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戡發文指出，某臺大教授的著作有多處抄襲，我看完之後十分駭然。因為張亞中老師曾對蔡英文的論文事件發表評論：「倫敦政經學院不是正規大學」，著實是金玉良言啊！現在張總校長是不是也會發出正義的怒吼：「臺大出這種教授，不是正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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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話，還真的虧大了，因為我才剛拿到畢業證書誒！早知如此，要選最正規的孫文學校就讀。不過似乎不必多慮，前述所指臺大某抄襲教授正是張亞中本人，張總校長是不會自我批評成非正規教授的。心中大石瞬間卸下，所以我拿到的，應該還能算是正規證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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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李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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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中，你抄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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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中1998年出版《兩岸主權論》（台北：生智文化，1998）一書，不止一次抄襲楊永明1996年發表在《政治科學論叢》第七期的論文<民主主權：政治理論中主權概念之演變與主權理論新取向>。關於證明抄襲的方法論、抄襲者慣用的掩蓋手法和心態，我在《蔣介石日記的濫用》（被中共查禁）裡做了充分論證。現在我用這些方法，來還原張亞中怎麼抄襲楊永明，而且還抄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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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主權論》第9到10頁，張亞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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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百科全書亦將主權定義為「一個國家獨立於其他國家之外，且於法律上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以及國家對其領土和人民的政府權力享有最高性，與排他性的管轄權」。【注釋是「Helmut Steinberger, “Sovereignty”, in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stallment 10.,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and Company, 1987), pp.397-418, at pp.4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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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引文，和楊永明<民主主權>頁144的段落幾乎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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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百科全書定義主權為「一個國家獨立於其他國家之外，且於法律上不受其他國家的滲透影響，以及國家對其領土和人民的政府權力的至高性和排他性的管轄權」【注釋是「Helmut Steinberger, “Sovereignty,” in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Law, op.cit., p.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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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明和張亞中都引用了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的內容，不過楊永明漏寫了書名中的Public一字，我們翻開這本書第404頁，可找到楊永明引文對應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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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sovereignty now meant a State's general independence from and legal impermeability in relation to foreign powers, and the State's exclusive jurisdiction and supremacy of governmental powers over the State's territory and inhabi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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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明明出現在百科全書第404頁，而非第403-404頁，為什麼張亞中會寫成「pp.397-418, at pp.4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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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這個「兩段式頁數」的寫法，正好出現在楊永明論文頁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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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區分起見，學者稱描述國家內部的主權概念為「內部主權」（或「國內主權」），而在國際法上的應用則被稱為「外部主權」（或「國家主權」）。【注釋是「See Helmut Steinberger, “Sovereignty,” in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Law, Rudolf L. Bindscdhedler et al ed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and Company, 1987), pp.397-418, at pp.4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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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翻開百科全書，果然分別在第403和404頁看到「external sovereignty」（外部主權）和「internal sovereignty」（內部主權）的用法，說明楊永明的注釋沒問題。奇怪的是，楊永明這段引文，也出現在張亞中《兩岸主權論》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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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者區別主權的概念為「內部主權」與「外部主權」，前者指的是描述國家內部的主權；後者指的是國家主權在國際法的運用。【注釋是「Helmut Steinberger, “Sovereignty”, in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p.cit., p.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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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張亞中抄錯行了！張亞中根本沒看過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這本書，他這兩個出處，都是直接抄襲楊永明。名詞解釋那段，張亞中為了掩飾抄襲痕跡，故意在楊永明翻譯的引文裡改動數字，例如他省略了「滲透」兩字，殊不知這樣一省略，嚴重扭曲原意。換句話說，如果張亞中親自翻過百科全書，根本沒道理漏掉這個字。張亞中改動完楊永明翻譯的引文後，以為大功告成，在抄注釋的時候，卻不小心抄錯行——他該抄的是頁404，卻抄成了楊永明的另一個注釋頁397-418和頁403-404。另外，「內部主權」和「外部主權」那段，張亞中本來該抄頁397-418和頁403-404，卻抄成頁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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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此之外，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8的引文「國家在其範圍內有宣稱不受其他限制和控制的自由，則必須同樣承認其他國家在其範圍內也有相同的自由。」【注釋是「F. H. Hinsley, Sovereignt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66), p.158.」】這段話和楊永明<民主主權>頁144「國家在其範圍內有宣稱不受其他限制和控制的自由，則必須同樣承認其他國家在其範圍內也具有相同的自由」只有一字之差，在張亞中自稱看過原文的情況下，他的中文翻譯和楊永明翻譯的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將「具有」換成「有」，顯然構成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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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樣道理，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20的段落「國際法學界也開始強調民主制度是一項逐漸成形的國際規範，「民主統治」被強調為國家與政府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之一。」【注釋是「Thomas Frank, “The Emerging Right to Democratic Govern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86, No.1 (Jan. 1992), pp.46-91.」】這段話，張亞中抄自楊永明<民主主權>頁147的段落「國際法學界也開始強調民主制度是一項逐漸成形的國際規範，民主統治（democratic governance）被強調為國家及政府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之一。」【注釋是「Thomas Franck, “The Emerging Right to Democratic Govern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86, No.1 (Jan. 1992), pp.46-91.」】張亞中除了把「及」換成「與」，其他地方一字不漏照抄楊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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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樣道理，張亞中《兩岸主權論》頁20-21的段落「更有學者指出政治參與權已經成為一項普遍性原則，應該受到國際法的保障。」【注釋是「Gregory H. Fox, “The Right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1992), pp.539-607.」】這段話，張亞中抄自楊永明<民主主權>頁147「福斯（Gregory Fox）更指出政治參與權（political participation）已經成為一項普遍性權利，而應該受到國際法的保障。」【注釋是Gregory H. Fox, “The Right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1992), pp.539-607.」】張亞中除了把「權利」改成「原則」，其他地方幾乎照抄楊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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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引用的文獻不是自己親手翻閱、而是從別人文章看到的，一定要加上「轉引」兩字，否則就是抄襲。這五個案例中，張亞中在注釋裡除了交代文獻來源，後面全都該加上「轉引自楊永明，<民主主權：政治理論中主權概念之演變與主權理論新取向>，頁XX」，但他都沒有。張亞中讀了兩個博士，必定了解學術規範，卻仍故意為之，有何資格動輒以「張老師」姿態教育別人？光是在《兩岸主權論》的其中一章，張亞中就有五個注釋抄自楊永明。有了這項紀錄，我很好奇張亞中在《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台北：揚智文化，1998）書裡引用的大量英文文獻，以及在《德國問題：國際法與憲法的爭議》（台北：揚智文化，1999）書裡使用的大量艱澀冷僻的德文文獻，其中有多少處可能有類似這樣的行為？

「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這一季硅谷來信，我談到了不少美國基礎教育的內容。有同學提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他問，美國公立教育與私立教育差距較大，是不是因為經費問題呢？他提到了一個例子，美劇《絕命毒師》的主角就是一名公立學校的化學老師，薪水微薄，只能勉強養家糊口，於是當他發現自己身患絕症，就鋌而走險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這位同學問，是不是因為美國公立中小學給老師的待遇不好，無法留住人才，才導致了公立學校的基礎教育水平低呢？

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延伸開來，讓我們思考一個更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就是很多事情辦不好，是不是因為沒有錢？這封信我們就從美國公立中小學的教育，談一談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美國公立基礎教育真的缺錢嗎？
就美國公立中小學而言，對這個問題我們基本上可以給出一個否定的答案。美國公立學校教育水平參差不齊的原因有很多，如果能列舉出十個原因，缺錢這件事也許只能排在第十位。下面我們一步步具體分析。
首先，美國公立基礎教育真的缺錢嗎？
很多人都以為美國政府財政支出中軍費佔了大頭，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其實美國在教育上的開支並不比軍費少。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詳細的情況。
美國是世界第一稅收大國，2018年美國的GDP是20.58萬億美元，而當年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稅收分別是3.33萬億美元和1.06萬億美元，合計4.39萬億美元，而當年排在全球GDP第三的日本，整個國家的GDP也不過才4.97萬億美元。
美國聯邦政府的稅收收入，有七成都花在了經常性的必須開支上，也就是社會福利、醫療保險和國債利息，其中國債利息大概佔聯邦稅總額的4%多一點，不算多，真正巨大的支出是各種福利和保險。剩下的三成稅收收入算是國家的自由支出，裡面一大半都算在了軍費頭上，大約是6490億美元。但我要提醒一點，這部分支出包括了軍方控制的科研經費，而這些科研經費最後還是到了大學的手裡。比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每年可以從軍方獲得大約10億美元的研究經費。
而美國2018年花在中小學教育上的支出是6400億美元，攤到每個學生頭上大約是一年12600美元，這是我在美國政府網站上看到的數據。如果按英國《衛報》的報道，數據還要更高，每年平均花在每個K12學生身上的錢高達16300美元。這些花銷中，州政府撥款和地方房地產稅貢獻了將近90%，聯邦政府的撥款不到8%，剩下的是捐贈。這就是公立中小學的情況。而2020年全美國所有私立中小學，學生的平均學費是11000美元，即便算上學校的捐贈收入，攤到每個學生身上，最後得出的數字和公立中小學的人均支出數字可能也差不了太多。
從這些數據我們就可以看出，美國公立中小學其實並不缺錢。實際上，如果你到硅谷地區看看幾所最有名的公立高中，比如帕羅阿圖高中和薩拉托加高中，就會發現它們的校園比硅谷地區最好的私立高中哈克學校一點不差。而且州政府給公立學校撥款是按學生人數計算的，而公立學校師生比例較低，一個老師教一大群學生，因此如果算到每個老師頭上，教育支出比大部分私立學校應該還更高。
美國公立中小學的老師待遇其實也不差。在加州，一個公立中小學老師基本上只要工作10年左右，就能拿退休金了。然後他們就可以一邊拿著退休金，一邊到私營教育機構工作掙錢了；反倒是很多私立學校老師生活壓力很大。以我女兒的老師們為例，他們不僅買不起房子，有的甚至在硅谷租不起房子，只能住學校提供的廉租房。這些老師之所以願意在私立學校教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樣他們的子女就免費可以上這些私立學校。
這裡順便說一句，美國幾乎所有大學教授的孩子上父母所在的學校都是免費的，這就是很多教授雖然工資不高還要在大學呆著的重要原因。至於《絕命毒師》里那位主人公的遭遇，與其說是公立學校老師待遇不好，不如說他遭遇了中產階級的典型困境，就是因為一場大病而導致貧困，這一點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是類似的。
美國公立中小學辦不好到底有哪些因素？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果不是因為缺錢，那很多美國公立中小學辦不好，原因究竟是什麼呢？根據我的觀察，至少有以下四個因素。其中一個和老師有關，剩下的三個和老師或者說師資力量都沒有太大關係。
先說和老師有關的原因，就是美國公立中小學搞大鍋飯，老師們沒有動力和意願去深化教學，發掘和培養每個孩子的特長。我的大女兒曾經在加州最好的公立小學之一讀過一年，這所學校的排名在加州幾千所小學中僅次於兩所只能靠抽籤入學的實驗小學，而且學校位於硅谷最富裕的一個區，絕大部分學生的家境都很好。你可能會覺得，這樣的學校應該很好了吧，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一般來說，美國小學一個班會有一個老師來講所有的課程，我女兒所在的班有兩個老師，兩個老師教學經歷都超過10年，聽上去好像很不錯。但實際情況是，這兩個老師熬完了10年的年頭，都在等退休，都指望另一個人出力，自己落得輕鬆。他們佈置下來的一星期的作業，學生最多半小時就做完了。後來我就把女兒轉學轉走了，換到一個要求嚴格一點的學校。
這家新的學校也是加州最好的公立小學之一，班上的老師也是新來的，教課果然認真很多，一天留的作業比過去一周的都多。但是這所新學校的老師從來不講任何課程大綱以外的內容，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義務，我們這些家長只好自己到學校去講課。之前我女兒上的第一所公立小學，不久之後家長們也不乾了，在家長的要求下，那所學校被一拆為二，其中之一變成了一所半公立半私立的特許權學校。
經過種種波折，最後我得出一個結論，孩子要是再呆在公立學校就給耽誤了，於是我們就把女兒轉走了。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三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公立學校的政治正確風氣太重，甚至影響到了教學。
我有一位谷歌的同事，他的女兒在硅谷一所最好的公立高中讀書。有一學期他女兒很鬱悶，因為講歷史課的老師是一位非洲裔，課上的論文，只要你不寫當年黑奴多麼悲慘、美國這個國家有多壞、白人多麼可惡，最多也只能得B。後來家長們忍無可忍，告到學校，學校開除了這位老師。但這位老師又把學校告上了法庭，並且勝訴了，從此學校沒人敢管她了。但這樣教歷史課，教學質量是什麼樣，也就可想而知了。
對於公立學校政治正確過重的風氣，家長們即使有意見，也沒有辦法。相比之下，私立學校因為學費是學生家長直接出的，所以家長（特別是大的捐贈者）對學校就多少還能有點影響力。
第三個原因，就是美國基礎教育普遍輕視理科；加上公立學校的老師認為「教課程大綱以外的內容不是自己的義務」，家長即使想給孩子補上理科內容，老師也不會配合。結果就是我之前講過的，許多美國中學生到高中畢業還不會解一元二次方程。有的老師還告訴我，這還是美國「高三」學生的表現，要是等高中畢業一年之後，恐怕一半的學生一元一次方程都不會解了。
學生水平這麼差，怎麼畢業呢？有些學校的做法就是放水。比如學生交了白卷，按中國的標準應該是0分，但有的美國學校說，白卷可以給50分。這樣，學生只要做對20分的題目就能及格，算是通過了。
考核標準這麼低，幾乎所有學生都能畢業，那怎麼評價衡量學校的教育成果呢？你可能知道美國有個著名的政策叫 「不讓一個孩子掉隊」，這就可以形成一個考核指標。怎麼樣算「不掉隊」呢？只要孩子來上學，不逃學，就算學校教育成功了。這種教育政策和理念之下，很難想象教學質量能上得去。
第四個原因是公立學校的經費利用效率低。前面我們算過了，公立學校人均經費其實並不比私立學校少，但從我的觀察來看，很多公立學校的經費利用率非常差，學校經常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支出項目。
比如，有的學校講要環保，在校園花錢裝太陽能板，用太陽能發電。但這筆成本什麼時候能收回來呢？學校並沒有算過這筆賬。實際上目前在美國，天然氣發電比太陽能發電的成本要低得多。

有的家長覺得，公立學校反正花的不是我的錢，效率低一些就低一些吧。但有點常識就該知道，公立學校的經費大部分來自稅收，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止學校是這樣，公立機構資源利用率低其實也是社會的一個通病了。

小結
世界上很多事情一旦辦不好，很多人就喜歡歸結於「沒有錢」。但回到現實你就會發現，「沒有錢」很多時候只是藉口和托詞。比如韓國和新加坡在中小學生身上的人均支出都不如美國，大約只有美國的2/3；然而根據調查，新加坡和韓國的中小學生的受教育水平分別領先美國3.2年和1.9年。
在之前的來信里，我介紹過一些幾乎以一己之力改變了世界的人，如果你去看他們的生平經歷，就會發現他們並沒有多少資源，更沒有什麼錢，依然創造了那些偉業。即使不說改變世界，只談我們身邊的見聞，一個人能做成事情，通常也是因為他認真去做事了，而不是因為他有錢。微軟、谷歌、eBay和特斯拉等公司，創業時的融資總金額和同行業的公司相比都不算高，但並不影響它們做成大事。

很多人喜歡說「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這句話拿來鼓勵自己掙錢還好；但如果在失敗的時候拿出來講，把「沒有錢」當成失敗的理由，在我看來，這不過是在為自己做不成事情找藉口。

這封信的內容，核心其實就是一句話：永遠不要把辦不成事簡單歸結於「沒有錢」。」

獨【影音】這是一段橫跨台日兩國傳承的故事。夏智賢有感的說，這是日治時期北投石發現者岡本要八郎當初將其帶回日本化驗的其中一顆並放在其書桌前…。「北投石」是具稀有放射性的溫泉礦物，這也是全球已知礦物中唯一以台灣地名命名的礦物。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礦物課技師岡本要八郎發現的北投石，目前全球僅見於台灣北投溫泉與日本秋田縣玉川溫泉。
被稱台灣岩盤浴之父的湯之花創辦人夏智賢有感的說岡本要八郎過世之後，他的兒子岡本正豊將其父生前從台灣帶回日本研究的北投石傳給陳培源博士，陳在1990年又將該石傳給陳嘉林教授，去年2020年則存在台灣湯之花由其本人接受繼續做傳承工作。
北投石為台日兩國的國寶級礦石，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就讀國立清華大學時的碩士論文〈北投石放射性之研究〉亦以北投石為研究主題。2005年10月11日，立委管碧玲邀請岡本要八郎公子、日本貝類學家岡本正豊伉儷來台參訪。除參加「北投石發現100週年－湯泉北投溪，守護北投石」紀念活動外，亦與時任行政院長謝長廷、時任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會面，並代其父領取教育部所追贈「一等文化獎章」。
日本玉川溫泉的北投石研究與溫泉學相關理療應用持續至今長達百年，玉川溫泉為日本有名的溫泉療養地，硫磺溫泉的山區因具低放射性鐳等多種元素，吸引眾多日本人在山麓沿線席地舖上草蓆做起「岩盤浴」。台灣在李登輝總統「根留台灣」政策時期，因發展本土溫泉國際化政策，推動1999台灣溫泉觀光年，當時官民合力並發起台灣溫泉協會，隨後因爭取加入世界組織並舉辦亞洲與世界溫泉大會在台灣，主導計畫者因而在1999-2003帶領台灣媒體走訪海內外溫泉大國，當時在日本安排下首參訪並報導玉川溫泉，當年電視台隨行記者李讚盛與居傳儀的日本報導曾引起廣泛迴響。
※岩盤浴湯の花系列影音報導 (下集待續)
北投石傳承/岩盤浴之父夏智賢兩小時與談專訪9/19周日)高雄民生電台fm89.7下午4點至6點播出

本集主題：「小的與大人」介紹
　　　　　　　
訪問作者：蔡蕙頻
　　　　
內容簡介：
〈總督到警察 日本時代的警察制度〉
　　日治時代的臺灣警察，是臺灣總督府實行統治的要角，負責管理臺灣民眾的生活事務，常有濫用權力、素質不佳的現象，招致許多批評。但他們的存在卻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有著相當大的穩定作用。
　　　　
〈大人到咱家 警察與戶政〉
　　日本統治臺灣以後，為了了解當時的臺灣，透過各種調查蒐集相關資料。根據法令，警察得以隨時到各家進行戶口資料的確認，將臺灣人的身體特質與身家狀況都納入國家體制與警察大人的管理之下。
　　　　
〈從治警事件到農民運動 警察與政治〉
　　日治時期，警察負責維持臺灣社會治安的重要角色，臺灣人從事的政治行動，也是受關注的事項。從治警事件到農民運動，1920年代臺灣社會中的警民對抗，是當時「小的與大人」關係中最重要的篇章。

〈一桿稱仔到走やみ 警察與經濟〉
　　為了維持日治時期殖民地經濟發展，警察大人深度介入了臺灣的經濟生活。從賴和的《一桿秤仔》中看到警察對度量衡制度的管理；到戰爭時期，統制體制的實行，可以看到警察大人無處不在的身影。
　　
〈檢疫、注射到圍草繩 警察與公衛〉
　　日治時代，在總督府的規劃下，當時的警察大人還掌管了公共衛生以及檢疫工作，並配合各種名冊管理，紀錄臺灣人的公衛生活，再加上各種衛生教育的推廣，培養出「識字兼衛生」的文明臺灣人。
　　
〈「左側通行」 日本時代的交通警察〉
　　隨著臺灣社會逐漸形成現代化的生活習慣，日治時代的警察大人又多了管理交通的任務。1920年代，各種交通規範亟待建立，第一要務是厲行人車「左側通行」，在各種資料上可以看到許多宣傳，也能看到警察執行工作的狀況。
　　
〈帝國山林的前哨 日本時代的理蕃警察〉
　　為了開發臺灣的山區資源和原住民治理，日本政府在一般警察之外設置了「蕃地警察」。他們的初期任務包括「防蕃」、武裝討伐迫使使原住民歸順以建立管理制度，後來則以輔導產業、教育、集團移住為主，是帝國統治臺灣山林的最前線。
　　
〈經濟、防空與流言蜚語的取締 戰時體制下的警察〉
　　珍珠港事變後，日本擴大了軍事動員的規模，臺灣社會也被拉進戰爭體系中。臺灣警察的工作則擴大到統制經濟的宣傳、物資徵用、防空動員，以及言論思想的控制，將臺灣打造成「戰爭動員，人人有責」的社會。
　　
〈東石富安宮 日警變成台灣神〉
　　日治時代，警察與臺灣人民的關係密切，儘管有許多讓人恐懼的印象，但也不乏愛護民眾的佳話。任職東石派出所的日警森川清治郎在職期間留下許多佳話，身亡之後又有顯靈庇佑當地的傳說，因而入祀富安宮，就是很好的例證。　
　　　　　
作者簡介：策畫／戴寶村
　　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北海岸，現在新北市三芝區、舊名「番社後」的地方。濱海生長的背景，鄰近的淡水又是山河海交會與歷史元素豐富之地，促使他鑽研於海洋史領域的探究，著有《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近代台灣港口市鎮發展〉（博士學位論文）、《近代台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等專著。另著有政治史通史類書籍、淡水河流域史、高雄陳家家族史、客家族群史、縣市鄉鎮志書、諺語歷史文化、北台灣歷史文化，乃至中學教科書等
　　
撰稿者簡介：
李進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現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環境史、臺灣區域史與歷史GIS。
　　
沈佳姍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副教授。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文化與公衛史。著有《臺灣日日新：阿祖ㄟ身體清潔五十年》、《牌2原來一家親：日本品牌家族企業史》等書。
　　
陳慧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代臺灣史、臺灣原住民史。著有《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等書。

游智勝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海運史、臺灣海洋史。
　　　　
蔡昇璋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協同研究員，曾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學系、通識中心及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等兼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領域為臺灣海洋史、海洋文化史、臺灣漁業史。
　　
蔡蕙頻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國立台灣圖書館編審、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生活史，並著有相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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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新竹動物園」在2019年底早已風光開幕，也成為IG熱門的打卡聖地，但因為開幕初期的人山人海與後來武漢肺炎爆發等因素，便沒去實地訪查。因為新竹動物園的空間可以說是「#台灣最早的動物園」，整體規劃可追溯到日治時期，這次終於有機會去體驗觀察一下這個特別的空間。我們今天就以 #影片實境走訪的方式，來感受、觀察、探索、分析新竹動物園，從城市政策、動物園文化史、空間與建築變遷面向，來認真逛玩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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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之森的政策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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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7年開始，新竹市政府開始提出他們的城市願景，以「#新竹之森」作為城市發展的主軸論述，展開一系列圍繞著「水」與「森」的都市規劃，試著從啓蒙市府與市民美感的思維力，推動美感教育，讓新竹市邁向更雋永的城市，創造城市品牌。可以見到「美感」是「新竹之森」論述所強調的關鍵面向。而這個視覺性、感受性便實踐推展於各種的實際規劃上，新竹動物園當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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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代的新竹兒童遊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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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了三年，新竹動物園於2019年底重新開園，因令人驚艷的美學設計，吸引大量參觀人潮。新竹市立動物園，是目前臺灣原址現存最老的動物園，1935年，為慶祝新竹街改為新竹市五週年，由市民捐款興建「#新竹市兒童遊園地」。1936年8月，日治時期新竹州新竹公園內的兒童遊園地正式開園，園內附設動物園區。對照今昔園區規畫，基本格局與範圍變化不大，遊逛園區可以清楚體驗到時間流變下的空間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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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動物園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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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談動物園之前，要先稍微認識一下日本「遊園地」的發生。研究者若生謙二（1984）羅列了日本動物園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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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世物園地時代（江戶時期中末）
2. 山下町博物館時代（明治6年頃～明15年）
3. 上野動物園開設與展開時代（明15年～明治42年頃）
4. 京都、大阪、名古屋動物園開設時代（明治30年代～大正末期）
5. 電鐵資本遊園地型動物園開設時代（昭和初年～昭和17年頃）
6. 戰時體制時代（昭和18年～昭和22年）
7. 地方自治體動物園開設時代（昭和23年～昭和30年頃）
8. 昭和30年代以降的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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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動物園，起於江戶時代賞玩「見世物」的奇觀娛樂，有點像是台灣觀光區會出現的「搜奇博物館」，讓人觀看一些稀有的（動）物，例如「大阪孔雀茶屋」（中藤保則，1984）。這樣的遊園地展開，興於日本大眾城市發展初期，提供都市娛樂空間。這股風潮在「電鐵資本遊園地型動物園」時期最為高漲，也是日本近代動物園典型，北海道知名的旭山動物園是代表之一，強調「休閒」與「娛樂」，讓大眾可以「#愉快地觀賞動物」。（若生謙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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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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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動物園始於日治時代，如圓山動物園、新竹動物園等。除前述電鐵公司出資建立的動物園，所帶著的大眾娛樂功能，動物園的設置，也說明著日本強化民族國家與殖民治理的特質，透過動物展示、自然知識的掌握，展演與宣傳國家權力。新竹兒童遊園地裡的附設動物園，在戰爭時期，被遷移到台北圓山動物園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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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兒童遊園地一方面顯示了日治時代末期專業化、大型化樂園休閒機制的誕生，園區內以「#散步」、「#觀賞」、「#參與」的空間設計與裝置，形成了台灣民眾現代休閒生活的經驗與方式。但也還是可見到日治政府將公共休閒視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方式，官方制定的休閒娛樂和公共設施，成為執政者推行其教養和教化工作的工具（徐聖凱，2019）。而被遷移到圓山動物園的動物們，也化身為提升戰爭道德（war moral）的代言人，以「大象」為例，大象同時被作為是「觀賞動物」與「戰場駝獸」，連結了後方與前線的戰爭心靈（鄭麗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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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戰後才又重新開放，逐步成為後來的新竹動物園。因此我們可以在新竹動物園裡，看見舊大門、噴水池、黃魚鴞欄舍等歷史建築，其保有日治時期到現在的空間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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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籠子的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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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動物園的發展觀點一路走來，可以鮮明地感受到這類「園區」對大眾集體休閒生活的形構。同樣地，在「新竹之森」的美感論述下，建築師邱文傑延續新竹城市願景，打造了一個設計感、美感十足的動物園空間。建築師強調，新竹動物園是一個「沒有籠子的動物園」，以「動物」為中心的園區設計，讓大眾可以更親近地參與到動物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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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動物園的空間設計十分有層次感，在視野上，創造了一個具體而微，又開闊流暢的空間，從大門進入開始，高起的平台俯視動物園整體，旋即進入的地底親近動物的生活，小河水岸不時出現在散步的路線上，樹木與丘陵所構成的層次感讓規模不大的園區有豐富的身體參與。各時代的舊有建築物有意識、有意義地被保存下來，例如日治時代的豪華大門、大象綾子的故事屋、開放給人類使用的大鳥籠，整體而言，對人類的美感而言，是很好的「公園裡的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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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裡的公園或是公園裡的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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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動物而言，棲息空間或許還是稍嫌狹小或規畫不妥，這方面我並非專家，可見《沒有籠子的動物園，圓了誰的夢？從改建後的新竹動物園談起》（https://wuo-wuo.com/report/57-comment/1106-hsinchu-zoo-opinion）。不過，在遊歷新竹動物園時，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動物與人的距離被拉近成一種參與關係，像是走進公園碰見動物，這與現代動物園科普式的知識展示不太一樣。究竟「#動物裡的公園」或是「#公園裡的動物園」哪一個更好呢？值得大家去動物園拜訪時感受一下、思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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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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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生謙二（1982）。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動物園の発展過程に関する研究。造園雑誌，46（1），1-12。
2. 若生謙二（2010）。動物園革命。岩波書店。
3. 中藤保則（1984）。遊園地の文化史。自由現代社。
4. 鄭麗榕（2013）。戰爭與動物: 臺北圓山動物園的社會文化史。師大台灣史學報。
5. 徐聖凱。（2019）。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位論文。

雖然「新竹動物園」在2019年底早已風光開幕，也成為IG熱門的打卡聖地，但因為開幕初期的人山人海與後來武漢肺炎爆發等因素，便沒去實地訪查。新竹動物園的空間可以說是現存原址「#台灣最早的動物園」，整體規劃可追溯到日治時期，這次終於有機會去體驗觀察一下這個特別的空間。我們今天就以 #影片實境走訪的方式，來感受、觀察、探索、分析新竹動物園，從城市政策、動物園文化史、空間與建築變遷面向，來認真逛玩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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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之森的政策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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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7年開始，新竹市政府開始提出他們的城市願景，以「#新竹之森」作為城市發展的主軸論述，展開一系列圍繞著「水」與「森」的都市規劃，試著從啓蒙市府與市民美感的思維力，推動美感教育，讓新竹市邁向更雋永的城市，創造城市品牌。可以見到「美感」是「新竹之森」論述所強調的關鍵面向。而這個視覺性、感受性便實踐推展於各種的實際規劃上，新竹動物園當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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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代的新竹兒童遊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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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了三年，新竹動物園於2019年底重新開園，因令人驚艷的美學設計，吸引大量參觀人潮。新竹市立動物園，是目前臺灣原址現存最老的動物園，1935年，為慶祝新竹街改為新竹市五週年，由市民捐款興建「#新竹市兒童遊園地」。1936年8月，日治時期新竹州新竹公園內的兒童遊園地正式開園，園內附設動物園區。對照今昔園區規畫，基本格局與範圍變化不大，遊逛園區可以清楚體驗到時間流變下的空間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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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動物園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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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談動物園之前，要先稍微認識一下日本「遊園地」的發生。研究者若生謙二（1984）羅列了日本動物園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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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世物園地時代（江戶時期中末）
2. 山下町博物館時代（明治6年頃～明15年）
3. 上野動物園開設與展開時代（明15年～明治42年頃）
4. 京都、大阪、名古屋動物園開設時代（明治30年代～大正末期）
5. 電鐵資本遊園地型動物園開設時代（昭和初年～昭和17年頃）
6. 戰時體制時代（昭和18年～昭和22年）
7. 地方自治體動物園開設時代（昭和23年～昭和30年頃）
8. 昭和30年代以降的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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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動物園，起於江戶時代賞玩「見世物」的奇觀娛樂，有點像是台灣觀光區會出現的「搜奇博物館」，讓人觀看一些稀有的（動）物，例如「大阪孔雀茶屋」（中藤保則，1984）。這樣的遊園地展開，興於日本大眾城市發展初期，提供都市娛樂空間。這股風潮在「電鐵資本遊園地型動物園」時期最為高漲，也是日本近代動物園典型，北海道知名的旭山動物園是代表之一，強調「休閒」與「娛樂」，讓大眾可以「#愉快地觀賞動物」。（若生謙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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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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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動物園始於日治時代，如圓山動物園、新竹動物園等。除前述電鐵公司出資建立的動物園，所帶著的大眾娛樂功能，動物園的設置，也說明著日本強化民族國家與殖民治理的特質，透過動物展示、自然知識的掌握，展演與宣傳國家權力。新竹兒童遊園地裡的附設動物園，在戰爭時期，被遷移到台北圓山動物園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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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兒童遊園地一方面顯示了日治時代末期專業化、大型化樂園休閒機制的誕生，園區內以「#散步」、「#觀賞」、「#參與」的空間設計與裝置，形成了台灣民眾現代休閒生活的經驗與方式。但也還是可見到日治政府將公共休閒視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方式，官方制定的休閒娛樂和公共設施，成為執政者推行其教養和教化工作的工具（徐聖凱，2019）。而被遷移到圓山動物園的動物們，也化身為提升戰爭道德（war moral）的代言人，以「大象」為例，大象同時被作為是「觀賞動物」與「戰場駝獸」，連結了後方與前線的戰爭心靈（鄭麗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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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戰後才又重新開放，逐步成為後來的新竹動物園。因此我們可以在新竹動物園裡，看見舊大門、噴水池、黃魚鴞欄舍、石燈籠、狛犬等歷史建築，其保有日治時期到現在的空間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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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籠子的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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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動物園的發展觀點一路走來，可以鮮明地感受到這類「園區」對大眾集體休閒生活的形構。同樣地，在「新竹之森」的美感論述下，建築師邱文傑延續新竹城市願景，打造了一個設計感、美感十足的動物園空間。建築師強調，新竹動物園是一個「沒有籠子的動物園」，以「動物」為中心的園區設計，讓大眾可以更親近地參與到動物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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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動物園的空間設計十分有層次感，在視野上，創造了一個具體而微，又開闊流暢的空間，從大門進入開始，高起的平台俯視動物園整體，旋即進入的地底親近動物的生活，小河水岸不時出現在散步的路線上，樹木與丘陵所構成的層次感讓規模不大的園區有豐富的身體參與。各時代的舊有建築物有意識、有意義地被保存下來，例如日治時代的豪華大門、戰後的大象綾子的故事屋、開放給人類使用的大鳥籠，整體而言，對人類的美感而言，是很好的「公園裡的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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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裡的公園或是公園裡的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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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動物而言，棲息空間或許還是稍嫌狹小或規畫不妥，這方面我並非專家，可見《沒有籠子的動物園，圓了誰的夢？從改建後的新竹動物園談起》（https://wuo-wuo.com/report/57-comment/1106-hsinchu-zoo-opinion）。不過，在遊歷新竹動物園時，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動物與人的距離被拉近成一種參與關係，像是走進公園碰見動物，這與現代動物園科普式的知識展示不太一樣。究竟「#動物裡的公園」或是「#公園裡的動物園」哪一個更好呢？值得大家去動物園拜訪時感受一下、思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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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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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生謙二（1982）。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動物園の発展過程に関する研究。造園雑誌，46（1），1-12。
2. 若生謙二（2010）。動物園革命。岩波書店。
3. 中藤保則（1984）。遊園地の文化史。自由現代社。
4. 鄭麗榕（2013）。戰爭與動物: 臺北圓山動物園的社會文化史。師大台灣史學報。
5. 徐聖凱。（2019）。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