄》引用了《續高僧傳》的真諦傳記，在《歷代三寶紀》和《大唐內典錄》的基礎上，對真諦梁、陳二代譯經目錄進行了訂正，並補充記載《大乘起信論》為馬鳴所造。《歷代三寶紀》提及慧愷在陳代於廣州筆受《攝大乘論》，《續高僧傳》有智愷投奔嶺南協助真諦譯經等的詳細記載。現在流通的真諦譯本前，有唐朝時附加的題為智愷所寫《大乘起信論序》，記載此論為馬鳴造真諦譯，智愷執筆於承聖三年（公元554年），此說與唐朝《新譯大乘起信論序》有關記載相同[7]，《新譯大乘起信論序》記載當時法相宗據《成唯識論》而「誹毀」《大乘起信論》。《開元釋教錄》將二序所記的承聖三年癸酉，更正為承聖二年癸酉。《大乘起信論序》記載的智愷助譯事蹟及史地要點與古說不同，現在的學術界對此序的譯經記載一般不予採信。唐朝靖邁《古今譯經圖紀》引用了與《歷代三寶紀》類似的真諦二代譯經總錄，含有《大乘起信論》，但沒有提及每部經的具體譯出時間，提到惠愷筆受，但未指明他於何時何地所受何經。唐朝法藏在《古今譯經圖紀》記載上基礎上結合《大乘起信論序》等記載而自成一說。姚秦鳩摩羅什譯《馬鳴菩薩傳》和元魏吉迦夜譯《付法藏因緣傳》屬譬喻因緣部類，不提及馬鳴之著述，這也引發後世懷疑，《大乘起信論》並不是由馬鳴所造。唐代均正著《四論玄義》，其中認為此論是由地論師所造，非由馬鳴所造。晚唐新羅珍嵩稱《大乘起信論》依據《漸剎經》而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