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島嶼的可能性》中，偉大的法國作家韋勒貝克塑造了蒼白瘦弱而溫柔的藝術家文森，藉由文森之口說了這樣一段話：⁣ ⁣ 有一句著名的話，把藝術家分為兩類：革命派和裝飾派。……我猜想，革命派是那些能夠承受世界之粗暴的人，並能以一種更激烈的粗暴來對抗它。我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一種膽量。……⁣ 在杜象之前，藝術家的最終目的，是要提供一個既個人化的又正確的世界的視野，也就是說，令人激動的視野……⁣ 在杜象之後，藝術家不再滿足於提供一個世界的視野，他試圖創造他自己的視野，他試圖創造他自己的世界；他確確實實成了上帝的對手……⁣ 我完全意識到我作品倒退的一面；……在來自造形藝術評議會的一位女孩的目光中，我讀到了輕蔑……我馬上明白到，她把我當成了一個有殘疾的、有病的小孩子。⁣ 她沒錯，我確實是一個有殘疾的、有病的小小孩，不能夠活在世界上。我無法承受世界之粗暴；我根本就做不到這一點。⁣ ⁣ 我已不是首次引用這段話──而今看來，依舊怵目無比，其驚心動魄百倍於我初次讀它。⁣ 藝術家文森本人的理論詞彙稱不上準確，然而已足以令我們心領神會。⁣ 奧許維茲受難者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曾自言，《滅頂與生還》中最重要的是名為「灰色地帶」的第二章──⁣ 何以如此？因為當你拒絕簡化事實，當你試圖同情與同理，你將會發現，灰色地帶到處都是。⁣ 這並不妨礙我們判斷對錯（稍殘忍點說，這也並不妨礙我們事後進行審判；⁣ 如若這世上真有神的存在，顯然也並不妨礙神的審判），因為罪責必有輕重之分，同樣的行為可能導因於相異的動機；⁣ 即便我們知道有灰色地帶實存於黑白之間，但仍有七成黑三成白或七成白三成黑的差別。⁣ 而對心地柔軟之人而言，極其艱難（因而無法執行）的就是「以一種粗暴對抗另一種粗暴」（一如我們此刻眼見的某些以極端的、粗糙的觀點討巧為生，不惜簡化事實，譁眾取寵，殘忍吸食無辜者血液之人），如此而已。⁣ ⁣ 我想這就是我幻夢中的「糖果阿姨」，我（那些總被人以溫柔稱之）的詩；或亦是你所言及的，《零度分離》的「瞭」或「原諒」。⁣ 這是我何以戮力描寫這些人物的原因。⁣ 極端點說，我不相信你能輕易判斷陳立博醫師（〈來自夢中的暗殺者〉）的善惡，我不相信你能輕易理解動物學家Shepresa（〈再說一次我愛你〉）的行為──⁣ 陸地之上，海洋之中，她到底愛著什麼呢？她「負欠」了她的兒子什麼？⁣ 我不相信你能輕斷松山慎二與影后郭詠詩的作為是否美好、是否涉及犯罪（〈餘生〉）。⁣ 而Eve Chalamet與邪教教主Aaron Chalamet的偏執，又「該當何罪」（〈霧中燈火〉）？他們有罪的程度如何？⁣ 你該嚴厲責備一位在奧許維茲集中營裡受納粹任務徵召的泥水匠嗎；當他心誠意正地完成納粹交代的任務，砌好一堵焚化爐的牆（《滅頂與生還》）？⁣ ⁣ 在我看來，魯迅的鐵屋論無非起源於這樣的溫柔。⁣ 這或許是作為一位革命導師的魯迅內心深處最真實的一面，他心中最柔軟的一塊。⁣ 老昆德拉的名言：「小說的精神是複雜性精神」、「每一部好小說都在告訴你，事情並不像你想像的那樣簡單」（《小說的藝術》）──⁣ 我期望我的小說、我的作品所擁有的是清醒著面對（萬難破毀的）鐵屋的勇敢與正直、明知自己終將失敗的清明與悲傷、守護著多數人繼續熟睡的溫柔與不忍，以及叫醒其中一部分人的智慧、堅毅或偏執。⁣ 費里尼的《生活是甜蜜》與《八又二分之一》不也是如此嗎──⁣ 當我們坐在影廳遍在的黑暗中凝視一位藝術家如此自憐、自卑，既自我厭惡卻又自大而自鳴得意地向你訴說，生命是什麼樣子的時候……⁣ ⁣ 我希望這些都能並存在我的小說裡。⁣ ⁣ ──答駱以軍⁣ ⁣ #零度分離⁣ #伊格言⁣ #印刻文學生活誌2021年3月封面專輯⁣ #印刻⁣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