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薦】吳國光教授：文化中國的終結——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不少朋友在圈內分享這篇文章，來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在余英時教授追思會的分享。吳教授同樣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這分享對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的心情，非常寫實。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

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

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

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

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

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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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的終結
——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散文的想像與虛構】
　
之前有個說法，大概是說散文和小說的區別，在於散文是真實的，小說是虛構的。
　
這次分享的這篇文章，討論的也是散文，作者王充閭提到「生活的真實是基礎，藝術的真實是手段」的看法，甚至舉了《史記》《左傳》中的例子來說明散文寫作時的創作技巧。
　
一起來看看他的說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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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想像與虛構 / 王充閭
　
一
　
如何處理好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這是歷史文化散文寫作中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散文必須真實，這是散文的本質性特徵，一向被我們奉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藝術，惟其是藝術，作者構思時必然要借助於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張開想像的翅膀；必然進行素材的典型化處理，作必要的藝術加工。兩者似乎存在著矛盾。尤其是，歷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獨一以「當下不再」為條件的存在。當歷史成其為歷史，它作為「曾在」，即意味著不復存在，包括特定的環境、當事人及歷史情事在整體上已經永遠消逝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在場」的後人要想恢復原態，只能根據事件發展規律和人物性格邏輯，想像出某些能夠突出人物形象的細節，進行必要的心理刻畫以及環境、氣氛的渲染。因此，海德格爾說，歷史的真意應是對「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史學家選擇、整理史料，其實就是一種文本化，其間必然存在著主觀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沒有經過處理的史料。這裡也包括閱讀，由於文本是開放的，人們每一次閱讀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
　
很難設想文學作品沒有細節描寫，因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與個性。《史記》中寫漢初名相「萬石君」石奮一門恭謹，就採用了大量細節。石奮的長子石建謹小慎微，有一次書寫奏章，皇帝已經批回來了，可是，他還要反復檢視，終於發現「馬」字有誤：這個字四點為四足，加上下曲的一筆馬尾，應當是五筆，現在少寫了一筆。他驚慌失措，唯恐皇帝發現了怪罪下來。石奮的少子石慶，一次駕車出行，皇帝在車上問有幾匹馬拉車，他原本很清楚，但還是用馬鞭子一一數過，然後舉起手說：「六匹。」小心翼翼，躍然紙上。太史公通過這些細節，寫出了當時官場中那種終日戰戰兢兢、恭謹自保的政治風氣。
　
明代思想家李贄講到藝術創造時，說一個是「畫」，另一個是「化」。畫，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觀的、物質的東西化作心靈的東西，並設法把這種「心象」化為詩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飛翔。這就觸及到散文寫作中想像與虛構這一頗富爭議的話題。近年來，隨著新生代作者的闖入，小說家、學者的加盟，以及跨文體寫作的出現，散文創作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特別是作家的主體意識在不斷增強，已不滿足于傳統散文單一的敘述方式，而是大膽引進西方的多種表現手法，吸收其他文學門類的寫作特點，輔之以象徵、隱喻、虛擬、通感、意象組合等藝術手法，意識流動，虛實相間，時空切換，場景重疊，使散文向現代性、開放性拓展。
　
事實上，早在「散文的想像與虛構」成為問題之前，有些作家已經在悄悄地進行著大膽嘗試了。出現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散文家何為的《第二次考試》，是一篇優秀的散文作品，曾經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可是，許多人都知道，它卻是經過想像與虛構，對真人實事進行大膽加工的產物。1956年上海合唱團招考新團員，一名女青年報考，由於考試前夕她在楊樹浦參加一場救火，弄倒了嗓子，以致影響了考試成績，但合唱團還是破格錄取了她。何為當時正在醫院休養，聽家人講述了這件事，便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了藝術加工：設計出第二次考試的情節，加進了蘇林教授這個關鍵性人物，改換了女主人公的名字；文中陳伊玲身著「嫩綠色的絨線上衣，一條貼身的咖啡色西褲，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樹」，實際也並非如此，是作者為了加強形象的感染效果，從所住醫院一位實習醫生那裡移植過來的。
　
這個典型事例說明了，生活的真實是基礎，藝術的真實是手段。前提是散文是藝術，而且是一種側重於心靈表達的藝術。黑格爾指出：「藝術作品既然是由心靈產生出來的，它就需要一種主體的創造活動，它就是這種創造活動的產品；作為這種產品，它是為旁人的，為聽眾的觀照和感受的。這種創造活動就是藝術家的想像。」「在這種使理性內容和現實形象互相滲透融會的過程中，藝術家一方面要求助於覺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還要求助於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氣的感情。」
　
二
　
今年三月中旬，我率領大陸作家代表團訪問臺灣，到日月潭觀光，接待我們的是南投縣文化局長，他是一位文學博士。在同我們交談時，他直率地說，總覺得作家們想像力不足，有時過於拘謹。他說，有一次訪問日本，見到了楊貴妃的墓，便問有關人士「根據何在」。答覆是：「你們中國古代的白居易寫得很清楚嘛！」博士反詰：「楊貴妃不是死在馬嵬坡嗎？《長恨歌》裡分明講：『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答覆是：「《長恨歌》裡還講：『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海上仙山在哪裡？就是日本嘛！」博士說：「這種顛倒迷離的仙境，原都出自當事人與詩人的想像。」答覆是：「什麼不是想像？『君王掩面』，死的是丫環還是貴妃，誰也沒有看清楚；所以才說『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就這樣，生生造出一個「貴妃墓」來，結果還振振有辭！
　
歷史散文創作講求真實，關於史事的來龍去脈、真實場景，包括歷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舉止行為，都應該據實描繪，不可臆造；可是，實際上卻難以做到。國外「新歷史主義」的「文學與歷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歷史脫離不了文本性，歷史文本乃是文學仿製品」，「歷史還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種虛擬」的論點，我們且不去說；這裡只就史書之撰作實踐而言。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有過一段著名的論述：「《左傳》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如後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當然耳」。「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口角親切，如聆罄咳歟？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據依？」原來，「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其實，早在先秦時期，孟軻讀過上古時的典章文獻彙編《尚書》中關於「周武王伐紂，血流漂杵」的記載，就曾提出過疑問，從而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盡信書，不如無書。」到了宋代，當學生問到「《左傳》可信否」時，著名理學家程頤的回答是：「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我們再來看被奉為信史和古代散文典範的《史記》。司馬遷在《項羽本紀》中詳細記錄了鴻門宴的座次，說是項羽和他的叔叔項伯坐在西面，劉邦坐在南面，張良坐在東面，範增坐在北面。為什麼要作這樣的交代？因為有范增向項羽遞眼色、舉玉玦，示意要殺掉劉邦的情節，他們應該靠得很近；還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而項伯用自己的身體掩蔽劉邦，如果他們離得很遠，就無法辦到了。司馬遷寫作《項羽本紀》大約在西元前94、95年前後，而鴻門宴發生在西元前206年，相距一百一十多年，當時既沒有錄相設備，而戰爭年代也不大可能有關於會談紀要之類的實錄，即使有，也不會記載座次。那麼，他何所據而寫呢？顯然靠的是想像。
　
三
　
中國文學史上還有一個典型事例。《古文觀止》中有一篇《象祠記》，作者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當時，貴州靈博山有一座年代久遠的象祠，是祀奉古代聖賢舜帝的弟弟象侯的。當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誠地祀奉著。這次應民眾的請求，宣慰使重修了象祠，並請流放到這裡的王陽明寫一篇祠記。對於這位文學大家來說，寫一篇祠記，確是立馬可就；可是，他卻大費躊躇了。原來，據《史記》記載，象為人狂傲驕縱，有惡行種種，他老是想謀害哥哥舜，舜卻始終以善意相待。現在，要為象來寫祠記，實在難以落筆：歌頌他吧，等於揚惡抑善，會產生負面效應；若是一口回絕，或者據史直書，又不利於民族團結。反復思考之後，他找到了解決辦法：判斷象的一生分前後兩個階段，前段是個惡人，而後段由於哥哥舜的教誨、感化，使其在封地成為澤被生民的賢者，因此死後，當地民眾緬懷遺澤，建祠供奉。《象祠記》就是這樣寫成的。其中顯然有想像成分，但又不是憑空虛構。因為《史記·五帝本紀》中，有舜「愛弟彌謹」，「封帝象為諸侯」的記載。據此，作者加以想像、推理，既生面別開，又入情入理。用心可謂良苦。
　
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中，演說辭佔有四分之一篇幅。修氏自己承認：「我親自聽到的演說辭中的確實詞句，我很難記得了，從各種來源告訴我的人，也覺得有同樣的困難，所以我的方法是這樣的：一方面儘量保持接近實際所講的話的大意，同時使演說者說出我認為每個場合所要求他們說出的話語來。」
　
顧頡剛在《古史辨》中說：「我以為一種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當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確，何況我們這些晚輩。」這話不假。我們都看過《羅生門》這部影片，對於事件的真相，在場親歷者言人人殊。所以，有人說，「史，就是人們口上的一撇一捺。」看來，堅持歷史事件包括細節的絕對真實，「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當然，這種想像必須是有限制的，要在尊重客觀真實和散文文體特徵的基礎上，對真人真事或基本事件進行經驗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藝術加工，必須避免小說化的「無限虛構」或「自由虛構」；特別是有些散文種類是不能虛構的，比如，關於現實中的親人、友人、名人的傳記以及回憶性、紀念性文章，都是寫作者同時代的親歷親見親聞的事，與事涉遠古或萬里懸隔迥然不同，必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絕不應隨意地想像、虛構。須知，這類散文美學效果的實現，是借助於其內容或主體的豐富而特殊的客觀意蘊，真實與否，影響是至大的。

社會運動讓很多香港人都被情緒淹沒，充滿著憤怒、恐懼、悲傷與無助感，有見及此，我渴望跟大家分享一行禪師的一本書《好公民：打造覺悟的社會》，一行禪師經歷過越戰，親身經歷過炸彈掉在眼前、同伴受傷、死亡或自焚，國人都陷入困境，內心都充滿痛苦。因著一行禪師的這些經歷，我覺得他談如何在亂世中找回平安變得很有說服力，他也會教導我們在社會運動中如何自處，及如何帶領其他人也找回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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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民：打造覺悟的社會》簡介：
生存艱困的時代，「苦」無所不在，道德基礎崩壞，沒有公與義，只有私與利；失去信仰的時代，「惑」無所不在，古老的教誨被揚棄，信仰的真諦遭質疑，我們該何去何從？一行禪師教導我們：苦雖然存在，我們卻可以「有所作為」。即使是苦惱的事物，苦中也有樂。認清這個世界真正的痛苦，認識自己的緊張與痛楚，識得它的根源，將之釋放出去，就能獲得更大的自由，讓幸福升起。

越戰時期，「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一詞誕生。入世佛教是滲透進入生活的佛教，在回應周遭的苦難時，能夠維持自身的修行，同時將自己獻身於眾生的幸福。這便是一行禪師一直以來所推動的入世修行，透過「正念、專注與洞察」這三種能量，引導我們走向祥和與快樂、轉化與療癒之路。

本書是一行禪師對佛教之於全球倫理的詮釋，從宏觀角度闡釋這個時代全球性的苦，以共同的事實為基礎提出一項願景，向所有的信仰、文化與政治信念發出呼籲。禪師以佛教的四聖諦（苦、集、滅、道）為基礎，揭示苦的成因到轉化，並修習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引領我們走向洞察與開悟之道，在面對苦時能夠有所作為。

禪師指出，修持正念，並不只為了自己，而是要紓解一切眾生的苦難，紓解這個地球的苦難。貧窮與社會不公必須消除，全球暖化與經濟衰退的問題必須處理，但我們必須從自己內在痛苦的感受著手。社會不公、貧窮與飢餓，佛陀當然關心，但他最先開示的卻不是這些。我們缺乏平安的身心才是他的起點。處理苦，要腳踏實地，從根源做起。當我們照顧好自己，就是朝著照顧世界踏出了第一步。獨自一人改變世界，非常困難，但一群人的正念與專注，卻可匯成一股強大的集體力量，真正的幸福，取決於心態和對事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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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出現了，對我來說意義重大的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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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我的演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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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武漢肺炎、流浪漢、慰安婦
http://youtu.be/SzDnhQzhFZI
02：阿婆、捷運孕婦、喜憨兒麵包坊
http://youtu.be/7Tj2yEKxiCk
03：幼稚園性平教育、台灣對上各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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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蔡阿嘎二伯、買房、球不是這麼踢低
http://youtu.be/8bc1YOYXhFU
07：記性、健身教練、新店殺人案
http://youtu.be/wi6aOLAcQlo
08：母親的教誨、素食紀錄片、攝影展
http://youtu.be/rVNGmTA4Pgc
09：博恩段子爭議、單口喜劇筆記
http://youtu.be/-XqqyDw4WGk
10：墮胎禁令、海龜、辱罵的藝術
http://youtu.be/IA82ws1E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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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讓很多香港人都被情緒淹沒，充滿著憤怒、恐懼、悲傷與無助感，有見及此，我渴望跟大家分享一行禪師的一本書《好公民：打造覺悟的社會》，一行禪師經歷過越戰，親身經歷過炸彈掉在眼前、同伴受傷、死亡或自焚，國人都陷入困境，內心都充滿痛苦。因著一行禪師的這些經歷，我覺得他談如何在亂世中找回平安變得很有說服力，他也會教導我們在社會運動中如何自處，及如何帶領其他人也找回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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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力量》有聲書免費收聽：http://bit.ly/tpo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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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民：打造覺悟的社會》簡介：
生存艱困的時代，「苦」無所不在，道德基礎崩壞，沒有公與義，只有私與利；失去信仰的時代，「惑」無所不在，古老的教誨被揚棄，信仰的真諦遭質疑，我們該何去何從？一行禪師教導我們：苦雖然存在，我們卻可以「有所作為」。即使是苦惱的事物，苦中也有樂。認清這個世界真正的痛苦，認識自己的緊張與痛楚，識得它的根源，將之釋放出去，就能獲得更大的自由，讓幸福升起。

越戰時期，「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一詞誕生。入世佛教是滲透進入生活的佛教，在回應周遭的苦難時，能夠維持自身的修行，同時將自己獻身於眾生的幸福。這便是一行禪師一直以來所推動的入世修行，透過「正念、專注與洞察」這三種能量，引導我們走向祥和與快樂、轉化與療癒之路。

本書是一行禪師對佛教之於全球倫理的詮釋，從宏觀角度闡釋這個時代全球性的苦，以共同的事實為基礎提出一項願景，向所有的信仰、文化與政治信念發出呼籲。禪師以佛教的四聖諦（苦、集、滅、道）為基礎，揭示苦的成因到轉化，並修習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引領我們走向洞察與開悟之道，在面對苦時能夠有所作為。

禪師指出，修持正念，並不只為了自己，而是要紓解一切眾生的苦難，紓解這個地球的苦難。貧窮與社會不公必須消除，全球暖化與經濟衰退的問題必須處理，但我們必須從自己內在痛苦的感受著手。社會不公、貧窮與飢餓，佛陀當然關心，但他最先開示的卻不是這些。我們缺乏平安的身心才是他的起點。處理苦，要腳踏實地，從根源做起。當我們照顧好自己，就是朝著照顧世界踏出了第一步。獨自一人改變世界，非常困難，但一群人的正念與專注，卻可匯成一股強大的集體力量，真正的幸福，取決於心態和對事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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