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玄奘是不是在成都大慈寺修行剃度？
歷史上堪稱偉大冒險旅行家、享譽國際的宗教學者玄奘西行十多年取經回到中原主持翻譯，因為他精湛博學，被人尊稱為「三藏法師」。經過元代雜劇和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玄奘在民間就變成婦孺皆知「唐僧三藏」了。但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前，曾在成都修行五年，到20歲出頭正式在成都的寺廟受戒剃度，然後才有遊歷四方和去天竺印證佛學源頭的宏偉理想。奇怪的是，1000多年以來，不論民間人們口頭相傳還是學術界多數觀點都認為，玄奘是在成都市中心的唐代古寺大慈寺修行並受戒剃度，但諸多古籍史料留下的說法卻能夠證明這一說法並非事實。
　　一、少年玄奘隨哥哥長捷到成都修行
　　玄奘的出生年份並不確定，一般傾向於西元596年（另一說是602年），家鄉是河南偃師緱氏鎮。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慧在隋朝初年當過江陵縣令，家境算是普通。
　　玄奘的俗名叫陳褘，之所以會出家為僧和二哥陳素有關。南北朝到隋朝依然是佛學鼎盛時期，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大興佛寺的典型，文帝楊堅傳說本來就出生在寺廟，小時候由一個尼姑帶了好幾年。煬帝楊廣在江南拜著名天台宗祖師智顗大師為師，智顗勸諫楊廣為安定江南做出很大貢獻。
　　佛寺興盛為安撫亂世裏的百姓提供一個寄居的環境，當時算是某種救濟疾苦的組織。由於這種社會背景，一表人才的陳素很年輕就在洛陽的淨土寺出家，學問深厚，人稱長捷法師。少年陳褘跟二哥陳素在淨土寺做小沙彌五年，深受兄長的影響。由於玄奘的成就超過哥哥，後來也就為玄奘的出生添加了一些離奇的點綴。玄奘是家裏四位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傳說母親懷他的時候身體欠佳，生他的時候遇到危險，突然屋頂上傳來三聲鳳凰的啼叫，玄奘母親才度過難關平安生下他。父親覺得這孩子不同一般，就找相士來看相，相士連連稱讚說：「此子寶相莊嚴，出生時有祥瑞庇佑，日後成就非同凡響。」
　　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出家的。隋煬帝下詔要在洛陽度僧人27名，其中有個13歲的小童年齡太小，不在入選之列。大理卿鄭善果在淨土寺遇上他，略帶調侃地問道：「你小小孩童出家究竟想做什麼？」那小童從容不迫地回答：「小子要繼承如來的智慧和使命，把他流傳在世間的佛法發揚光大。」鄭善果見他人才出眾，大為驚訝，當即破格錄取，並向同僚誇讚：「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門的教化。」這個小童就是日後的玄奘。
　　因隋煬帝年間各地義軍打來打去的動盪，洛陽在王世充佔據之下，經常受到滋擾，長捷出於避亂，也是出於求學的念頭，聽聞幾位同鄉高僧大德都在成都佛寺，於是就帶着十五六歲的玄奘千里迢迢到了四川。
　　二、玄奘在大慈寺修行只是傳說
　　大慈寺自唐朝以來曾經是成都歷史上有見於記載的規模最大的寺廟，比今天的規模大幾倍，整個春熙路、鹽市口商業街區全都在大慈寺的範圍內。
　　大慈寺最早始建年代，據宋代普濟《五燈會元》所載，是來自印度的僧人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時間大約是四世紀中期，但不一定真實可信。而起初的寺廟名稱也不可考證。因為大慈寺真正得名來自唐玄宗入蜀避亂，這個名字是皇帝賜名的「敕建大聖慈寺」。
　　據說唐玄宗來到成都以後，偶然見大慈寺僧人英幹在街頭施粥，救濟窮困百姓，並為當時中原的戰亂祈福。當時已經年屆七旬的玄宗在逃難過程中，堂堂大唐天子親身經歷過吃不上飯，忍饑挨餓，反而接受百姓救濟的尷尬境地，為此深受感動，然後得知舊交無相禪師在這裏，請他跟著玄宗到行宮內殿居住，賜田一千畝，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讓無相負責主持擴建大慈寺。因為無相禪師先後在成都建造過多家寺廟，有淨眾寺、菩提寺和甯國寺。
　　幾年下來，重新擴建的大慈寺房屋達到96院8542間，一度是成都最繁榮的寺廟。到會昌年間，武宗打擊天下佛寺，因為大慈寺有唐玄宗的御筆題額，故「不在除毀之例」，是當時成都唯一保存下來的佛寺，自然也成了整個四川規模最大的佛寺。不光唐代如此，到宋代也如此。大慈寺壁上有各種如來佛像1200多幅，天王、明王、大神將像260多幅，佛經變像114幅，所有畫像「皆一時絕藝」，蘇軾譽為「精妙冠世」。宋李之純的《大聖慈寺畫記》稱：「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到今天依然是成都極為罕見保留有部分唐代原貌的古跡。
　　唐朝剛剛建立的武德元年（618），玄奘與哥哥長捷法師來到成都，在成都各個著名寺廟拜訪高僧，印證交流和學習探討，見於記載的有寶暹、道基、智震、道因等人。玄奘進步很快，據說他隨寶暹學《攝大乘論》，隨道基學《毗曇》，隨智震學《迦延》。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的東律院正式受戒並坐夏學律。
　　玄奘前後在成都五年，究通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著名佛寺講經，為蜀地僧俗所景仰，初步顯現出一代高僧風采，也表現出青年學者的睿智和廣博。但玄奘並不以此感到滿足，對佛學各種學問的好奇和疑惑，渴望與更多高僧交流印證的念頭一直纏繞在他的心中，於是他泛舟三峽，取道荊州再回長安，實現他赴西天取經之壯舉。
　　千百年來，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剃度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但近年專家學者對成都歷史文化的研究所得，可能事實並非如此。
　　三、空慧寺與玄奘兄弟的隱秘關係
　　再回武德元年，玄奘與長捷法師經子午穀、劍閣至成都，當時並沒有到城中大慈寺，而是居住在城西的空慧寺，這一細節記載在慧立和彥悰為玄奘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一卷中，「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法師兄因住空慧寺，亦豐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儘管這一傳記有許多小說筆法，記錄內容並非百分之百真實，但許多關於玄奘的生平經歷還是被研究者重視的。
　　《法師傳》開篇就提到西蜀佛教的興盛，正因為隋煬帝時期的亂世，許多高僧都投奔西蜀相對安寧，同時南朝以來，成都佛教也發展很快，也才能吸引這些高僧紛紛前來，所以他們兄弟也聞名前往。當時玄奘還只是十五六歲的小沙彌，《法師傳》雖然添加了一些語言誇張地形容玄奘學問有如天才，引起許多蜀中僧人驚歎，但畢竟玄奘尚屬「應法沙彌」階段，還不具備資格獨行法事，按照規矩也應該是跟著哥哥長捷法師一起在空慧寺居住，也時常去其他寺廟拜訪學習。也許是空慧寺後來消亡，玄奘兄弟與空慧寺的淵源一直不被重視。
　　成都空慧寺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佛學講寺，位於成都西郊某處，今天已經不可考證。以史料記載，空慧寺由石犀寺改建而來。石犀寺最早並不是佛寺，主要留存著李冰治水時鑿刻鎮水石犀牛。南朝蕭梁武陵王蕭紀（武帝蕭衍的第八子，在成都十七年）在成都正式改建佛寺，當時叫龍淵寺，是蜀中南朝寺廟的代表之一。據唐代道宣《續高僧傳》記載，蕭紀專門從洛陽請了高僧慧韶入蜀弘法，慧韶，俗姓陳氏，為洛陽潁川陳太丘之後，與玄奘兄弟屬於同籍同族的本家。慧韶奉邀至蜀，于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到唐朝以後，因為避諱高祖李淵的名字才改名空慧寺。正因為空慧寺的興盛與玄奘兄弟有莫大淵源，所以他們入蜀以後專門前往那裏瞻仰，也就居住在空慧寺。
　　《續高僧傳•玄奘傳》還記載：「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長捷法師在空慧寺中開法筵講席，「凡講《盤經》《攝大乘論》、《阿曇》、兼通《書》《尚書》、《傳》（春秋三傳），尤善《老》（《道德經》）、《莊》（《莊子》）長捷法師的講筵法席「為蜀人所慕」。當時僧官「總管酂公特所欽重」。
　　很顯然，唐朝剛剛建立時的大慈寺還沒有後來的名氣，地位遠不如空慧寺，以長捷、玄奘與空慧寺的家鄉淵源，寄居修行於空慧寺更合乎情理。只不過空慧寺毀于唐武宗時期，宣宗即位，重興此寺，改名聖壽寺。
　　北宋人吳師孟《大中祥符禪院記》與南宋馮檝《大中祥符院大悲像並閣記》記述了重興之聖壽寺規模，大略謂寺院占地七頃，共三十院。規模、佛寺一度媲美大聖慈寺。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季春，院中塑觀音像一尊，歷經五年方完工，是迄今為止成都市最大的雕塑觀音像。但由於空慧寺名稱已經不再使用，從此就淹沒了。
　　空慧寺具體位置歷來也有爭議。據清朝一些史料觀點，認為年羹堯于雍正初年在原來空慧寺、聖壽寺的位置改建了將軍衙門，那麼應該就是今天成都市金河街、東西勝街及將軍衙門一片，這一說法參見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祁和暉《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習研究》的考證。（《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科版）2008年12月總第208期）。但另有一說法則是偏南的文廟街一帶，因為有唐代古籍《續高僧傳》點明玄奘「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支持位置是成都偏南的地方。如袁庭棟的《成都街巷志》一書中，就是在介紹文廟街時順帶提到過空慧寺的情況。
　　四、玄奘在多寶寺修行而被誤認為是大慈寺
　　事實上，空慧寺的名聲雖然在隋唐時很大，但玄奘可能也並沒有與哥哥長捷住在一起。因為畢竟《法師傳》寫明只是「法師兄因住空慧寺」，而《續高僧傳》雖然支持說玄奘與長捷同住空慧寺，但求學與修行可能另有別處，更重要的是受戒剃度在空慧寺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玄奘當時拜訪求學多位元高僧的情況，玄奘修行所在應該是成都城東的多寶寺。這也是一座成都名寺，由晉朝寶掌禪師興建，多寶寺位於城外僻靜的地方，而玄奘和長捷都是潛心向學的人，兩兄弟分別居住更有利於各自修行，這也比較符合研究學問的實際，這是其一。
　　多寶寺當時聚集高僧很多，其中有一個高僧道因法師年長玄奘十五歲，同樣是玄奘的河南家鄉人，俗姓侯。多年以後玄奘從天竺取經歸來，道因法師還被請到長安與玄奘一起翻譯經書，兩人交情極好。另據《大宋高僧傳》，玄奘請教學習的寶暹、道基兩位法師當時也都在多寶寺。這是第二點。
　　再次，多寶寺位於成都城郊外，當時要出城十多裏。更重要的一點證據是，多寶寺在成都城內另設有戒律院，正好與大慈寺毗鄰，玄奘正式受戒剃度就是當時多寶寺設在城內的戒律院。只不過唐朝中期以後大慈寺因得到玄宗李隆基下旨擴建而出名，吞併了城中原來的多寶寺戒律院地盤，演變為大慈寺的東律院和西律院（東律院原屬多寶寺的位置應該是大慈寺以東靠近府南河一邊），因此後人才會誤認為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戒剃度，再後來就演變為玄奘一直就是在大慈寺修行，事實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正因為成都的多寶寺當時有戒律院，各方高僧雲集，寺廟規模很大，所以具備傳授戒律的資質。而空慧寺雖然聲名遠播，但規模和受戒條件似乎還不夠。關於玄奘受戒剃度的推斷可見四川文史館馮修齊《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論》（《西華大學學報》2009年4月）。另外明代曹學佺所著《蜀中名勝記》也記載，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空慧寺獲得敕建佛塔，當時在該寺獲得受戒者才700人，這時已經距離玄奘受戒有55年之久。雖然缺乏更多具體證明空慧寺受戒資質的資料，但推測空慧寺在唐朝初年應該還不具備剃度條件。
　　綜合來說，玄奘當年在成都多寶寺修行五年並受戒剃度的可能性更大，也能與大慈寺的流傳演變聯繫起來，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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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的社會輿論監督｜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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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公元前722－前481年），齊、晉、楚、秦、吳、越六個大國互相爭鋒，攻城略地，此消彼長。夾在大國之間的一百多個二三等小國，又怕得罪這個大國，又怕得罪那個大國，成天惴惴不安。

子產就出生在一個小國——夾在晉國和楚國之間的鄭國。鄭國一直是晉國和楚國拉鋸爭奪的對象。

公元前565年，鄭國的司馬（軍隊統帥）子國率領軍隊進犯楚國的附庸小國蔡國，獲得大勝，把蔡國軍隊的主帥也俘虜了。

鄭國人非常高興，張燈結綵，大肆慶祝。子國更是居功自傲，忘乎一切。這時，有一個人提醒子國：不要高興得太早了。

這個提醒者，就是子國的兒子，年僅十七八歲的子產（名公孫僑，字子產。約公元前583－前522年）。

子產對他爸爸說：「我們鄭國是個小國，國家的內政一團亂麻，沒有搞好，卻熱衷於討伐別的國家，搶立戰功，恐怕要帶來災禍。如果楚國人為蔡國報仇打我們，我們能夠不順從楚國嗎？假如我們順從了楚國，晉國肯定不高興，也會發兵來打我們。楚國、晉國交替發兵來打我們，我們還有好日子過嗎？」

一席話，把熱昏了頭的子國噎在那裡。可是，堂堂軍隊統帥哪能在孩子面前丟了面子？子國說不出理，只得擺架子訓斥：「國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執政長官）子駟先生做主，哪能聽你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說，要砍頭的！」

子駟當然和子國是一頭的，但他們的好夢不長。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國晉國及其他諸侯小國都找理由攻打鄭國。鄭國只得分別向兩大國討饒求和，吃了不少虧。

更糟糕的還在後頭。由於子駟在分配土地、戰車等國家資源時有偏有向，得罪了國內五個大族，國內政治力量分裂了。結果五大族的頭頭在公元前563年鋌而走險，糾集起來發動叛亂，衝入朝廷，殺死了子駟和子國等大臣，只有擔任司寇（司法部長）的子孔事先聽到風聲逃走。鄭國出現巨大的政治危機。

鄭國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產言中了。

子駟的兒子子西聽到噩耗，帶著少數人冒冒失失地闖出家門，收斂了父親屍體就去追趕叛軍。叛軍已然挾持著鄭國國君跑到北宮死守。子西見狀，又折回家中調兵。但是，出了這麼大的亂子，家中的臣屬、武士和奴婢見勢不妙，已經逃走大半，兵也調不成了，子西無奈，只得嘆息。

子產卻臨危不亂。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門，再聚齊了家臣屬吏和武士，指揮他們封閉府庫，佈置防守，然後率領17輛戰車列隊出發，收斂了父親屍體，就去攻打叛軍。別的貴族這時也聞風出動支援，很快就把叛軍全部消滅。

這之後，子產又歷經幾番大難，終於在公元前543年上台執政。這時他40歲左右。

子產改革的標誌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５３６年的「鑄刑鼎」——把懲治犯罪的刑律鑄在金屬鼎上，向全國老百姓公佈。這是中國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這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舉措。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中說，春秋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越秘密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有利於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這當然是一種古老專制時代的遺蹟。

子產決心打破這種矇昧，他根據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編訂了三種刑法，並把刑法公諸於世，讓老百姓明白法與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這無疑是進步的法制理念，當然也打擊了貴族特權。子產這個做法，遭到很多貴族反對。

晉國大臣叔向專門為此給子產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信中說，本來民眾懷著恐懼之心，不敢隨便亂來。你把法律公佈了，民眾就會鑽法律的空子，爭相琢磨怎麼做壞事而不至於被制裁，這樣就不怕長官了，反而會導致犯法的事情越來越多，腐敗賄賂到處氾濫，鄭國也會因此而完蛋！

子產給叔向回了一封信，頂著晉國壓力說：「我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堅定不移公佈法律。結果呢？效果不錯，社會治理透明度增加，大眾歡迎，犯罪案件減少了。

在潮流推動之下，晉國在子產「鑄刑鼎」之後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鑄在鼎上，向社會公佈了。

可是孔子認為這樣做不對。在晉國公佈了法律之後，孔子說，晉國大概因此要滅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還怎麼顯出貴族的尊貴？

孔子一向最重視禮，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認為法律是有害處的。所以他對「鑄刑鼎」如此猛貶，並不奇怪。孔子認為，如果用法律治理國家，那麼人們就專注於法律，只求免於犯罪，而失去內心的廉恥，這樣的社會未免太不理想。應該做到的是天下為公，人人講仁愛，家家睡覺不關門，根本就沒有小偷盜賊才對。

因此，孔子認為，在一個社會中，有事要鬧到訴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會沒有一件訴訟發生。

從這兩次波折可以看出，在當時公佈法律，實在要面對巨大壓力。

周谷城的《中國政治史》一書不讚成叔向和孔子。他評論此事說：「反對自反對，批評自批評，而時代的迫切需要，終於把禮治演變而為法治。」雖然周谷城樂觀了一點，但他高度肯定了子產的「鑄刑鼎」。

在現代社會，大眾見慣了公佈的法令，以為從來如此，那就錯了。這是子產冒了極大風險，帶頭開創的新制度。

改革使國家安康發展

子產知道，因循守舊的鄭國，如果不經一番革新，萬難應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產不迴避爭議，不壓制爭議，也不怕爭議。他認為改革就是要迎著爭議往前走。比如他改革軍賦制度，增加稅收，充實軍餉，以增強鄭國自衛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罵。有人說：「子產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蠍子尾巴了！」子產還主持全國農業普查，整頓三農。他採取的具體措施，一是釐清混亂的土地所有權狀況，重新劃分全國田地和溝渠。那些非法侵佔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歸還所有者。在這個過程中，子產承認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興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並向他們徵收賦稅，以增加國防開支。二是把農民組織起來，若干家為一個互助單位合作生產，並共用一口井等等。這些措施也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煩。

一時間，全國廣為流傳一個凶險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劃界，取了我的衣冠給藏起來，誰能夠殺了子產？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這個地步，子產怎麼辦？他的回答是：不要緊，只要從長遠來看對國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實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縮，堅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決心不改變了！

子產說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寧肯撒手，也不迷戀高位。有一回，鄭國大夫豐卷為了祭祀要求進行狩獵，未得子產批准。豐卷大怒，立刻徵調忠於他的勢力有所動作。子產得知，為了避免國家陷入分裂，馬上辭職，並聲明要離開鄭國，以此表示他並非要通過排擠別人來為自己謀利。幸虧當時鄭國最有實力的罕氏子皮經過考慮，表態支持子產，把豐卷驅逐，子產才復職。復職之後，子產卻下令保存豐卷的田產，過了三年召豐捲回國，又把田產還給豐卷，連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給豐卷。子產並沒有因為豐卷企圖造反而沒收他的田產。這是子產的寬容，也是他得到鄭國人心的關鍵因素之一。

經過綜合改革，過了三年，鄭國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產給他們以教誨。我有田地，子產想辦法讓地裡豐收。子產死了，誰來繼承他的德政呢？

鄭國處於晉楚兩大霸之間，不得不講究外交。在這方面，子產不拘一格，大膽啟用了一批才華之士。公孫揮熟悉外國情況，善於措辭；裨諶最富謀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馮簡子思維周密果斷，最善決策；游吉是個大帥哥，舉止溫文善於交際。子產每逢遇到國際大事，先向公孫揮諮詢情況，並請他起草文件和講話，充分準備在各種場合的措辭；然後和裨諶一起找個郊區安靜的地方住下來，仔細籌劃；籌劃所得的方案請馮簡子做個決斷；最後委託游吉執行。

子產代表鄭國參加國際會議，言辭慎重得體，既維護了鄭國利益，又不輕易開罪別的國家，並且總能給自己留有餘地。孔子曾稱讚子產的外交，說子產的言論傳播遠近，無人不曉，這是因為子產經過充分的準備。

子產在鄭國執政並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５４３－前５２２年），內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鄭國在複雜艱難的情況下，保持了安定，經濟得到很大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產也是命蹇時乖的中國改革家中少有的幸運者，他雖然也經歷幾番磨難，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際，還手握大權，並在臨終之際將改革大任委託給他的繼任者，隆重有如國家遺訓。子產去世的消息傳到魯國，孔子含淚嘆道：「子產啊，你是古之遺愛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如果說，以上強國富民的改革措施在歷朝歷代並不鮮見的話，那麼，作為改革家的子產對中國歷史獨特的貢獻，是他以罕見的魄力和胸懷，支持社會輿論監督，不干涉社會輿論對朝廷的批評。在野蠻殘暴的春秋時期，僅此一例，千古流芳。

鄭國人有個習慣，父老鄉親們常常到鄉鎮裡的學校扎堆聊天，議論國家大事。這就好像北京「的哥」開車時喜歡和乘客議論國家大事一樣。北京「的哥」是在小車裡議論，範圍很小。鄭國很多人聚在學校裡議論，影響就大了。這些鄭國父老議論什麼呢？《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說：「以論執政」，就是議論國家大事。當然，有讚揚有批評。

在春秋時期的國情條件下，子產此舉引來的爭議可想而知。《左傳》記載，有個叫然明的官員聽到鄉校裡的批評意見，很是惱怒，就向子產提出建議說：把鄉校封閉或是毀了吧，怎麼樣？

為什麼然明向子產提出這樣的建議呢？然明知道，子產曾說過，只有德高望重的聖人執政，才能靠寬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則應實行猛政。因為火性猛烈，人見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燒死的；而水性懦弱，人喜歡玩水，好多人因此淹死。然明覺得子產既然要實行猛政，對於反對自己的人，當然不會客氣。

子產的回答卻大出然明意外。子產說：「為什麼？老百姓早晚到那裡逛逛，談談國家大事的長短，這是他們關心國家啊。他們稱讚的事情，我就實行；他們惱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們實際上是我的老師，怎麼能毀掉呢？我聽說，真心鍾愛自己的人民，就可以減少怨恨，沒聽說靠強硬手段威嚇可以防止怨恨的。毀掉鄉校，當然能把批評的聲音堵住，可是你想過沒有，民怨像大河一樣，修築堤壩可以阻擋一陣，一旦決口，不知要傷害多少人，那時候搶救也來不及了。不如開出一些小渠道，因勢利導。我的意思是說，把鄉校裡的議論當作藥來吃吧。」

然明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現在才認識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這樣的小人實在沒出息。要是照您的辦法搞下去，鄭國就有了依靠了！」

既實行猛政，又容納人們的反對，這看似對立的寬嚴兩個方面，在子產那裡統一起來了。子產在春秋時期首創了多元局面。

這件事，孔子倒非常贊成。比子產小三十歲左右的孔子在魯國聽說子產不毀鄉校，極力稱讚說：「從這一點來看，如果有人說子產不仁，我是不會相信的！」孔子這樣稱讚子產，說明儒家有贊成輿論監督的一面。孔子雖然輕視法律，可他是主張仁愛百姓的，因此贊成讓老百姓說話。

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上，面對諸多君主閉目塞聽的弊政，子產不毀鄉校成了人們往復談論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韓愈狂妄自大，很少說人家好話。比如他的朋友劉禹錫、柳宗元參與永貞革新，韓愈就口出惡言，咒罵劉、柳是「小人」，刻薄之極。可韓愈在《左傳》中讀了子產的事蹟，心嚮往之，特地寫了一篇名文《子產不毀鄉校頌》。

大概韓愈被感動得可以，這位以衛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筆竟如梁啟超一般情溢筆端：

我好思念子產啊！要知道，輿論是很難用勢力徹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聽不到批評，就很難檢點自己的過失，這不就好像變聾了一樣嗎？執政地位也就危險了。子產不毀鄉校，鄭國的政治就理順了。想當初，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咒罵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說話的人殺掉，結果怎麼樣呢？民眾起來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產，生不逢時，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鄭國這樣一個小國裡推行。假如把子產的施政理念推廣到全天下，那該多好！像子產這樣賢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誰能夠繼承並且光大子產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筆者參加一個輿論監督座談會。會上，一位大學教授發言說，他的苦惱是，輿論監督這個東西是舶來品，缺乏本土資源。面對我們的傳統，提倡輿論監督，似乎不怎麼理直氣壯，缺乏說服力。

誰說輿論監督只是西方的產物呢？子產的政績，孔子的支持，韓愈的讚頌，充分說明輿論監督有著悠久的本土資源，這也是我們建設政治文明的重要資源。

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產對中國政治發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輝煌政績。僅此一端，就值得寫一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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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希兒(Mercedes Capsir,1896-1969)、
艾爾曼(Mischa Elman, 1891-1967)、
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1875-1962)、
胡伯曼(Bronislaw Huberman,1882-1947)、安奈斯可(George Enesco,1881-1955)、
柯爾托(Alfred Cortot,1877-1962)、
愛德恩 費雪(Edwin Fischer,1886-1960)、
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1867-1957)、
姚阿幸(Joseph Joachim, 1831-1907)
等古典歷史⼤師的真實實體錄⾳。

這些錄⾳之中，特別是艾爾曼與姚阿幸所演奏的⼩提琴，正是台灣奇美博物館所典藏的Stradivari Joachim-Elman (1722)。

▪️講者介紹：
王信凱 ｜「古殿樂藏」創辦人

經歷
佛光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兼任講師
2013年9月創立「古殿樂藏」唱片藝術研究中心 ，至今持續推動關於聲音與音樂中一切具有生命力的事物，希望以歷史研究者的身分致力唱片歷史的研究與聲音記錄的保存，持續將學術理想實踐於平凡的生活文化之中。2019年6月開始致力推廣：「類比生活學」，類比(Analogy)作為一種態度與精神，讓過去曾經存在，從生活中重新喚起，於是集結一批志同的年輕朋友，創立「古殿Analogy」(類比生活學)刊物。

蘇顯達 ｜北藝大教授兼音樂學院院長
經歷
曾與國外知名交響樂團合作演出協奏曲，其中包括紐約愛樂室內樂團、俄羅斯國家管弦樂團與英國室內樂團等，演奏足跡迄今已遍及全球33國。而與國家交響樂團、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以及台灣國樂團、台北市立國樂團等國內樂團演出次數亦不勝枚舉。曾合作過的音樂家包括Leon Fleisher、Narciso Yepes、Gerard Poulet、Erick Friedman、Guarneri String Quartet、Scherry Kloss、諸大明、陳必先、傅聰、馬友友、章雨亭、林昭亮、胡乃元、白建宇、胡坤、陳宏寬、薛偉與胡瀞云等人。

📍開課地點
聆聽歷史的靈光：留聲機⿈⾦時代的古典⼤師錄⾳
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 拱廳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忠孝新生站：1 號出口步行約 3 分鐘）

▪️費用說明及匯款方式
講座 1 | 聆聽歷史的靈光：留聲機⿈⾦時代的古典⼤師錄⾳，原價 500 元，推廣優惠價 300 元。

▪️欲購課程請匯款至: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忠孝分行 (代號822)
#1853-5000-3342
戶名: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402專戶

＊ 匯款完成後，請將姓名、電話、匯款收據影本及帳號末 5 碼，回傳至推廣中心信箱 cec@cec.tnua.edu.tw 謝謝！

📋報名表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eKThrylDp4emWQ1Q9d8Hs-lxjI5f1-QP96hBUHfliSYkljA/viewform?fbclid=IwAR2GuSzeUl5xEGEzWUjJ6P84NNNWZSww0F_EKUZTjX_XugFCSszqp5Ina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