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在中國與台灣同時流行著一個說法，現在的社會有三種性別：男性、女性以及女博士。這樣的說法點出了除了傳統的生理、社會因素區分性別之外，還多了一個工作與職業生涯因素創造出來的性別分類。當然，這個網路流傳的說法主要是希望指出高學歷女性在當代華人社會所面對的困境，她們的困難不是傳統男性或女性所面對的，而是一個新的必須兼顧學術、職業、工作、家庭、婚姻、情感等面向的艱難挑戰。當我們認為當代社會對於女性越來越開放，女性也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力時，高學歷的女性卻會面對「不得不」選擇學術、職業的一邊，或是放棄學術這一面去追求家庭與感情的那一面。這樣的選擇困境並不是被明文規定的性別歧視，但是透過一些工作指標、投入心力等要求，華人社會的高等教育機構仍舊以一種掩蓋的方式讓男性與女性工作者產生了選擇上的差異。為什麼高學歷男性就在學術事業或家庭只能擇一投入，而高學歷女性卻往往必須做出選擇呢？

小編今天要分享的文章，就是討論高學歷女性在職場性別不平等的文章。同時，我們「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團隊，也即將於9月初舉辦一系列關於女性、人類學以及職涯的講座活動喔！尤其是今天推薦的關於女性職場平等以及女性職涯規劃與性別議題的內容，將會邀請奧沃市場顧問創辦人林宛瑩來進行講座，千萬不要錯過喔！系列講座的訊息請參考貼文最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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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學術女性，面臨不同的掙扎，分別在光譜的兩端：一種是有學術工作，但面臨建立家庭的困境；另一種是有家庭，面臨重返學術的困境。台灣看似平等，男女都可以追求高學歷，然而學術界制度面的困難，真的平等了嗎？

前陣子我和多位女科技人參與女科技人的形象影片拍攝，其中一環是錄下我們對新生代的女孩們想說的話，於是拍攝前我們邊聊天邊討論該對新生代說什麼，突然其中一位女學者說，現在女性追求學位不是問題，真正的挑戰不在求學，而是在取得學位之後。

今天我想談談當拿到博士之後，學術女性可能面臨的困境。
我們先從成功案例講起，2019 年台灣社會學刊發表了一篇「做學術、做媽媽：學術媽媽的建制困境、協商策略與智性母職」的學術論文，紀錄學術媽媽的專業掙扎和家庭責任上的掙扎與努力，普及版也發表在女科技人電子報第 152 期《專題報導》專欄。

學術專業對時間和心力的需求非常大，博士期間只要專心學術，有時當助教協助教學，但若在大學裡找到專任教職工作，前幾年往往都在忙教學、指導學生、學校行政事務，很難有力氣好好做研究。
但偏偏大學教師的升等，是以學術產出為主，助理教授被現在沉重的學術發表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但當媽媽又是另一個沉重的負擔，因此上述學術媽媽都是女超人。

學術媽媽固然忙碌，但她們象徵某種成功經驗，有許多學術女性，面臨不同的掙扎，分別在光譜的兩端：一種是有學術工作，但面臨建立家庭的困境；另一種是有家庭，面臨重返學術的困境。

雖然有些女性很快就拿到博士學位，但取得學位後可能還要經歷博士後研究和專案助理教授等工作，真正拿到一個較穩定的專任教職工作，已經是幾年後的事情，但現在助理教授苦於期限內升等制度的壓迫和不穩定性，時間壓力一直都在，男性沒有生理時間的顧慮，但女性很快就進入生育年齡的尾端。

台灣父系社會對傳宗交代還是有所執著，過了四十歲，即便伴侶願意沒有孩子，那也得看家族接不接受，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每個系所幾乎都有不同世代單身未婚的女教授們，誰都不想去當家族沒有後代的罪人。

有些女老師幸運有家庭，但沒孩子，不是因為樂當頂客族，而是女老師因壓力太大生育困難；我也有女學者朋友提到，前些年她和老公都是年輕助理教授，升等壓力很大，她們共同決定選擇工作不要小孩，但這不代表她沒有遺憾。

學術工作的聘任是殘忍的割喉戰，只看學術發表篇數，一兩年的中斷，基本上會連博士後研究員或專案助理教授都申請不上，因為男性競爭者不會有發表的中斷。目前台灣沒有協助女博士回到學術界的機制，因此很多女博士生育後面臨回不了學術界的困境。

我剛收到另一位女學者朋友，生育後努力了七年，終於拿到了第一個一年的工作合約。七年，人生有幾個七年可以這樣消耗等待。另外，我也有看到前輩以「個人因素」從專任教師辭職，以捍衛有家庭的權利，但這是個人因素嗎？還是集體的掙扎？

我們需要制度性的改變，保障學術女性安心建立家庭和增產報國所面臨的困境。但在制度結構有所改變前，每一位女性學者都在用自己的生命進行一場革命，祝福大家革命成功！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2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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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作選篇（之39）
天堂門與地獄門
（日前重刊舊作《世間再無蔡元培》。現時北京大學仍然設有「元培學院」紀念蔡元培。但有沒有傳承蔡元培精神呢？話說2018年3月22日，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李沉簡，發表一篇題為《挺直脊樑拒做犬儒》的文章，開頭寫道：「戊戌變法、北大建校一百二十年，我們紀念蔡元培校長。在中國近代史上，元培先生當之無愧是現代教育之父。他留給我們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精神火炬。蔡校長在人們的印象裏總是一個謙謙君子式的思想領袖。其實蔡校長的另外一個側面同樣是萬世師表，那就是一個挺直脊梁、拒絕做犬儒的男子漢。」。文章說，「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骨氣的人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換來的」。歷史上「有脊樑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軟骨頭甚至為虎作倀」，「多少人是精明地昧著良心、為自保而誣陷同事、為加官進爵而落井下石」。現在，「高級知識份子裡的無恥之徒絲毫不比普羅大眾少」，「我們沒有科學、人文社科大師的第一原因就是我們的教育系統性地培養精明乖巧的撒謊者，而不是真理的捍衛者：這和知識無關，和人格有關。」文章迅速被刪，學院的公眾號被關閉，李沉簡和北大資料研究院院長鄂維南，北大元培學院負責通識的副院長張旭東三人名教師辭職，校方逐一要求學生刪除已轉發的文章。
2018年3月29日和30日，我寫了兩篇關於李沉簡的文章。現重刊如下。）

造福與造孽
「在這種千年嚴酷的條件下，人們甚至被剝奪了保持沉默的權利，而被強迫加入諂媚奉承的大合唱」，北大三君子之一的李沉簡在他的文章中婉轉講出了辭職原委，就是為了拒絕加入「諂媚奉承的大合唱」。從一個沒有說真話自由的時代，進入一個沒有不說假話自由的時代，是三君子辭職的警號。
李沉簡以在美國已擔任醫學院講座教授的地位，2012年被中共的「千人計劃」延招回國任北大教授，他顯然沒想到政治現實會變成這樣。網上讀到他2017年12月寫的一篇較長的文章，深入談到作為一個科學家，應該具有怎樣的人文精神。
文章講20年前，他和妻子徐楊充滿享受地翻譯物理學家費曼的書。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1918年-1988年）是量子電動力學創始人之一，納米技術之父。他們享受翻譯，是因為費曼著作大都寫得深入淺出，生動活潑。李沉簡說他和妻子帶著費曼的書旅行，走到哪裡翻譯到哪裡。在遊歷意大利佛羅倫薩這個文藝復興古城時，看到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靜靜地俯瞰全城。他拿出書來打算翻譯幾段，誰知一看就停不下來，於是整個下午，譯出了全篇文章，通身愉悅：「夕陽、佛羅倫薩、大衛像、費曼，大概世間不會有太多更讓人激動/有幾近宗教神聖感的瞬間了。」
所講的是書的最後一篇，費曼的一個演講。
費曼說，他年輕時認為科學會有利於每個人。科學顯然很有用，也很有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參與了原子彈的製造工作。科學的發展導致原子彈的產生：它代表著對人類的毀滅。戰後，他對原子彈憂心忡忡，既不知未來會怎樣，更不敢肯定人類一定會延存。自然地就想到：「科學是不是包含着邪惡的成分？」「當我們看到科學也可以帶來災難時，那麼我如此熱愛，並且畢生孜孜為之的科學事業的價值究竟何在？」
他為這問題苦苦求索，直至在夏威夷的一個佛寺，主持跟遊客講佛學，最後送上臨別贈言，這贈言是佛經中的一句箴語：「每個人都掌握著一把開啟天堂之門的鑰匙，這把鑰匙也同樣能打開地獄之門。」
科學是這樣的鑰匙，它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給人類帶來災難。其實，任何學問、知識、技能也如此。權力就更是這樣。有些人從政，認為自己的能力與努力可以為所服務的人群造福，甚至說相信天堂留了一個位置給她；但當被權力欲所驅使，不斷說謊時，造福變成造孽，他(她)手中的鑰匙（權力）不是開啟天堂之門，而是為人群帶來煉獄。
馬克思主義提出把民眾帶往人間天堂的理想，1924年徐志摩遊蘇後寫道：「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卻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造福終變成造孽。
鑰匙每個人都有：知識、科學、技能、權力，都可以開啟天堂之門，但同樣能打造地獄。怎麼分辨天堂與地獄呢？

科學的價值
李沉簡2017年底發表的文章，前有引言：「作為科學家，我們知道偉大的進展都源於承認無知，源于思想的自由」。文中引述費曼的演講《科學的價值》。
科學價值的第一點，是科學知識使人們能製造許多產品、做許多事業。科學知識給予人們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惡，它本身並沒有附帶着使用說明。鑰匙顯然是有價值的，否則分辨出天堂之門或地獄之門也無法開啟。
科學價值的第二點，是提供智慧與思辨的享受。這種享受一些人可以從閱讀、學習、思考中得到，而另一些人則要從深入研究中方能滿足。
科學價值的第三點，是它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概念。科學給了我們一幅圖畫——天宇中一個巨大的球在旋轉；在它的表面，人們被神奇的引力吸住，並附著它在旋轉。
科學最重要的價值，是科學家們成天經歷着無知、疑惑、不確定。當科學家不知道答案時，他是無知的；當他心中大概有了猜測時，他是不確定的；即便他滿有把握時，他也會永遠留下質疑的餘地。承認自己的無知，留下質疑的餘地，這兩者對於人類社會的任何發展都必不可少。
這是理性時代的觀念：沒有一種東西是絕對確定的。正因為相信沒有一個人絕對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們才要有民主制度來保證新的想法可以帶來發展、被嘗試運用、並在必要時被拋棄；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再被嘗試。這是—種從嘗試到糾正偏差錯誤的系統方法。在18 世紀末，科學已經成功地證明了這種方法的可行性。在那時，關注社會的人們已經意識到：對各種可能性持開明態度便帶來機會；質疑和討論是探索未知的關鍵，如果我們想解決以前未能解決的問題，那我們就必須接受質疑和討論。
倘若我們自以為對眾多問題都已有了明白的答案，我們一定會犯錯。如果我們壓制批評，不許討論，大聲宣稱「看哪，同胞們，這便是正確的答案，人類得救啦！」我們必然會把人類限制在權威的桎梏和現有想像力之中。這種錯誤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費曼說，作為科學家，我們知道偉大的進展都源於承認無知，源於思想的自由。宣揚思想自由的價值，教育人們不要懼怕質疑而應該歡迎它、討論它，而且毫不妥協地堅持必須擁有這種自由。
一名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二戰後在美國一所學校當校長，他給每一個新來的教師都寫這樣一封信：我曾親眼目睹最慘烈的悲劇：毒氣室由學有專長的工程師建造，婦女由學識淵博的醫生毒死，兒童由訓練有素的護士殺害。專業本領落在無人性者的手裡，就是人類社會之敵。
堅持質疑和思想自由，是人類文明得以進步的最根本的科學價值。害怕和拒絕質疑，則不論一個人持有的是多麼萬能的鑰匙，開啟的也只會是地獄之門。

早在今年9月30日，就有長榮大學的女學生，險遭梁姓嫌犯擄走。該校為何沒有完成校安通報的相關程序，以致後來發生了馬來西亞籍女學生，慘遭梁姓兇嫌殺害、棄屍的憾事?

依照常理推測，當初該校周遭出現了這麼大的校安警訊，主管學生事務的學務處，就應該有負責的 #學校行政人員，用學校的公務電子郵件等管道告知全校學生，「學校周遭出現了意圖擄人之嫌犯，請同學們注意自身安全、勿單獨行走於陰暗的台鐵高架橋下方」。

學務處更應協調該校國際處，優先通知外籍學生，特別是告知該校的馬來西亞、印尼與越南同學會(這三個國家，是台灣前三大的留學生來源國，各大專院校幾乎都有來自這三個國家的學生)相關的校安警訊；畢竟外籍學生比較欠缺中文能力，平常也較少關注台灣各縣市的地方社會新聞(就像我們當初在美國的台灣同學會，很少關注地方上的社會案件；除非是經過校方額外告知，才會注意地方治安上的重大警訊)。那為何長榮大學的學校行政人員，會忽略正當程序，並且在校安問題的處理上，如此沒有經驗?

這些，要從這幾年台灣某些私立大學，要求新進的大學助理教授，#無償兼任學校行政人員 的亂象談起。

大學教授的工作項目，依其重要性，依序是教學、研究、服務。教學與研究的工作內涵，大家應該都了解，不需多言；至於「服務」，主要是指輔導學生與指導研究生；或是參與校務相關決策會議；或是至民間團體與各級學校演講，以及對政府機關與政策主管單位提出建言，亦或是帶領學生從事社會服務或實習(例如本校 #淡江大學 的 #GSIP全球服務實習計畫)。如果要兼任校內行政職(例如系主任或院長)，則屬於外加的工作項目，至少應該等助理教授升等到副教授以上，而且應該給予主管職的 #薪資加給。

然而，由於 #少子化 的因素，很多後段的私立大學與技術學院 #招不到學生，面臨經營上的困難，因此只好縮減人事開支，裁撤掉學校行政人員的員額。

那…沒有學校行政人員處理日常校務，該怎麼辦? 簡單啊~ 台灣這麼多找不到工作的 #流浪博士，只要在他們來學校應徵教職時，額外要求這些菜鳥，再簽訂一份契約，兼任學校學務處、教務處或國際處的行政人員，一個人當兩個人用，徹底貫徹台灣「慣老闆」的cost-down精神；如果沒有乖乖聽話、做好學校的行政工作，那明年合約到期，就不續聘! 諒這些菜鳥們為了飯碗，也是敢怒不敢言~

相較於資深的學界老鳥，這些新進的助理教授，一方面要面臨限期內做出研究藉以升等，另一方面教學時數還硬比資深教師多出許多，再加上需要負責輔導學生、出席校內活動這種老鳥不願意做的服務，一根蠟燭三頭燒，本來就已經很吃力了...

結果某些私立大學，#只付一份薪水，卻要求這些學界菜鳥們 #兼任行政人員，每天朝八晚五、上下班打卡，一下課就得乖乖回到處室坐辦公桌，處理學校行政事務；不要說沒時間做研究、申請升等，連準備教學內容的時間都沒有(每天坐在一大堆人的大辦公室，還有主管在旁，你好意思看自己的文章、做自己的實驗?)，更別提有什麼額外的美國時間，讓這些成天被壓榨的高教人才，提供什麼好的「服務」品質了!

以這次事發的大學為例，學校原本的專責行政職員，變成由短期約聘的新進助理教授兼任。這些菜鳥剛來學校沒多久，跟學生們不熟、對校務行政程序更是沒有經驗！9月30日的意圖擄人事件發生後，怎麼知道要通報全校學生？更遑論要跟國際處聯繫，要求外籍學生多加注意了! 校方不尊重教學/研究的專業、不尊重校務行政的專業，強迫教師 #無償 #一人兼兩職 的結果，就是這些菜鳥博士，教學/研究與學校行政都做不好，受害的則是包括外籍生在內的所有學生！

所以，儘管一個月後、外籍學生慘遭殺害，難道你要新進的助理教授、被迫在學務處兼任行政職的菜鳥教師，「辭職以示負責」嗎? 拜託~ 人家根本沒領行政職的薪水，校安問題本來也應該有專責的校務行政人員處理(更何況，你叫這些菜鳥教師辭掉沒錢拿的行政職，他們應該高興都來不及吧!)。所以最終，校方也只能讓有領職務加給的學務長與校安中心主任 #辭職負責 (但是兩人依舊保有副教授與教官的本職；這樣的辭職負責，其實有點不痛不癢)。

所以我認為這次的事件，社會大眾接下來關注的重點，反而應該是：

1. 教育部應該立即清查各級大專院校，確認這種新進的 #約聘助理教授，被迫無償接管 #行政職員業務 的案例有多少。目前亡羊補牢的做法，應該優先通令各級學校的學務處與國際處，不可讓欠缺行政經驗、不具校安專業背景、本身教學與研究工作又已經分身乏術的菜鳥助理教授，執掌國際學生的聯繫，以及學生安全維護的工作。
2. 如果這些私立大學院校，不肯更正這種 #新進教師兼任行政職員 的作法，那教育部應該藉此刪減這些學校的補助款，幫納稅人省荷包。憑什麼納稅人給了你學校高層兩份薪水的補助，你卻只付一份薪水，給這些可憐的基層教師?
3. 對於在該校學務處兼任行政職的助理教授，在接下來合約期滿後，校方不可藉故解聘! 西諺有云：「不以錯矯錯」(Don’t correct one mistake with another)。新進教授無償兼任行政人員，已是錯誤；叫不是校安專業的教授處理校園安全警戒，也是錯誤；那就更不可以讓一名教師，為了原本不該他管的事情而丟了飯碗，一錯再錯!

最後，發生這樣的憾事，我們跟這位大馬學生的家屬，同感悲痛。但是更希望的是：各私立大學的校方與教育部，都能夠痛定思痛、亡羊補牢，別讓單一的個案，成為台灣拓展高教國際化、連結世界學術圈上的阻礙。

#特此聲明我任教的大學沒有這種不當兼任壓榨新進教師的情況 #我愛淡江拜託校長別炒我魷魚 #我也很想保住飯碗所以我完全理解那些新進約聘助理教授們被迫兼職的無奈

狗看到的世界，無論色彩和清晰度，都與我們不同。有兩姊妹就嘗試從狗的視覺，繪畫一幅給狗看的畫。「我和牠到郊外時，如果陽光猛烈，牠就會瞇眼，很刺眼，我就想其實牠看到光。如果地上反光，草地不就似有星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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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籽》　栽種品味，一籽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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