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許多人對罷免似乎存在著誤解．
　
罷免，是人民本來的權利，不是一個市長做到天怒人怨，爛到一個極致，人民才能勉強的提出一個罷免，去罷免他，好像上帝的恩賜一樣．罷免，是淘汰不適任的人選，只要做不好，市政做的差，人民自然可以提出罷免，來反制他．
　
民選首長，最怕就是選前天花亂墜，選後一事無成，彷彿選上了，承諾就不用實現了，選上了，接下來就任我玩四年，人民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政見也不用兌現，選舉淪為一場儀式，每個政治人物端出的牛肉，只有選舉當天有效，而且是「看起來」有效，畫一個餅，假裝讓你聞香，選後，就把它收起來，當作沒這回事，連個影子都看不見．
　
罷免，可以視為對政治人物的重新檢驗，檢驗他們的市政，檢驗他們的承諾，檢驗他們的政見，檢驗他們是否有資格做一個市長，罷免，是人民手中的武器，就如同議員監督市長可以砍預算一樣，如果你沒有一點反制他們的手段，你的需求，對方不會理，你的意見，對方不會聽，因為你們手中沒有任何權利，而他們正是權勢者，這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也是主人開給僕人的成績單，如果你沒有實力，沒有一點能影響他們的東西，權勢者肯定會把你的話當作耳邊風，聽聽就好，說說就算，所有市民提出的建議，彷彿過家家酒，所有市民提出的不滿之聲，淪為「朕知道了」的橡皮圖章，主客逆轉，他們是統治者，而你是僕人．
　
不是他作奸犯科，人們才得以罷免，不對的人，放在錯誤的位置上，也會是罷免的理由，如果把市政搞爛到一個沒有下限，人民才能拿起旗子吶喊「請你當個好人」，這就是放任一個惡棍在台上作威作福，或者讓一個晉惠帝在台上吃肉喝酒，這都是變相的在養「惡」、養「懶」，養「無能」．
　
就是鼓勵無能的人上台去，胡搞瞎搞，鼓勵撈仔，踴躍參與選舉，就像賭博一樣，他們可以不擇手段的，上去分一杯羹，在市政廳拉屎，還不許其他人嫌臭，因為沒有人可以制裁他．
　
罷免，就是為了讓台上的政客，戒慎恐懼．
　
如果人人都得做到像韓國瑜那樣，人民才有資格去罷免他，那就是在鼓勵柯文哲這樣的人，為所欲為，因為還有更爛的，因為還沒爛到骨子裡，所以他就可以繼續擺爛下去，柯文哲之所以有恃無恐，在韓國瑜被罷免後，囂張地說，「市民身在福中不知福」，或者無端的攻擊蔡英文，「一黨專政」、「你的民主和大家不一樣？」，把自己遭受到的質疑，都轉嫁到民進黨身上，稱「只要與之不同調，就是破壞團結，就是中共的同路人．」、「如果當權者不能容忍不同的聲音，不知節制權力的擴張，只是把不同意見者，一律打成檳榔、叉燒包、紅心芭樂，要如何正常自在的發聲，又如何能對台灣的民主、政黨政治的正常化有所期待？」
　
又明目張膽地說，「黨政軍退出媒體是民進黨過去大力宣傳的口號，現在卻大肆採購媒體、置入行銷，還有側翼粉專助攻，讓政策辯論幾乎失去空間．」
　
彷彿中共同路人，是蔡英文罵的，而不是他的親中行為造成的，彷彿質疑他的市政，要求他兌現承諾的人，甚至被撕毀承諾，拆除各種文資設施又被貼上「文化恐怖份子」的受害者，這些，全部都是民進黨側翼，而他種種倒行逆施，惡意攻擊他人的言語，都只是「不同的意見而已」．
　
柯文哲的民主，跟大家都不一樣．　
　
為何他敢這麼大言不慚？因為他說這些話有用，因為他栽贓他人有用．
　
因為沒有人敢罷免他．
　
有人請他去把大巨蛋給蓋好嗎？沒有，說要解約、拆蛋，全是他自己的承諾，五大弊案，變成五大案，而後變成五大怪案，然後「不拆就是要蓋」，大巨蛋，居然長出了鱗片來，快成為破殼小雞了．
　
有人叫他去酬庸嗎？台北市文化基金會，預算不斷增加，有８成人都是柯文哲任用，甚至還有他的愛將張益贍，上班時間去摩鐵，養一堆發言人、政二代，位居要職，排擠了其他部門的員額，以台北市，來養台民黨．
　
有人叫他錢櫃大火時，氣喘吁吁的從高雄趕回來嗎？
　
所以，神父不太懂某些人說的，罷免＝鬧事，罷免＝激化藍綠對立，罷免是在扯綠營後腿，幫藍營減輕壓力，罷免＝製造不必要的衝突，寧願讓市政空轉，說這樣能引起選民不悅，又能凸顯藍營無能，這些主張的邏輯在哪．
　
就是引起選民不悅，才會引起選民提出罷免，寧願讓市民陷入水深火熱，讓無能的人繼續敗壞市政，魚肉鄉里，這才是本末倒置，才是在政治操作的立場上思考事情，而不是為了市民、市政、民生、民主．
　
而如今，反倒提出罷免的人，被說成是政治操作，甚至毫無根據的說罷免的人是藍營方操作的，藍營操作罷免藍營自己，這又是什麼邏輯？
　
這種論述，台派才要小心．
　
乃至於看到有人說，電影教父的名言，誰提議談判，誰就是內奸，所以誰提議罷免，誰就是內奸．
　
這倒過來了吧？
　
提出談判的人，就是妥協的人，就是準備利益交換，怎麼會是不肯妥協的，提出罷免的人呢？反倒是因為害怕被韓粉制裁，害怕民進黨被教訓，才算是妥協的一方吧？
　
我說最近談論政治的風氣，顯得有點詭異．
　
明明是靖綏主義，卻好像被當成激進的一方；不講道理，講陰謀，不說正論，老說反論，這就是被教訓過頭了，腦袋不清楚，心裡害怕，於是開始教訓自己人，擴大否定不該否定的事物．
　
罷免，並沒有那麼容易，提出罷免，需要成本，需要代價，需要投入無償的人力，要擺攤，要在外餐風露宿，日曬雨淋，罷免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提議 （百分之一選民簽署）；第二階段：連署 （十分之一選民簽署）；第三階段：投票 （有效同意票數大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即為通過）
　
一個階段比一個階段還難，光提出這件事情，連署這件事，都是不簡單的任務．
　
明明已經很困難的事情，還有人願意去做，做到一半，還被直接的否定，讓原本很難的事，變得難上加難，原本辛苦的人更加辛苦，不知這樣做，好處在哪，意義為何．
　
原因光怪陸離，不是唱衰，就是說不會成功，不會成功所以沒必要做，連成立的必要都沒有，另一方面，又認為對方勢單力薄，沒有信眾，沒必要罷，感覺很容易成功的樣子．
　
乃至於一下子說罷免會藍綠對立，一下子又搞不清楚發起罷免的人是什麼黨派，所以值得懷疑，一下子說發起罷免是在政治操作，一下子又說讓被罷免的人繼續做，政治上才會得利....
　
這些論調，都是自相矛盾，牛頭不對馬嘴．
　
先存在著定見，再去尋找合理的解釋，整體看起來卻是如此的不合理，說白了，就是反對罷免罷了，何須找一堆藉口？
　
難道發起罷免的高雄人，他們是內奸？他們是藍營派來的？他們要陷害台派？
　
罷免盧秀燕的行動，幾乎跟罷免韓國瑜同時，在去年就開始了，韓國瑜還沒被罷免的時候，這些人不覺得有什麼問題，韓國瑜被罷免成功後，卻急著阻止那些先前就在發起罷免的人，要阻止怎麼不在韓國瑜罷免前阻止呢？看到別人罷免成功才去阻止其他人，莫不是擔心其他人罷免也成功，就是口口聲聲支持罷免行動，其實心裡根本一點準備也沒有而已，當初只是喊爽罷了，跟跟風，其實不想要成功．
　
見到了成功就害怕，反而說他人不會成功．
　
或是看到罷免的結果不符合自己想像，所以要阻止其他人去罷免．
　
「你可以不為自由而戰，但不要為高牆添磚」．
　
那些提出罷免的人，都在默默努力，辛苦的耕耘，不要因為自己的謬論，自己災難性的想像，就去抹煞別人一路以來的努力．
　
你可以不支持，但不要去阻擋他們，他們在實現自己的民主，他們有正當性的理由，他們是台中市民，他們不滿意他們的市長，不要整日圍繞政黨的利益而轉動，也不要繞著自己想像的政治利益，而轉動，付出代價的是他們，不是你．
　
你應該聲援他們，就像當初聲援罷韓一樣，你要聲援的是，他們可以自己做決定的這件事，政客可以被公正的審視這件事，盧秀燕做的好，罷免自然不會成功，不用其他外縣市的人去替他分憂解勞，讓台中人自己做出決定．
　
說到底，如果藍營要操作這件事，故意發起一個罷免行動，然後故意失敗，在栽贓給綠營是政治操作，或者消耗反對者的力道，這成本效益根本不符，藍營沒必要在罷免韓國瑜的同時，發起罷免盧秀燕，說，「這可以降低反對者的力道」．
　
而罷免盧秀燕，照某些人的說法，他沒有信徒，很容易成功，那藍營根本無法負擔盧秀燕被罷免的風險，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風險效益評估的問題，如果要搞成政敵在政治操作，栽贓給對方，所以故意自己搞罷免盧秀燕的話，邏輯不通，我根本不會冒著失去兩席市長的風險只為了栽贓對方這一個陰謀，而且這個陰謀實現的機率不一定會成功，反而萬一盧秀燕真的被罷免掉，我損失才會慘重．
　
一個簡單的經濟學模型，你有１００％的機會得到１００萬元，以及，１０％的機會得到５００萬元，８９％的機會得到１００萬元，１％的機會什麼也得不到．
　
人們會傾向拿１００％的１００萬元，而厭惡１％的機率會什麼都沒有，對於藍營，對於國民黨，對於江啟臣這個領導者來說，他們是傾向保守的，一直以來都是如此，這是如同我跳下懸崖去，就會得到大量黃金或者失去生命一樣，我寧可站著，看著自己的財產逐漸失去，起碼我還活著．
　
江啟臣如果是一個賭徒，也就不會禮讓盧秀燕，這是一個正常的判斷，各位ｂｒｏｔｈｅｒ，要進行天馬行空的推論之前，不要忽略常識．
　
對於盧秀燕來說，他不應該被罷免，連罷免都不能提出，或者應該繼續做到完，理由都不會是她「不夠爛」，這是不充分的謬誤，如果一個市長，因為不夠爛，所以禁止市民提出任何反制的行動，或者因為不夠爛，所以不能罷免讓她繼續做，這就是在鼓勵其他人尸位素餐，我只要不像韓國瑜一樣爛就是好，我就理所當然地擺爛，連帶合理化我各種施政失敗的行為，而市民無從反駁杯葛，因為她「不夠爛」．
　
說到底，當初盧秀燕能當選市長，是因為她夠好嗎？恐怕不是吧，而是１１２４那股教訓民進黨的氛圍，以及國民黨和地方派系妥協的產物，一個市長，不是因為她夠好，才選上的，被罷免卻必須要符合一定的「爛度」，要像韓國瑜這樣跑去選總統才行，台灣民主社會的標準，何時變得如此低劣？難道，不選總統，成為一種「好」嗎？成為一種優點嗎？成為一種不能被罷免的理由嗎？請冷靜想一想，總統大選四年一次，名額只有一個，所有直轄市長，有誰會得到那種提名資格，或主動去參選？這代表她的市政做得好嗎？永遠不能被罷免嗎？
　
等到盧秀燕連任，到時再來說，恩，因為她有好好做完市長，所以可以連任，不能被罷免，這樣嗎？
　
政治，不能老靠一股簡單思維，去做判斷．
　
有人說，罷免盧秀燕失敗，反而會增加藍營的聲勢，這樣的觀點，也是杞人憂天．
　
藍營的韓國瑜已經被罷免了，盧秀燕沒被罷免成功，只能說是守成，不能說得到冠冕，一個黨被罷免一次，不覺得羞恥，被罷免第二次，覺得得到了嘉獎，感覺到光榮，感覺自己勝利，甚至想以此嘲笑對手，這除了阿Ｑ以外，沒什麼好形容的了，除了無恥以外，沒什麼好評論的，光被罷免，就是一件丟臉的事情，怎麼會把沒罷免成功，視為一種讚賞呢？
　
如真要進行政治的計算，一個罷免過，沒成功的市長候選人，跟一個不曾被罷免，風光挑戰連任的衛冕者，哪一種，比較容易連任，顯而易見．
　
「不要進入強暴者的邏輯」，這是一個政治上必須注意的點，計算對方的想法，思考如何應對的，這是正確的事，但如果擴大喧染對方的影響力，把對方的「不得已」，當作一種高明的算計，然後我們應該避免它，裁減自己的行動，這無疑就會落入「滿足對方意圖」的陷阱．
　
台灣的政治很奇怪，一個人說抹紅，我們就為了避免被指控抹紅，所以不能說它紅；一個人說政治鬥爭，我們就為了避免被說政治鬥爭，所以放棄抵制它，連帶的抵制任何抵制它的行動，而不考慮它合不合理，是不是公民、市民自發的行動，這樣子的話，對方說一個影子，我們就要削去自己的身體，避免影子的面積過大給對方踩到；對方恐嚇說要報復，我們就為了避免報復，所以站得直挺挺的，任由對方上下其手，對方說罷免以後，我要做什麼樣的行動，我們就要阻止其他人發起罷免，這就是用不正常，去影響正常，跟著對方一起不正常，繞著他的思維旋轉，而不是自己實地去做什麼捍衛自己或者理性的決斷．
　
原本，應該是要阻止他的不正常的想法才是．
　
真相是，對方害怕被罷免，所以無所不用其極地去阻止，甚至想在罷免過後，斷尾求生，或施展各種權宜之計，他們的用意，就是在阻止罷免過後對自己的負面評價而已，頂多算是「減損」，而非「增益」，如我們將對方的斷尾求生，當作是吃人的計策，為了避免被吃，所以自動幫他闢一條逃生蹊徑，這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對方頂多只能做到減損罷了，我們卻為了避免他減損，所以不讓他損，換句話說，這其實是在幫對方「增益其所不能」而已．
　
在歷史上，有兩個鮮明的例子，一個是曹操逃到華容道，另一個是漢尼拔大戰費邊，曹操看見華容道上，升起了煙火，說這是孔明的計策，故意讓我以為華容道有埋伏，要我選另一條路走，他偏向華容道行走，反而遇到了關羽．
　
漢尼拔搞錯了遠征的路，被羅馬獨裁官費邊包圍，於是用了火牛吸引了他的注意，悄悄脫離包圍，費邊雖然見到了漢尼拔部隊的火光，卻自己胡思亂想，說是漢尼拔的詭計，於是按兵不動，讓漢尼拔安然的逃走了，此舉讓他的聲望下墜，他被羅民市民怒罵在佔盡優勢下讓敵人溜走，喪失了勝利，反被漢尼拔用來打擊費邊的名譽，最後他在怒罵聲中失去了指揮權．
　
這些都是鮮活的例子．
　
莫忘了１１２４敗選的原因．
　
就是因為害怕被教訓，所以處處迎合所謂中間選民，連東奧正名，也不主動支持，甚至民進黨還限制黨員參與，結果就是本來最有可能通過的公投，反倒沒過了，自己打擊了自己的士氣，該支持的不支持，其他進步公投也更沒人支持了，反倒是對方各種奇形怪狀，違反社會主流民意的公投，全都過，牽一髮而動全身，你以為只是在避免麻煩，其實是在製造對方機會，讓自己被教訓的更為嚴重，本來可以抓住最後一根稻草，讓自己不至於輸得太多，不該輸的，也給輸掉了，這就是只看見表面的東西，失去了根本，也就是價值的緣故．
　
要知道，就連台北市贊成票也高達５４萬９９７３張，這剛好也就是柯文哲可以被罷免的門檻，同意數票達總選舉人數４／１以上．　
　
而盧秀燕，更是「反空污公投案」的領銜者，題目為「你是否同意以『平均每年至少降低１%』之方式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量？」這公投有多荒謬，除了題目在玩文字遊戲，容易使人誤判，你「是否」同意，「降低」降低發電量，讓人容易勾選和自己意見相反的一方，而同意人們容易被誤導，降低１％好像很少的樣子，降低火力發電好像很環保的樣子，結果，根本是不可行的，學者稱若每年都減少，恐怕６年後就會面臨缺電危機，而藍營一面喊缺電，一面又說要降低發電量，又說要用核電，跟前面的以核養綠的公投對照，十足諷刺．
　
而盧秀燕提交４９萬多份連署書當中，屬於「有偽造情勢」達７萬７千多人，甚至死人連署有１萬１８４９人，盧秀燕當初靠這公投興風作浪，現在罷免台中市長也不過在連署階段，難道只准秀燕死人連署，不准台中人活人連署嗎？
　
事實上，當台中人提出罷免的那一刻，罷免就已經成功了，因為那成功的撼動了盧秀燕，讓其他人知道他並不是一個好的市長，而盧秀燕也被迫必須誠實的面對市民，修正自己的政策，做得更好，他得看市民的臉色，學著低調，這純粹是因為，有人將罷免這個武器，交到人民的選擇身上，所以她得戰戰兢兢，像被槍口瞄準的兔子．
　
無論成功與否，皆有利於台中市民，因為當他們市長做不好，有人提出罷免，讓她知道自己做不好；而正因為有人在連署，盧秀燕才必須避免自己變得跟韓國瑜一樣，不敢讓再往「更差」的路邁進．
　
所以我們知道，一個罷免，光是提出，光是有人行動，就可以產生莫大的效用，不是盧秀燕「不夠爛」，而是罷盧團體阻止她變得更爛，這就是防鏽的效用，更重要，形勢逆轉，變成市長必須滿足人民需求，市長公僕，人民才是主人，市長要看市民臉色，而不是市民得看市長臉色，唾面自乾，如同台北市一樣，市政墊底，市民卻被反罵身在福中不知福，市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事實上，台北市更是需要提出罷免的那一方．
　
看到台中人提出罷免盧秀燕，只有羨慕而已．
　
近來，台中火車站淹大水，更是證明台中市政千瘡百孔，台中人憤怒，不是沒有理由，不去明白盧秀燕實際施政怎麼樣，反倒把罷免的人，想成跟韓粉一樣，是報復性罷免，看誰不爽就罷免誰，這是不太理智的想法．
　
而當有人反對罷免盧秀燕的時候，另一方面，在網路上卻有人在責怪林佳龍，要他為台中火車站淹水負責，這般荒謬景象．
　
罷免，要講求正當性，韓粉因為韓國瑜被罷免，去罷免其他無辜的議員，這是沒有正當性的；相反，台中人早在罷韓成功之前，就提出罷盧，這就證明，這不是看誰不爽就罷免誰，當然，不可諱言，罷免盧秀燕需要提出更多具有正當性的理由，這是台中罷韓團體必須做的，說服其他人，但其他人，也不應該連讓他們說話、發聲的機會都給剝奪，把對韓粉不正常的樣子，投射在正常的罷免團體上．
　
而只是因為「罷免台中市長不會成功」罷了．　
　
當初，在罷韓前夕，就有網紅說罷韓不會過，頂多拿４０萬票，結果，韓國瑜被罷免，得到９３萬票，他最後兌現承諾，用屁股夾筷子，得到許多人的讚揚．
　
然而，事實上，推動罷韓成功與否，需要的是更多人的支持，而不是預期失敗，不是需要用屁股夾斷筷子，而是需要一股「容忍」．
　
容忍他們行動的勇氣，就算不支持，也請讓他自然發生，由台中市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ｂｒｏｔｈｅｒ．


圖片來源：公民除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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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級台灣人的悲哀

中時社論
20:042020/04/17
言論 主筆室

李登輝在20多年前接受
司馬遼太郎訪問時
提出聞名的
「生為台灣人悲哀論」，
認為台灣人長期被外來政權
所統治壓迫，無法昂首抬頭。

2015年李在日本外國記者協會
演講中更進一步闡明這套論述，
表示自己擔任總統的重要使命，
就是要解放台灣的桎梏，
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為
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如今，台灣民主化已20多年，
歷經7次總統大選、
3次政黨輪替，由誰執政、
由誰掌權，
由全體台灣人自己決定，
每一個主流政黨，
包括國民黨、民進黨，
雖然國族統獨立場不同，
但也都認為台灣未來前途
應由憲政民主程序做決定，
由不得任何一個政黨、
一個領袖放肆。

2020大選蔡英文
以817萬高票連任，
她在勝選演說中以人民主權
和自由價值作為主軸，
希望所有人都要團結
在民主的旗幟之下。

選後已3月有餘，
蔡政府滿意度節節上升，
皇城之內看似一片祥和，
然而前國民黨立委蔡正元
針對旅美30年夫婦
染新冠肺炎回台治療的評論，
卻一語點醒夢中人，
部分台灣人仍然「悲哀」。

蔡正元說綠色造神運動
創造台灣種姓制度，
把台灣人分為高級和低級兩種。
高級台灣人拿美國護照和綠卡，
在美國繳稅生活30年，
染新冠肺炎後仍可登上飛機，
不必穿隔離衣返台。

高額治療費用，
民進黨政府一句話，全民埋單；
低級台灣人拿中華民國身分證，
到大陸每年賺800億美元外匯，
民進黨政府一句話，
回台灣比登蜀道難，
稍有咳嗽、發燒不准登機，
飛機上要穿隔離衣。
登不上飛機的，
為防止闖關，
還像黑奴般被註記。

不禁讓人聯想到
英國著名作者喬治．歐威爾
《動物農莊》的名言：
「所有動物生來平等，
但有些動物比其他更平等」。
那誰決定誰更平等？
是呀，豬說了算。

中華民國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
蔡英文如是說。
但是，有些人就是比
其他人更民主些。
凡是認同中華文化、
不支持台獨、沒有民進黨證，
或是批評蔡政府的，
就不民主些、不平等些；

凡是認同「台灣價值」、
支持務實台獨、有民進黨證，
只批評在野黨的，就民主些。

覺醒青年、鍵盤台獨、
假日革命家，都是民主鬥士；
穩健鴿派、
主張台灣人民福祉高於民進黨，
即使你是人權鬥士、
台獨教父、創黨元老如施明德，
或是跟解放軍真槍實彈打，
抵抗中共入侵的郝柏村，
地位也比不上一位
加入過中國共產黨，
幫中共訓練台籍幹部的史明。

所以面對近千位，
多數是因短期旅遊困在武漢，
且沒有染疫的低級台灣人，
即使當時台灣僅數十例確診，
居家隔離和檢疫者寡，
但行政院長蘇貞昌說使用者付費、
防疫優先，
台灣防疫安置能量不足，
要保護國人安全；

面對兩位來自美國的高級台灣人，
30年沒有繳納健保費用，
已經確診武漢肺炎，
即使台灣已確診300多人，
居家隔離和檢疫者10多萬人，
蘇揆卻說終究是台灣人，
希望國人別太計較。
隔離費用更由政府埋單。

「自己的出國選擇，
不要害台灣人」、
「健保蟑螂」，
幾個星期前台灣輿論
對赴陸工作、求學、
旅遊的網路霸凌言猶在耳。

但有些人就是比某些人平等些。
說來諷刺的是，
「拿破崙豬們」時常
掛在嘴邊的健保虧損，
正是基進黨立法委員陳柏惟
口中那位開放14億人
使用健保的馬英九，
轉虧為盈的。

根據健保署資料，
健保在扁政府時期損益大致扯平，
在2009年由於金融海嘯，
健保當年虧損近317億，
然而在馬政府往後
6個完整執政年間，
7年裡健保收入卻遠超於支出，
賺進2600多億，
年均371億。

而對高級台灣人
百般寬容的蔡政府，
從2017年到2019年，
連年虧損，年均負233億，
共701億。
2019年更是虧損337億，
比當年金融海嘯還高。
然而當豬說四條腿好，
兩條腿壞，
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低級台灣人就是濫用健保、
破壞台灣防疫的罪人。

民進黨的民主，
不是人民作主，是民進黨做主；
民進黨的民主，不是團結，
而是搞分裂。

「動物們看著與人類
平起平坐的豬，
再看看人，
這才意識到，
他們再也不能辨別哪個是豬，
哪個是人了」。

民主體制當真主權在民？
還是仍有些人平等些，
某些人不平等些？
是呀，豬說了算。
生為低級台灣人只能悲哀。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00417004806-262101

近年接受的最長也是最細緻的採訪，人物雜誌記者像私家偵探一樣，從我和朋友的交談，從各種出乎我意料的文字視頻資料裡面，打開了我內心深處最真實的一面。有不少獨家的秘聞，歡迎點擊。

李開復：最大化戰爭的倖存者

本文來自《人物》雜誌
文｜李斐然
編輯｜朱柳笛
攝影｜尹夕遠

……………………………………

坐在李開復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最大化戰爭

李開復的西裝褲口袋是一個精確測試後確定的尺寸，它和最新款iPhone的尺寸貼合，既不會淺到放不進去，又不會深到不容易取出來。在重要場合，他會戴寬度7釐米的細領帶，比市面上大部分領帶細1釐米，因為他經過實驗發現，這樣的搭配顯瘦。就連他的笑容，都像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偶像營業時的idol smile，這是他大部分照片裡的固定微笑的弧度。

坐在這樣的李開復對面是一場持續的心理危機。他的人生經歷被量化，像一個可查詢的資料庫，他的回答基本上全部出自他出版過的8本書，以及迄今為止發表過的公開演講、訪談和文字記錄。如果你讀過這些內容，就可以準確預測他每一次的答案。因為不管問題是什麼，他都會繞回到這些公開信息的範疇之內，邏輯落點始終是——“世界因你而不同”，每個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而現在，我們應當關注“AI未來”。這些是他的自傳標題，也是他研究後發現最適宜大眾傳播的話題。

他的生活是一場最大化的戰爭，在有限條件裡，最大化時間，最大化效率，最大化確定性，不允許冗餘。偶爾助理給他在兩個時間段中安排了休息，會遭到他委婉的批評：時間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這場最大化戰爭貫穿了李開復30多年的職業生涯，他擁有一個商業偶像的完美履歷：畢業於學術頂尖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工作過技術最頂尖的科技公司，蘋果、SGI、微軟、Google，而後在2009年創辦創新工場，投身中國的創業熱潮。

在每一個階段，他都創造過最大化的奇跡：在蘋果，他曾將尚處於實驗室階段的前沿語音辨識系統，壓縮了1000倍後應用在當時的蘋果電腦裡；在微軟，他創建了微軟中國研究院，這成為後來世界知名的微軟亞洲研究院，走出來許多AI領軍人物，被《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稱為“世界上最火的電腦實驗室”；Google中國也在他的推動下，從一個人到700人的團隊，實現了最具歷史意義的當地語系化。

過去10年中，他的最大化戰場是中國的互聯網創業。創新工場所投資的項目超過350個，已經誕生了17家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基金規模超過20億美元。“創業本身就是一場最大化。人們在創業環境中得到的成長，是在其他環境裡不會得到的。創業就是做出了有限性和無限性之間的連接，達到了人的最大化。”

技術造就的商業奇跡，是過去10年間中國互聯網的獨特景象。技術高度集中化了效率，放大了個人的力量，讓所有人親歷了一場肉眼可見的奇跡——一個創業者能改變所有人購物的方式，一個聊天工具能顛覆此前所有的通訊龍頭企業，一個網紅主播能直接決定一款口紅的生產……中國市場成為全世界資本最為矚目的新大陸，它吸引著一個又一個人投身這片土地的最大化戰爭，在這裡，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親手創造一場影響14億人的奇跡。

“看到時代的變遷，看到迎頭而來的機會，總在想怎麼去調整自己，才能捕捉到這些機會。如果你讓我每天做一樣的事情，我會枯燥到死。”李開復說，“每一年我說不出來我做了兩三件很驚人的事情，好像就白活了。”

不過，這場最大化戰爭也多少吞噬了人性。在家裡，他陪家人的時間是經過精密規劃的最大化策略，“既不會少到讓她們抱怨我不是好丈夫、好父親，又不會多到影響工作效率”。妻子謝先鈴有次跟他吵架，氣到離家出走，不接電話，不回短信。結果，李開復選擇用技術回應。他在Google搜了大概1000條道歉短信，從裡面挑了50條比較接近他的口吻的，自己又寫了50條，湊成了一個100條道歉信的資料庫，然後寫了一個程式，每隔45分鐘隨機發送短信，不間斷地一直發，連續發送到第三天的時候，妻子敗給了程式，認輸回家。

創業夥伴陶甯從微軟時代就認識了李開復，那時候，連跟他吃飯都是一場智力競賽，要一邊吃一邊玩難度極高的推理遊戲。她注意到，同樣使用語音輸入，李開復的語音轉化準確率要比周圍所有人都高。因為他常年訓練自己，用機器習慣的穩定狀態說話，“不要只train機器，還要train自己。”

與他結識近14年的黃蕙雯是創新工場現任CMO，起初她並不想接受這份工作，就跟李開復說，北京霧霾好重，我不要搬過去。結果過了一會兒，她在微信上收到了他的答覆，他依次發來中國氣象局的監測結果、社科院的研究報告，以及協力廠商機構的觀察統計。李開復糾正她，準確的事實是，北京的空氣品質已經有了大幅改善。這構成了李開復強悍的說服力，但也讓黃蕙雯不得不沖他吐槽：“你一定要每天都過得這麼用力嗎？”

所以，坐在他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與複雜共存

商業世界有一些暗號。特別是創業者見投資人時，他們一般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你只能去捕捉一些訊號——聊天中他有沒有看手錶，中途接電話有沒有回來，如果聊了半小時他還在提問，要麼這次有戲，要麼他不懂這個賽道，想讓創業者幫他普及一下背景。最直接的失敗徵兆是，“我後面還有個會。”

但是，李開復會給出不太一樣的訊號。他愛談論技術，見他需要準備好充分的資料材料，以備他即時提問。他尤其鍾情于技術天才，有時甚至會打破自己縝密的時間規劃，跟他們多聊。可是，如果技術天才只講技術，他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對方，“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他的本質是一個電腦科學家。在成為投資人、創業者、職業經理人之前，他是足以躋身世界一流的人工智慧專家。電腦博士李開復設計過一款人工智慧博弈程式Bill，擊敗當時奧賽羅棋世界冠軍；他還使用一種叫做“隱瑪律可夫模型”（HMM）的方法，建造出世界上第一套非指定語者連續性大詞彙語音辨識系統Sphinx。學術界一種開玩笑的說法是，衡量一個人的研究高低，就去看他的論文能在多少年後還持續折磨著後輩入行必讀。而李開復的論文，直到今天還有程式師將其翻譯成中文，細細研讀，距離他發佈這些論文已經33年了。

走出實驗室後，他親歷過這個時代幾乎每一次最重要的技術變革，參與它們的落地。陶寧記得，即便在微軟、Google這樣的頂尖公司，想要讓技術進入產業也是一場惡戰，李開復要反反復複做演示，跟不同人群磨合，他們之中大部分人不懂技術，“99%不是你的技術同類”，但他們又有自己的立場和顧慮，李開復的工作就是需要彌合這種人群之中的認知差異。

商業是人構成的戰場，在這裡，贏的關鍵是學會與複雜共存。尤其在中國創業，是一場全世界最殘酷的戰爭。所有參與者將最大化推向極致，只有親自下場，你才能明白這種現實的顛覆性力量。天才的最大失利往往不是技術缺憾，而是誤讀了人，誤讀了人性，誤讀了人群之中的風向。

在微軟的時候，到美國總部開會，坐滿一屋子的天才工程師總提中國盜版，討論的主題都是怎麼抓、怎麼告、怎麼正版化、能賣多少錢。“我說你們根本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我就帶他們來中關村，教微軟的人怎麼理解中國市場。”

李開復設計了一套小實驗，他讓來北京的美國高管們先去一趟當時的電腦大賣場海龍大廈，每人發同樣的錢，買一個電腦回來，去親眼看看在中國做生意是什麼樣子。結果在中關村購物一圈，連最理性的CTO都陷入了中國充滿感染力的消費亢奮之中，回來熱情地跟李開復說，什麼都有，什麼都有，什麼都有！那是一種誰也阻止不了的商業生命力。只有親歷才能明白，你沒法跟一顆破土而出的種子講道理，靠理智否定它的生長。它會不惜一切代價活下來，最優解是與它共生。

過往的經歷把他訓練成一個務實主義者。2006年，他參加香港科技大學前沿研究討論會，臺上坐著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時任科大校長、物理學家朱經武，還有著名數學家、菲爾茲獎和阿貝爾獎得主邁克爾·阿蒂亞爵士。他們熱烈地討論“詩人科學家”這個議題，數學好美啊，數學充滿想像力，只有他不太同意。

李開復很客氣，這是他身上的另一個重要特質。他婉轉地提醒：“這個世界需要有像他們那樣偉大的科學家，留在高校研究院，來探索數學之美，但是也需要像我們這樣的工程師，來把它做成有價值的東西，解決人類的問題。這兩者缺一不可。”

他必須要學會在人群中生存。王詠剛是創新工場CTO，也曾在Google工作了10多年。他知道，跟形形色色的人談技術，是個苦差事，講深了大家聽不懂，講淺了大家覺得沒有用。碰上完全不懂技術的人，尤其是傳統產業的老闆，也得講得下去才行。他有一次聽到李開復不得不跟一個地方老闆解釋，“AI是一種新時代的Excel”，因為Excel對他們來說已經代表了複雜，他耐心地解釋，“像Excel那樣，你把資料填進去，結果就能算出來。”

“我就沒有開復那樣的好脾氣，講不明白我就不想說了。但是他還是很有熱情，能在不同場合，耐著性子，讓所有人聽懂。”王詠剛說。

“市場接受了，技術就得到了承認；市場不接受，再奇妙的技術也不名一文。”李開復曾這樣寫道，市場是一切技術的試金石，只有不適應市場的技術，沒有不適應技術的市場。就算是地球上最偉大的科技公司，技術不能落地，也在市場一文不值。

整個過程都要對抗人群中的懷疑、不解和誤會。智明星通的CEO唐彬森說，10年前覺得李開復不像個投資人，每天叮囑他關注技術趨勢，“老發一些沒什麼用的話”，“我們還在創業苦哈哈的，滿腦子想的還是人怎麼招啊，工資怎麼發啊，他老說要all in移動互聯網，老說比爾·蓋茨的名言，‘人們永遠會高估一兩年的發展，而低估了未來10年的發展。’我當時心想，手機螢幕就這麼點大，性能又特別差，能怎麼樣？”

如今，技術奇跡驗證了李開復的判斷。前不久，創新工場10周年紀念，他給李開復發了一條資訊，“偉大的時代需要有偉大的想像力。”

然而，人群之中，質疑總免不了。出現負面評論的時候，陶甯和李開復經常爭論。李開復希望能把事實解釋清楚，但陶寧告訴他，如果他相信，自己事業的目標是把技術落實進產業裡，就必須專注於技術的落地，“活在一種不理解中，學著與噪音、反對、誤解共存”，對這個世界說，那好吧。

“你說他沒有生氣過10分鐘、1小時，他肯定是不高興的，但是他得用理性的方式去處理。”陶寧說。“況且，創業中太多你想要做的事情，已經填滿你的時間了。像開復這樣從學界跳到工業界，面對客戶、投資人、產品、團隊，他已經生活在人群之中了，必須學會接受過程中的噪音。”

這大概就是時代留在他身上的一種複雜性。他的技術信仰分成兩半：前一半是個科學家，能寫最複雜的論文，調教機器理解人類；後一半是個商人，能洞悉客戶的需求，教會人類理解機器。自始至終，他都是流動在兩者之間的人。

┃吞噬與救贖

技術將李開復的最大化戰爭推向了頂峰，他不僅要最大化技術在商業上的效益，還要最大化自己的影響力。

微博最熱的時候，他給自己的微博寫了一個AI程式，讓機器自動抓取即時熱門的話題，以及與他有交集的主題，以影響力排序轉發，連發送時間都是精准實驗的結果，間隔10分鐘發會掉粉，間隔40分鐘發又不能實現每天發送量最大化，衡量過後得到最優解，間隔30分鐘發一條，每天發送25條，以實現每天穩定漲粉的目標。機器全程類比人類發送的隨機性，避開整點發佈，以免留下機器痕跡，機器甚至能代替他自動回復留言，為他增加粉絲互動頻率，維持熱度。

那段日子，向來平靜的李開復持續生活在一種強烈的情緒衝擊裡，憤怒、喜悅、興奮、焦躁，所有血流都沖向大腦。他每天都會檢查自己的粉絲數，如果沒有達到增長預期就會不高興。他變得對最大化數值有所偏執，“一場演講沒有1000個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1000個粉絲我就不開心，一個記者來採訪我，讀者不夠多我就拒絕。”

一切都是最大化的工具。曾經的創新工場合夥人王肇輝結婚，邀請李開復致辭，儀式結束後，他發現李開復寫了中文發言稿、英文發言稿，在微博、推特、臉書全平臺上都發佈了一遍。作為新聞發言人的他感到高興和感動。但是，李開復大女兒上大學收到的父親的信，也被父親同步發在了網上。雖然贏得了點擊率，女兒卻非常不高興。

今天回憶起這一切，最大化影響力的念頭“就像腫瘤一樣長在我身上，頑強、固執，並且快速擴張”，直到疾病的突然到來。

在經歷了常年的熬夜、高壓、疲勞作戰的生活後，李開復的體檢報告裡檢測出腹部存在26個腫瘤，醫生確診為淋巴癌四期。當整個中國互聯網在井噴似的蓬勃發展時，李開復花了17個月養病。最大化戰爭暫時休戰。

休假對於他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一開始，他還不能正確融入這種生活裡面。在動完手術的幾個小時後，他還試圖再度投入工作。他在家的臥室裡搭建了一個工作臺，用金屬臂把顯示器懸掛在枕頭上方，躺著回復郵件。

因為生病的緣故，他提前立下遺囑。寫遺囑的時候，他第一次認真注視自己手裡的筆，“那支筆曾在上萬冊書上簽名，暢銷的自傳，鼓勵中國年輕人努力工作、開拓事業的書，這些書每一本反響都很好，如今，同一支筆卻見證了我的失敗。”

寫完遺囑，他坐在母親旁邊，母親已患阿爾茲海默症多年，只能勉強認出他。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識到，自己最大化的影子還有另一面。自傳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故事，但對當時在美國陪讀的母親而言，那是寂寞的回憶。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兒子上課的時候，她只能在家對著電視，一台一台換。因為語言不通，她只看得懂一個猜價格的節目，節目很熱鬧，但她也只能猜測這種熱鬧。從天亮到天黑，只有捱到兒子回家，才有人跟她說話。

成功人生的所有細節都顯現了另一個模樣。在臺灣養病期間，他試著參與家裡的裝修，兩個女兒告訴他，過去他花了大工夫，把房間佈置成公主房，買小星星的貼紙，自己一顆一顆貼在天花板上，但其實，她們並沒有想要成為公主。

小女兒說，她更想要收到爸爸的信，因為爸爸過去經常寫信，寫給爺爺奶奶，寫給媽媽，寫給姐姐，但是他已經很久沒寫了，自己高中畢業的時候，還會收到爸爸的信嗎？

生病期間，李開復重讀了許多年前自己父親寫來的家書。原來早在他事業的最開端，父親就曾在信裡，反復叮嚀 ——

先鈴、開復：

先後接到你們來信，一則以喜，一則以慮（我未用“憂”字）。喜看開復的研究受到別人的注意、重視，但我要說一句話是，做學問的要有自尊心，但更要有謙遜心。學習是無止境的。

經過了這麼多年後，他終於開始理解，和自己渴望的最大化不同，父親治學的根基恰恰是渺小。父親70歲的時候選擇當教師，教了幾十個學生。學生寫給他的訃文裡反復提到這位老師謙遜的治學觀點，他相信研究任何歷史最忌諱的是“成見”，“歷史是沒有官方說法的”，自己的觀點也不是最終的答案，應該歡迎反駁，包容不同的意見。

“我才發現，他寫給我的每一封信裡都隱含著一些人生建議。他教我怎樣去做一個更好的人，不要為了一些沒有價值的事情讓自己太忙碌，做人要謙虛，千萬不能驕傲。父親通過這些信，以非常溫和的方法來傳遞他的愛，而我感知得太晚了。”

在臺灣養病期間，住在他家附近的鄰居楊柏林是一位畫家。他看了李開復的故事，送來一幅畫。這幅畫是很多種顏色一起在流動，黑色包裹著紅色，藍色流向了金色，畫面正中央是蔓延開來的白色，如同水一樣，不斷流動，這是他所理解的李開復。

楊柏林說，他在李開復身上看到了自己。這位畫家一直以來的創作理念就是“影子和自我”，而在李開復身上，他看到這個主題的又一次呈現——“真實的我是影子的救贖，而影子的另一面，是我更遼闊的世界。”

┃回到人群中

病癒回到工作中，李開復回到了他的平和狀態。他是一個始終很客氣的人，很少生氣，總是保持弧度穩定的微笑。最大化模式並沒有完全消退，連軸轉地飛行、演講、開會。妻子常常問李開復，“你到底要幾歲退休啦？”

他還不想退休，多久都不想。他還在享受流動在人群中。今年秋天，李開復去烏鎮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演講，飛回北京沒幾天，又到釣魚臺國賓館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會議間隙的大廳，遇到的幾乎每個參會者都會跟他打招呼，停下來聊一聊。他像水一樣流動在不同群體之間，對決策者解釋技術的苦處，得給民營企業一些幫助，然後鼓勵研究員多參與實踐。

只是，贏已經不重要了。“經歷的災難多了，人就學得會客觀了。人從挫折中學到的東西，遠比成功裡學到的多。碰到好多問題，上報紙了怎麼辦，大會不能開了怎麼辦，他們說，開復你怎麼還這麼鎮定？我說我都被微軟告過了，這算什麼？我都得過癌症了，還怕什麼？”李開復說，“這一生活得已經很值了，得到了超過我能想像的很多東西，我已經很感恩了。如果我失去一切，那也值了。”

在互聯網世界，這也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平靜。他的辦公室位於中關村，就在樓下吸煙區，休息時間會有許多掛著工牌的人聚在一起抽煙，他們鎖著眉頭，抱怨美國貿易管制黑名單、競爭對手使過的黑招、擴大市場的壓力……互聯網，一種焦慮、廝殺、競爭的象徵，是全世界最殘酷的競爭市場。焦慮是他們被這個技術時代所塑造的一種底色。

經歷過技術時代屢次變革，現在的李開復覺得，在10年中國互聯網中誕生的最有價值的不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背後精於執行的人。“我覺得中國創業者是很強大的一批人，整體來說他們不會是很恐懼的人，一方面有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萬一真的做不成，那就公司關了再創一家，做一家倒一家，倒一家就再開一家，真正厲害的創業者都是這樣起來的。”

一個重要的領悟是，人的最大化，不能做簡單的量化。一個不能透露姓名的創業者說，當時他有一個合夥人，很多投資人不看好，都不願意投。但李開復對他說，“我知道這個事你肯定會踩坑，但我也知道如果出了問題，你也可以收拾得了，所以我們冒一點風險，還是會投。大不了到時候麻煩一點，幫你解決問題。早期多犯點錯誤，總比後邊犯錯成本小得多。”事實證明，他的合夥人果然出了問題，但這名創業者也的確熬過了這個錯誤，帶著公司成長為市場的關鍵玩家。

最近，李開復開闢了一個新的最大化戰場——讓AI落地。

他在創新工場設立了一個人工智慧工程院，給學生做技術夏令營，找傳統產業談合作，還聯繫了大學，幫忙設計人工智慧的教材。作為人工智慧工程院的執行院長，王詠剛常常和他一起出差，去工場考察。他在一家工場車間呆了一天，生產線上1000多個人，王詠剛挨個去看每個人的工作，看看能不能用自動化取代。車間工人用很細的鑷子，貼一張小小的貼片。一個工人一整天困在自己的工位上，反復這個枯燥的動作，拿起來、貼上，再拿起來、再貼上。這是一個亟需得到解放的重複性勞動，但是，今天的AI只能在虛擬世界起效，做語音和人臉識別還可以，一旦進入真實世界，又粗糙又笨拙，遠遠不能取代細活兒。

“那天出來我就在想，未來AI是一個無論怎麼想像都不過分的發展。讓它發展取代工人，這不是一個效率問題，而是一個人道問題。人類是不應該被困在這種枯燥的重複性勞動裡的，應該做一些更自由的事情。今天的AI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起步階段，如果AI真正能落地達到90分的話，世界會變得非常不一樣。這是我或者開復，以及一些做AI科研的人所相信的AI。”王詠剛說。

這又將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就像是他所親歷的每一次技術落地，又要跟決策者建言，又要面對陌生人的迷茫和質疑，想辦法讓人聽得懂，又要耐心勸服創業者相信，這背後是下一場技術奇跡。但李開復似乎很享受這件事，每天連軸轉地面談，演講，參加討論。

1983年，李開復在卡內基·梅隆大學電腦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那裡是世界人工智慧尖端研究的前沿陣地。他的博士生研究計畫中這樣寫道：

“人工智慧是人類學習過程的闡明，人類思考過程的量化，人類行為的解釋，以及對智慧原理的瞭解。它是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我希望投身這門新的、有前景的科學。”

今天重讀這番宣言，李開復似乎的確在用自己的時間，踐行著這場實驗，他把自己訓練成機器的思維模式，量化自己的行為，去教機器理解人類，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機器的理解，把它推向人類，實現“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

“我確實是用了20年的時間，才慢慢地瞭解他，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也不是個最理性的人，他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人，是一個領導，一個下屬，一個朋友，一個長輩，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兒子，他是一個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人。”陶寧說，“他的主線是忠於技術，圍繞著技術他做了所有事情，做了研究，做了產品，做了投資，收集了人才，也獲得了很多朋友。技術改變了他的人生，他也因為身處這樣的技術時代，改變了別人的一生。”

┃只屬於自己的房間

現在的李開復試著活在一場最大化的寬鬆裡面。他已經不怎麼再發微博了，自動定時發佈的程式已經終止了，他只會偶爾上去看看評論。過去看電影，他會按照IMDB排序，從9.2到6.5依次看，他在家裡裝了160T的伺服器，確保他準確擁有全部6.5分以上的電影。現在也沒關係了。他最近在重看《教父》，看了好多遍，他現在喜歡教父那樣的英雄，說不上是英雄，卻也並不是壞人，一生與人性的種種複雜面共存，是一個活在人群中的人。

李開復有一個秘密，那就是吃。他熱愛美食，也熱衷於研究美食。每年大董上新菜，他都會受大廚邀請試菜，跟大廚討論菜品。曾有一家出版社知道了他的美食喜好，想給他出一本美食書。但是，在李開復決定之前，王肇輝就直接拒絕了：“我說不行，只要我還在PR這個崗位上管事，就不可能有機會。我不希望開復的公眾形象變得不專注。我希望科技、投資是占他人生符號99%的東西。不能讓人感覺不務正業，跑去做美食了，這不合適。我不同意這樣的事情出現。”不過現在，這個秘密也不需要隱藏了。講述美食時候的李開復，有一種毫無掩飾的由衷快樂，他花了整整10分鐘時間，認真描述如何煮一顆最完美的雞蛋。這是他經過反復試驗、調試，推算出的完美雞蛋烹飪資料。

他選擇Google工作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參與Google中國餐廳的籌建。幾乎每個和他在Google共事過的人都記得，每天中午的試菜環節，會看到一個神采奕奕的李開復點評菜，面試大廚，提很多專業問題。

現在不需要爭奪最大化流量了，他開始允許自己說點真正想說的話，吃到好吃的東西，他會給它們拍特寫，傳上網。其實，如果沒有其他人反對，李開復還挺想寫美食的。但是，他是一個溫和的人，不喜歡跟人起衝突。他也尊重別人的專業，只要是他認定的資深人士的建議，他大多會接受。所以，這個出版計畫最終流產，李開復只說了一句話，“那好吧。”

病癒之後，為了讓更多人對AI感興趣，李開復願意去展露更多真實。他參加了奇葩大會。在去錄製的車上，他準備了一份詳盡的發言稿。助理提醒他，那兒鼓勵現場即興，你自由發揮就好啦。但這是李開復所不習慣的場景，他反問，“自由……怎麼自由？”

結果，奇葩大會收穫了嘉賓語音聲波最平穩的一期節目。錄製結束後，蔡康永跑來找他的助理：“開復在幹什麼啦，讓他來玩的，一上來就講課，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難道他是緊張嗎？”

習慣是不容易更改的，他還是喜歡活在精確的最大化裡。臨近採訪結束的時候，李開復展示了自己手機相冊，裡面有兩部評分7.9分的電影。“這是我最近發現的兩部電影，我還沒有看過。”他說回家後會把這兩部電影下載來看，所以此時此刻，寫稿還不能寫“李開復看過IMDB上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準確的說法是“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減去兩部”。

生活也依然追求一種最大化，但如果沒做到，那也沒關係。李開復在家裡追求極簡，一切都要藏起來，相冊藏在抽屜裡面，電視藏在油畫後面，電腦藏在飄窗裡面，音響藏在房間隱蔽的壁龕後面。他試圖也把妻子的化妝品藏起來，為此設計了一個能夠裝400個瓶子的鏡櫃，完美容納妻子現有化妝品。然而，住了一段時間後，滿載的鏡櫃外面不知道為什麼又冒出來100瓶。於是，他從自己的護膚品裡拿了20瓶出來，也放在外面。李開復說，這是適應環境的新策略，既然要存在冗餘，就讓冗餘也搭配著來，在一種新的平衡裡，與冗餘共存。

他再一次開始寫信。小女兒畢業上大學那一年，他給她寫了一封不再公開發表的信。信的最後一段是：

我問媽媽想說點什麼，媽媽讓我告訴你，我們非常愛你。我問她，這句話是不是應該說，我們愛你，比昨天多一點，比明天少一點。她點點頭，眼睛裡閃爍著一點光，那就像是在你小時候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時，同樣的光芒。

後來不久，小女兒把回信文在自己的身上。一個是Stay Gold，它出自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原意是，美好總是容易消逝（Nothing Gold Can Stay），但她改了一下，對她來說，美好也可以永不消失。另一個是一組數學符號，那是長大之後終於領悟的父親的關心，一個大於號，一個小於號。

今天的創業依然是一場最大化戰爭，但作為親歷者，他也得到了珍貴的經驗：“最大化會發揮人的潛力，但也會犯錯誤。我學到的就是不要去算計到這麼細，分清楚哪些是自私的最大化，哪些是真正對世界有意義的最大化。”

李開復的家裡現在有兩間書房。一間是給外人看的，是他完美一面的呈現，乾淨到空無一物的書桌，所有物件都可以完美收納，曾經的獎狀、獎盃和畢業證書，整齊地排列在櫃子裡，是展示給世界看的戰利品。

另一間書房非常狹小，裡面完全沒有裝飾，沒有吊頂，沒鋪地板，抬頭就是黑壓壓的暖氣管道，屋裡只有一把歪到有點散架的椅子，勉強可以坐下。這裡放著他在家裡佈置的伺服器，以及所有不想被外人看到的東西。

這裡藏著所有他生活的秘密回憶。曾經手寫給妻子的情書，父親寫的信，自己的病歷，過去工作用的舊名片，只對自己有意義的工作紀念物，亂糟糟地堆在一起。他跟自己約定，老了退休了，他就把這些回憶按順序整理好。但現在還不用，這樣就好。

只有在那個房間裡，他不用活在最大化裡。這是他精緻的家裡唯一一個亂糟糟的地方，沒有條理，沒有分類，不用小心翼翼。他時不時要去那兒維護伺服器，跑資料的十幾分鐘時間裡，讀一會兒信，發一會兒呆，想念父親和母親。所有情緒都允許得到短暫的表達，懷念，生氣，懊悔，沮喪，難過，也有希望。這是最大化戰爭的一條縫隙，只在這裡，活著一個真實的李開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