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東風雨露 先「春風化雨」
吳成豐／靜宜大學終身特聘教授（台中市）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 中新社)

日前陸委會主委邱太三受訪時說，期待兩岸關係能春暖花開；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回應稱，兩岸曾經有過春暖花開，春暖需要東風，花開需要雨露，東風雨露就是「九二共識」。

進一步解讀東風雨露，涉及相關層面或議題甚廣，但若先由教育文化切入，許多兩岸又暖和且開心的話題，值得回味。

大陸來台就讀的交換生（短期一至二學期）或學籍生（就讀一至四年取得學士學位），普遍水平很高。各大學對陸生的照顧周到，開放陸生選修任何課程，比如原新聞或社會本科者，在台被允許修習管理學科等；甚至有旁聽研究所或ＥＭＢＡ課程，大學大多不會拒絕，陸生在課堂的學習快樂，成績表現也佳。

陸生請求台灣老師撰寫推薦信函，申請台灣或歐美海外各研究所，數不勝數。根據許多大學概估，申請台灣研究所陸生成功率八成以上。陸生與台灣老師的關係，非但不是「已讀不回」，而是溫暖愉悅。請看去年五月一位陸生女孩寫給台灣教授的微信全文：「謝謝老師給我寫的推薦信，申請研究生方面，英國我也拿了很多的offer，不過最後決定是去香港理工大學，希望接下來的一年，疫情可以隱定，兩岸可以通關，我可以再去台灣拜訪您。」

這位女陸生也申請到台灣的研究所，她首選是來台就讀，雖沒明說但深知因兩岸關係她來不了，很技巧寄望疫情緩和後，兩岸能回復往昔她所熟知快樂的學習環境。

不只兩岸師生有良性互動，教授間共同申請大陸自然或社會國家基金，台灣許多管理學門教授擁有國際期刋論文的優勢，配合大陸研究人力充沛，合作成功申請者不在少數。

善意與友誼需要雙向。請大陸開放各類陸生來台就讀，同時開放陸客來台，這是擴大相互了解的基礎。台灣則鬆綁大陸出版品在台規定，及教育或文化界人士前往大陸限制。同時，任何歧視性或不尊重字眼，不應再現於雙方對話中。

歷史會評價兩岸領導者的倫理作為，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去年中出書《強權者的道德》忙著「幫總統打分數」，當時川普尚未卸任也有初步打分數。當權者的道德期中成績單中，川普有三項評為「劣」，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功能」。

這項評比是聚焦領導人的道德抉擇，不可有狹隘眼光，切勿忽視教育等事務，因為，「春風化雨」或可喚來另項共識的「東風雨露」。

Ulysses Yang的翻譯好文，有女兒的父母值得看看：
　
「無意間看到了一篇近期由朝日新聞評論，關於一位研究日本佛教思想史的女性研究員西村玲於2016年自殺的新聞。我看了內文，發現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時我理解絕大部分人對英文文章有距離感，所以我全文翻譯出來，希望大家看一下（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同學）。」

最近比較少上臉書，但我無意間看到了一篇近期由朝日新聞評論，關於一位研究日本佛教思想史的女性研究員西村玲於2016年自殺的新聞。我看了內文，發現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時我理解絕大部分人對英文文章有距離感，所以我全文翻譯出來，希望大家看一下（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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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的自殺反映了無希望的博後人生】

西村玲(Ryo Nishimura)的日記表達了她的夢想，她想在實現職業目標的同時，還有著快樂的家庭生活，但隨後又進入了一個反映她混亂內心的黑暗轉折。

｢那會比其他任何事都還要危險，並且事情會更糟，｣她寫道。｢所以我會將事情保持原樣。我必須這樣做才能活下來。｣

這位一度前途大好的研究員，對她的問題尋求著一種｢奇蹟式的解決之道｣，藉以｢重置自己的人生｣。

但奇蹟從未發生。

這本從2015年11月開始記載的日記才開始寫不到三個月，這名43歲的日本思想史博士就離世了。

在財務不穩定、求職困難和破碎婚姻的煎熬下，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的死，是一個日本病態笑話的縮影：｢一旦你進入了博士學程，所有的道路都導向毀滅，尤其是人文學科。｣

［得獎的研究員］

西村玲在東北大學就讀，她在2004年取得關於佛教史的博士學位，主要研究１８世紀的重要思想家和僧侶－德門普寂。

她隨後搬回她父母在西東京多摩市的房子，並全心進行研究。

隔年，她獲得了由日本學術振興會頒發的傑出博後生資格，該頭銜提供每月約４５萬日幣的獎學金長達三年。

｢有這筆錢，我可以買一大批研究用的書。｣欣喜若狂的西村告訴她的雙親，並承諾她自己要更努力研究。

她決定每年出兩份研究論文和四份會議報告以符合獎學金的期許。

西村帶了大量的佛經到她二樓的房間，除了和父母在餐桌吃飯以外，她很少離開那裡。

但是即使在用餐的時候，她也會快速而不停地談論她的研究。

｢我希望我可以用塑膠膜把自己的頭包起來，這樣我記得的東西就永遠不會漏出來了。｣西村曾經這樣說，在餐桌上帶來了一陣歡笑。

她在2008年出版的第一本書備受好評。她在2009財政年間獲得了年輕研究人員的JSPS獎和日本學士院的另一個獎項。

在當年獲得日本學士獎的六位獲獎者中，只有兩位具有人文背景。西村是第一個以宗教獲得研究獎的人。

｢她帶領一群年輕的研究人員開拓了新的學術場域，並一個接一個地取得了成果，｣為西村提供指導東京大學的佛教學者和榮譽教授Fumihiko Sueki寫道，他。｢她幾乎是無與倫比。｣

然而，在傑出研究員資格和獎學金補助結束後，她的生活開始走下坡。

西村的衣、食、住都依靠父母。為了支付她的研究開銷，西村在一所私立大學擔任講師，並在其他職業學校和文化中心從事兼職工作。

為了從大學圖書館借閱研究資料，西村依靠支付學費註冊為旁聽學生(auditing student)。

一位資深的學者，無法忍受目睹著她的掙扎，在2012年給了她一份檢查佛教文學英譯的工作。

西村接受了這份工作，並且很開心地看到她的年收入超過200萬日元。

但這份工作只持續了一年。

西村將她的簡歷發送到20多所大學，尋找一個學術職位。

一所大學要求她提交六份自己的創作，以作為申請過程的一個環節。每份複印都要花費數千日元。在這個縮衣節食的時期，她決定將它們複印並寄送給大學。

除了一封又一封的拒絕信之外，她沒有得到任何回饋。

她的申請材料和一封信同時被寄回，該信寫著：｢我們很抱歉，但我們無法奉行您的意願……。｣

西村懷疑一些大學甚至沒有看她的簡歷。

她用一個迴紋針來固定申請表格，但退回的材料幾乎沒有跡象顯示，迴紋針曾被移動過。

她沒有收到任何大學的解釋，關於她沒有得到這份工作的原因。

她家庭生活的現實開始陷入困境。她的父母年紀越來越大，她找不到穩定的工作。

這些情況導致了一個步入歧途的抉擇：｢我要結婚。｣

2014年春天，西村在餐桌上向她震驚的父母解釋了她的婚姻計劃，稱其將｢打開一扇救生門｣，走出她發現自己已受困其中的洞。

她在網路上認識的未婚夫，大她超過十二歲。當他們結婚時，她不知道他有嚴重的個人問題。

2015年4月，西村離開了她父母的家，開始了與丈夫的新生活。

但婚姻很快地惡化，西村開始自責並且患上了精神疾病。

2015年11月6日，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幾乎病了，我決定離婚，但他拒絕了。我承認我蒙蔽於試圖找到生活中的安全感，但很難真正承認這一點。｣

西村的日記顯示，她的情緒波動歸咎於幾個主題：她對研究的熱情，她渴望與丈夫和孩子度過穩定的生活，以及她處理生活現實的痛苦。

12月7日，她寫道：｢當我和父母一起吃飯和喝茶時，我感到非常高興。但我自己毀了那幸福，現在它無法挽回了。｣

她在2016年1月7日的日記寫道：｢說實話，我想活下去。但是怎麼活？我希望活得快樂又陽光，並再次與大家一起歡笑。但似乎我必須經歷很多麻煩才能達成。｣

她終於讓她的丈夫簽署了離婚協議，並在2月2日遞交到市政廳。

當天晚上，西村自殺了。

在寫給她父母的遺書中，她寫了：｢我認為我沒有未來｣和｢我不能繼續努力下去了。｣

這對父母經常如此教他們唯一的孩子：｢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並且付出大量的努力。你可能不會變得富有，但你可以過上自己的生活。｣

他們的女兒領略了這些價值。

她的母親和父親都是編輯，他們灌輸女兒大量的書籍。西村在2歲時已擁有50本書。她很快就學會如何閱讀和寫作，並在幾年內成為一隻書蟲。

當她沒有書讀的時候，西村會大聲誦讀報紙廣告或鎮內招牌上的東西。

她的父母對於西村這樣，為成一名研究員的童年準備感到非常自豪。

但現在，她75歲的母親說：｢事後看來，我已經無法判斷它是好或壞。｣

她81歲的父親說：｢現在大學不是在尋找知識分子。他們只是在尋找方便的勞工。我的女兒意識到了這一點。｣

［學術工作的缺乏］

由於警覺到與歐美相比，日本缺乏博士生的現象，日本政府在90年代將高等教育的重心從大學轉移到研究所。

研究生人數飆升，但許多大學面臨財務問題，並且教學職缺沒有增加。

這在學術就業市場上創造了黯淡的前景。

根據文部科學省(the education ministry)的數據，2007年完成博士課程的人數為16,801人，是1991年6,201人的2.7倍。

然而獲得教職的博士人數在同期增長相當緩慢，僅從1,520增加到2,191。該領域的競爭非常激烈，找到工作的機率從1991年的1：4.1躍升至2007年的1：7.7。

即使在大學獲得職位也不能保證長期任職。

在政府鼓勵大學經濟自主的政策下，文部科學省在2004財年開始削減對國立大學的補貼，使學校依賴基於申請的競爭性專案補助。

大約在同一時間，大學開始招聘更多具有任期限制的“非常規”教師以及兼職講師，這個職位被認為很容易填補。

根據東京地區大學兼職講師工會的統計，全國大學的講師目前約有一半是由兼職人員擔任。

在工會和日本女性科學家條件改善協會(Japan Associ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nditions of Women Scientists)進行的2017-18調查中，711名兼職講師中有69%的人表示他們的年收入不到200萬日元。89%的人說他們每年的收入不到300萬日元。

｢兼職講師的職位曾經是學術社會的最底層，現在卻連得到都很難。｣工會秘書長Noboru Shida說。

此外，大多數有空缺的全職職位都有任期限制，這使得博士學位持有人很難制定長期計劃。

“博士之路是條毀滅之路。” Shida說。“栽培出的人才已被丟棄到水溝中。”

這現象對於人文學科，一些雇主認為｢沒有用｣的學術領域來說，前景更為黯淡。

根據文部科學省收集的年度數據，約有30％的人文學科博士在近幾年中，既沒有找到工作也沒有接受進一步的教育。該百分比是全學科博士學位的平均水平1.5至1.8倍。

那麼在人文學科中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會發生什麼事？根據該部的數據，其中近20％被列為｢死亡｣或｢行蹤不明｣。這一比例高過於全學科平均博士生的兩倍之多。
（OS：這太可怕了…）

為了給年輕博士提供更安全的研究環境，該部開展了一項計劃，資助僱用年輕研究人員的研究機構。

然而，大部分工作都轉到了科學與科技領域。

2017財政年間，在該部門“優秀青年研究人員領導倡議”下聘請的72名研究人員中，只有一位是人文學者。

一位30多歲，專門研究平安時代（794-1185）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員，在3月底完成了他私立大學講師的任期後。他沒有找到新工作。

｢我會繼續尋找研究工作，但與此同時，我會依靠失業救濟過活，｣他說。｢我也可能會成為兼職或臨時工。｣

他補充說：｢我每次在便利商店看到年齡在40到50歲之間的職員時，我都不禁想知道這個人是否也是研究員。｣

西村的死在學術界似乎並不是一個異常現象。

2018年9月，一名46歲的男子在九州大學福岡校區被發現因火而死。

他曾在那裡的博士課程中學過憲法，但在2010年就輟學了。

根據一名認識他的榮譽教授表示，這位前學生努力維持生計，他除了擔任兼職講師，同時也在倉庫和包裹遞送公司做粗工。

然而，即使在晚上，他也一直回到他已結束研究的辦公室。

在校園搬遷計劃期間，大學管理部門發現了這位前學生，並要求他淨空辦公室。

在9月7日的早上，辦公室發生一場可疑的火災後，該男子的屍體被發現在一個攜帶式汽油罐和一個煤油桶旁邊。

［需要保護他們自己］

｢我認為許多研究人員對西村的故事感到震驚，並認為，『這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病理學家Eisuke Enoki在｢朝日新聞｣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Enoki撰寫了關於日本博士學位問題的文章，解釋了問題的背景。

｢首先，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常規學術職位非常稀少，以至於即使是一位前景光明的研究人員（如西村）也不被接受，｣Enoki寫道。

他還質疑了招聘流程，特別是女性候選人，是否公平公正。

傳統的統一就業體制主要集中在新畢業生的集體招聘，這是系統性問題的一部分，因為｢這些公司不願意僱用30多歲或有研究經驗但更年長的人，｣Enoki寫道。

根據Enoki的說法，對於大學畢業生和研究所畢業生，特別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生來說，獲得工作的機會是有限的。

但他說，研究人員自己需要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並應該學會如何在學術界之外保護自己。

｢許多研究人員認為『沒有學術工作的人是失敗者』｣。難怪他們一旦發現自己屬於該類別就感到絕望和認命，｣他補充道。

交大沒有小朋友…………

交大首辦特殊選才，校長張懋中： 要找到「會發問」的未來人才
作者：王韻齡 (親子天下)
2017-12-15

交大首辦特殊選才，校長張懋中： 要找到「會發問」的未來人才
曾千倚攝

不用考學測的特殊選才已經成為升大學正式管道。交大校長張懋中認為，目前高中升大學考試方式卡住了教育改革，需要趕快改變。他建議國中小家長，不要讓孩子的學習被考試綁住，要增加動手做的機會。

交大今年首度舉辦特殊選才，「百川學士學位學程」不看學測成績，要招收在各領域表現傑出、一般教育體系教不出來的學生。百川的學生入校後，可自由修習所有學院專業課程，第一屆招收20名學生，今年11月已經放榜。這個計畫雖然招收人數少，但是在台灣日益成長的實驗教育界，卻引起轟動。今年特殊選才已經成為大學入學正式管道之一，招生人數擴大到全國，共招收550名。

今年最讓人關注的就是交大百川計畫。交大校長張懋中是台大學士、清大碩士和交大博士，但長期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機系擔任教授，兩年前才回台灣擔任交大校長。或許因為長期在國外教書，外表斯文的他講話非常的直接坦率。「家長跟我說『校長，我們家的小朋友不能睡上鋪⋯⋯』我太驚訝了！在國外沒有人稱大學生是小朋友，我只好跟家長說：『交大沒有小朋友』」。

張懋中自己是台灣本土博士，曾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當年去美國申請教職時他非常沒有自信，家人朋友擔心：「你這種土博士，人家會要嗎？」但是後來發現，在美國是看能力，「很多人問我要怎樣把台灣的大學建立成一流的世界級大學？我告訴他這很容易，只要在意三件事情：你的教授是哪裡來的呢？你的學生是從哪裡來的呢？你用在教育上面的經費多不多？」

百川計畫是交大要找到多元人才和不一樣大學生的一個重要策略，這樣的招生方式，將可能如何改變台灣的大學教育，國中小的父母又該怎麼看待教育的未來？

以下是張懋中接受《親子天下》專訪，以第一人稱敍述如下：

兩年前我從美國回台灣，接任交大校長，就一直想推動新的升學方法，不要只憑一次性的學測、指考就決定大學的選才，改成高中每一學年結束時，由大考中心命題，做一個全國性的考試，高一考一次、高二考一次，不需要一直重複去記憶三年內教過的內容。到了高三畢業前，只做一次綜合式的能力測驗，來看出學生的性向，接著申請大學。當時與會的大學校長們對此構想都鼓掌叫好，但教育部考量很多，沒辦法落實執行。

目前考招改革幅度太小

在我來看，現在的考招方案改革幅度都太小，都只是「小鍋小灶」式的，怎麼改也都有人不滿意。但既然我的想法被招聯會視為「太激進」，無法接受，我們交大只好自己辦百川。

身為國立大學校長，觀察到現行實驗教育只做到高中，我們希望讓實驗教育學生及在家自學生，也有機會進入國立大學，海納百川，因此將這個計畫命名為「百川計畫」。

我們現在辦大學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學生的一致性太高，今天收進來的是A生或B生，其實沒有什麼很大區別。我們必須用不同的方法取才，否則永遠取到的都是一樣的人；而一個「太均勻」的環境下，不可能產生多大的創新。

今年是交大特殊選才百川計畫第一屆試辦，我們要收的是在各領域表現很傑出、一般的教育體系教不出來的學生。不一定要經過學測，只要能用各種方式證明，自己的英文或是數學，或音樂特別好都行。

今年共500多人報名，只收20人，入選者有的是辯論比賽常勝軍，有的已經建置專業網站、批判能力強，也有外交尖兵、網路作家，還有國際機器人比賽冠軍等等，這些偏才學生平常是無法藉由一般考試進交大的。

特殊選才目的在鼓勵不同想法和背景的人一起加入交大，這比什麼都重要。

我身為交大校長，最關切的是未來10年、20年，我們的學生要在社會上生存，需要的是什麼能力。大學考招方式如果不改革，大家只想守住現況，但整個世界卻在快速轉變，人才的養成接不上未來改變的趨勢，這是很危險的。

台灣學生要多動手做，不要被考試綁住

你問我可否給國中小學生建議？我想只是建議應該沒什麼用，最主要問題卡在高中升大學的考試方式，年輕人長期被考試綁住，花了太多時間在準備考試上，沒有時間去發展自己的興趣專長。

有調查顯示，過半大學生不喜歡自己選的科系，我想即使在交大，也差不多是如此，像是在computer science（資訊工程）相關科系裡，卻有學生不喜歡寫 code（程式），那他很可能就在這裡浪費了4年，出了社會也還是不喜歡寫程式。

我們工科精神是以動手做為主，當年在美國任教時我就見識到，學生實驗室一間間從傍晚開始呈現爆滿狀態，24小時燈都亮著，學生主動相約做一個機器人或是太陽能自動車，但我們這裡的學生，如果你叫他做一個課外的專案，絕大多數人的意願是零。你不覺得有很大的文化差異嗎？

台灣學生往往只想達成學校規定的最低要求，念什麼科系並不一定是真有興趣；如果國中小學生可以改成3點放學，就有很多時間去探索，不至於長到了18歲，看來還是像個5歲孩子。

不要讓18歲的大學生看起來像5歲

每年開學都有家長跑來找我說， 校長，我們家的「小朋友」不能睡上舖，會掉下來；也有人在公開的場合要求學生宿舍床上要放張小桌子，方便小孩做功課，但另一位家長又堅持這樣絕對不行。我實在太驚訝，在國外我不曾聽過有人叫大學生是「小朋友」的，只好教育家長們，來到交大的學生都已經長大成年了，「這裡沒有小朋友」，以後像這樣的問題，別再提出了。
我非常希望能引進一批學生，有能力在課堂上主動發問，最好還用英文發問，來帶動全校其他學生主動學習的氛圍，他們可以打破系所限制，例如資工專長學生也去選修英美文學，因為跨領域、雙主修人才將是未來主流。

我認為與其開放實驗大學，不如鼓勵所有大學，敞開大門歡迎非體制內的學生，為他們創造一條出路。

百川計畫會一直辦下去，我不會以未來有多少學生念到畢業，來定義它是否成功。大學生可以提前修滿學分畢業，也可以休學去創業，都有無限的可能，無論如何至少我們嘗試過了。

張懋中小檔案

現任：交通大學校長

經歷：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電機系教授。2015年12月獲選為美國發明家學會(NAI，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 的發明家院士(NAI Fellow)，2015起擔任國立交通大學校長。

特殊成就：研究專長是高速半導體元件，在通信、雷達、攝像等系統開發和實際應用領域，是首屈一指的權威代表。

學歷：台大物理學士、清大材料碩士、交大電子工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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