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隨緣家書］林鄭月娥訪日賀禮之「東洋戰線」：日本也會醞釀《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嗎？

上週應日本學者谷垣真理子教授邀請，到東京大學演講分享香港最新形勢和國際地位，連同同場的倉田徹教授、阿古智子教授，都是日本的香港通，當日出乎意料的座無虛席，足見近年日本學界、政界、社會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多。期間谷垣教授派了她一位來自香港的碩士生接待我們，交談下，深感後生可畏，他研究日治香港如何影響今天的香港身份認同，正正填補了當下理解的空白，顛覆可期。眾所週知的是我一直不鼓勵朋友讀博士，但總有個案例外，他是很適合讀博士的特例，目前的研究方向，也十分切合香港的需要，因為此時此刻的亂世，正是香港涉外關係研究開花結果之時。須知在眾議院已通過的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案，最新版本有這樣一條：美國應鼓勵一眾盟國訂立類似保護香港的法案，其中一個被點名的盟友，正是日本。談及日本會否走向這一步，不少認識的日本學者都覺得不太可能、也研究不多，唯獨來自香港的錢君早著先機，認為無事不可能。當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是在他的同齡人大力游說下才成氣候，「日本戰線」如何開打，自然應該多了解屬於新時代的視角。

美國鼓勵各國盟友訂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其實日本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非無中生有，也不是美國最新版本的草案出現後才有人回應，而是早就有團體提出。該日版法案是由Youth Democracy Promotion Agency、Pnika、Code for Japan的代表理事共同提出的，三個組織的成員都相當年輕，當中以YDPA規模最大，以八、九十後的青年議員、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為骨幹，標榜跨黨派、政治中立，以網絡原住民身分，關注政治議題和人材培養；至於Pnika、Code for Japan，則較關心地方自治體議題。」

坦白說，這些團體，即使是日本人當中，除了關心政治的一群，大概也留意不多，但在政壇當中，他們對香港的關注，原來已掀起不少迴響：「6月13日，YDPA已發起聯署，要求日本外相表態反對香港的逃犯條例、及警察對群眾的暴力鎮壓；8月中，三個組織的代表理事共同發起聯署，要求國會議員就『日本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展開討論。直到9月2日，共有62名現職地方議員、7名前地方議員、10名知識份子及團體代表簽署，他們提到港日間也有《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或許能仿效美國，訂立日版的人權民主法案，雖然聲音還未正式到達國會，但『地方包圍城市』，正是日本政壇的常見操作。」

那具體而言，他們提議的日版法案是怎樣操作的？「這些團體其實未有詳細說明，因為在現階段，重點是令日本領袖更關注香港，比起具體執行，輿論效果和姿態似乎來得重要。但當然，他們為港人拋出議題，我們也應努力想想。首先，我想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框架性法案，配合現在的人權民主法案，令操作變得靈活，但仍是以取消政策法為殺手鐧；但日本沒有相關的對港框架性法案，只有航空、投資、刑事共助、租稅等協定，以及給予特區護照優待等零散的雙邊協議。透過日本政府的研判、該些協定和日常行政運作，香港才得到實然區別。假設制訂日版人權民主法案，而終極手段是取消各種協定，放棄對港實然區別，即使沒有框架性法案，也是可以的。但實際上，美國才是國際社會龍頭，她不承認香港，諸國跟隨，對方扣血；日本貿然行動，卻不見得各國會附和，對手無恙，反而自己扣血。」這觀察，正是上月我在這裏分析美國法案為何重要的佐證：一旦美國立法，其他盟友才有了仿效的框架，日本政府屆時無論是否願意、對自身利益有何影響，起碼也不得不回應。

「另一個日本立法的考慮是歷史包袱。假如日本國會高調討論、甚或通過法案，中國大陸恐重掀反日浪潮，按近期中日關係走向，和越來越對華低姿態的安倍晉三，日本是不會冒險的。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牌』在日本，可以成為繼釣魚台、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後，一張右翼政客有力製造嫌中情緒的功能卡，而且對日本及國際社會而言，『香港牌』本身沒沾上歷史的血腥和硝煙味，純是法治、民主、自由、現代合約精神的象徵。假設日本有謀士在選舉或想進一步修憲的情況下，以保障僑民、日資、自由、法治等名義打出『香港牌』，刺激中國反日情緒，製造國內一時嫌中的效果，政治家吃『人血饅頭』，那麼『香港牌』便確有其用處。」只是此法凶險，危及中國大陸的日僑和日資的安全，以此刻日本政客的老化和保守化，大概不會、也不應輕易鼓吹。背負歷史包袱的日本如要立法，還得先看美國，並須各國同時制定類似法案，以作掩護。

日本也是香港重要持份者

既然美國做才有效，日本跟隨又有風險，日本還有何動機考慮立法？「中共是何種性質的政權，香港是不是西柏林，中共在香港的行動跟日本在東亞、東南亞，以至世界的利益有何關聯等，他們必須有了研判，才能決定是否在可行範圍內幫香港，還是坐視不理。另一點是金融及企業據點的存活：雖然日本在香港的直接投資額僅佔其亞洲投資的4%，但日資銀行在香港的數量，差不多等於中韓台加起來的，在港日資企業數自2013年大概都排第一。這還未談檯底交易，像近年的《信用詐欺師JP：香港浪漫篇》、《馬賽克日本》等影視作品中，還是經常出現借香港『週轉』的想像，某程度上仍反映現實。假如日本朝野覺醒，明白到香港的真正功能，還是大有可為。」

然而不少對日本官員有第一手了解的朋友，都發現他們對香港的情況不太了解，知華派近年也是親北京專才主導，期待他們改變，會否緣木求魚？「微觀而言，官員及國會議員在公式場合發言拘謹是可以理解的。安倍在G20的關心大家都知，之後如公明黨眾議員遠山清彥，在北京見到中共中宣部副部長黃坤明，都只能說香港議題希望盡快和平解決之類的說話。不過在非正式場合，用一下香港議題，卻會有利部份政治人物增加人氣。像自民黨的眾議院議員長尾敬，其實已在網台節目討論香港情勢，雖然看來他未有掌握足夠資訊，但他在節目中得知元朗白衫人的存在後，已即時說要把這類電視台不大敢播的資訊擴散開去，亦表示想支持香港抗爭。有趣的是，他本身支持參拜靖國神社，還會親自去釣魚台海域視察的。還有幸福實現黨，他們在國會沒有議席，是小政黨，但早於六月已遊行聲援香港。而他們的宗教背景也是耐人尋味的。當然不只是右翼，連左翼的日共也很關注香港，他們亦有搞聲援運動。地方級別方面，像神戶市會議員，自民黨的上畠寛弘，曾在Twitter批評中國駐日大使館的『香港暴力』影片，『香港』一詞都不用提，就足夠旺場了。若遇上日本選舉，而香港抗爭仍未止息，日版法案的討論，或概括的撐港言行，都有機會令少數候選人加分的。」

日本打「香港牌」的四點建議

假設日本真的有你所說的動機去推動法案，那麼法案具體應如何操作？「我認為即使有日版法案，操作都會跟美版差很遠。首先談雙邊協定，譬如那條《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香港的對日直接投資餘額是世界第八位，日資在香港又有大量業務，林鄭說美版法案損人損己，很易反駁；但如果說日版是損人損己，則不無道理。該《投資協定》是97年6月簽的，日本在1989年亦跟中國簽署同類協定，比較之下，日本跟香港的條約寫明雙方享有知識產權保障，還有仲裁方面，兩份協議都說如一方先授權本地司法機關處理，便不能交予國際仲裁。但明顯若遇爭端，香港司法比大陸的可靠得多。免簽待遇亦然，按2019年6月數據，香港訪日旅客數，除中韓台外，比任何國家都多。貿易懲罰方面，即使港日2018年簽訂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制度相互承認協議，方便部份出入口貨物通關。但取消這類協議，在對港維持貿易順差的情況下，恐怕日本損己多於損人，而且港府夠膽的話也可以耍小手段。2004至17年間，香港是日本農林水產物的最大出口地，港府可用行政命令，重新禁止茨城、栃木、群馬、千葉的農產品進口，相反又可解禁福島農產品。還是那句，玩雙邊協定的話，龍頭美國損己可以大大損人，日本損己則不會有相同效果，很不划算。凍結資產方面，日本不是英美澳加，效果不大，但此項具針對性，仍有象徵意義。接著是取消對港輸出敏感技術。按日本政府分類，香港與中國同屬group C，並非『白名單』26國之一，故未見香港之特殊地位。假如執行上對香港的規管較寬鬆，有實然區別的話，那政府內部當然可以調整。」

如果分析正確，那日版法案即使能通過、又要無損自身利益，只能隔靴搔癢，那麼日本還能做什麼？「日本如果想保存香港，或在國內外打『香港牌』取利，現時應化整為零，不拘泥於一條法案：
第一， 民間團體及地方議員要持續討論法案。展示討論姿態也是行動一種。由民間智庫做研究報告，找出可行方案，再向國會議員游說。國會議員可按時機設立超黨派聯盟和研究會，甚至提上國會。除姿態外，亦須實際地預備當各國跟隨美國立法，日本不會落後於人，不跟隨是一回事，但想跟卻缺乏準備的話則未免狼狽。
第二， 禁止違反人權的香港公務人員入境，其親屬於留學、工作等長期在留，以及申請移民時，須跟一般人分開審核。此措施不牽涉整體經濟，針對性強，『香港少數公務人員不能去日本浸溫泉』這點，也難以刺激大陸民眾反日吧，而且「不去日本」本身就非常愛國了。即使日本不敢處罰，領事館及情報組應搜集和整理相關人物資料及其違反人權的證據，建立自己的情報庫。
第三， 向香港長期發出旅遊警示。日本人去不了香港，只會有點『殘念』，卻可刺激國內消費，振興地方觀光產業。
第四， 在留卡『國藉・地域』一欄，在『中國』（特區護照情況）或『英國』（BNO情況）後加括弧『（香港）』或直接改成『香港』，這是支持一國兩制的表現。外務省網頁在『港日關係的基本考量』中寫明，香港須要保持高度自治，貫徹法治精神，港日關係才有望繼續發展。故以『地域』去描述『香港』，政治正確，又彰顯日本對一國兩制的支持。而且據說97後初期，一直有寫『香港』的，卻不知何時被刪走了，你懂的。」

那些年的日港關係

比起游散的平民組織及其偶發聲援，除了發起聯署要求討論日版法案外，他們的具體行動，則要更宏觀的視野。「假設一般團體、公益財團，或大型企業研判，完整履行一國兩制有利自身長遠利益，他們須跟港人同步甚至要有超前的視野。坦白一點，就是萬一本土抗爭失敗，香港失去原有功能後的考量。所謂視野，也包含對香港內涵的理解，則支撐著制度的文化和現代倫理，如果他們明白這些內涵的移植和傳續對日本有利，那也是香港求存的其中一條小出路。初步可以增加專為港人學生而設的獎學金，吸引中層及基層人材來日。長遠應考慮設立港人國際學校。以朗誦背記教習中文的嶺南傳統、粵語跟漢文的言文分途、因粵語公用化、實然標準化而產生的，貼近書面語的雅正口語，都是漢字文化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是擁有深厚漢學傳統的日本所能珍惜的。香港傳統英文學校的現代性格，也能吸引一定的國際系或本地日本人。最後，那天我們在東大的講座，有學者建議以日本為中介平台，供各方對話。如果做到，當然樂觀其成。但親北京的愛國人士願意放下面子，接受日本這外國勢力的介入嗎？香港青年又是否會在明知跟對家講多無謂的情況下上大台呢？感覺在日本建立東亞的香港支援基地，反而貼合近代中日淵源。」

作為新生代學者，就整體的「日本戰線」，他百感交集。「我無疑是傾向同情及支持抗爭的，明白日本內閣官僚只能說些門面話，國會議員不敢多言，但地方議員可較自由表達，學術界盡可能把真實一面呈現和紀錄。日本民間有遊行、捐款、座談會，也有活動家上東京都廳展望層演奏《願榮光》，右翼的櫻花頻道也播出重編後的日語女聲版《願榮光》。無論如何，今次是重新令日本人了解香港的機會。一般平民無意識中感覺中港是有點不同的，但可以說他們對香港毫無認知。牙醫姑娘可以天真地問我香港不是國家嗎，很多人則無故問我台灣的事，因為你講自己是香港人，下一秒會被記錯成台灣人。東大精英也可以覺得港日關係研究好有趣，因為他覺得城市怎麼會直接跟國家比較呢。最普遍的，是直接當你是中國大陸公民。駐港日本領事明知很多港人不喜歡『被說普通話』，但我們每次入境，都被普通話同簡體字招呼，一般商戶更不用說。日本政府各部門有溝通嗎？企業有做市場調查嗎？還是入境旅客排第四的香港仍不足以獲得注意？以待客之道見稱的日本而言實在奇怪，當然跟日本接洽的香港部門也難辭其咎。日本政府應培養更多香港問題專家，遇上像今年的大事，總不能期待單憑中國問題專家，就能提供什麼真知灼見，畢竟香港是另一次元的問題。我想其他國家其實也是相差無幾的，只是我對日本抱有期望，總覺得他們是有能力和優勢，成為東亞中最了解香港的國家。」

後記

曾幾何時，登陸日本是香港、台灣各界的夢想，陳美齡、鄧麗君、翁倩玉在紅白演出，彷如今日GEM走上春晚，但隨著香港回歸、中國經濟崛起、韓劇也取代日劇，日本熱似乎早已淡卻。據說日本駐港領事館本來對林鄭政府頗有好感，乃至幾乎支持《逃犯條例》，幸好有一群新興日本「香港通」出現，才能令官員沒有那麼離地。「我們雙方都沒甚麼邪門的動機，日本需要高質素、具潛力，又擁抱文明價值的年輕人材，香港也需要能保存『香港人血脈』的地方。中國人材很多都能融入文明的日本，善良守法，但部份人有其心中的『國情』，政治人口學而言，畢竟仍拖著中共的長影。香港卻是台灣以外，最能符合日本知識型人材要求的地域：懂漢文善英語，學日文快，價值觀近，學歷及專業資格認受性高。在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升學，要具12年正規教育學歷，香港轉三三四學制後，來日升學銜接更為方便。日本如能趁機開發人材供應源，現在對香港抗爭的各種善意表態，都能成為精神上的賣點。假如香港立法會全面直選，日本是否能透過支持某些黨派或議員，使自己在中國掌握下的領土中唯一一個普選議會有話語權，現在便是關鍵時刻。牌面上，當然說是為了兩萬多個僑民和千幾間日資的利益，但實際上，也要考慮一下作為東亞民主大國的戰略定位吧。」說來，我也曾在日本的大學短暫交流工作，一直相信日本也是香港身份認同的同路人，漫漫長路，裝備自己，學好日文，也是其時，香港に栄光あれ。

答：錢俊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修士二年，正研究港日關係中的戰爭記憶問題及表象文化。

星期日明報 2019年10月20日

我也曾經認真想過移民，離開香港。那是大概兩年前的事情。

2014年8月底，我作為「十八學者方案」倡議人，獲邀到深圳參與政改座談會。香港人應該還記得，那一場根本不是座談會，而是訓話會；京官們趾氣高揚的神情，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會上，京官們大放厥詞，預視北京已準備好和香港人攤牌，人大決定將會落閘。

座談會完結後，我跟隨大隊乘車回香港，當旅遊巴穿過口岸，進入香港邊境禁區之時，心𥚃突然泛起一種陌生的感覺，這是香港嗎？這還是我心目中的香港嗎？當時心𥚃想，香港的民主，恐怕沒有希望了，面對政改破局，我感到身心俱疲，於是想到不如離開香港，重新到另一個地方，也許是一個出路？我是一個學者，要跑到其他地方例如台灣和新加坡，應該不會太困難吧？

這是我第一次產生離開香港的念頭，也是唯一也非常短暫的一次。當旅遊巴到達九龍塘，雙腳重新踏足香港的土地後，一股實在的感覺湧上心頭，離開香港的念頭就消散了 ── 我不想走，為什麼我們香港人要走？

面對困局，沈重的無力感令人窒息，想離開是很自然的事情，也許亦是相當理性的選擇。但我敲問自己的靈魂，我忿氣嗎？當時我的答案是，我不忿氣，所以要留下來。回家後，立即把心裏所想寫下來，這篇文章就是《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人大831決定後，我常常把這一句話掛在口邊：如果不願移民、如果不願投降、如果不願沉默，香港人別無選擇，只能咬緊牙關頂下去。這兩年來，由堅決終結「十八學者方案」、支持否決政改，到要搞《香港革新論》、發表《香港前途決議文》，明箭暗箭四方八面而來，身邊很多前輩朋友不表認同，甚至認為我正走上不歸路；但他們大抵不會明白，我這樣做只因為我不忿氣，為香港不忿氣。

香港今天好像沒有出路，如果你心灰意冷，就走吧，就放棄吧；但如果你不忿氣，就留下來吧，就撐下去吧。我最喜歡的一首歌，是側田的《命硬》：

「這種堅決無人可比
看戰事多悠長
亦決心打到尾　心不死」

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有天香港人能夠把局面扭轉過來，就是靠著這一口氣吧。

【#香港革新論文章】

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

／ 方志恒 Brian (《香港革新論》主編)
____________________

【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綱領。】

在後政改時代，我城到底何去何從？

1980年代的「民主回歸論」，設想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後，會逐步走上政治開明之路；同時寄希望於港陸之間的良性互動，會為香港帶來更大的民主空間 — 這是香港前途的「第一種想像」。

2012年以來，「獨立建國論」興起，從城邦建國，到香港獨立，都設想了中共政權即將崩潰，令香港可以擺脫北京控制，自決政治未來 — 這是香港前途的「第二種想像」。

2015年，當「第一種想像」被8.31人大決定無情地壓垮了，而「第二種想像」卻仿似是未知的政治預言之時，結合了威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天朝宗主，已經全面壓境席捲我城 — 我城已處於存亡之秋，難道我們仍然只能囿於這兩種想像，坐看我城崩塌？

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必須重新認識、反省及喚醒我城靈魂，為香港前途思考出路，建構「第三種想像」1。

【自由靈魂　主體意識】

香港，是時代選中的「自由之地」。上世紀以來，香港一直是華人尋找新天與安身立命的地方，承載著一代又一代華人追求自由、擺脫暴政的夢想。香港故事，就是華人在亂世之中，用血和淚所書寫的自由故事 — 我城因自由而立，傳承了「自由靈魂」，拒絕認命的靈魂。

1970年代起，在港英政府的懷柔管治下，香港逐步建立起健全法制、廉潔政府、公平選舉、金融市場等現代化制度，由此塑造了自由、法治、廉潔、公平競爭、誠信透明等「在地核心價值」，構成了「香港主體性」的最重要內涵，並透過1980年代制定的《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全面鞏固下來。1997年主權移交後，從反對23條到反對國教等歷次「核心價值保衛戰」中，香港人透過共同的抗爭經歷，進一步產生了抵抗他者、守護我城的「主體意識」。

香港人與大陸人，固然擁有血緣、文化及歷史上的共同淵源，但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根本體現在一種對我城核心價值的認同 — 任何香港居民，無論什麼時候來到香港，只要認同香港這片土地、認同香港核心價值，就是香港人。

【香港我城　民主自治】

港英時代，在倫敦的「在地管治」傳統下，香港一直保持相當的自主性，並在二戰後逐步建立起各種的政治和經濟自治權，成為一個事實上的「自治共同體」；而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亦在1980年代透過《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在法律上正式成文化，成為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的憲制基礎。正視我城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是處理任何公共政策的基本前提。

香港，依目前憲制地位，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按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社會當前的最大共識，並非尋求改變目前憲制地位，而是爭取實現「民主自治」 — 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政制，必須產生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首長，最大程度地讓香港人按自治原則，自行管理香港事務；而在民主政制以外，我們更需要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

香港人的當前首務，是以「民主自治」意識，充實一國兩制界定港陸關係；至於「未來民主中國」的問題，則需要兩岸四地及全球華人，發揮智慧共同處理。

【革新保港　時代綱領】

香港人與大陸人，理應在各自體制之下，努力改善民眾生活，並謀求港陸兩地相互尊重和平共存之道。但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駐港機構加緊干預香港的自治事務，以無孔不入的國家機器為槓桿，將香港推向「選舉專制政體」，各種「政治操控」包括選舉操控、媒體操控、政治檢控及統戰滲透等等籠罩我城，令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核心價值面臨崩潰。

如何應對「中國因素」— 一個結合威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天朝宗主，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的時代挑戰。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人必須莊敬自強，我們毋須緬懷昔日殖民宗主的懷柔管治，更不應寄望當今天朝宗主會寬容慈悲 — 唯有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才是實現「民主自治」的最重要基礎。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人必須喚醒我城的「自由靈魂」，以力挽狂瀾於既倒。香港民主運動的戰場，不能再局限於爭取普選制度，而必須擴大至在社會各層面在地捍衛核心價值 — 不論專業界別或社區組織、大專院校或中小學、公營部門或私人企業，都是香港人捍衛核心價值的戰場。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必須有全面代表香港人「主體意識」的政治力量，走「革新保港」的現實政治路線，以發動「在地抗爭」為經、以加強「香港優勢」為緯，立足公民社會全力爭取「民主自治」 — 即一方面深入社會各界建立「在地群眾組織」，並以「公民社會聯線作戰」、「社會包圍政權」的方式，建立植根於公民社會的「新本土民主運動」，在地抵抗國家機器的「政治操控」；另一方面則要發揮「以小制大」的生存智慧，動員民間力量推動我城的優勢產業、區域網絡、國際影響力及文化軟實力，以擴大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優勢，為港陸博弈創造有利條件。

【二○四七　永續自治】

香港人不但要爭朝夕，也要爭千秋。香港按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1997年起維持50年不變。換句話說，繼上世紀1980年代爭論1997年的「一次前途問題」後，香港即將再次面對前途問題—即2047年後，香港憲制地位何去何從的「二次前途問題」。

面對即將浮現的「二次前途問題」，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將是守護我城自治地位的最後防線 — 香港人必須建構和捍衛我城的「主體性」，爭取實現超越2047年的「永續自治」。

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是凝聚港人為香港前途而戰的時代綱領。

【昂首闊步　我走我路】

1980年代初，鄧小平一手實行改革開放，一手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台灣陷於風雨飄搖。1984年，鄧小平更加委託李光耀，前往台灣向蔣經國勸降。

當時李光耀向蔣經國說：「你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路就是接受鄧小平的條件，跟中共和好；另外一條路就是走你老爸的路，就是反共到底。」

但蔣經國斷然回絕：「光耀兄你搞錯了，我還有第三個選擇，走我自己的路！」2

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也要昂首走我們自己的路，為香港前途戰鬥到底。

註：
1 香港前途的三種想像之說法，靈感來自吳介民教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見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新北市：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

2 黃創夏：〈那一年，李光耀逼台灣投降中國……〉，《中時部落格》，2015年3月24日。

【延伸閱讀】
香港「自治共同體」 ── 對左翼論者的一些回應
／ 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
／ 何俊霆(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理論碩士)
https://goo.gl/ESJ8tO

港式雙首長制 ── 拉闊民主自治想像的政制方案
／ 房吉祥(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博士)
https://goo.gl/tayhWA

不羈放縱愛自由 ──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
／ 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
https://goo.gl/UMu6z6

普選以外，更需在地抵抗政治操控 ── 選舉專制政體下的新本土民主運動
／ 周日東(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碩士)
／ 雷浩昌(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研究員)
https://goo.gl/A5VnQ0

捍衛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是捍衛香港 ── 剖析港陸之間的利害關係
／ 易汶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哲學碩士)
https://goo.gl/WBch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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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知識與世界視野，就是本土農業政策的土壞!

【邁向民間農業學院！】
繼AGR101第一次教短course之後，今次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統籌講座系列，老實說真的相當不容易。尤其是在一般人連對本土食物都不認識的香港，要找對世界農業有研究認識的朋友實在是難上加難。尤幸香港還有一些農業知識份子有心有力有研究有實踐，不像政府那樣搬字過紙，流於報喜不報憂式的亂用國際例子。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長遠凝聚更多知識及力量，去建立一個腳踏實地而具國際視野的民間農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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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201 從世界農業看香港食物自主

民間學院開辦兩班AGR101去開拓香港農業基本認知後，今次再進一步開辦有關國際農業的進階課程。我們邀請了不同的學者及行動者分享國際農業經驗及分析，以廣闊我們對復興本土農業途中的視野。我們將以政策思維、組織分工、地緣政治、國際貿易、食物主權及多元化農業等角度，去剖析不同地區的農業發展經驗。我們向外地取經時必須認識背後的歷史脈絡，而不應像官方農業政策諮詢文件般搬字過紙，甚至報喜不報憂。離地的農業政策，很可能好心做壞事，令香港更遠離食物自主的願景。

農業GDP太低，就不值得在港發展？香港農業少有大型機器，不企業化就註定被淘汰？為何香港越來越難買到泰國香米？我們透過了解中、日、韓、台、東南亞及古巴的農業發展歷程，不單可以解答以上問題，更可以從中找到香港農業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出路。

導師丨
朱慧敏丨 現於台灣的結農晴田園工作室務農，實踐樸門(permaculture)，希望將台灣產銷及多元發展等經驗帶回香港，以復興本土農業。
袁月興丨 中國人民大學管理學博士，師承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研究方向是發展中國家的三農問題　
方欣浩丨 現任職國際特赦組織東亞研究員，並為中大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客席講師。博士畢業於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其博士研究題目為菲律賓及泰國政治制度與稻米政策的關係。
陳美玲丨 在香港長大，是古巴夏灣拿大學農村及農業發展的研究生。她的專長主題涵括：國家在城鄉的可持續糧食政策，以及如何適應和紓緩氣候變化的影響等。
劉海龍丨 本土研究社核心成員，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哲學碩士，鑽研香港農業、食物與環境問題。致力將農業研究於運動應用，守衛新界東北等鄉村，建造城鄉共生的香港。

日期｜2月11, 18, 26 日，及3月4, 18, 24日 (星期四或五)
時間｜7:30 至 9:30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十四樓
課程費用丨960元正 (共六堂)，單堂 (費用200元正)，學生八折 (770元正)，報名後將會通知銀行戶口，於七天內入數確認名額。

今季課程還有POL 201 左翼思想入門、ACT 101 社會倡議大作戰、ACT 102 路邊社會設計學

課程報名｜https://goo.gl/pI5qLx
春季課程總檢閱｜https://goo.gl/HcYb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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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間學院於今期課程設5個獎學金名額，詳情及申請表可見：https://goo.gl/hljZXR